八仙桌
记得母亲说过当年他们在武汉结婚时，自己的小窝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桌椅板凳、沙发、沙发床（“席梦思”应该是后来的词汇）… 过日子的东西应有尽有。后来搬到抚顺时，母亲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回到武汉，一件家具都没有带走。
我们在抚顺的家好像一直是对付着混日子的感觉，一件自己的家具也没有。家里的几张木床、一个碗橱/鞋橱、几把椅子、凳子，再就是一张八仙桌了。这几样不成套的东西都属于抚顺矿务局“房产处”，每个月我们要交几毛钱的租金，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周围人家也是如此。也不记得有卖家具的商店。
（网络照片）我们的八仙桌，其实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桌面，下面简简单单四条腿。没有任何装饰、花纹，没有上色，也没有油漆。吃饭时是餐桌；我们写作业时是书桌；母亲写东西、写信时是写字台；晚上姑姥缝缝补补时是她的工作台；星期日它有特别的用处。
那时还是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六下班后父亲乘火车回家。星期日早饭后，八仙桌就会被收拾干净。父亲和已经是小学生的哥哥姐姐坐在桌边。父亲会拿着哥哥姐姐的课本，逐个询问上个星期在学校学了什么，有问题或者有不懂的地方就给他们讲一讲。如果都懂了，父亲会给他们出几道题做做。时间不长，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后，就散去了。没有上学的我好羡慕哥哥姐姐能得到父亲的重视，能和父亲坐在一起讨论学习的事情。
1963年我上小学。星期日的上午我也开始坐在八仙桌边。父亲先辅导哥哥姐姐，然后是我。我的功课太简单，很快就会结束。第一次学习结束，离开八仙桌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每次会给我们每人一毛五分钱。
那时候一毛五用处非常大。三分钱可以买一根绿豆冰棍，五分钱看一场电影、乘三站公共汽车，七分钱买一两饼干……
我非常享受星期日的学习，那时父亲像对待大人那样和我们说话。事后的一毛五也用处多多。不过那时父亲常常去外地出差，我们的星期日学习只能在父亲公出的时候进行。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知识有罪，学习可耻。星期日的八仙桌边学习无疾而终。
写字台
（网络照片，于我回忆的写字台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结构还是有点像）我们家原来没有写字台。每个人的学习用品大概都是在自己的书包里。不能带到学校去的东西放在哪里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可能放在某个角落、压在被褥下面、或者塞到哪个箱子里，不记得了。
我曾经有个愿望是有一个自己的抽屉，可以上锁的，里面放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尤其是我的日记。因为没有隐私，我的日记是含含糊糊的，用了很多特殊符号。现在读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想说的人和事。
大概是文革期间，住在马路对面的王工程师（父亲对那家男主人的称呼）对父亲说想把家里的一张旧写字台卖了，20块钱就出手。父亲回来和我们商量。每个人都非常感兴趣。于是把那张写字台搬回来。
好大的桌子啊！足足有一个单人床的尺寸。中间一个宽宽扁扁的大抽屉，两边各有三个还是四个小抽屉。棕色的桌子，桌面中间部分是黑色的人造革。
我和弟弟妹妹都得到了一个抽屉，钉上折页，上了锁，里面放了自己心爱的东西。虽然是二手货，还是让我们欢喜一阵。
有时家里来客住不下，弟弟就睡在写字台上。
很快，欢喜变成恶梦。家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蟑螂！从此和它们斗了多年，直到旧居北台房子拆迁。
注：
1. 姐姐楠说她从开始就不喜欢那个写字台。太旧，太占地方。结婚后还给爸爸妈妈打了新的桌子和大衣柜。
2. 妹妹华说晚上她常常在那个写字台上睡觉。
3. 弟弟说分配给他的抽屉里大部分是他的半导体零件。家里的八仙桌常常被他改变面貌：黄色，绿色，亮油... 家里有什么材料、颜色，他就刷在桌子上。
4. 哥哥说木桌子一个，两把椅子，木双人床一个，鞋柜是日本人留下的，每月要几毛钱的租金，最后90年代房改时候残值给了十几块钱就算买下了，东西已经没有了，就剩几块木板了。
5. 从小一起长大的莹看了这篇小文之后告诉我：她还记得我们兄妹四人和父亲围坐在八仙桌学习的画面。
2023.11.5 底特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