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是如何进入中国的（下）

1861年，慈禧登上了大清国的统治中心，面对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改革开放的呼声，清廷以＂自强＂为口号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即著名的＂洋务运动＂，力图从工业，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留学，交通等方面缩短与世界的距离。

在这段时间中，更多的西方国家无论大小都前来与清政府签订了各类条约，其中有挪、德、葡、丹、西、荷、比、意、奥以及日本等。

这些条约中都规定了设立医院的特权。但是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缺乏卫生主权意识和政策，又无相应的卫生行政体系。 于是各天主及基督新教教会利用条约特权，中国医疗卫生水平极度落后和清朝政府的职能缺陷，派遣了许多年青的传教士医生及护士来华。

这段时间教会的医疗传教及建医院诊所发展迅速，往往是教会选中了某个城市或县镇，然后从西方国家选遣传教士医生携资金医疗器械药品前来一边学中文一边建医院。其代表有广州博济医院，上海济仁医院和同仁医院，福州柴井医院，汉口普爱医院，汕头益世医院，通州医院，保定戴德生纪念医院，沈阳盛京医院及南京鼓楼医院等等。

传教士不仅在条约中指定的通商口岸设立医院，而且深入到内地许多城镇甚至远至云南、西藏、琉球和台湾等广大地区。但是条约没有规定传教士可以在非通商口岸以外地区从事经营活动，这就显然违背了条约。

在行医传教中还出现了不少从文化风俗到租房或买地建医院等方面的巨大阻力及障碍，甚至当地民众毁医院教堂杀传教士之事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淸政府往往将外交事务地方化，“政府悉听地方人民之处置，与地方官之裁断，若传教士个人，蒙官民之宽待，……则北京(清)政府，从未发生异议”。而地方官员为了减少纠纷，对租地建教堂医院采取了默许态度。主要问题还是清政府没有服务于社会的医疗行政体系和内地广大地区的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及医疗资源非常缺乏的现实。再加上洋务运动中对西方各国的关系相对宽松，从而使教会的医疗传教事业从通商口岸迅速地发展到广大内地。下面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美国南方监理会在1882年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到苏州建立教会医院，他们刚抵达苏州，便在城东购地建造名为＂博习医院＂其中包括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总计30张病床)、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等一应俱全。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1888年，成立医学班培养华人医生学生。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今天这家医院名为苏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福建省长汀县地处武夷山区，清朝末年交通极为不便。来自英国伦敦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在城内建成了“亚盛顿医馆”（后改为汀洲福音医院）其内设有设备齐全的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和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为方圆数百里内的仅有的正规西医院，于1908年开始造福一方。1929年该地区被红军接收时，当时的代理院长是从小就是基督教徒并受过西医训练的当地人傅连暲。该医院被红军收编后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成为服务于从毛泽东贺子珍到红军战士的红军医院。当时该地区天花流行，该医院遂为红军将士接种牛痘疫苗。该院还开办了“中央医务学校”、“中央看护学校”，为红军培养了不少医务人员，1934年该医院随红军长征。1955年，曾经的基督教徒傅连暲被授予中将军衔，此为后话。

另外在洋务运动中，有些医学传教士还被清政府所聘用：如担任同文馆的生理学教习；如被李鸿章聘用建立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如担任温州及杭州海关医务官等，还有一些医学传教士参与战争的救护。如查尔斯·卫理(Charles Wenyon)曾在中法战争中被中国政府聘为军医等，如医学传教士达斯维特(A.W.Douthwaite)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救治了不少受伤清兵，战后，还得到光绪皇帝赐给的双龙宝星的奖励。

在教会医院就诊的收费上，为了体现基督的神的爱及慈善和扩大教会影响，吸引更多的民众信教，早期开设的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或仅收很低的挂号费。一切建院开销治疗花费均由教会负担或由当地有钱人募捐建造医院，或者对有钱的病人收取较高的的医药费，补贴对贫民医药费的减免。
在1898年，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活动在华北地区兴起。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为了宫廷内部权力斗争而公开支持义和团，以致义和团迅速蔓延至广大的地区。义和团对西方文化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拆铁路及车站焚毁教堂及教会医院(如北京的伦敦宣教会医院和在东北最大的沈阳盛京医院等)、用私刑处死传教士及教民。最后＂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1900年初，慈禧准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城设坛练拳，传授刀枪不入之神功。因此毁教堂禁洋货的打砸抢烧事件在京城全面升级。位于前门外的老德记洋药行因为出售阿司匹林等西药便被砸和焚烧。不料火势蔓延失控竟然将大栅栏及附近的五千多间房屋商铺烧为灰烬，损失惨重。

6月慈禧下令清军及义和团攻打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个仅以几栋教堂建筑为主的弹丸之地被几千正规军及义和团围攻了55天，竟然无法攻破。由此可见清军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作战力之低下。

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解救使馆区的外交人员及避难的教民。清军和义和团均作鸟兽散去。而慈禧和皇室则远逃西安避难。慈禧逃难途中发旨：“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于是昨日还与清军并肩作战的义和团倾刻之间就遭到了清军的镇压。各地支持义和团的官员或被处死或被罢官流放。而唯独不变的是曾经支持义和团的大后台慈禧仍是清朝的国家统治者。后来清廷还下诏列出了全国各地的义和团对外侨“戕害凌虐”动乱最严重的45个府县其中包括顺天府(北京)及天津府，并宣布在这些地区停止科举考试5年。将阻止这些＂扶清灭洋＂义和团的下一代人的仕途之路作为进一步的惩罚。

教会统计显示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另外也还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杀害，其数量远超被害教民（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有数万人）然而清政府在这方面却是缺乏任何统计数字。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期间大肆杀戮抢掠，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和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俄国也趁机侵占了大片东北的领土，史称“庚子赔款”。

面对外国列强的割地赔款和国内许多省欲独立自治的形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也许是最终意识到了为了避免清朝灭亡必须实施政治体制的改变。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其核心为＂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史称新政时期。

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这些都呈现出三权分立的雏形。还规定了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等的权利。同时亦放宽了对报刊及政党的限制。与此同时，通过对西方国家卫生行政考察和学习，清朝政府也终于认识到全民卫生保健事业应是政府的职能，对教会的医疗传教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清廷上谕：“西人入中国已二百余年，其宗旨本劝人为善，教士远涉重洋，艰苦卓著，施医疗病，周济贫穷，无非克己利人”，各地被义和团破坏的教会医院再次得以保护和发展。

1906年清政府效仿西方政府职能模式成立了民政部，卫生司为民政部五司之一。1907年清廷成立修订法律馆，开始制定大清新法典，其中便有关于医药卫生堕胎法规。也出现了地方性的专门医药法规，如《浙江医药营业暂行规则》包括对医生营业的注册，行为规则，价格及医生犯罪等诸多法则。1906年清政府还在北京等城市建立官医院(即公立医院)。如北京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第一条规定：“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公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自备”。官医院不仅是治疗前来就诊的病人，其职能还包括对市民接种疫苗，发现及隔离传染病，推行城市卫生及防控北京周边疫情如鼠疫霍乱等。

在1909年，这些官医院就诊人数近29万人次。而当时北京内、外城的总人数约为1百万。加上已有的10余所大小教会医院也同时提供基本免费的医疗服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晚清时的北京及周边地区居民应该没有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当时的报纸均称赞官医院“于兹数载，贫民颇以为佳＂说明了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对贫苦大民得益最大。

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导的新政时期对已是病入膏肓的大清国来说来得太晚，似回光返照其效甚微。1911年，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年左右的清王朝最终垮台。

至清朝灭亡时，究竟有多少家教会医院？有多少医生和护士在华行医？因为清政府缺乏全国卫生管理体系，难有准确的数据统计。

而综合各教会的统计显示：
1876年，中国有教会医院16所，简易诊所24个，全年就诊人数达4万多人；

1898年，教会医院上升到61所，诊所44个，全年就诊人数高达80万人；

1915年(民国初期)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个和教会医学院校23所，在华行医的传教士有383人，年治疗病人量已约150万。除西藏和当时仍属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外，现代医院已遍及全国各省及下属的许多中心城镇。



综上所述可见这种在中国广大地区持续百年的医疗资源和服务的无偿投入及管理都是西方各教会的财力或募集善款，沒有清政府或西方国家政府分文投资和捐赠。所以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既不是清廷为了全民卫生保健的政府职能，也不是西方各国的友好援助，这完全是因为少数来华医生和医生传教士不顾个人安危的个体行为！

出于普世价值，宗教信仰及人道主义，传教士们还积极参与禁烟运动及反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陋习如裹足等。虽然中美望厦条约中禁止美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但对华鸦片贸易是英国政府纵容下的英国商人所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中英天津条约同意＂中国政府不许限制印度鸦片的输入＂，对英国彻底地敞开了自由鸦片贸易的国门。可是很快清政府就有了＂亲民＂的保护主义对策：与其让国人买印度鸦片，不如让国人自己种，于是清政府解禁了其在1729年所颁布的禁止种植罂粟法令。很快中国自产的鸦片就占有了国内80%以上的鸦片市场，以大优势打压了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在近代史上中英贸易中，这也许是清政府唯一的一次＂胜利＂。

当时从贫穷的下层百姓到衣食无忧的士大夫各阶层中除赌博外很少其他娱乐活动，用鸦片引起精神兴奋，寻找刺激或解除肉体的痛苦成为了主要的娱乐消闲内容，以致城乡各处的大烟馆如同今天的足浴按摩中心一样的普及。

1872年基督教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1845 ~ 1910)携新婚妻子一同来苏州宣教。虽然林则徐广东禁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他们看到的仍是鸦片泛滥成灾令人触目惊心，於是杜步西和柏乐文等多位傳教士发起了中国禁烟会(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这是中 国最早的禁烟会，他们在国际上为在中国禁鸦片而呼吁奔走呼号，

1899年，该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书籍《一百多位医生对华人吸食鸦片的意见》(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该书阐述了禁烟会的宗旨，陈言鸦片的危害，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反对这项贸易。他们还征集了一份超过1000名在华传教士签名的请愿书，上书清廷，促成了光绪皇帝下诏禁止鸦片的贸易和吸食。这份诏书几乎逐字照搬杜步西请愿书的内容，最后杜步西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1906年，在国际的压力下，用鸦片毒害了中国一百多年的英国政府终于声明鸦片贸易是“道德上没有辩护余地的”。

很明显传教士＂行医传教”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宗教信仰，而慈善行医只是深入社会接触民众的手段。但是传教士们始料不到的是教会的医疗实践在华受到了从民间到官府的广泛欢迎并且万众受惠，可是他们致毕生努力传播的基督信仰及文化却远没有能替代传统的儒家文化。基督教甚至也没有成为今天中国的社会文化的主流构成部分，究其原因自然是复杂多样，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在马礼逊等在澳门办西医诊所到清朝灭亡近百年的时光中，西方的医生传教士们＂远涉重洋，艰苦卓著，施医疗病＂，以不朽和无私的奉献使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融入了中国社会及文化。其中还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传教士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者！

当代中国的许多历史悠久的医科大学或者著名医院都可追溯到早期教会医院的源头。

当年由传教士们引入的现代医学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职能。

这些奠基者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被今天社会所遗忘。不仅如此，在长期的媒体宣传中，近代史上的传教士被描写成一伙披着宗教外衣而传播精神鸦片，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帮凶。当我们有机会读了当年的文史资料及数据后，就发现那段很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被篡改了。

费正清先生是这样评价近代史上的传教士：“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惟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效劳。"

 从清朝灭亡至今天又是一个百年光阴，这期间中国大地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医学也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侵略，医治战争创伤，维护民族健康。在清末的新政时期有一句口号：“立国以强民为本，而强民以重医为先”。这种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也不算过时，而用这个观点来审视今天中国的现代医学实践也会是一件有益的思考。

注释:

A.  这篇文章是在2017年应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SCAPE)约稿而写，现在略作文字修改，转发在此.
B.  
参考资料：
1张嘉凤：十九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一一以〈????咭唎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12月刊
2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3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南京：宪兵书局，1936.
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5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6Heroism, Hubris, and the Ideal Missiona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p. 14; Hunter, Jane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7李传斌，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史学月刊，2002年第 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