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今后的史书中一定会对“新冠大流行“有重重的一笔。”大流行与熔断隔绝“对我们心理的影响比我们以为的要长远深刻的多。
我只说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人只肯听自己想听的建议，即使生命攸关，也是不肯听劝的。
2020年1月加国传媒已经开始陆续报道武汉发生肺炎, 我小时候在陕西经历过“出血热“（黑线鼠疫）的流行—我父亲最好的一位朋友在壮年去世，发病到去世非常短，只有10天。
2003年我经历过非典流行，有当年同事的妻子志愿进入“北京的方舱医院”，临别写下给他和女儿的“遗书”，“白衣天使”人性的高贵对我的内心产生无比震撼。
我对这类急性传染疾病非常敏感。2020年2月，李文亮医生病逝，全网“点亮蜡烛”纪念这位“诚实”的公民。大多数华裔对新冠的致死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多伦多已经确认有新冠病人，但是当时大家还在办公司上班，我记得我第一次戴上口罩时还招致了同事的质疑。我只好说是自己病了咳嗽，怕传染给别人而戴的。
3月第一周，我的一个手下（菲律宾裔）向我请年假，她打算March Break期间也就是3月13号到3月21号全家去美国度假。当时的那个情形，已经开始有店铺开始打算拒货歇业，我把这个情况跟她说了，劝她再好好研究一下美国及加拿大的新闻。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她们家从来不听，也不看新闻，因为都是“假”的。她这次是两夫妻带着4个孩子，最小的才四岁要搭乘游轮，原因是看到最近游轮公司促销，价格大大跳水。
我当时真是被她呼了一大跳，连忙找新闻，照片给她看。但是她的那个样子就是特别不高兴，也特别不耐烦。我给她看的新闻，图片，看表情就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当时建议她回去跟老公再商量商量。我本意是考虑她带着一群孩子，还有那么小的，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贪这么个便宜特别不值得，想让她冷静冷静，也许她家男人比较现实一些，也说不定。但是，她就觉得我是专门不给她批假，把我给告到我老板那儿去了。
我老板那个人，无风还起浪的主，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好一顿绕来绕去的教育，最后我总算听明白了，是嫌我没给批假。话都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啥好说的，批呗。
她拿到假，可能是挺开心的在办公室里说她的旅游计划，然后就有两个其他部门的员工找我来了，一个怀孕3，4个月，另外一个有一类糖尿病，胳膊上有时候还总带着一个打胰岛素的泵。她们强烈要求我跟下属谈，等她回来，一定要先自我隔离两周，再回来上班。
我挺为难的，但是，想想觉得这个风险的确挺大的，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下属说了。我当时说的特别委婉，说要不我再多批你两周的假，你休息休息再回来上班。她当时特别不高兴，说她的有薪假都用完了，再歇就是无薪假了。我又提议，要不就在家上班，但当时，如果要把电脑拿回家上班是要公司IT批准Security的。我说，我可以去协调这件事。当然，这个Security的申请就卡在我老板那儿了，他说：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呢？你又不是医生，她想回来上班就回来上班，如果谁觉得构成危险了，那他们自己不会想辙？要你来协调？我当时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回家我把这事跟先生说，他想想也说，你老板的做法从“政策”的角度一点儿错的没有。你这个人就是想“人情”太多。我就只好把情况向另外两位“高风险”员工通报，为了留下证据，我还是专门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给她们，并且同时抄送美国的HR跟我老板。
新冠流行“趋势”就在我的“忐忑不安”中发展着：3月22号，本来应该是这位下属度假回来跟我销假的时候，她没回来，原因是，3月21日，美加因为疫情关闭了口岸。同时，公司宣布全体员工从本周起开启在家办公模式。
这位员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上班。她原则上直接report给我，不过我老板才是那个把一切“任职”大权紧紧攥在手里的那个人。他在一个月之后向我宣布，那位员工已经被lay-off了，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的销售业务几乎停止，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滞留”美国时间过长。我也不便去问细节，就重新调整工作安排。销售虽然停滞，但是已经出货的集装箱却从海上“源源不断”的发过来。我们精疲力尽的到处找仓储……
第二件事是：那三年的葬礼特别多，但是你没法参加，也不知道谁是下一个。
我在家上班的时候，孩子们也开始了“线上教学”。我先生属于“Essential worker”行业，做为一线主管必须每天现场工作，有段时间我们公司跟军方合作从海外采购运输”口罩，防护服，手套“这些紧缺的医疗物资，他每天早上6点要先赶到Hamilton去，然后再匆忙的赶回办公室一直忙碌到晚上7，8点才能回到家。
他进门的顺序是这样的：我先往他身上喷几下“消毒液“，然后他在门廊处脱下所有的外衣，只剩下内衣，上楼去冲澡。我把他的所有衣物扔进洗衣机立刻清洗，烘干。把他带回来的电脑手机仔细用消毒液擦拭一边。他吃饭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他用的碗筷也是单独存放的。那段时间他也很少拥抱我，亲吻孩子们。我家那女儿也是那一年毕业正式开始工作，她在一家做”建筑监理“公司做现场工程师，每天下班一身的雪，泥，她也是一样，在门口脱掉所有的外衣，先洗澡。她的工装外套没法每天洗，我就喷大量的消毒水。
所有的采购都是我先生一个人完成的，因为是Essential worker，他有在Costco刚开门时优先进入的权力，所以，通常，他还会收集左右邻居老夫妻的“采购清单“—等东西买回来了，我负责分拣，装袋，然后把东西放邻居门口，再Text给他们。他们E-transfer付钱给我们。
不要笑我们当时的神经质，这就是2020年第一波新冠疫情到来时，对我们心理造成的恐慌，我相信当时，这也是很多多伦多家庭的“常态“。
我们有两位朋友在第一波疫情中感染去世。一位是刚刚退休的教友，他退休后开始自己重新装修厨房，可能是因为采购建材而感染，又因为连着几个月的劳累而免疫力下降，总之，第一波病毒的杀伤力极大。他们全家感染，从表面上看，他好像还是症状最轻的，在家人全趴下的时候，还是他负责煮饭。但是，这极可能就仅仅是”男人超强的责任感“。他因为血氧过低呼吸困难眩晕而紧急送医，第二天过世。因为是新冠传染病，去世时身边没有家人，神父也未能为他”临终傅油“。另一位朋友比较年轻，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本来已经觉得自己高烧转为了低烧快好了，可以自己走动，就是气喘，疲劳，他做在沙发上要”歇一会儿“，这一歇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这两位朋友的葬礼我们都没法参加，疫情期间，任何聚会都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疾病传播。
2021年到2022年之间又有两位朋友过世，只不过，他们不是直接感染新冠去世的，但是因为新冠疫情“挤兑“医疗系统，他们的癌症治疗，他们的突发心脏病都没有得到该有的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大流行“的受害者。
第三件事：人性的光辉
人这个物种，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或暴露出比动物还要本能的丑陋，或是散发出生而为人那高贵的“人性光辉”。
随着疫情的爆发，加拿大医疗系统公开招募任何有经验，包括”海外护士“经验的人员加入义务医护大军。这实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测试”。我的一位教友她是一位会计师，人长得很美，很时尚的一位上海女士。我们对上海女人的很多”刻板印象“是说话比较嗲，很会打扮，注重生活品味，似乎跟吃苦耐劳，坚韧这些”苏北“形象不搭嘎。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美丽优雅，说话很慢的女士，因为她早年是一位护士，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她也有家庭，有她Fulltime会计师的工作，然而，她挤出平日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坚韧勇敢的尽她“公民”的义务。
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正在Mcmaster大学读医科，二年级的男孩子也就刚满20岁，还未完全接受医学训练，他志愿加入Hamilton的一个集中收治新冠的医疗团队。为了不影响家人，他从家搬出去独自一个人住在外面长达一年之久。他的妈妈因为心疼儿子曾劝他“差不多就算了，让别人去接受吧”。他反问他妈妈“谁是别人？你让谁，谁的的儿子去接手呢？”他妈妈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不禁一起落下泪来。这就是我们华裔，模范少数族裔中的你的女儿，她的儿子……
那时候也看到一些“怎么领取政府补助”攻略，看到也有同胞隐藏家庭收入，开着豪车戴着名表穿着大鹅去领“政府救济”。我不禁感慨，到底是中华文化太过“包罗万象”还是人性本就“复杂”？
第四件事：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在家上班其实是一个重大考验。
我不知道其他在家办公的人是 什么体验，反正对于我这个从事供应链行业的人来说，真是一天的“鱼”也没摸过。那几年发生的事，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真是一波接着一波。在公司上班，总有个早上8点，下午5点下班的“公私界限”。但是，在家上班，这个“界限”完全被打破了。早上6点半，牙刷还在嘴里，就有人在线上call你，某某某个集装箱又双找不到了。晚上正吃着晚饭，手边Iphone的Team 又“当当当“的响上了，财务月结又双哪哪哪对不上了，今天夜里OAM是Cut-off Time。
你会发现，Team需要永远随时在线，任何一个Call没有立刻响应都会有“领导不会以为我在摸鱼吧” 的心慌，任何一个message没有及时回复都有对同事“没人告诉我，没人响应我“的抱歉。我上下楼去冲杯咖啡都是小跑去小跑回来的。我们公司要求所有会议员工一定要露脸，于是，你会发现，原来妆容精致的女士越来越没有形象，往往顶着个鸡窝头，穿着睡衣睡袍就来了。原来英俊帅气的小伙，越来越胡子拉碴，头发梳起留起来”猪尾巴“。有一次，一个员工只穿着睡衣，没穿睡裤坐在计算机前开会，可能是他忘了，中间站起来去拿另外桌子上的一瓶水，于是，在所有女士的倒抽气中，我们看见他桃粉色的内裤，后面正中间还印着一只卡通小猪。还有一次，我们的会议主持突然撤销头像，取消了声音，过了5分钟，他不得不开通声音说话，然后，我们听见了背景中很清晰的”马桶拉水“的声音。这些仅仅是我们自己居家办公的挑战。
如果在加上孩子呢？
我家有两只在家上课的。刚上高中的儿子，我需要“三番五次“的交替使用”掀被窝“这种直接方式 + ”端着煎鸡蛋煎香肠的盘子在旁边吹气以投喂为“引诱”的启发方式，保证他能在九点钟坐在计算机跟前，展开他的书，是不是的，我还得偷偷的门缝里看一眼，看他是不是已经打起来瞌睡或者走神了。
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妞则是每天需要帮助她找到“正确的教室”登入，并且找到“正确的老师留堂打印资料”并且打印出来。然后中间穿插着我的电话，电邮和会议。
我其实是特别佩服在线教学的老师们，也特别尊重她们的付出。我曾清晰的听见，一位老师正在上课时，她自己的孩子网络出现了问题连不上课了。她又要兼顾自己的课堂，还要帮助自己的孩子，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那位老师的焦虑。
而且我发现，这种“线上教学”对男孩子的“友好程度”更差。我家小女儿的班上有这样一个场景：
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立刻有个小女孩答上来了。又问了一个问题，又是个小女孩儿回答的。可能是意识到男孩子们走神了，老师说：
Girls， do me a favor , this time, please be quiet, let’s give a chance to boys.
然后老师问了一个问题，问：
Boys， who wants answer?
男孩子们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发愣，有的手里在玩着什么东西，没人Volunteer。
于是，有个小女孩忍不住了，一下子就说出了答案。
老师叹口气说：
Thank you! Sabrina, perfect, you did good job.
But, next time, girls, we give boys a chance, okay?
于是，就有小女孩们尖细的小嗓子说：他们不想要，他们都在玩！
于是，又听见男孩们尖细的小嗓子喊：我们才没有！是女孩子们说的太快了，她们太Bossy了。
一片混乱中，老师再次大口吸气呼气，“和蔼”的说，大家安静，不要“误会”，我们再试一次，这次我叫名字回答问题。
于是，老师问问题，叫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指定他回答这个问题。
那个男孩子“阿姆，阿姆，阿姆”的，马上就快说出答案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儿实在忍不住了，特别“利索”的说出来答案。
那个叫Mike的小男孩放声大哭……
---此处省略300字---
我家最多的时候，一共有5个人同时在家上网工作，上学：其中包括我，我的两个孩子，我女儿的未婚夫难解相思之苦，从Downtown 自己的家搬到我家，这样就可以在我家大女儿从工地回来之后见到她。还有一位我从小抱过好朋友的儿子，他在加拿大出生，后来随父母去了德国，大学又考回多大工程系。大封锁的时候，他正上大二，功课重，资源少，一个人在这里没家人，又完全隔离。我们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快要精神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在一个周末把他从Downtown接回家，我们家里从上到下一共三个年轻人+两个孩子。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一起“欢闹“，”下棋“，”玩桌游“，在地下室”打乒乓球“让我们家在那段封锁的时间里显得特别的温馨欢乐。那时候，楼上三个房间分别被我女婿，我儿子，我干儿子三个男孩子占据，楼下客厅里的大桌上铺满我家小妞的作业，橡皮泥。我的办公室搬到了地下室，就在乒乓球桌上，摊着我的笔记本，Notebook， 手机。
也是在那时候，我探索出很多“方便快捷“的食谱：比如焖一大锅菜肉饭，煲仔饭，慢炖锅里丢牛腩，土豆胡萝卜，或者周末弄好几条”肉龙，菜龙“可以微波炉里随打随吃。
总之，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很多“技能“是逼出来的，苦中找乐也会最后真的变成了欢乐。
第五件事：一边网上工作，一边想要“兼顾“家务，跟”分心驾驶“一样危险
我有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大封锁刚刚解除的时候，一个周四的下午，网上开着大会，迟迟完不了。那天孩子们晚上6点要打冰球。我应该在5点之前给他们喂点吃的，以保证他们有充足的体力。那时候，女婿已经搬回自己家了，干儿子也搬回学校去了。我算着时间，大约在4点半左右，我开始在压面机上压面。这个压面机不是在加拿大买的那种—我先生因为是关中人，一天不吃面就像没吃饭一样。我家原先的压面机就是意大利人做Pasta的那种，功率小（但是安全）。他的一位做物流的朋友专门从国内给他进了一台大功率的压面机。国内的机器设计往往重视功能性，安全性的考量没有那么严格。
这个压面机我们已经使用了很多年，我就疏忽了。因为是大会，我没“露脸”，也没开“声音”，就准备一边听，一边压面。一不留神，左手送面团的时候就卷进去了。因为这台压面机的功率很大，机器并没有马上停下来。我的结婚戒指卡在那里，使我的无名指扭曲再接着卷入，我一声惨叫，手指完全拔不出来。当时我儿子下来喝水，一把拔掉了电源，松开齿轮才把我的手从机器里救了出来。整个手都变形了，被压成了一个“平板”，无名指因为戒指而扭曲旋转。瞬间，手指开始红紫肿胀，指尖往下滴着血。
除了我生大女儿的那一次，我从未体会过这么剧烈的疼痛，我当时是坐在地板上不停的倒抽气。我儿子还算镇定，他在童子军中受过一些基本的急救训练。他用一大盆冷水，利面倒入冰块把我的手放进去。他用一根钳子想把我手指上的戒指取下来，但是，已经晚了，我的那根指头肿的跟胡萝卜一样粗，那枚戒指已经深深的嵌到肉里去了。我疼的都快神智不清了，想起来以前闹“火牙”牙医开的止痛片似乎还有，指挥他给我两粒让我吞下。我家先生还没有下班，即使他立刻开车回家，现在正是交通高峰期，我估计也得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后了。
我先给先生电话，把哭哭啼啼的小妞先送到一个中国邻居家去，然后拿了钱夹，车钥匙，手机让我儿子开车送我去医院急症，他那时是G1驾照，我坐在他旁边“指挥”他。正赶上下班高峰，母子俩有惊无险的到了医院。外面露天停车场全满了，车开进停车楼，一层层的往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特别的窄，停车楼里又黑，需要尾进，试了好几次。我儿子停不进去，旁边一个人也没有。他那时看着我冷汗顺着额角流下，特别有挫败感，就大哭起来，觉得自己没用。我忍住疼，喝了一大口冰水，让自己镇定下来，用一只手慢慢的把车慢慢囤进去。等到了急症室，我的后背全湿了。
那时候虽然“封锁“解除了，医院里也是不允许除病患之外，不必要的”闲杂人等“停留的。我儿子被赶了出去，他不能自己开车回家，就站在医院外面等我先生。
护士检查了我的心跳跟血压，发现心跳在120，血压特别高130-190，她们说现在还不能处理我的手，要先把血压降下来。给了我一颗强力止痛药，也有镇静的作用，我很怀疑就是吗啡，安排我在一个有隔帘的床上躺下，那个药让我非常困。在止痛片的作用下，手也不是那么痛了，于是，我就睡过去了。
等到被护士叫醒的时候，已经是3个小时以后了，我先生来过，又被护士赶走了，让他在我处理完手之后来接我就行了。两个衣服上挂着Technician的医生，一男一女在商量怎么把那枚嵌进肉里现在几乎看不到的戒指取出来。退下来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弄断它。他们开始试了钢钳，发现那枚戒指是纯铂金的，非常硬，根本夹不断。后来他们用钢锯，用一个环状的工具使戒指能露出来一面用电动钢锯锯，中间，他们掌握不好电锯的角度跟另外一个环状工具的配合，进展非常缓慢。后来他们又叫来了一个较为年长的医生。这个医生又给我打了一次麻药，用近乎粗暴的方式用环状工具固定周围肿胀破损的组织，露出更多的戒指，后来他们花了40多分钟，换了三把锯才终于把戒指给弄断拿了下来。锯的过程中，金属会发热，我的手因为打了麻药感觉不到，那位年长医生就在旁边掐着秒表，每20秒喊停，男医生负责操纵钢锯，女医生负责往上面淋冷水冷却，我看见好次，女医生都蹙眉，倒吸冷气。这些做一生的，特别是外科医生心理素质还真是要非常强大。
后来的X光片显示，有三根手指断了，小指跟无名指被Twist扭曲，再也伸不直了。我打了夹板，石膏，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这两根指头后来就成了比天气预报还灵敏的“天气预报“。我“臊眉搭眼”的自嘲打趣我自己，跟我家先生说：我算是知道古代的”上夹板“是怎么回事了，还有”红岩“里的手指钉竹签，我估计一个回合都挺不住，非做”叛徒“不可。
那个压面机，我的意思，干脆扔了，我家先生不干，不过以后我再也没碰过它，所有压面的活儿都是他干。这件事的性质属于“上班摸鱼”，然后“翻车”了。我羞于跟单位说实话，只是说自己不小心弄断了手指糊弄过去。
这是我整个新冠期间最“惨痛“的经历。后来，我们全家在注射了疫苗后于2022年夏天还是了感染新冠，跟所有感染敖米刻容型号的人一样，发烧3天，然后咳嗽3-4个星期不等。我在发烧卧床的时候，有天邻居家剪草，那个割草机的声音跟压面机马达的声音重合，我迷迷糊糊的做着噩梦：我在一个巨大的压面机滚轴上，拼命的挣扎，但就是怎么也挣脱不了，滚轴跟皮带把我一步步送向那个张着黑洞洞大口的碾子里去。
我想，有时候就是命运，你拼命的挣扎，发现最后都是徒劳的，命运黑洞洞的大口就在那里准备吞噬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