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改变穷命运

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改变穷命运

 

 

 

 

 

走资派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奋斗，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记了：这其实是某种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

 

具体来讲，就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消灭私有制》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上创造了一个机会平等的新社会。

 

然而在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过程中，这段温水煮青蛙过渡的特殊社会时期，这段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独一无二的时期。

 

自走资派们让少数人先富形成资本象后，工人下岗后，农村私有化包产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后，贪富阶级形成，有了阶级固化之后，就不能再来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了。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样，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并不总能改变命运，即使能改变，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并且未必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奋斗。

 

在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贫富差距拉大，阶层的再生产，阶级的再固化之后怎样呢？

 

在“高考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中，最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阶层的流动性，它许诺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阶层出身，获得破格提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现代学者通过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早已发现，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已越来越不如先天性的积累，明清时代的一些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寒门子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为学堂和大学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结果是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导致乡村社会失去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坏。

 

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性的最重要机制。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学者叶礼庭曾说的，根据自由主义政治的理念，“‘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得到。”

 

这些年来，美国社会顶层依靠自身长期积累的资本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相对稳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优势。美国社会底层则很难爬出贫困陷阱，只有社会中层的人或许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还稍微多点。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们开始警觉起来，担心这最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无法把一个更好的美国带给下一代。

 

这种状况发现21世纪初的美国阶级差异比五六十年前还要严重，由于贫富阶层之间在家庭结构、邻里社区关系、学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面都拉开了差距，仅仅“机会平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中上阶层的父母有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对孩子的培育上，而挣扎在贫穷社会和家庭的孩子却得不到，在此情况下，受教育过程与其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倒不如说是服务于阶层固化。

 

实际上，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教育成了每个人实现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么在眼光、才智等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白领的儿女肯定比清洁工的孩子有更多资源去抓住这个机会。中产阶层尤其有内在动力去这么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而贵族和贫民则常常都觉得教育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正因此，几乎不论在哪个国家，最热衷于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进行投资的，往往就是现代城市中产阶层。如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大大市场化了。其结果，虽然美国北方各州在19世纪末就建立起了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体系，但长久以来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极。

 

美国历史的发展结果是：接受国家资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体系运转不良，只为那些别无去处的寒门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阶层的家长们则想尽办法让孩子去上教育质量更好的私立学校。这看上去是自由、多样的，但从整体上看则缺乏系统性，教育仿佛成了一个“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消费品。

 

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钱让孩子脱离这一体系”。在这种社会选择之下，富人们都想着去买到一种穷人无法买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学校和教育消费蓬勃发展，而穷人们则被这一市场机制挡在门外。

 

这还不仅仅是谁能“花钱买到更好教育”的问题，真正的差异在于教育方式上。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日常对待孩子的言传身教不同，最终将影响到孩子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那些孩子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父母给他们的先天积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还包括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后天影响。《不平等的童年 :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鲁 著，宋爽、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资派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国化。

 

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阶级的代际继承固化后，通俗地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仅如此，这还通过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产给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样的方式育儿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之后，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不分高贵低贱人人平等之下，这原本不是个“要改变命运“的问题。传统上新中国的父母几乎全都是让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的。

 

现在回想起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那个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轻松。他们基本上只管孩子穿衣吃饭，也不用每天接送，儿女们四五岁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至于学业，虽然父母都是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经算得重视教育了，但除了学龄前教孩子们认字算术，父母们忙于工作劳动几乎从未辅导过孩子们的功课，高中后更明确说：“你的书我和你爸都已经看不懂了，以后都靠你自觉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那个时代全中国的同学的家长甚至连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试都不知道，对学业的关注也就可想而知了。与现在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学生们在毛泽东时代那时的课余时间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长也并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么。毛泽东时代也没现在这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或活动，学生们从没参加过一天补习班或任何这类兴趣课程，最多是同学间自发组织的互助式兴趣小组。

 

毛泽东时代的家长自然也望子成龙，但他们好像仅限于抱有这种期望，并没有明确周密的规划每天去做什么来让孩子成凤成龙。有时和朋友聊起，都有人开玩笑说：“真想穿越回那个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时代早已不同，当年的做法也不见得适用于现在——恐怕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样的“放养”绝对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看看如今公共讨论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弥漫的焦虑情绪，不难想见，如今城市中产阶层的年轻父母，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

 

甚至不论他们喜欢与否，因为学校老师也会要求家长必须花精力去指导孩子的学习，注意按规划好的方案系统性地共同深入参与其中，以至于出现“爸妈重新和孩子学奥数”的情景。周围不少朋友因为工作繁忙，被老师认为不够积极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长其实和孩子一样苦不堪言，因为协作培养很花时间——特别多的时间。社会学家西奥多·卡普罗发现，在1924年，只有60%的美国父亲每天花超过1小时的时间陪伴孩子，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83%。

 

在中国，这一比例或许更高得多——绝大部分家长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当年多花数倍的时间来辅导孩子的学业。前些年《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37.1%的受访家长每天都会陪孩子写作业，44.2%的受访家长平均一次陪伴时间在30分钟～1小时。84.0%的受访家长会因陪孩子写作业而头疼，63.0%的受访家长认为陪孩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必要时进行辅导。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国内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觉中追随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模式，但中国式的“协作培养”和美国毕竟还不大一样。

 

同样是家长系统深入参与到孩子教育中，同样是“发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国中产家长对能力的培养并不单单偏重智力层面，也没有受到学校方面那么强大的压力，他们更多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例如带他们到处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或指导他们进行条理分明的活动，过一种严格时间控制的生活。

 

此外，这种美式协作培养还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讲道理的方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甚至被鼓励对成年人提出质疑，用拉鲁的话说，“他们常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会领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们的孩子更具自信，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对抗更少。

 

最后，无论他们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于像中国家长那样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更不会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说孩子“怎么那么笨，都怀疑是不是我们亲生的”这种话。

 

没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国更常见的景象是：父母深度卷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这里的“教育”往往仅指智力教育，而且阶层性也不像美国那么明显，因为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对家长几乎提出同样的要求——全部检查孩子的作业，辅导孩子纠错，有时夫妻俩不得不分工负责孩子各科目的功课。

 

为了应对这些任务，一位朋友甚至下载了一堆APP，自己不会就上网查，然后再讲给孩子听，有时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装懂了。最糟的结果是：由于父母辅导、检查了孩子所有作业，老师往往无法掌握学生的真实情况，因为家长都事先批改过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父母的“协作培养”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培养重点仅偏重功课，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导孩子自行解决问题，更别提鼓励他们质问成年人，开展平等对话了。

 

但至少在一个地方是毫无疑问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种课内外活动，以至于连和家人的互动机会都减少了，更不用说和其他亲戚们之间的交往了。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闲暇时光都被制度化了。

 

由于城市孩子普遍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过的是“没有玩伴的童年”：我们那时还有很多放学后的闲暇时光，可以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地游戏，但现在的孩子“档期”都太满，就算要凑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长们帮忙约定好时段之后才能进行。家长们都过深地卷入了孩子的活动，那不再被认为是“孩子们之间玩的事，家长不用管”，而是牵扯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辈人相比，如今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没有多少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依凭，年轻的家长们既不想让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经受痛苦的旧式教育方式，与此同时在望子成龙、主动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面却又比上一辈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是一直在孩子头顶上盘旋的“直升飞机父母”。有些父母的焦虑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学生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让人心里不堪重负的是，人们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时又怀有对孩子矛盾的双重愧疚——既愧疚于自己可能不够关切，又愧疚于这样的关切使孩子丧失了一个能尽兴去玩的快乐童年。

 

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明理而宽容的家长，但“实在是太难了”，每次控制不住自己对孩子发飙，而这“其实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妈妈，这个打击简直是巨大的”。这到最后造成了一种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长也没了自由。

 

在把中国社会的状况与美国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出许多明显的差异。中国城市中产夫妇虽然也深深参与孩子的教育，但却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式“协作培养”模式；至于那种“成就自然成长”模式，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过去的传统教育方法，又或者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城乡差异，这恐怕得归结为中国城市各阶层之间比美国更平等，而社会差异更多体现在城乡差别或沿海/内地差异这样的空间结构上。

 

确切地说，我所接触的中国父母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光，让他们“快乐成长”，但即便如此，他们很少会真的放任孩子们去玩，也并不觉得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是无足轻重的。

 

对此的一个明证是：现在的城市学龄儿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里几乎没有不上课的。不久前有新闻报道，浙江海宁一所小学三年级某班想在星期天组织一次秋游，让孩子们放松下，结果，全班40多个孩子只有4个能参加，剩下的都说要上兴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社会现象中，不同家庭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说，就是有钱人家的家长刚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国却未必如此，有时候，家境不错的孩子，但父母却文化程度不高或忙于工作，结果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门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养他们成才。如果这样说来，她所说的那种典型美国中产家庭的“协作培养”模式，在中国还只是一种被逐渐接受的新理念，不过已经在教育观念的市场上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当然，一个社会上的教育模式不会只有两种，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只是归纳成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书中并没有去评价哪一种模式更好，虽然她讲到家长协作培养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也被培养得更有条理，但也指出他们无法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自主掌控自己的时光，时常空下来就感到“无聊”。

 

这其实是生活过度制度化才会造成的结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来却又不知道干什么，但一个习惯了自由支配自己时光的农民或游牧人，却不会有这种“无聊”感。也就是说，父母的关注，对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有时过多的关照与约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视更糟。

 

她的重点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种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这种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长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并忧虑这会以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过早地限定了他们未来的成败。

 

这一点也还是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因为她这其实是假定了孩子从小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显然可以举出无数反例来——比如乔布斯的养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对他差不多是放养的，但这并未阻止他成才。“协作培养模式”虽然也强调了父母先天的社会资本积累对孩子的影响，但无疑更偏重后天，这潜在地也贬低了天赋在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这里只讨论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显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学校教育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一个好老师就能影响学生一生。因此，只要教育体系在招生时没有按阶层分配，那么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少年时养成的品质也可能比智力层面的更为重要，而某些品质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发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协作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孩子能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但至少在中国，这一模式过强的关注也可能对孩子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过早榨干潜力、缺乏自由发展自学能力和孩子对学习的焦虑感乃至厌学情绪。但不可否认，从整体相关性来说，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洞察，认为不同的家教可以让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只不过不一定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对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一点恐怕在于：在一个价值日渐多元化、因而阶层和群体不断分化的社会中，教育体系如何确保基本的公平性，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开放而均等的机会。

 

美国的状况也表明，教育过度市场化会有损于这种公平性，法国、德国等欧洲公立教育体系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如果能消除职业歧视，既不让赢家通吃，也不让输家落下，不同群体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家长们也就无须那么恐惧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