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Sight》想到成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幕 (updated)

星期天和儿子去观看了由著名眼科医生，教授王明旭先生的自传《From Darkness to Sight》改编的电影《Sight》。我们进电影院大概上午十一点，出来时一点过，两个多小时。小儿子一般自己不感兴趣的坐不住，中途会经常上厕所，这次竟然坐在电影院里两个多小时，没有上一次厕所，算是一个奇迹。

王明旭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医学博士、物理学博士，美国范德比尔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屈光手术和角膜病治疗专家。曾任美国FDA准分子激光新技术和仪器设备审批委员。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人工角膜移植术、首例角膜基质环植入治疗圆锥角膜的手术，完成了2.5万例角膜屈光手术，并为美国2000多名职业医生施行了飞秒激光LASIK手术。

王医生1960年生于杭州，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医生。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他无法继续接受高中教育。1977年秋，中国恢复了高考。在父母的鼓励下，王明旭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了三年的高中课程， 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1982年2月，只带着五十美元，开始了赴美留学的旅程。1986年获得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后，他进入了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健康科学与技术”联合项目，1991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97年，范德堡大学邀请他担任他们的激光视力中心主任。2002年，建立了“王氏视力研究所”，2003年，成立了“王复明基金会”，积极帮助世界各地的盲童。

电影《Sight》清晰地呈现了王医生的成长，电影里还原了一次儿童手术失败的经历，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也是王医生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时刻之一。他曾以为拥有足够的技术和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结果证明错了。当手术失败时，王医生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做这个工作，是否足够好。正是在那个痛苦的时刻，他开始寻求上帝的帮助。

电影时空变换，抒情叙事交融，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动情处，眼泪也打湿了乡巴佬的眼角。在王医生的成长中，文化大革命留下了黑暗的阴影。电影中，王医生从小青梅竹马的Lily被抓走，不知所踪， Lily爸爸被打死， 死时的惨状在电影中定格了几秒。

乡巴佬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成都的一个死者宋立本， 其惨死的状况被四川已故油画家乐加用画笔真实地记录下来，作品取名为《人》。 在乐加的纪实文学《荆棘之路》（待出版）中详细描述了《人》的创作。宋原是成都街道工厂一名机械工人，文革加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成为街道工业分团长。红卫兵成都部队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互不对付，宋立本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活捉、五花大绑、挖眼、剖腹、抽足筋，最后死于非命。

《人》 乐加（已故）著

《荆棘之路》中写道，

“宋立本尸体停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内，满屋飘浮着柏树燃烧的青烟，宋立本双眼呈两个黑洞，已没有眼球，全身青肿，到处伤痕，身上有很多被钢钎捅的伤痕。肚腹用白绸紧裹，显然被开膛，足踝处被刀切割的口子清晰可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天空阴云密布，蓉城大街小巷笼罩在茫茫灰色中。八个在132厂遭枪击的死者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抬上汽车全市游街。为了悼念死者，哀乐声随游街队列播放，显得无比悲痛，那情景犹如死神降临，使城市处于恐怖之中。约有八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三面挡板放了下来，形成一个一目了然的平台，平台上停放着被枪击者尸体。车辆缓缓穿行在成都市区主要街道。驾驶台内，播放着哀乐。第一辆卡车装载的是一男性尸体，血肉模糊，子弹从后脑穿入，将脸面旋成一个大窟窿，已经看不清五官。第二辆车是两具尸体，均为男性，一具尸体脸部穿了个大孔，另一具胸部血糊糊，两具尸都未闭眼，嘴大张，露出两排牙，十分可怕。第三辆车是一具女尸，胸部中弹，虽然血迹斑斑，仍可辨别出该女尸的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第四辆车仍是两具尸体，一具弹穿前额，后脑旋丁个空，另一具胸部中弹。第五辆和第六辆分别两具尸体，浑身血迹，无法辨认中弹部位。第七辆车和第八辆车车箱板未放下，显然运载了死者亲属，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年妇女，像是失去了儿子，捶胸蹬足，泣不成声，喊天呼地，但老天无法为她现出奇迹，唤回她的儿子。一位约三十岁的妇女，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男孩，孩子和母亲哭成一团，大约她失去了丈夫。街道两旁观者无不为之动情，也泪流满面。数万观者，群情激愤，高喊：‘向132厂保皇派讨还血债！’

（注：文学城博主水星98陈述：“1967年5月10日的全市死难者大游行我亲眼看了，一共有45具尸体，远远不止10具。5月6号去132厂，我是亲历者，我身边一个人被枪打死，身后一个人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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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从南门外县区驶进城的大客车，车上连司机有四人，不知道进入了封锁区，客车飞驶过红照壁，一阵密集的机枪弹，从燃灯巷射来，客车背后对角反复两排弹头穿过，车上四人全部中弹死于非命，客车直冲状元街口一菜店，碰断一根木柱，冲进菜店约五米。
夜晚降临，机枪扫射稀疏下来。可怕的寂静之后，又是密集的扫射，反反复复地进行。枪弹射出的火光，清晰可见，城市上空成了一遍火网，整整48小时过去了，又有两个市民倒下，死亡威胁城市，负责支左的军队，在武装斗争的两派中斡旋、调解，但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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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夜晚，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之后，进入较长时间的寂静，断断续续有半自动步枪的点射响声，这种状态持续到凌晨三点。最为奇怪的是十中红卫兵的机枪不响了，只能有两个推测：一是红卫兵疲倦了，二是在进餐（充饥）或做什么事，停止了扫射。这就给了白天带炸药包潜入新华书店的宋立本一个绝好的机会。

正好是这个凌晨三点，一声沉闷的巨响，划破夜空。之后，一切枪声都停止了，街道进入了完全安静的状态，只有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断断续续的枪声。

第二天，街道恢复了正常，人民南路广场又喧闹起来，商店开门营业，市民穿街行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状态。

陕西街口、高教局大楼前，围观了数百市民，议论纷纷。大楼邻街口一角底层楼房被炸了一个高2米、宽3米的大窟窿，旁边刷了一幅大标语，上书：“宋立本跑不脱，运动后期掉脑壳！”落款是：红成十中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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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周后，在人民南路一“大批判”专栏旁，人们见到一张约四开纸大小的大字报，标题是：看！兵团亡命徒的可耻下场。右下角一张7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宋立本被挖眼、剖腹、抽足筋，五花大绑，在红墙下死于非命。这张照片的拍摄角度恰好将尸体以一“人”字构成。这时人们最惊异的发现：“人”！仅此一张照片，给了文化大革命一个总结。"

 

《荆棘之路》也描写了三年大饥荒：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在狱中听到妹妹仁英在饥饿中死去。仁英去世时正好13岁，她总是忍着饥饿，自己只喝点米汤，日积月累，仁英骨瘦如材，而后是全身浮肿，渐渐地失去了听觉，四月的一个黄昏，饥饿夺走了她13岁的生命。去世时家中无人，两个小孩围着仁英遗体大哭，惊动了四邻，得以通知在十七中当代课老师的大哥和在外做工的母亲。大哥用床上补疤草席将仁英捆上，待母亲回家，去街邻借来一辆架架车将仁英遗体捆在车上，送去市郊五桂桥埋葬。此刻一家人嚎陶大哭。母亲的脸上，一片青黑和忧伤，没有声音，只有两行长长的眼泪，不断从眼角流下，要送女儿。大哥力劝母亲不要出门同行，按习俗不该老人送后辈，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天下着绵绵细雨，阴沉无比。大哥拉着仁英遗体，直奔成都东郊五桂桥荒山坡。他一身湿透，脸上的泪水和雨水交汇。他一边挖坑，一边恸哭，当仁英遗体连同裹上的破草席一并放入坑中后，他嚎陶大哭起来，雨下得更大了，仿佛老天也被感动，撤下无数泪水，同情这人间的悲鸣。

 

大哥将仁英平时最爱穿的一件破毛线外套（淡红淡红的），一块白府绸头巾一并放在遗体旁。这块头巾有一段属于仁英自己的故事：母亲曾把她抚给眉山城关一生意人养，那时她四岁。五年以后，那家人添了一个男孩，开始嫌弃这个抱养的女孩，托人带信到成都，叫母亲去领回她。母亲从成都出发，接她回来，买了这块白头巾，她高兴了好大一阵子。

 

天，越来越昏暗。雨，越下越大。坑中这两件衣物加上草席捆着的遗体，这大抵是她带走的全部家当了。大哥用铁锹铲土将仁英遗体掩埋，垒成一个小坟，用卵石砌了一个记号，盼望来年为她上坟，祭悼不幸的亡灵。

 

三年后，饥饿已成历史。我们弟兄三人尊照母亲托嘱，为仁英扫墓，赶去五桂桥寻找坟头，已然全无，留下一大片新开垦的庄稼地。我们痛哭仁英，跪拜上苍，惟求老天保佑她忧伤的魂魄。

 

我们再从成都赶赴眉山烂泥沟，探望抱给别姓的小妹新华。在牛路口二孃家昕到了小妹新华也在饥饿年离开人世，死的那年正好11岁。及至到了现场，坟头亦然无存。我们只能在葬她的位置烧纸化钱，祭奠新华小妹，愿上苍庇佑她脱离苦海，得以超度！到底女孩命簿，熬不过那场灾难，饥饿吞噬了她们的生命。”

 

以上摘录自乐加尚未出版的纪实文学《荆棘之路》。乐加，1944年生，1960年在四川省民政厅假肢厂上班被安上反革命集团罪名，狱中师从汪子美、邱成久、姜益楠等名家习画。1971年三月创作了油画《人》，1979年年2月在成都市草堂小学和其他画家朋友举办了“二月画展”。2011年从全社会竞选中获得陈毅博物馆“陈毅一生”主题油画首席画师任务，作品为博物馆永久性收藏。《荆棘之路》成书多年，因出版审查不过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 此为题外话。

对于三年大饥荒，小时候乡巴佬听生产队大人们讲过，说大家都吃不饱，晚上大家都是贼，生产队长也摸黑偷队上的东西。听说也有人吃观音土，拉不出屎给憋死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乡巴佬没有任何直观感受，只是知道老汉因此没有大学可上， 高中毕业只有回家务农了。记得小时候一次偷了家里的全国粮票到镇上换钱，老汉夹着乡巴佬打屁股，那打得可是真痛。一边打，老汉一边斥责：“你这么不争气！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老子名牌大学都读得懒不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