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29)氣味不對
一 幹革命，要錢做什麼？
經過三個月的農場勞動鍛煉，11月底回到農七師師部奎屯。
1965年元旦來臨，我們第一中隊六十多名隊員分配到新成立的農七師農業銀行工作。奎屯是個兩萬人口的小地方，剛剛成立了農業銀行支行，我們是第一批新成員，領導幹部是比我們早幾天到來的四個轉業軍人。
中國軍隊編制，獨立單位是團，設中共黨委和政治委員，連以下設黨支部，營級設政治教導員，連級設政治指導員，最低一級幹部是排長。毛澤東說「軍隊是個大熔爐、大學校」，中共軍隊是思想洗腦的大熔爐，也是政治培育的大學校，戰士服役期滿，退役回原籍務農，幹部則派往各地擔任領導崗位，叫轉業。來自農村的軍人，小學畢業已屬較高文化。四個領導幹部中，范繼峰原是部隊的連級指導員，其它三個都是排級幹部。
1960年9月林彪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四個第一」，即：
在一切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 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
毛澤東欽定「林彪不僅是個將才，而且是個人才，不僅有實踐，而且有理論」。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被迅速推廣全國，一大批軍隊政工幹部被派到各地，接管領導工作。當時新疆有句順口溜，形容這批不可一世的新貴：「貧下中農、轉業軍人、共產黨員三塊金牌，掛在胸前亮堂堂，別在腰間硬棒棒，摔在地上響噹噹」。
這個新成立的銀行沒有行長，因爲若設行長，便抬舉了業務人員，原先銀行營業所的老會計老幹部全部被排擠。四個文化不超過小學畢業、完全沒有業務知識的轉業軍人，擔任銀行的行政業務領導工作，范繼峰以支部書記、政治教導員身份獨霸一方。
銀行和郵局同處百貨大樓一側，一個門進出，樓上銀行，樓下郵局。范繼峰身兼銀行和郵局兩個單位黨支部書記，這便有了下面的故事，我的每封來往信件，都被他拆開檢查，這叫「掌握活思想」。
我们六十一個青年，十三個留在「上面」(奎屯支行)，其餘分到「下面」(農場營業所)。我被留在上面，究竟是因為我寫寫畫畫的能力，還是我出身不好，為階級鬥爭留下一個靶子？塞翁得馬，焉知非禍。
1月3日是發工資的日子，中國工資制度的級別全國一致，再按地區不同加上一定的地區補貼，新疆還有一份「邊疆津貼」，屬全國工資最高地區之一，我們的月薪是三十八元一角三分。
領到此生第一份工資，我去郵局寄了十元給父母。李宏元去見支部書記，要求像延安革命先輩一樣，像部隊的革命軍人一樣，實行供給制。他的要求夠堅決，姿態夠革命，但顯然還是要錢的人更多，范繼峰在大會上說明了工資的必要性、正當性之後，李宏元才勉為其難地接受下來，但仍十分不好意思，彷佛犯了罪似地說：「我們幹的是革命工作，居然還拿錢，要錢幹什麼？」李宏元同志是一個革命青年。
筆者 (1964年12月)
二 氣味不對
1月底，我們搬入新落成的宿舍。門前就是一馬平川的千里戈壁，放眼直到五十公里外的天山腳下一片銀白世界。遠處隱約可見一座水塔，是1959年造的火車站，後來中蘇交惡，通往蘇聯的鐵路計劃告吹，只剩下這水塔廢墟。
宿舍前面的戈壁雪原，遠處為天山北麓
宿舍外景
我們的新宿舍在當時已算高規格，土牆土頂，內以紅磚鋪地，一排八套，每套一大一小兩間。十三個青年分住兩套，其餘是已婚幹部們的家居。
宿舍內景, 筆者睡在右邊門內
宿舍內間，筆者睡右下舖
（筆者作于1965年1月）
我睡在雙層木格床的下鋪，鋪好被褥，從箱裡取出丹納《藝術哲學》、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王力四卷《古代漢語》、《唐宋詩舉要》，及傅譯巴爾扎克《葛朗台》《貝姨》，整齊地放在床頭的箱子上，兩幅凡高、莫奈的畫張貼在床邊內側牆，這個小小的天地總該屬於我個人了吧 ？
不！兩天後宋北倫趁宿舍裡只我倆，壓低嗓門對我說，上午教導員來看了一圈，說：「有些人把宿舍搞得詩詩畫畫，氣味不對。」
「你要注意啊，」宋北倫說，「我們都出身資產階級，特別要小心，要表現進步。我已經入團了，你也要趕緊入團，否則你就是落後分子。你應該每星期主動去向教導員匯報思想，積極靠攏組織，這樣才有利你的進步。你來之前，我爸爸就來信要我幫助你，我們同在一個單位，我們兩家的關係不要告訴別人，主要是政治上互相多關心幫助，你說是嗎 ？」
「當然當然，謝謝你的提醒。」我的謝謝非常生硬，我的朋友中沒有這樣的人。老宋一片好心，也是他肺腑之言，經驗之談。他雖只比我大兩歲，但在這階級鬥爭無孔不入的社會，已磨練出一身功夫，在領導和同志們間，左右逢源，八面玲瓏。他的開導，當時在幼稚的我聽來，不就是要我去拍馬屁當走狗？簡直奇恥大辱，我驚訝、愕然。
宋北倫父親和我父親同為「民建」【註】上海市委委員，但他謹慎地從不在別人面前露出我們父輩相識的關係，在他警覺的眼神中，我感覺到在階級鬥爭蕭殺氛圍下這個異常革命的單位，我們要避「資產階級出身臭味相投」之嫌，老宋守口之緊、處世之慎、城府之深，他要和我保持距離，顯然我把他當朋友是誤解了。
【註】民建，全稱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七個民主黨派之一，由章乃器黃炎培等民族工商業者（資本家）創立於1945年。
我們雖都是「剝削階級出身」，他入了共青團，評上優秀團員，眼看前程似錦。在這個超級革命集體裡，他的生存之道、上進之心，無可厚非，但我做不出，做不到。宋同志和我言不由衷，他走他的陽關道，我走上了狹隘曲折的獨木橋，人各有志吧。此後宋北倫在各次運動中表現出色，「思想覺悟」奇高，打打殺殺的事總衝在前，也算六七十年代某一類的典型。
六十年代最令人髮指的就是二十來歲青年的心，已經在異常兇險的政治濁流中，被馴導，被扭曲，被污染，喪失了純真，磨泯了良知，學會投機營鑽，看風使舵，告密整人。這一代稚嫩的花朵，經文革「錘煉」之後成為中國當代社會的主體，全世界都震驚中國人的整體素質低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切根源于那個時代極度的醜惡。
說來我對黨團員素無好感，但在無孔不入的官方宣傳裡，黨團員正派正直的形象，領導幹部對青年同志無微不至的關心愛護，不可謂沒一點潛移默化的影嚮。電影和小說裡更不乏青年學生在上山下鄉、工廠礦山獲得領導重視的情節，我雖不敢奢望這位臉色鐵青的教導員能和我促膝談論藝術，卻也實在沒想到幾本書兩張畫竟招致他如此的敵意。我頓感芒刺在背，范繼峰這對小三角眼時時惡狠狠地盯在我背後，如一頭嗅尋獵物的鬣狗，一條審視路人的惡犬。但要我裝出一個犯錯的孩子般去乞求恩寵，卑躬屈膝地巴結奉承，我辦不到，做不出。
我想象不出一個沒有巴爾扎克、凡高的世界將會怎樣，直到一年之後，這個在我看來不可能的世界，竟如一座巨大冰山真實地屹立在我面前。
【註】文革後宋北倫當上奎屯建設銀行行長，退休回上海，2022年疫情中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