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55)我和收音機的故事(之二)
文化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終於這一日﹐林副統帥出走摔死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手足無措﹐顏臉掃地﹐到了1974年底毛主席作了「最新最高指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等於承認文革失敗。
氣氛開始轉變，1974年12月﹐我的監督勞動終於解除，從今以後，雖然還是餵豬，但不再是監督勞動，監督改造，而是自覺勞動，自覺改造，為革命養豬了。
被沒收的收音機還給我，革命領導同志告誡﹐這是為了讓我多聽來自北京的聲音﹐聽樣板戲﹐聽中央社論﹐有利我的改造﹐我表示感激﹐發誓努力改造。
但是我一回到土屋就辜負了革命同志的信任﹐又開始偷聽敵台，真是死不悔改。美國之音有雜音﹐沙沙的很煩﹐我到處搜索﹐只要不來自北京的聲音﹐我都聽。
一次﹐在海頓小號協奏曲（Trumper Concerto）第三樂章主旋律之後﹐聽到一把渾厚的男中音：
這裡是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在科隆發音。
此後我每天晚飯後，八點正，把耳朵貼近收音機，聆聽來自遙遠遙遠的萊茵河畔悠長的電波。我素來熱愛德國﹐康德黑格爾深邃嚴峻的德國，哥德席勒厚實莊重的德國，華格納沉雄崇高的德國，包浩斯現代簡約的德國，偉大的德國，現在德國的聲音，從科隆大教堂來到我身邊。
簡陋的木板書桌（筆者作于1976年7月）
一晚我正陶醉于德國 James Last 樂團演奏的「黃絲帶」，聽見木門嘰嘎一聲，探頭進來的是楊明忠。我的房門是薄薄的木板﹐又沒有鎖﹐一推就開﹐多虧我的收音機是按鍵式四波段﹐我一只耳朵警覺門外﹐一隻手始終放在按鍵位置﹐一有風吹草動﹐立即按下中波﹐聲音馬上就來自北京了。
革命驚覺已成為中國人的習性，第二天楊明忠就在黨支部會議上說，他覺得我好像在聽敵台，「好像聽到裡面有外國話」。但文革畢竟已經江河日下，支部書記呂景洲對他說，「你耳朵不好，你在門外就聽到，那要開多大聲啊？」要在兩年前，憑這句捕風捉影，我就有難了，今天沒人再想多事，連張國富都說，其實章濟塘這人還是不錯的，過去的事就過去算了。
1976年初「德國之聲」發起徵文「我和收音機」﹐我只能把腹稿默記在心。1981年秋﹐我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給遠方的德國朋友寄出了我的感恩。過了兩星期就收到該台的刊物﹐全是德文，我一字不識，中文編輯附信告訴我，上面有我遲發的徵文「我和收音機的故事」。我真正感覺到自由的甜美﹐和來自萊茵河畔的芬香。
感謝收音機﹐和收音機那邊的世界。
【附記】楊明洪，湖北人，原國軍新疆部隊排長，1949年國軍新疆警備區「起義」，楊明洪後來成為農場一個連長，1965年調來銀行當股長，文革初期和我一起勞改了兩年，後恢復職務，成為黨支部委員，是我的頂頭上司，1981年我拿到出境證件離開前他和我談話，囑咐我「無論到哪裡都要牢記黨的教導，要革命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