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56)書呆子老鄧
1972年1月底，快過年了，下了一夜大雪﹐我必需在八點上班前把辦公室路前的積雪掃乾淨。待掃到大門口﹐見一個身裹破棉襖的高個子﹐緊抱雙臂不耐煩地在門前來回踱步﹐他一回頭﹐我見到了羊皮帽下面一副深度近視鏡﹐左眼玻璃已經碎了﹐貼着膠布﹐口鼻呼出的熱汽在帽沿結了冰﹐顯然他已經在此等候了相當時間。
「同志﹐什麼時候開門啊？」
「八點﹐快了。」
深度近視鏡加一身破棉襖﹐在那個年代是一種身份標誌﹐此人必右派無疑。
「進屋暖一會吧。」我看他凍得夠嗆﹐邀他進了我在豬圈旁邊的土屋。
「呵﹐您好多書！」一口北京腔﹐他沒有注意堆在一旁的飼料﹐沒有注意放在一邊的鐵鍬十字鎬﹐也沒有注意隔壁熱氣騰騰的豬食﹐只看見我牆角簡陋的書架。
這是我和老鄧——鄧從舉的第一次見面。
此後他經常來我處﹐他從來不問我為什麼在銀行餵豬﹐心照不宣。
老鄧1939年出生在北京﹐反右那年他剛進北大物理系。
「我沒成右派﹐不過我沒畢業就離開了。我家以前做大官兒的﹐我出身不好﹐文革紅衛兵一來﹐嚇﹐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全被趕出來了﹐北京麼﹐北京麼﹐不一樣。」他對故鄉的自豪﹑懷念和淒涼﹐全溶在「北京」二字裡。
「那怎麼就你一個在新疆 ？」
「母親和弟弟全在石家莊﹐我犯了錯誤﹐勞教了兩年。」
當年從內地來新疆的不外三類人﹐一是支邊﹐二是甘肅青海四川等地的逃荒農民﹐三是勞改勞教犯。我沒細問老鄧的身世。
他在農七師水管處預製廠工作。新疆地處戈壁﹐南山下來的雪水由巨大的水渠網絡引到農七師各農場﹐管理水渠的就是水利管理處（水管處）﹐所謂預製廠可不像名字那末正規﹐就在前面的大戈壁灘上﹐就地取材把沙石進行篩選﹐拌和水泥﹐做成鋪設水渠的水泥板。他們常年無休地勞作在烈日當頭﹑沙土飛揚的野外﹐夜晚就睡在旁邊的帳篷裡﹐只有冬天﹐冰天雪地﹐才休息三個月。
我曾去看過他﹐大概第二年夏天，五六座破舊帳篷﹐每座十幾人排列席地而臥﹐個個赤身垢面﹐比勞改營條件還差﹐簡直是乞丐窩難民營。時值午飯後休息﹐老鄧躺在地鋪上看書﹐見我來馬上翻身而起。
「看什麼書哪？」我問。
「呵﹐看着玩呢。」
我接過一看﹐華羅庚《數學導論》﹐已經翻得破爛不堪。
我的天 ﹗戈壁荒灘﹐烈日壓頂﹐沙塵滾滾﹐破爛帳篷﹐《數學導論》！
一頭亂髮﹐深度近視﹐又髒又黑的光膀子﹐超級書獃子﹐這就是老鄧。
1975年初，我被沒收的半導體收音機還給了我﹐在我「洋溢」着豬糞豬食味的土屋裡﹐我可以放心地找尋美國之音了。老鄧常常在晚飯後來到﹐認真地聽 VOA正播送的「英語九百句」﹐時而驚訝地﹑恍然大悟地發出「呵﹐呵！」的感嘆﹐那時他已經被調到奎屯第一中學當英語教師。
1995年我在洛杉磯收到他來信，說終于結婚了﹐妻子是學校食堂的勤雜工﹐剛死了丈夫﹐有三個十來歲的孩子﹐在一個喪偶的河南農村婦女眼中﹐中學教師﹑老實巴交的北京人﹐畢竟是個依靠。又過了兩年﹐來信說孩子不聽他的﹐和妻子也沒共同語言﹐什麼都不如意。
1999年我收到他最後一封信﹐他知道在國外人人可以擁有電腦﹐他寫了整整十頁﹐全是從雜誌報紙上抄來的資料﹐興奮地向我解釋未來必將是電腦的世界﹐囑咐我一定要學好電腦。他正在為擁有一部電腦而奮鬥﹐像一個孩子夢想着心愛的玩具。看了他的信﹐我覺得好笑﹐更覺得辛酸。
【附記】我和老鄧中斷聯繫後多次寫信到他學校也無回音，我不知他最後的日子是怎樣度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