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民国时期
四.一 两蒋抵台前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日本代表于九月二日在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Missouri）号签署了“降伏文书”。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D.MacArthur）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其中第一条规定：“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和老挝的北部）境内的日军高级司令官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将军投降。”
国军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分乘美军四十余艘军舰在基隆登陆后转到台北，台湾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当日的报纸如是说：“数万台北市民，云集台北车站前，各街头所建欢迎牌门，红绿七彩电光正辉煌夺目”。台湾省行政公署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司令陈仪于十月二十四日从上海飞抵台北，二十五日到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接受驻台日军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同盟国投降。陈仪到台北时，“台北市民欢喜如狂，万人空巷，人山人海，情况热烈，前所未有。”
在日本投降之后、国军进驻之前，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先期入台“摸底”，访问了包括议会民主运动精神领袖林献堂和后来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等多位民间领袖，得出了如下结论：台湾人愿意回归为中国一省，不过希望能够自己当家作主；由于文化历史的原因，台湾人愿意亲近“老”祖国，不希望独立；台湾人愿意保持与日本的联系，但希望殖民的日本人离开。
日侨遣返
国府接管台湾以后，为尽早排除日本的影响，一切工作以“去日本化”为前提，因而采取了在台日侨全部遣返的政策。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开始，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遣返，总计遣返了约四十八万人，其中军人及其家属约十六万，普通日侨约三十二万。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连原本留下协助战后重建的具有农业、科技等专业技能的七千多个人才也被加速遣返。
当时约有二十万日本人希望留在台湾。陈仪曾表示，“你们这些移民是农业开拓的功劳者，别担心，就比照以前，在这边永远住下来吧!”他的许诺让许多日籍居民兴奋不已，可是不久以后就实施了严格的日侨遣返政策，很多人拿着一纸财产清册，上面记载自己的房子、家具和农具，然后带着几套衣服、被褥等简单行李物品和一千日元回到了日本。许多日本人撤离前，把家里庭院清扫得一干二净，把家庭用具赠送给了四邻。很多日本人和他们的台湾朋友以为他们只是短暂离别，过一阵子还会回来，没想到自此一去不返。有些人不愿被遣返，就隐姓埋名，或有日本女子匆匆嫁给了台湾人(本来日本人不屑与台湾人结婚)，化装成台湾农妇在田里干活，最后统统被抓出遣返。
台湾第一次普选
一九四六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根据“台湾省各级民意机关成立方案”举行了乡、镇公民代表的普选，这是台湾的第一次普选，约二百四十万公民参与了选举。之后各乡、镇公民代表通过间接选举选出各县参议员，而县参议员又选出了三十名台湾省参议员（候选人多达一千一百八十人）。一九四七年制宪国民大会施行了《中华民国宪法》以后，台湾作为一个选区进行了三种国会议员的选举：1）一九四七年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2）一九四八年第一届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3）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第一届中华民国监察委员选举。
台湾人选举出了从乡镇到省级的民意代表，这些民意代表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当然不能说国民党下台之类的话），不必担心被人随意换掉。行政院于一九五0年又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不过权力都控制在行政机构手里，地方自治只治在嘴上。
二二八事件
尽管陈仪是有名的清官，但接管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民国政府从峨眉山上下来以后所有的弊端：施政频繁出错；官员放肆受贿敛财（官员们穿的中山装被称为“中山袋”，因为中山装那四个口袋装起贿款来极其方便），“接收”变成了“劫收”；裙带关系盛行；军警纪律败坏，偷窃、威胁、诈骗、调戏、抢劫、杀人和开枪滋事等案件屡见不鲜，搜刮勒索成为常态；米粮短缺，日用品价格飞涨，通货膨胀严重；以及在台湾特有的弊病，如日本人留下了一千二百九十五家私有企业，按索赔原则纳入了长官公署各局处设置的二十七家公司经营，而那二十七家公司与资源委员会龃龉不断，到了五年以后的一九五0年，那些日本企业登记在册的只剩下了八百六十家，其余三分之一落入了贪官墨吏或其家属名下；又如，官民双方在文化及语言上隔阂严重，当局指责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台湾人因此遭受种种歧视，让台湾的精英大失所望（台湾人有过“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参与过最初级阶段的民选，有过日本式现代化社会的经验，与当时的大陆人比起来，一九四七年的台湾人的期盼比大陆人高）；还有，实施统制经济限制了民间贸易，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了台湾的经济命脉，造成大量民众失业，民生物资被掏空运往大陆打内战；最后，复员返台的台籍日本兵就职无门，一文莫名，等等等等，终至民不聊生、怨气沸腾。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个四十岁的小贩林江迈大嫂在台北沿街兜售香烟包括走私香烟（日治时许多物资由政府专卖，民国接收后照旧，香烟属专卖商品，从而有走私品）。官府专卖局持枪缉私的六名查缉员和四名警察将林查获，扣下所有香烟。林哀求诸警，纠缠之下，林头部挨了一枪托而出血受伤，昏迷在地。集市众人本来积怨已深，于是围追诸干员。一警对天鸣枪，子弹误杀了一个民众陈文溪，顿时火上浇油。民众于次日上街鼓噪，在罢市、罢课、罢工之余，包围了警局、专卖局和行政长官署，并闯入专卖局，围殴打死了两名职员，打伤四名，还将专卖局所存的火柴、香烟、酒、汽车与脚踏车等物品抛到道路上纵火焚毁。在行政长官公署前，卫兵开枪，至少造成两人死亡、数人受伤。事件进一步引发群众的愤怒情绪，由请愿惩罚凶手转变成反对长官公署的示威。台北街头出现了暴力骚动，省籍冲突随即激化，许多民众将外省籍公务员、宪兵和警察视为主要攻击对象，外省商人和平民也遭到波及。虽然有准官方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导的“议会路线”，但不足以平息民愤。
台北的冲突迅速蔓延到各地，治安事件扩大为政治运动。民众攻击、包围或占领地方政府或警察局，并殴打外省人（当时军人以外的外省人不多，以官员与官员眷属为主。普通外省人受害者是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极少数，其中多在前期为暴民所殴杀）。大部分反抗行动针对官吏腐败，同时要求政治改革和高度自治。参与分子主要有青年学生、失业者、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和地痞流氓等。
台湾共产党（日治时期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领袖之一谢雪红被推选为台中市民大会主席，她组织了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全面接管了台中市警察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政府机构，拘捕了台中市市长、专卖局台中分局局长等官员，随后还组织了二七部队（其名称取自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发生在台北的缉烟血案）。
（谢雪红（1901—1970年）是台湾共产党创始党员之一，享有“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之誉。谢于一九四七年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共，同时参与创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中共预定在解放台湾后派遣粟裕担任台湾省主席，谢与蔡孝乾担任副主席，对此，谢对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拍桌怒骂，批评中共背叛台湾人在二二八的牺牲：“整个二二八以来，主张武装抗争这条路有多少人牺牲？为何到最后，你还是要由外省人统治，来当台湾的省主席？没经过我们台湾人一票票投出来的省主席，又是你们中国共产党指派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谢被打成右派，开除中共党籍。台盟的同志和战友对她进行了十次大会批斗。《光明日报》说：“谢雪红在一九四七年混入共产党，十年来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共产党内曾对她长期进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谢雪红始终抗拒党对她的教育，这次更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谢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她犯下了“四大罪行”，其中一项是“共产党叛徒，二二八的逃兵”。谢在文革期间又一次遭到迫害。她因肺癌死于一九七0年。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六年，谢得到平反）。
嘉义民众和青年学生组织了嘉义防卫司令部，攻击军械库和嘉义机场，控制嘉义广播电台，袭击市长公馆，接管了警察局和嘉义市政府机关。
在高雄、新竹、彰化、台南、台东、宜兰和花莲等地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警民、军民冲突。
由于此时国军仍多在大陆，台湾兵力不多，民众要谈判、要真相、要惩罚凶手、甚至要民主而聚众抗官。陈仪千方百计地拖延和虚与委蛇，并采取安抚和分化的两面手法。
陈仪和时任宪兵四团团长张慕陶等台湾军政首长及其情报人员从一开始便认定事件的起因是“奸党乱徒”策动，勾结归来的浪人流氓和台籍日本兵，并利用日本御用士绅借端生事。三月八日，宪兵团二营在基隆港登陆，随后整编第二十一师抵达台湾，在全岛展开大规模的逮捕和扫荡。除了直接参与反抗的人以外，许多未参与事件的台湾社会精英与地方领袖，包括民意代表、律师、医生、法官、检察官、大学教授、教师、作家、工商领袖和媒体人等，在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杀害。许多台湾人或是批评政府，或是诉求政治改革，或是提出“台人治台”等要求，但没有反叛政府的“叛国”意图与行为，却遭到军人和警察以“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处死，其中部分人公开行刑，尸首示众；部分人秘密枪毙，未见尸体；部分人不知去处，人间蒸发。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在骚乱时劝告其他人不要妄动，出面调解，并尽力保护外省人。
二二八使累积了一年多的民怨一下子爆发出来。在国军屠岛之前，有大范围的暴徒行凶；在二二八之后，台湾人手里有些武器，国民政府调派大军镇压，又继以清乡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但是，国军后期的大规模杀人已与二二八的民间暴力基本无关了。死在军队枪口下的绝大多数是本省人，杀人的与被杀的有明显的群体背景。此事件造成了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长期的族群对立以及后来的政党对抗，影响至深且广，也埋下了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
（除了本省人和外省人这两个主要的群体之外，台湾人还有个小类叫“半山”。因为大陆人在海外以“唐山人”知名，台湾人管大陆人称“阿山”。日治时代，台湾人中有不少因各种原因在大陆生活，日本投降后，那些返台的台湾人就成了“半山”，即半个“阿山”。“半山”语言、文化两边皆通，自然成为本省人与外省人交流的桥梁。因为权力都操在外省人的手里，台湾人要接触权力，往往要找个“半山”沟通。曾经是台湾行政院院长、副总统与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就是当时担任台湾省参议会秘书长的“半山”。）
二二八事件之后四十年，随着台湾党禁报禁的开放，事件被追究调查，但是没有查出蒋介石下令开枪的证据，连行政公署长官陈仪的“犯罪证据”都找不到，只查出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言行，他认定“奸伪已经混入群众中，积极地在煽动”，“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结群成党，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
台共创始党员之一的林木顺在他的著作《台湾二月革命》中说：“（三月九日）上午十时，柯远芬引导监察委员兼监察院特派台湾监察使杨亮功到圆山陆军仓库前面广场，指遍倒在广场上的数百具尸体说：这些就是昨晚进攻这个仓库、被国军击毙的奸匪暴徒。杨亮功无言。后来杨亮功对他的跟随人透露，仓库附近并没有战斗过的迹象，死者都是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又没有携带武器。……这数百名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就是昨晚被宪警……所拘捕,押到圆山仓库前面广场，被国军击毙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国防部长白崇禧上书蒋介石，称“柯远芬处事操切，滥用职权，对此次事变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悛改，拟请予以撤职处分，以示惩戒而平民忿。”然而柯远芬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二二八的臭名昭著的屠夫之一、时任高雄要塞守备司令的彭孟緝，将前往要塞调解谈判的五名民众代表五花大绑，随即当场枪毙了其中的三名。毙完代表，彭又派兵出要塞用机枪扫射民众。彭在高雄杀人如此有效，以至国军的援军抵达高雄后都无事可做了。彭日后不断高升，曾任蒋介石的国防部参谋总长与陆军总司令。
二二八之后不久，国民党开始对全台实施包括“连坐处分”在内的全面清乡。
（一九四九年一月，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在解放军占领浙江前夕拟投奔共产党，并试图策动京沪杭警备军司令汤恩伯投共。汤恩伯将此事呈报蒋介石，陈被软禁。一九五0年四月，陈被押解到台湾。五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死刑。同年六月，陈被枪决。中共统战部曾建议追认陈为“爱国人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下达指令，要求对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加强监侦。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曾经统计参与“叛乱”的共有六千三百十七人，准备拟定监视考核办法，不过因为警力不足、执行困难等因素而未能实施。
当局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的忧虑，由一九五0年代初期担心涉共，到一九六0年代转为担心涉台独。一九六二年八月，警备总司令部命令各县市警察局落实对“二二八事变分子”的防范控制。地方警察系统对“二二八事变分子”的出入境申请、户籍迁徙查考、工作、生活、甚至思想言行都严密监侦记录，并累及亲属，这种监侦大多至当事人死亡时才予以注销。此外，情治机关经常在特定时期对二二八的参与者进行控制与警戒行动。一九七0年代之后，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后，政府经常动员各单位对相关的纪念活动或可疑分子进行监视。
一九八七年二月，郑南榕和陈永兴等人共同发起了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有五十六个团体加入，要求政府公开档案、展开调查、公开道歉和赔偿二二八受难者伤害损失等。
一九九0年，随着台湾逐渐民主化，总统李登辉确立处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框架，逐渐开始正视二二八事件。立法院首次为事件受难者默哀，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指示成立了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
一九九二年二月，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这是官方首次出版研究报告，并修正了过去的说法，不再将之视为叛乱和暴动。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二二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李登辉正式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与全国国民致歉。同月，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宣布将二月二十八日定为“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将台北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由于当年多位主张民主改革的台湾省参议员遭到杀害，台湾省参议会的原址被开辟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事件平息，秩序恢复之后，行政长官公署曾制定与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暨所属各机关公教人员因二二八事件伤亡损失抚恤救济办法”，主要对蒙受生命财产损失的外省籍公教人员及其眷属和雇工分发救济金，然而这一善后抚恤工作很不周全，有些损失巨额者只获得了小部分补偿，也有损失不大却虚报溢领补偿的人；同时，除了澎湖县将抚恤扩大至所有受难民众，其他县市均未及于一般民众。由于当时获得救济抚恤的公教人员不多，一般民众与受难者都认为政府从未救恤。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辉颁布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依此成立了处理补偿事宜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一九九八年，立法院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在陈水扁总统任内，政府开始进行平反与赔偿作业，主要对象以本省人为主。截至二0二三年七月，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核准的二千三百四十件二二八事件赔偿金申请案件中，计有六百八十七人死亡、一百八十一人失踪，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人遭遇羁押、徒刑、受伤或失能、健康、名誉或财物受损等，核发补偿金额共计七十二亿八千三百六十多万元新台币（以下除有特别说明的以外，“元”均指新台币）。
二00八年至二0一六年国民党再度执政期间，马英九政府持续推动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保存，组织纪念追思会，但是避谈责任追究问题。
二0一六年，民进党蔡英文当选总统。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纪念仪式，从受难者家属手中接过《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其后蔡英文政府再度清查和查封有关政治档案资料。
二0二一年，《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以文献分析方式，得出官方档案记载的死亡总数在八千三百十七人～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四人之间，失踪五～十五人；外省人死亡与失踪合计七十九人，受伤一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因族群冲突而被殴打致死的外省公务员三十八人、民众八人，因政府镇压丧生的外省人三十一人。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的文告，声援二二八事件并支持台湾人“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并在三月二十日的《解放日报》上全文刊载。
之后中共称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起义”，将其视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二0一七年二月，中国国台办宣布举办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将二二八定性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共与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
国军、国府撤台与往台湾转移金银外汇和国宝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以后，台湾经历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势已去，大量外省人（绝大部分是军政人员）开始涌入台湾。十二月，中华民国的行政机关人员全体迁至台湾。本来台湾人口已有七百万，这之后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陆移民潮结束，台湾容纳了一百二十万新移民，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败逃台湾以前，蒋介石未雨绸缪，命令蒋经国、汤恩伯和桂永清等把储存在中央银行的黄金三百七十五万两，银元三千万枚和外汇转运台湾，还委托时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将原来分藏各地、后临时集中在南京朝天宫的六十八多万件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馆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古籍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收藏共五千五百二十二个木箱、铁箱运台。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那些国宝经历了三次海运和两次空运的大迁移。运宝人员临危受命，以身护宝，历经艰辛，最终将三十八万件文物与三十万件古籍善本安全运抵台湾（故宫的文物共有一万多箱，在战火中流亡了十几年，运到台湾的不足三分之一）。
那些黄金银元和外汇大致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以稳定金融；二是维持八十万国军的军费以及应对解放军渡海作战；三是维持一百万公教人员和难民的生活所需。那些钱估计只能支撑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