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在华夏文明中的存在（一）
---- 中国奇迹与中国困境的哲学溯源
玄野
当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主要有三层，而所有三层优势在当下都显性地表现在一点上，就是资本的产出投入比世界最高，其他任何国家都无以匹敌。同时这三层竞争优势也是中国真正能融入世界的三大障碍。其一是秦晖先生在前几年提出的那个“低人权优势”。这一点在很久以前大家就都能看明白，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其关键吸引力就在于低人权优势。而单纯这一点并不能构成中国对世界资本的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世界上具备这个优势的国家太多了。第二层优势就是大国家主义深入人心，国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很强，绝大部分国民都把强国当作个人幸福的先决条件，国家成为达成个人福利的无法绕开的中间因素。这一点不是中共宣传的成果，而是两千年帝国政治传统的积淀，也就是中国政体的外儒内法所致。第三层优势就是共产主义与法家政治传统的契合，二者都是物质主义的崇尚者，很少具备对神或者天道的敬畏，在某些世代甚至彻底没有敬畏。在中国当今政体的方方面面里，外在表现为共产主义，实则是法家政治传统两千年来所夯实的基础。共产主义加持下的法家政体对中国是福是祸，难以断言。当今世界尤其是主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各国各就其位并且相互关联掣肘的产业体系，随着科技与产业的更新，也无时无刻不在互相协调制衡来实现共同发展。而这样的一个体系需要所有参与国都是互相对等且在商业相关的法律制度上保证互相透明，尤其是保证司法的非感情化和非利益化。政策法规用来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是正确而且普遍的，唯一例外是当下左派那种以身伺虎的情怀。而制定规则以后在执行过程中是不可以有啥自我偏袒的。一个不对称的竞争者的出现将导致这个体系的崩溃，所以欧洲有一个去风险的说辞。当今中国能否复制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序八州而朝同列的奇迹，私以为写个科幻小说过过瘾还不错。当年山东六国勾心斗角，与当下的各发达国家如此紧密的经济媾和完全不同。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民粹主义是中国当下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以为这是一个假象。相较于上世纪曾经为民粹主义所主导的一些强大国家而言，中国的民粹主义并不严重，也并非根本问题。表面上看是民粹，实质上是大国家主义而已。
文章开篇先罗列出大家都会有兴趣思考的几点结论，下面我们再一起追溯何种机理导致了这一令西方人费解的现状。我们首先从那个亘古未变的话题—神与人性谈起。神的存在，其作用于人类的主要效果就是对人性弱点的控制与拯救。人性的弱点是什么？骄傲狂妄，自私贪婪，放纵堕落，嫉妒狭隘，懒惰奢侈，残暴血腥，贪嗔痴，等等。当人们失去控制这些人性弱点或者说失去束缚心灵魔鬼的时候，人就会在战争等种内竞争中出现种族屠戮，也会在掠夺自然的种间斗争中极大地腐蚀掉自然设定的各类生命的共生架构。一个伪善的信仰不会控制人性的弱点，反而会令其增强，使得骄傲放纵狭隘大行其道。这样的一个信仰在严格意义上并非信仰，而是政治权术，以信仰之名行贪嗔痴之实。至于否定一切信仰而简单地相信自己的感官，从而在人的欲望和物质追求中迷失，那样所造就的后果往往更加严重。
神对强悍生命所设定的制衡因素
因为上面的原因，历史上每每有思想家痛斥人类的堕落，人为制造了许多灾难，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话说回来，设若人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人类社会走向长期的繁荣昌盛，那么人口总量或者说人类的消费总量就会快速达到自然容纳力的边界。在人们意识到的问题时候，那个边界已经被冲破，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滑入深渊。显然这既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景象，也是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景象。种内竞争导致了人类整体消费力的下降，也许这是神在自然中设定的制衡机制。这里可以用一个最简单化的自然现象作个类比。狮子是草原生态链的顶层捕猎者，雄狮的地位更是至尊。然而，雄狮有一个习惯，就是它遇到不是它的后代的小狮子时，一般会把小狮子咬死。对于物种自身而言，这是极其邪恶的做法了。当然这种做法对于狮子的种群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制约因素，然而狮子在自然界中依旧是很繁盛的。设若狮子克服了这一陋习，狮子种群的数量就会暴增，就像人类进入文明世代以来的人口渐次爆炸那样。结果就是草原上的斑马羚羊角马等等面临灭顶之灾。食物链顶层生命的种内竞争本就是自然属性而已，于物种自身算是邪恶，于造物主来看，那是必须的制衡元素。
当代社会发展有致使这一制衡因素失效的趋势。欧美世界走出二战以后，文化界对爱的崇尚无以复加。然而爱只是人的属性，人的爱只能局限在人的世界之中。自然有自然的法则。将爱泛化至普济众生，是将人性法则凌驾于自然之上，是人心的骄傲所致，是人性对神性的僭越。人对神的规则顺序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以人性来干预自然，就是地法人，就是乾坤倒转了。生命的消费最终消耗的是自然资源，当人类的爱心如太阳般普照大地后，人心所能感受到的生命就会得到额外的呵护，而人心感知不到的那些生命就面临着被当作自然资源而耗尽的危险。人干预自然生态，应当摒弃爱的原则，而需要遵循以下几大原则，
其一，必须从科学出发，而不是从感情出发。比如宠物的放生这种感情事件基本都有恶劣后果。
其二, 这里的科学更多的是经验科学，而不是由一些公理经过逻辑推演出来的形如几何学般的演绎科学。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而人的感情则是自我禁锢的，而自然给予的经验启示是向无限开放的。所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把握的策略是杜绝感情，慎用演绎，主要依据经验的启示。干预应更多地从仿生等经验综合思路上寻找方法。
其三，优先补偿因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当代生态保护的宗旨是什么？有人会说是维持生物多样性。有道理，但这也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噱头。最根本的目标还是人自身的生存安全。一般而言，生命形态越复杂，其对当下生态环境的依赖就越重。显然，世界上对当下生态环境依赖最严重的物种就是人自己，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生态环境的稳定，也就是维护人自己的生存安全。
实际工程运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相关的例子，比如水利工程。兴修水坝可以说是为人类造福的大好事。然而所有的水利工程对于相关水域的生物而言基本都是灾难，尤其是对鲑鱼等洄游鱼类。交通工程也类似，公路铁路建设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础，也同样是造福人类的大好事，但是对于野生动物，尤其是对哺乳类动物而言也是灾难。大约是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在大量的河流中修建协助鲑鱼洄游的分级水坝，这对鲑鱼的种群稳定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而鲑鱼的存在几乎是北半球河流生态系统自身生死攸关的大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干预这个生态系统的理由何在？最核心的理由就是补偿水利工程给生态系统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还有，当代在公路底部修一些生物隧道，还有在公路铁路上面修一些生态走廊，为大型生物尤其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提供穿越交通的通道，也是同样的思路，只是效果上没有那么完美，聊胜于无了。所有这些生态工程都不是源于人对其他生命的热爱，而是人在满足欲望过程中伤害了自我生存的根基，由此做出的一些补偿而已。还有如今被大肆鼓噪的碳排放和绿色能源等等，和爱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人自身的生态安全考量。
从上面这个角度看，作为自然界食物链终极顶层的人类，限制了人类发展的那些种内竞争还有诸多恶魔级的人物与势力反而在客观上构成了重要的制衡作用。人类爱心的泛滥反而是自然世界的最重大威胁。那么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福祸相生之外，我们是否可以说善恶相生甚至善恶互变呢？某个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看是恶的，而在更高层面看却是善的。似乎又不像，因为福祸相生的哲学基础在于对世事复杂多变的体察和物极必反的一种经验浓缩。善恶本就是人类基于种群利益而定义的概念，在人类之上就没有善恶可言了。从人的利益往上推演一步的话就是秩序，而由秩序再往上一层我们并不明白是什么，我们不可以用秩序作为世界的终极价值来评价世事的善恶。正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有限的认知与无限的理想
也许人类最符合天道的素质就是谦卑了。对秩序的理性追求并不构成人类的终极价值，因为人自己的追求本身就需要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人自己的认知必须是正确的。如果涉及到终极的理想，那么必然需要人对终极的认知也是完全正确的。显然这个大前提彻底不存在。至于当下在知识界所泛滥的对自己片面理解的秩序的追求就更不是了。人类整体的认识本就很局限，再把这些知识分发给不同的所谓知识精英，那么每一个知识精英的认知就更是极其片面的。基于这个极其片面的认知而大肆发扬的爱心又何以能达成对秩序的促进呢？当下爱心的泛滥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骄傲。因为你认为你的爱就是世界的终极解决方案，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的终极真理。这虽然和某某主义所吹嘘的绝对真理有着内容上的不同，但这种骄傲是一致的，僭越天道的错误也是一致的。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当的合乎天道或者说为神所喜悦的呢？只有谦卑的聆听。物质世界的边界十分清晰而且近在咫尺，精神世界却是没有边界的。人的历史充满着灾难，灾难之中人们逐渐寻找应有的规律并且逐渐摸索较好的历史路径。历史从来没有按照人的美好向往而发展，所有人的总和塑造了人类历史，而人类历史又是自然历史的一小部分。自然历史方是神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