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
阮耀钟（5802）
刘达同志在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报告
刘达同志到田间地头看望科大同学
刘达（1911－1994），1963 年 5 月至1975 年 11 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党委书记。黑龙江肇源人，著名教育家。1935 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 年，哈尔滨解放，任第一任市长。1948 年受命创办东北农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1958 年任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同年兼任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59 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时，发现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结果被黑龙江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行政级别从六级降为七级。1962 年，刘达的“右倾”问题得到“甄别”。1963 年调任科大党委书记。保护“洋财”
刘达同志是继郁文同志后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郁文同志任科大党委书记期间，科大调入了一批当时因为政治问题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单位扫地出门的年青教师，为“科大发了一笔洋财”。而刘达同志又为科大保住了这笔“洋财”。现在，这些人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为知名学者。1964 年，北京市为了建成“水晶城” ，要把有政治问题的“杂质”统统赶出北京。方励之在他的回忆文章[1]中说：“1965 年 4 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特别是‘杂质’们，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后来，我终于没有走。一个奇迹。奇迹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影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公开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年轻人调走？严先生当时是科大一位非党副校长，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无权过问的。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更没想到，刘达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个极其罕见。刘达不仅命人事部门收回了我的调命，而且终止了所有为创建‘水晶城’发出的调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应该说，当年科大调入一批因政治问题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单位扫地出门的年青教师，正是郁文同志为“科大发的一笔洋财”；幸亏，刘达同志又为科大保住了这笔“洋财”。我认为，这是刘达同志为科大立的第一功！
这些“杂质”， 当年虽然都还是助教，但他们都很有才华，像方励之、曾肯成老师等等，他们后来成为科大第一次创业和第二次创业的骨干，其中不少“杂质” ，如方励之老师等，后来还成为科学院院士。所以，刘达同志不仅是为科大，而且是为国家保护了这笔“洋财”。科大建校初期，有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国内一流科学家亲自执教，是科大的福气；有郁文和刘达这样的视人才为宝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任科大党委书记，也是科大的福气。
硬骨头精神
刘达同志一到科大，真是雄心勃勃想把科大办好。这从他下面的一段话中亦可看出：“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 [2]刘达同志从“四清工作队”一回到学校，就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在被“专政”期间，刘达也不时有一些“趣闻”传出。那时，他每天要向“专政队”汇报思想。有一天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打扫厕所，他没有写什么扫厕所使自己“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当时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的最乾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的厕所应该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2]这种汇报常常通过“专政队”的学生传到科大师生中，成为“趣谈”。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
在此仅举一例。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 派张腊狗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身处逆境，以平常心对待监管学生，娓娓讲述高层内幕及自己经历，令张腊狗等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凛然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认定他是“我党好干部”，还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哪知在1967 年底，康生、杨成武大笔一挥，说刘达在历史上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
“文革”中，科大被迫搬出北京，下迁合肥。安徽省派了一支最“强”的工宣队进驻科大，我在《反革命分子》一文中简单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工宣队把不少年轻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物理系就有两个学生被迫自杀。年轻的学生何罪之有？！真是死得太冤了！由此可见，当时的“阶级斗争”何其激烈，工宣队李队长是何其厉害！科大从北京运来的一列列火车的设备，到站后，都要师生去搬运。刘达已年过花甲，也让他去搬。工宣队李队长走过来说：“刘达，怎么你没出汗？”刘达不愠不火地说：“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那个安徽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这事在科大传开，师生都暗暗高兴，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气。[2]
1971 年，林彪集团垮台。“干联站”张腊狗闻之，修书王震，诉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良好。王震去合肥找刘达，工宣队竟让他吃闭门羹。王震立即致电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方获“解放”。（张腊狗后来改名张恒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3]
刘达同志快要“解放”了，有人问刘达：“如果仍旧让你出来当科大党委书记，你准备怎么办科大？”刘达同志回答说：“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科大搬回北京。”后来，工军宣队领导找刘达谈话：“刘达，你这样讲恐怕影响不好吧。”刘达回答说：“我已经斗倒斗臭了，还有什么影响好不好。”
刘达同志“解放”前，允许他回北京探亲。他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郭沫若老校长。据说，第一次郭老没见刘达，后来听说刘达快“解放”了，郭老用车把刘达接到了家里。刘达几次想向郭老反映，科大在合肥办有困难，但那时郭老自身难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郭老一个劲的讲长沙的考古新发现。最后，晚上九点多了，看时间不早了，刘达只好开门见山的对郭老说：“郭老，科大在合肥办有困难，想给周总理写封信，想请你转交。”听说，刘达说完话，郭老没有表态。刘达又说了一遍，郭老还是没有表态，坐在旁边的郭老夫人于立群有点不好意思了，于立群说：“我看这大概可以吧。”
刘达同志快“解放”前，有的人对刘达说：“58 级学生毕业留校时，你对他们说，五年后把他们培养成讲师，十年后培养成副教授。这是宣扬成名成家，是不对的。”刘达说“那你们现在成天打扑克、下象棋，难道就对了吗？当时，我不仅在业务上对留校学生有要求，在政治上同样也对他们有要求的。”
那时干部“解放”前，要作“斗私批修”。刘达同志是在学校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斗私批修”的。在刘达同志“斗私批修”前，工军宣队领导有个开场白。工军宣队领导在开场白中说：“刘达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在文革前，刘达同志说过“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刘达同志“斗私批修”时说，今天我准备讲三个问题，实际上，刘达同志只讲了两个问题。大家知道，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因为他不同意工军宣队领导定的调子，就没讲！刘达同志的骨头就是这么硬！
1972 年，刘达同志“解放”，官复原职，仍任科大党委书记，时年61 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一番事业。刘达同志官复原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总理写信。给周总理的信写好后，刘达同志派我的老同学王炽昌送给郭老，请郭老转给周总理。刘达同志对全校教师讲：“给周总理的信，我们已送上去了，现在就看周总理表态了。若周总理要我们在合肥办，我们就在合肥办；若周总理同意我们搬回北京，我们就搬回北京。”大概过了个把月，刘达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周总理已看了我们的信，但周总理没表态。周总理没表态，也等于表态了，我们只好安安心心在合肥办了。”这时，大家看到领导已尽了最大努力，只好安下心在合肥办了。这样，大家的心才真正安下来。科大刚搬来合肥时，尽管工军宣队再三施压，说什么“搬迁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反对搬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就是反革命！”党员登记时，还必须写上愿意“扎根安徽”，才让你登记。但是，这些高压措施都无法真正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真正让大家安下心在合肥办科大，还得归功于刘达！我认为这是刘达同志为科大立的第三功！你也许会问，刘达同志为科大立的第二功是什么呢？我下面再细说。
艰苦的二次创业
科大搬回北京已无希望，只能在合肥办了。科大在北京时，基础课教师主要靠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学家。到文革前，科大才建校8 年，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础课教师队伍。至于科大的专业课教师队伍更是薄弱，每个专业只有我们为数可怜的留校学生，并且多数留校学生一留校就下乡搞四清去了，“四清”一回校就是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科大下迁合肥，教师队伍流失二分之一，仪器设备损坏三分之二，合肥的工业基础又差到难以想象，有时要颗螺丝钉都买不到。科大当年在合肥的困难，我想只能用“难以想象”四个字形容，这比1958 年在北京创办科大时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因为1958 年创办科大时，上有中央支持，下有科学院撑腰。科大这两个有利条件，到了合肥一切全无。有一段时间，甚至科学院也想把科大作为一个包袱扔给三机部，1971 年，国务院决定将科大改为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学校划归三机部领导后，因原有37 个专业中有18 个专业与三机部不对口，三机部也想作为包袱扔掉。所以，当年科大是作为皮球任人踢，一度面临解体，面临生死存亡。当时，科大的情况和处境，恐怕现在年轻的科大校友很难理解。科大之所以能摆脱当时的困境，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科大的教师顽强拚搏。多亏文革前刘达同志为科大留住了一笔“洋财”，组成了科大第一代教师队伍。他们多数经历了多年的坎坷生涯，有一股顽强拚搏的精神。例如，方励之和几个物理教研室的老师，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大学1971 年开始复课，图书馆终于开了，虽然杂志还很不全。1971年我开始转到天体物理学研究，我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可以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是我1972 年发表的。国外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我们，我记得，是英国的《自然》杂志。但也很快受到四人帮组织的《文汇报》的批判。因为宇宙学在中国一直是被禁止的学科，像苏联一样，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有很多朋友也说，你搞这种东西干什么？然而，好就好在当时科技大学的领导，像刘达，他说：你别管它，就做你的。所以不但我做，还有别的同事一起做，慢慢形成一个小组。我们小组，在七十年代的科技大学，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在国内宇宙学方面也是最早做的。”从上面这段方励之的回忆，也可以看出当年搞科研有多难，幸亏有刘达书记的支持，科大天体物理研究才有今天。
也多亏刘达同志在文革前留了一批科大毕业生，成为科大第二代教师队伍。我认为这是刘达同志为科大立的第二功。这些当年“不要命的上科大”的学生，与科大有特殊的感情，岂能眼睁睁的看着科大败在自己手中？他们为了科大的生存与发展，再次发扬了“不要命”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科大留校学生，也是自己选了个科研题目做，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我们科大低温物理专业是国内高校中首建的，后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也先后设立了低温专业。七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也同时都在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当年，科大刚经历下迁的灾难性打击，元气大伤；合肥的科研条件更是无法与北京、上海和杭州相比。当时，我可以说是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电烙铁与兄弟单位竞争。在下迁合肥前，我刚完成一项国防科研任务，并且，利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可以成天打扑克、下象棋都无人干涉的机会，我选择了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了晶体管线路；七十年代，我看集成电路出来了，又自学集成电路。我利用自己电子技术的长处，采用变压器电桥克服了引线电容的影响，又采用了最新的集成电路技术。开鉴定会时，很多代表都说，我研制的低温电容液面计是国内最高水平了。1978 年，这个项目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奖”。其他科大留校的同学，也在各自的专业，不同的岗位，为科大的生存与发展顽强拚搏。
科大之所以在合肥能摆脱当时的困境，刘达同志更是功不可没！刘达同志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比谁都清楚，要在合肥办科大，当务之急是尽快补充教师队伍。刘达同志一方面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为条件，从全国各地调入教师。我所在的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那时就从北京大学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了吴杭生、张裕恒和张其瑞三位老师，充实了我们专业的师资力量，保持了我们专业在国内的竞争实力。后来，吴杭生和张裕恒老师都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达还把在浙江一小工厂当工人的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但是，能从其它单位调入科大的教师毕竟有限，尤其是想调进好教师更难。于是，刘达又想了一个“高招”，即在全国范围内物色1967－1970 届科大毕业生，调回科大——这些科大毕业生，大学刚毕业，并且，由于文革的影响，他们的大学课程也没有真正念完，再加上当时知识分子又不值钱，所以很容易调入。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300 多名1967－1970 届的科大毕业生，举办“回炉班”，经过两年以上的学习培训后，补充师资队伍。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个“高招”！如今科大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教师队伍，除少数几位院士以外，都已退休，当年“回炉班”的教师已成为现在科大的骨干和主力。可是，当年举办“回炉班”时，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后期，举办“回炉班”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受到严厉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更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度通宵围攻，逼迫刘达签署文件，将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刘达愤然答曰：“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3]幸亏我们的刘达书记的骨头硬，始终没有屈服， “回炉班”才没半途夭折。我认为，办“回炉班”是刘达同志为科大立的第四功！
1975 年，刘达同志离开科大，调到国家计量总局工作。我不知道刘达同志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科大的。我想，与他1963 年来科大时的心情肯定完全不同。刘达对科大有功有恩，让刘达同志这样离开科大，我于心不忍。
据我所知，刘达同志每次做报告的讲稿都是亲自动手写的。刘达同志即使官复原职，担任科大党委书记后，也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与大家同甘共苦。刘达书记平易近人、朴素的形象，在我们这些老科大人眼中，永远也忘不了。
我们的刘达书记真是一位好书记，可惜和遗憾的是，刘达书记真正主持科大工作的时间太短了！今天，我们这些老科大人要对我们的刘达书记说一声，谢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了科大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科大人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科大的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为了永远纪念我们敬爱的刘达书记，我建议学校为刘达同志立一座塑像。
我从未在刘达同志身边工作过，刘达同志也肯定不认识我。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我作为科大首届学生，如今年近古稀，觉得有些事情如果我们这些老科大人再不写点什么，怕以后可能被历史遗忘，我只是抱着这种心情写这些文章的。
谨以此文，表达一个老科大人对刘达同志的敬佩和怀念。
参考文献
[1] 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
纪》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2] 张永谦《刘达》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3] 戴开元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sni
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4] 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
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本文所附两张照片均由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提供）
原载：(2008 年3 月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08hy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