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谁制定规则，谁有话语权，谁就能主宰世界。这是典型的大一统思维。
说到rule，自然就想到ruler。我们不妨从度量衡的角度，来看看规则的形成，话语权的掌握与rule之间的关联。
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测量单位都是用人的身体计量，比如一尺是男子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跨度，同时，一咫又是妇女手的长度（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每一个人的体型千差万别，这样的测量精度自然谬误百出。更有意思的是，“尺”字是一种叫尺蠖的幼虫爬行时，身体中央拱成ㄇ字型而形成的象形体，其一弓一曲移动的距离，就像“尺”一样成为长度的度量基准。
秦实现大一统之后，度量衡统一了，但是秦制并没有比之前更合理。秦统一的尺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合23.1cm，而周朝一尺为22.7cm，战国时期为23cm。
秦代大一统不但统一了度量衡，还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伦理，甚至车辙的宽窄都统而划一。统治者把话语权牢牢地握在手中。但是这种统一没有任何可信度，只不过体现了君王的权利和威严，仅仅15年后，这一切随着秦朝的毁灭而烟消云散。掌握话语权的大一统秦朝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之后的王朝里，每一个君王都觉得先前的制度不合理，新政伊始，都进行一轮改制，到了明清，越改越混乱，同样的一尺，裁衣，量地，建房的尺各不相同，从32cm到35.5cm都叫一尺。
真可谓一朝天子一朝尺，大小长短朕说了算！
好在中国人不求精准，“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这却让奸商有了空子钻，传说刘文彩就以大斗进，小斗出来盘剥农民。
直到民国18年的《度量衡法》才规定：“中华民国度量衡采用万国公制为标准制”，但是民间依旧通行旧制。1959年，《国务院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原来以国际公制为基础所制定的市制，在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通用，可以保留”，一市斤，还长期等于16两。
很难想象，假如公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会用什么标准来度量。
那么公制是如何形成的呢？
西方人早期和中国人差不多，从foot这个词可以知道，他们丈量也依赖人体。例如古罗马时期，一个成人走两步的距离叫1步，一步等于5尺。这显然不合理。然而，西方人没有用权威统一度量衡，他们在思考：如何让计量单位更合理。
1668年，英国圣公会主教，自然哲学家John Wilkins发表了《关于真实性格和哲学语言》（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提出一个与今天的公制系统非常相似的计量系统。他建议保留秒作为时间的基本单位，并建议每秒经过起始位置一次的钟摆移动的距离为长度的基本单位。
（这一年，是中国的康熙七年，清政府重申海外贸易禁令：地方甲长同谋放纵者斩首，知情不举者处以绞刑。不知情者杖一百，发配三千里……）
1790年，托马斯·杰弗逊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建议将基本单位长度称为foot，即周期为1秒钟摆摆动距离的3/10或1/3。
钟摆摆动距离要比人体器官长度精准的多，在此基础上，公制标准开始逐渐成熟。
1789年，法国法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制定度量衡的委员会，他们提议，以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从赤道到北极点的距离的千万分之一作为标准单位，称之为mètre。在实地测量的同时，他们制造了一根和这个长度对应的的铂金棒，作为“米原器”（Mètre des Archives），存放在国家档案馆内。
由于铂金棒在不同环境下还是会出现细微的变化，1889年，首届国际计量大会用铂铱合金（90%的铂和10%的铱）制造了一个新的米原器，并规定在0摄氏度时所测量到的米原器上两道刻度之间的距离为“1米”。
权倾一世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他虽然对公制不屑一顾，但他承认并尊重公制作为计量系统的价值，根据1812年的帝国法令，在引进“习惯度量衡”（mesures usuelles）用于小型零售的同时，规定所有政府、法律等领域必须使用公制，各级学校中教授公制系统。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对长度的定义也在不断精确。1960年国际计量大会改用氪原子辐射在真空中的波长来定义标准米。
1983年国际计量大会又将米重新定义：“光在真空中行进1/299792458秒的距离为一标准米”，光速永恒不变，因此，国际标准米也就有了公正客观的计量标准。
可见，标准的制定靠的不是强权和霸权，而是靠令人信服的公正可靠的科学依据。
制定了标准是不是就有了话语权，就可以rule了？
不一定。
如今，制定计量标准的欧洲人到了美利坚，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习惯mile和pound。美国佬就是这么顽固，标准米再客观精准，我就是不吃那一套！美国成了现今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未将国际单位制定义为官方量度系统的国家。
Americans Rule!
无论如何，从一步等于5尺到光在真空中行进1/299792458秒的距离，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从“妇人手长八寸”，到32cm的一尺，还是在原地踏步。
世界就像钟表一样，欧洲人从古希腊学到了活力、理性和创造力，现在正在超越他们的老师。中国是一片时间静止的土地。
Europeans had learned dynamism, reason, and creativity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were now surpassing their teacher, China was the land where time stood still.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Ian Morris, p.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