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清华简的文明污染。
Zhiyan-Le, 2024-06-01。
看到光明网转发的《瞭望》述评：
《破译千年竹简 求索文明密码》。2024 05/25 来源《瞭望》。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525/d2c139eb71d44cfdb32d3db6a16da927/c.html
：：清华简“《系年》这篇就将秦人祖先从东方西迁到甘肃一带的缘由和历史记录得很清楚，可解开秦人来源的千古之谜。”黄德宽说。……清华简的先秦乐谱“五星图”记载宫、商、角、徵、羽五音原理，惊现一笔画出的五角星，体现了五音生成的规律。“五角星背后蕴含的思想是‘三分损益法’”出土文献中心副教授贾连翔介绍。#
一个律历的历史事实就可证明清华简是伪造的真相。见下，商周的分野和建正：
举例。常识：乐谱和乐律彼此相关但是两码事。三分损益是乐律而不是乐谱，清华简解读者们搞错了。三分损益的五音生成与五行五运相生一致，即上古时期称为律历，在天文历法作业中具有重大意义。如司马迁《史记》所说的“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云云、篇章标题就是律历。因而，三分损益的五音生成的表达，跟五行相生一样，用五边形表达相生，而不是用表达相冲相克的五角星。可是，清华简表达五音生成却用五角星。那足以说明，清华简的伪造者连起码的三分损益及其律历常识都不具备，故而抄袭相关古籍也会抄错。就此不服者，可用清华简五音去标示古代乐曲和给古代乐器搞搞定音，那必将是一场灾难。----商朝就有了完整的五音七律十二律了，而自称战国时期即近千年后的清华简却连十二律都搞不出来、只有十律。
举例。清华简《四时》关于第二月的文字说：【仲春受舍，……十四日，日月分】。历史事实：月中有【日月分】是日出地支十二宫的【卯】位的天象。周朝建子，对应卯宫的是四月而不是二月；汉代以来和现用的建寅历法的第二个月则对应卯宫。见上图。可见，清华简是低劣伪造，把汉朝以来的历法当作周朝历法了。
再举例。清华简《司岁》的四时二间两个栏目，是照抄汉唐尤其是宋元明清的命理地支排列，但都抄错了。错在：隔位倒序；而命理方法来自律历，不管是否隔位、律历倒序都是针对历法轨道的正序轨迹的镜像。具体说，其二间栏目抄错很明显：一间和二间对应【攝提】和【單閼】两岁都是【寅申】（而其它岁之二间则彼此相冲相克）导致一个少了申、另一个少了寅。如此，拿低劣伪造的清华简司岁搞历法，必将是一场灾难。----商朝就有了完整的天干地支组合及其推导系统了，而自称战国时期即数百年后的清华简居然连甲子六十及其相生相克的常识都不知道，可见其伪造低劣。
又举例。上图，商朝之际，秦国的分野为未宫、徵律、林钟。意义：商朝时候，秦国已是诸多方国里的很有实力的佼佼者，故而才可享有分野之地之权位。音律是鼎器的规格，而鼎是方国的权位与责任的象征物。秦国享有七律和十二律的分野，足以说明当时秦国的权位已经相当高了。这些，与出土文物甲骨文文献记录吻合，见：
其酉 日于祖丁秦侑宗 茲用。甲骨文合集27315
宗秦于妣庚乇 。甲骨文合集30339.3
?秦宗于妣庚。甲骨文合集32742.3
?未卜有冊? 于妣庚其秦宗。甲骨文合集41494.1
弜秦宗。小屯南地甲骨3210.2 #
妣庚是商王的妻子，是王后。商朝统治是血缘政治和自然神论的组合。没某种血缘关系，没神论确认和足够高的权势地位，方国秦国咋能与商朝帝王和王后攀亲带故而具有宗室关系往来、并享有相关所有分野权益？既然“秦宗于妣庚”多次见于甲骨文记录，那就应该考察秦人和妣庚的血缘关系、才能获得秦人族群祖先来历的可靠线索。
以上历史文物和文献彼此吻合的事实说明，清华简所谓的周朝之际和周王室把秦人从山东调遣到甘肃、才使得秦国有了地盘和发家机会云云，是瞎编伪造。
说些反证。周朝之际，没有汽车、高铁和飞机，如此，秦人从山东迁到甘肃，至少要徒步跋涉几个月。实际问题：路上吃什么？仅以一万人和每人一天只消耗一斤粮食来计算，那就是一天消耗一万斤、几个月就是几十万斤。秦人哪来的那么多可携带的粮食？筹备那么多可携带粮食，要几年的农业好收成和节余？或，周王哪来的那么多剩余粮食、可为一个部族的几个月的大迁移而提供几十万斤的粮食？沿路征粮？途径的诸侯凭啥要给秦人白白大批捐献自己可能很需要的粮食食品？方国氏族大迁移不是几十人或百人的团队度假旅游。
再反证。欧美学界早就说明，远古到上古时期，如今叫陕甘、新疆、中亚、中东和近东，直到古埃及古希腊，这个地区曾是河流湖泊丰富、非常适合农业和畜牧业。正因为那些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人类农耕文明就是从这一带起始的。上古中国周穆王的西征、还有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都是慕名而为了征服这个欧亚大陆的粮仓富地。
插图：美国考察团1925-08-20在兰州拍摄的照片之一，该兰州大桥为美国捐款而修建。可见，百年前的甘肃大部还是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地方。来源：美国哈佛图书馆。
可说，甘肃一带曾是商朝和周朝的后院粮仓，也是他们的王室与西域通商和接受上贡并发财的要道。如此，周王室为啥凭啥那么放心、把反叛者秦人从东海之滨赶到并盘踞他们的后院粮仓和受贡要道？若说防御外族侵犯等等，多年累积修成的长城说明，防御方向是北方外族而不是通往西域的甘肃通道。再说了，在甘肃一带享有分野的诸侯或拥有领地的家族氏族，也不会那么听从周王室的调遣、把自己的粮仓土地白白让给秦人、让秦人壮大起来吞并自己。
例如，古籍《国语》有长篇记载：周景王为诸侯游说所动，要重铸无射音律（见上图，鲁国的分野对应十二律的无射音律）。那意味着改变鼎器规格、即王室多收上贡同时无端提高鲁国的权势地位，等于为王室和某个诸侯的勾结利益而消弱其它所有诸侯的权位、破坏整个王朝的联盟制、意味着国家崩溃（同时，孔子要行夏之时。儒家是当时礼崩乐坏的领衔者）。那遭到单氏家族的强烈反对。周景王不听劝告而一意孤行。结果，周朝从此走向衰败灭亡。
同理，若周王把秦人从山东调到甘肃，那也是改变包括音律鼎器且包括地盘的分野权益权位的再分配，各诸侯和氏族就听之任之而没丝毫抵制吗？仅为鲁国而改变一个音律但不动其诸侯地盘、就遭到诸侯氏族的强烈反对而成为当时的重大事件并见于长篇历史记录了；可是，周王室调遣享有更高层次分野的秦国秦人的事件、是比改变一个音律更为重大得多的分野事件，但没有关于诸侯氏族抵制或反对的历史记录。传说当时已有民谣：亡周者，非秦必楚。如此，周王室和诸侯氏族都那么在乎鲁国分野的一个音律的变动，就不在乎秦国分野的整个全变吗？
进一步说，商周之际，国家体制是血缘氏族为主体的方国诸侯组成的联邦制或联盟制，王朝王室担当盟主，各方国诸侯高度自治（包括拥有国土人口和军队）、同时承担维护王室和给王室上贡的责任。而王朝体制则是“五权分立”（民、王、卿、巫、龟。与古希腊罗马帝国的民主体制类似但有些不同）。在那种体制下，商周王室几乎无权直接调遣任何享有分野权势的方国诸侯；即便要做，还得通过王朝自己的五权分立表决程序。如此，不说全部而只说有权有势的民，能同意可能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吗？再想想看，盘庚不动方国诸侯分野而只是王室自己迁都、就遇到特大困难而要求助于烈祖和天意；若王室调遣一个享有分野的方国诸侯且严重打扰其它方国诸侯权益安全，那有多大的可能可行性？
历史文物文献、历史天文地理和上古国家体制、以及当时的常情常理等等，各方面事实都说明，清华简关于周王室调遣秦人从山东到甘肃的故事，不过是照搬汉代以后文人的以讹传讹的伪造而已，根本就不能作为历史事件的判断依据。
至于与清华简及其解读秦人来历相关的其它故事，则是荒唐了。例如，大众日报（2024-05-30）述评说：就嬴秦祖源在东方，李学勤断言：“秦人出自嬴姓，秦人就是商奄之民，最初就生活在曲阜、莱芜一带，其中‘嬴’这个地名在莱芜从古到今流传，所以莱芜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云云。
事实：该说法逻辑前提是：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父系社会，且地名和族名人名必然有且是唯一的一致性。该前提不成立。不然，古印度有地名孔昌；照那逻辑说，孔子的祖宗是印度人。孟加拉是古国，孟子来自孟加拉民族。吉林鲜族有老镇姜家店，姜子牙是高丽人。不够荒唐吗？
再说，中国远古到上古前期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而不是父系社会，即不能拿后来的父系人物作为某远古上古群族例如秦人的祖先所在的依据。要知道远古上古前期就已经存在的族群的祖先祖籍，必须考察母系。有啥遗迹文物文献能说明或证明秦人的母系来自山东？没有，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哪一点。
上古之际，赐姓可与地名文字相关、但并非一定相关。武丁称号丁、妇好赐名辛，与地名文字无关。周武王名发，与地名文字无关。周朝国号和族名不同，----也罢，清华简和李学勤还没说周口店必然是周朝的中心地区、也没说武王的祖籍在武汉。
李学勤不懂古代律历而搞错，不只是清华简真伪判断错误，他领衔的夏商周断代项目也搞错了。例如，根据古文记载的甲子纪日和“日月星辰皆在北维”、他们下结论说周王克商是公元前1046年01月20日，就是个错误例子。
首先，甲子六十纪日，一年有六个，冬季有两个。古籍记载的那个甲子日，到底是冬季哪个月份的？这个问题没清楚答案，凭啥说甲子日就是公元前某年的01月20日？其次，冬季时候，地球在太阳和北维之间，因而在北维看不到日；夏季，太阳在地球和北维之间，因而才有“日月星辰皆在北维”的天象，即克商时间是夏季而不是冬季。
古籍明文记载说，武王起兵是冬季甲子日，但作战几乎半年、到了夏季才彻底打败商王而实现了克商。把起兵之日当作克敌之日、以为当日起兵而当日就彻底打败商王和建立周朝了，可说是很低劣的常识错误吧。按照李学勤的学术方法和逻辑，中共克敌成功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应该是中共起兵的1927年八月一日、而不是1949年的十月一日。说得通吗？
附议：利用清华简伪造秦人来自山东的故事的背后。
就清华简编造的秦人来自山东的虚假故事，有议论说：【秦帝国中央集权。秦国权力长期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秦君，能够有效克服他国封建体制之弱点，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中央集权是我们国家长期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中央集权是根据中国具体状况提出来的，最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而这种制度使秦人最后实现全国统一，建立强大的秦国。】云云。#
那议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谣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前辈学者们清楚说明，有文物和文献可考的历史事实是：秦朝取代周朝之前，中国国家体制是血缘政治和自然神论组合的五权分立（民王卿巫龟）的体制，类似于古希腊罗马帝国的古代民主制度（但有不同。例如，中国的是自然神论，而古希腊罗马帝国的是人格化的神）。中国的那种古代民主体制持续了至少3500年，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出现于世界文明史的国家体制方面的文化之根基和传统。
商朝之际，秦国就享有了分野且宗于妣庚，而那不是家族中央集权制、却正是血缘氏族和自然神论的五权分立的宗法体制，且持续到秦国取代周朝、前后经历了大约1500年。而秦朝建立后实行家族中央集权的时间，前后不过15年。就是说，中央集权制不但不是秦国长期实施的制度，且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使得秦国永久被淘汰而不再享有商朝时候的权位。
汉朝承续了家族中央集权制；但接受了那会加速王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实行的并不完全是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身的中央集权制，而是实施神化人格的中央配位集权制。用董仲舒的话说，那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抛弃自然神论而实行无神论，以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意，即所谓“天人合一”的神化人格为最高统治；在那之下，实行按血缘辈分来决定谁能充当天人合一和代表天意的神化人格、谁能在那个神化人格之下享有多少和享有多大的权利、以及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和如何承担责任。从汉朝直到清朝，皇城里的天坛就是该中央配位集权制的仪式之地，而配位之争贯穿于汉代至清朝的皇宫历史。
在那种神化人格的中央配位集权制的体制下，皇帝集权有限、并非独揽所有国家权力。例如，宗教信仰选择权不在皇帝而在配位民间、皇帝也得服从那种选择，即政教分离、皇帝不是国家的精神领袖。这就是汉代及以后中国能有道教和佛教以及回回教三个宗教并存、甚至“人皆可成佛”而民间可自立世俗宗教、加上儒家信仰的国家体制缘故。
再例如，血缘氏族家族可拥有军队，即皇帝并非拥有所有兵权、其枪杆子权力受到配位制度的限制。又例如财权，皇室享有自己的财政并享有地方上贡和全国税财，同时，地方相当自治而可有自己即各地不同的财政政策（部分恢复商朝体制），皇帝财权受到配位制的限制。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法权。秦始皇实行“我就是法”和“我就是国”，法治即人治、人治即法治，家族之法替代了盟约宗法。而汉代以后，皇室接受了秦律包容甚至纵容利益冲突而导致国家法规制度无效和王朝灭亡的教训，法治实行“回避”制度，有利益相关者必须回避、执法者必须与相关利益彼此无关。这不同于西方现有的司法独立，但与秦朝的“我就是法”也大不相同。可说，汉代到清朝，法权并非完全集中于皇帝一身，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秦朝推翻的商周时期律历之律高于世俗利益的地位、但没能彻底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下表为秦朝以后实行中央集权和中央配位集权的国家统一分裂状态的年代历史图示：
可看到秦朝到清朝的历史事实：除了秦朝实行全面中央集权制之外，其它各个朝代的一个新朝代的兴起阶段和强盛阶段，实行的是道家主导、俗称“无为之治”。其主要特点就是前述的中央配位集权制，皇帝权力和官僚权利都受到最大可能限制、而民间权力权利则获有最大可能保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阶层间隔处于最小可能的程度。
而一个朝代走向衰落和灭亡的阶段，实行的是儒家主导，主要特点就是皇权和吏权膨胀到几乎不受限制的程度，民间权力权利则受到最大可能的限制，官民之间的阶层间隔处于最大程度可能的状态，即秦朝方式的中央集权制获得最大可能的实施。
不管哪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制的条件下，中国处于统一状态的历史时间大约有75.7%、处于分裂状态历史时间大约有24.3%。很清楚，中央集权制并不能保障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相反，它大大扩展了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可能性，甚至大大拉长了各次国家分裂状态的经历时间。诚如《三国演义》劈头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就是中央集权制条件下的中国的统一和分裂两者并存、分裂状态频频出现的历史事实。
严格说，秦汉到清朝的中央集权的历史表达大约有2130年，但实际上经历了1500年、即秦汉文化到了宋朝就结束了。主要理由：
元朝实行回回历，中国文明根基律历被废除。蒙族血缘统治至高无上，秦汉的中央集权处于隶属地位。可说，就独立国家而言，中国是蒙古帝国的附属殖民地而不复存在。元朝后期，最高统治者意识到必须恢复秦汉集权制才能延续之际，蒙古帝国及其元朝走向灭亡了。
明朝试图恢复秦汉的中央集权制，但因文明根基即律历被严重破坏而难以全面恢复。一个突出例子，就是没能恢复秦汉律历原貌、甚至把它继承商朝律历的核心部分即五音五行组合的五运候风称为“骗局”、用无法付诸历法和音律的所谓平均十二律替代。明朝后期，皇室试图借助西洋人士及其携带的西洋历法来恢复原有的律历，还没搞出名堂、明朝走向灭亡了。
清朝，跟元朝一样，实行满族血缘统治至高无上、秦汉中央集权处于隶属地位。就律历方面，清朝皇室接受元明两代的教训，一开始就试图借助西洋人士及其西洋历法来恢复秦汉的律历体系。然而，中国律历和西洋历法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其所谓恢复是越搞越糟。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室意识到必须按照中国律历的原貌来恢复，废除了西洋历法及其携带者西洋宗教，着手《诗经乐谱》而从音律开始恢复中国律历。搞了些名堂，但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没有原本律历支撑而只有外族血缘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统治陷入严重的衰弱腐败而无法抵御列强殖民化，导致清朝走向灭亡了。
简言之，历史表达可说秦汉中央集权制的文化历时2130年，但实际上只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期间包括大约有27.47%时间处于国家分裂状态。
对照看，商朝到西周及之前，中国的血缘氏族和自然神论组合和五权分立的上古及古代民主联邦制或联盟制，历时大约3500年、期间没有较长时间的国家分裂状态；东周时期，出现中央集权而导致战国时期的国家分裂。----所谓秦朝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是篡改历史的谣言：远古到上古的中国，一直就是个统一的国家、且统一状态历时之久大大超过秦汉。更值得一提的是，尧帝到商朝的律历系统，一直到现在还有至关重要的文化影响且渗透各个领域，那是秦汉唐宋再怎么搞中央集权也无法替代的中国文明的根基传统。
如此，究竟是清华简们用伪造的秦人故事而鼓吹的历时1500年的中央集权制更适合中国和中华民族、还是有文物文字可考的历时3500年的五权分立民主联邦制更适合中国和中华民族呢？来看看中共创始人和新中国创建人之一即毛泽东是咋说的（详见：斯诺：《漫长的革命》，1971/1975，英文版和中文版）。
文革期间，毛泽东是享有“四个伟大”的绝对权威。而毛泽东自我评价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四个伟大，只留下教员，其余的统统去掉。并行，毛借题发挥说“会当水击三千里”、提议阅读《庄子》和批判孔子。
《庄子》是道家。其作品有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那生动描述了最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间隔大，统治必败；两者间隔小，统治幸存。因此，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即被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利的大小、与统治者的幸存长久如何，彼此是相生正比关系，例如，前者大而后者久、前者小而后者短。
很明显，庄子提倡的是尧帝商朝的五权分立的民主联邦制，而不是儒家提倡的中央集权制（详见司马迁《史记》：始皇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这或许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提议阅读《庄子》和批儒的寓意吧。
进一步看。文革中，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候、说到文革后中国走向，毛泽东说：“就是这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美国的办法是啥？是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制。毛泽东不同意中央集权制更适合中国、而是主张民主联邦制更适合中国，其表达不是很清楚的吗？继承发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更相关于尧商文化而不是秦汉文化，不是很清楚的历史教训吗？
简言之，利用清华简伪造的秦人故事而鼓吹说中央集权是中国长期治国方式且最适合中国云云，是用假货污染中国历史的谣言，是抹杀远古到商朝的数千年中国文明历史的谣言。不然，那就只能说：历史在重复，中央集权制和儒家成为治国主导意味着当今中国朝代正在走向灭亡。欧洲文艺复兴和开始现代化之后，曾出现数次封建专制主义复辟而导致内外战战争，法国的高卢公鸡和德国的条顿剑的复辟但最后都败于世界民主现代化的故事就是典型案例。但愿中国龙的现代化能避免重复那些封建专制复辟导致战争而惨败的欧洲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