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治理最好时期是人民公社
《洞庭湖决堤》！《被淹情况严重》！《紧急封堵失败》！《堤坝决堤》！《是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的一次》！《决口宽达220米，超过47平方公里被淹没。》《当前主要困难是溃口大、深度深、需要物资量巨大。》《问题在于，钱团间堤比一线大堤单薄，自1996年以来从未用于“挡水”，堤身土壤结构也不够紧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认识和治理洞庭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连续遭遇1949年、1952年、1954年几次大水灾之后，治理洞庭湖上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日程，以水利建设为重点的《洞庭湖治理工程》陆续上马。
在20世纪50年代初兴建荆江分洪区时，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195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中，明确提出长江中下游防洪，必须采取“蓄泄兼筹，以泄为主”，“江湖两利”的治理方针。
在这个治理方针的指导下，洞庭湖治理工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进行堵支并垸、排涝、撇洪河配套等初期建设。
其中20世纪50年代主要通过堵支并垸、整治洪道、加固堤防、兴建涵闸等工程措施来改变历史上水系紊乱、堤防残破的局面。
从1949年到1960年，十年内共完成土石方5.87亿立方米，投工2.92亿个。
其中20世纪60年代主要从事垸内电排建设、渠系调整和渠系建筑物配套。
从1964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电排建设，形成湖区水利建设高潮，机排发展到93615马力、电排发展到19.67万千瓦。
从1961年到1970年，十年完成土石方4.92亿立方米，投工2.67亿个。
其中20世纪70年代继续进行电排建设，开展田园化建设，逐步完善渠系配套。
从1971年到1980年，十年完成土石方16.4亿立方米，洞庭湖区堤垸数由1949年以前的993个减少到215个，一线堤防长度由6400公里减少到3740公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洞庭湖的湖区进行兴修水利，得力于《群众运动》，得力于《大跃进》、得力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群众氛围和集体公有制的体制。
《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时期，洞庭湖区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劳动工日17.85亿个，平均每年投工5000万个，按湖区的正劳动力人口计算，每个劳动力年平均上水利工地劳动50天。
也说是说洞庭湖区一般兴修水利的土方都是由湖区的农民为主，加上工人解放军干部及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人民大众，甚至是年轻的学生们等一切可以参加的人民自觉自愿去做义务劳动来承担的，几乎每个冬季，整个劳动力大军都奋战在湖区冬修大堤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例外。
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这一时期，洞庭湖的水利建设呈发展上升趋势，对于保障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一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因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資本主义，谎称“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强行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分地到户进行私有化，农民们重新回到一家一户各管各的《一盘散沙》的旧社会。由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变更等种种原因，走资派特色政府对兴修水利建设的投入不足，人民群众兴办水利的积极现象不再，湖区在水利建设上欠账较多。发生今天这样的溃堤是在预料之中。
还有水质污染。
据1996?2005年主要污染：
根据近10年来洞庭湖区污染物排放统计，洞庭湖水质污染的类型已由以往的工业污染为主逐渐转变为工业、农业、生活和血防药物污染的多元化污染类型，洞庭湖污染主要分为点源和面源两类。
点源主要是环湖的工业与城镇生活废水排放。据2000年调查，洞庭湖环湖周围绕湖区工业企业近600家，年排工业废水2.76亿t，城镇生活污排人2.62亿t。造纸行业是洞庭湖区最主要的污染源，年排放的COD和BOD5分别占湖区排污总量的81.7%和79.3%。
洞庭湖区的面源污染主要是农药化肥及畜禽粪便污染。据调查，2000年洞庭湖湖区畜禽粪便产生量为2777.6万t，比1990年畜禽粪便产生量1629.3万t,增加1148.3万t，增加了70.5%。
洞庭湖区是湖南省的重点农业区，农药化肥的施用范围广、强度大。近年化肥施用量基本保持在1016kg/hm2、农药施用量保持在10kg/hm2高水平上。
从时域的发展趋势看，洞庭湖水质趋于恶化。
据1991?2000年监测资料，洞庭湖水COD测值变幅在1.72?6.71mg/L之间，均值为2.81mg/L，局部水域COD值较高，西洞庭湖（目平湖）表现较为突出。
年际变化以1998年和2000年最大，全湖10年数据呈振荡上扬趋势。
2008年洞庭湖主要监测断面水质分析表明：大部分水体的水质劣于水域功能标准，V类以上水质达79%，洞庭湖区主要污染物COD，总磷和总氮的人湖量分别为323351t、6913t和59049t,氮磷污染严重；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大、小西湖”出现富营养化，富营养化水域面积达50000多亩，东洞庭湖及洞庭湖出口为轻度富营养，较往年的中营养状态下降了一个级别，富营养化问题开始凸显。
洞庭湖污染来源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其中，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污染控制区，水产养殖污染主要分布在平原农业综合整治区，畜禽养殖和农田径流污染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生态保育区和平原农业综合整治区。
洞庭湖治理最好时期是人民公社
Billzhou 发表评论于
人民公社就是好。應該盡快回到當年的人民公社模式，資本主義尾巴就沒有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好，洞庭湖的治理，就是明證。哈哈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工人买不起房去租又贵再加失业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共产党宣言》
当大批毕业学生被抛入社会之后，脑力无产者背负着房贷或房租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支出，情况和工厂工作的工人一模一样。
与银行家和资本家相比，地主阶级尤其受到鄙视。他们被当作是贪婪的投机者、收受高租金，并把握着最早的机会来提高租金并通过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方式获取财富的人。
现在社会大众针对地主房东们的鄙视情绪正在上升，原因也浅而易见。仅在英国，房租和住房成本就占到了——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有时这个数字还要更大，尤其是对于居住在首都伦敦的人而言，这已然成为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地租不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一块荒地“生产”不出任何东西，也不会产生一个子儿。这种地租只能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即土地上的工人的生产中产生。它是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支付的。
由于住房长期短缺，房东可以因他们的私有住宅收取高昂的租金。
地租的不断上涨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由于城镇的住房稀缺，房地产投机者会在房产空置的时候立刻购买下来。这些投机者不仅是超级富豪，而且还是可动用可支配资产达数十亿英镑的大型房地产公司。由于长期短缺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只会推高房屋和公寓的价值，因此这些房产经常闲置。这就导致了在普通人中，在我们所谓的“拥有财产的民主”中出现了这样难以去负担的住房。
什么才是土地的价值呢？如果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所涉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来定义的，那么土地的价值必定为零，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价值至多不过是空气、光或风的价值。马克思举了原始森林的例子，在那里没有对其花费任何劳动力。这是大自然的馈赠。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土地可以引起到非常高的价格。因此，事物可以在没有价值的情况下拥有价格。“本身并无何等价值的，也不是劳动生产物的土地，或者像古董、艺术大师作品等等那样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物品，其价格是可由许多极偶然的配合来决定的。要卖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件东西能被占有，能被让渡”，马克思说。（《资本论》，第 3 卷，第 772 页）
换言之，在私有土地所有权垄断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土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正是垄断所有权带来了价格，即对收入的要求。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权有一个前提，就是：有若干私人独占地体的一部分，排除其他任何人，使它成为专属于自己私意的领域，而将其支配。把这个前提放在心中，接着的问题，就是立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上，确定这种独占的经济价值（即价值增值）。” （《资本论》，第 3 卷，第 753 页）
早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地主所有制和土地财产就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这种财产起源于封建制度，在那里，土地是所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衡量一个人财富的标准只通过一件事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拥有多少土地。土地是地主统治阶级通过剥削与土地分不开的农奴劳动所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当时，实物地租和剩余价值是同一的，是无偿剩余劳动的表现形式。这些封建起源甚至在今天都可以被识别出来，根据官方消息来源，“王室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包括锡利群岛）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所有其他所有者拥有的只是土地上的财产。
地产在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起源于封建时代，但其在资本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由实物地租转化为了货币地租，即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马克思写道，“最初是间或的，此后则多少以国民的规模进行。但这种转化，还以商业，都市产业，商品生产一般，和货币流通，已有显著的发展为前提。” (《资本论》，第三卷，第933页)
这是马克思描述为“原始积累”的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它破坏了旧的关系，一方面创造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大地产的集中。这些地产被出租给佃农，为资本主义农业和 18 世纪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进而为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食物。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增长，资本主义农业不得不在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大的产出。它成功地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用越来越少的“手”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这种不断增长的农业盈余，就不可能有分工、工业或社会财富的增长。没有它，就没有工业革命。
今天，土地所有权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土地登记处的创建和设计是为了隐藏所有权，而不是去揭露它。
地主制度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以牺牲他人的劳动为代价的基础上，以土地的肥硕脂肪为生。资本主义的地产是大量财富的来源，尤其是其通过垄断、膨胀价格和投机的手段。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从地产敛财被视为是一种体面的收入，而有息资本与高利贷相关联，且非常紧密，特别是通过教廷的联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兴起，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租金被视为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被归类于寄生的和懒惰的地主阶级。
马克思说：“资本家不得不把他所侵占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再同不劳动的第三者分配的情况，只是后来才出现。” “扣除作为工资支付出去的产品价值部分和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之后，全部剩余价值直接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也是生产的事实。对于工人来说，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者，不管他后来怎样同借贷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分配剩余价值。 ” （《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卷，第 152 页，原文中所加的强调。）
马克思的结论是，地主得到的报酬不能来自与其他任何地方，只能来自于无偿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当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些寄生虫还能从哪里获得它们的份额呢？虽然他们没有必要像工业家那样直接用他们的手肮脏地剥削工人，但他们对社会也没有任何贡献，并以我们为代价生活。这种非劳动收入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第三方间接获得的。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通过雇佣劳动在土地上做工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则通过他们的无偿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而这些剩余价值又会进入资本投资者的腰包。但是资本家被迫以地租的形式与地主分享这个剩余价值。所以很明显，地租只能来自于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
也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即直接由劳动者吸取无给劳动，更把这无给劳动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无疑是这种剩余价值的最初占有者，但决不是最终的所有者。它必须拿剩余价值，和那些在全社会生产上尽了别种机能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等分割。因此，剩余价值要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归属于各种相异范畴的人，采取利润，利息，商业利益，地租等各别的互相独立的形态。” （《资本论》，第 1 卷，第 576 页）
“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他不仅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但是，因为剩余劳动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只有通过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产业资本家本身就是这一生产职能的承担者，生产的领导者。相反，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纯粹是一个多余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 （《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卷，第 328 页）
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之间进行分配，即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地租支付给地主，利息则付给放债人，而利润则给于产业资本家。因此，剩余价值的斗争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还同时是资本家必须与地主和放债人之间所做的斗争，他们都试图以牺牲其他所有人为代价来最大化他们所受损失的削减。
恩格斯：住房短缺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
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让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所住住房的所有权。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通过分期付款赎买住房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很多地方工厂规模小，往往是一间大房住很多工人，住房的所有权不好分割。第二，工厂的生产极不稳定，迫使工人不断流动，工人往往还没有获得住房的完全所有权时，工人就可能流落到其他城市。第三，通过银行交换部分的所有权也是行不通的。
恩格斯最后总结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住房设想不外是一种空想，根本无法实现。“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普通工人即使拥有住房所有权也不能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在恩格斯看来，萨克斯希望通过解决住宅问题，让工人拥有自己住宅的所有权来实现工人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这一国民经济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通过让工人拥有住房的所有权来实现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
恩格斯还进一步论证工人即使拥有对小宅子的所有权，工人也不可能上升成为有财产的资本家，原因有二：第一，工人的房子可能租不出去，而只能自己住。第二，工人住自己的房子也是交了租金的。本来劳动力的价格包含了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支出，但是由于工人住自己的房，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时，就会减掉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支出。“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恩格斯：“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
“在太初，上帝创造了世界......起初并没有说过一个人应该统治另一个人，但自私的想象确实设立了一个人来教导和统治另一个人......土地所有者要么通过谋杀或盗窃获得了他们的土地......因此，人类被束缚，成为比田野中的野兽更强大的奴隶。”
“要种地，要收割果实，由各家协助，运进谷仓和仓库。如果有人或一家需要谷物或其他粮食，他们可以不带钱去仓库取来。如果他们想要骑一匹马，夏天去田里，冬天就去普通马厩，从饲养员那里得到一匹，当你旅行的时候，把他带到你需要他的地方，而不需要任何钱财。如果有任何植物食物或粮食，他们要么去肉店，不用钱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去羊群或牛群，把家人需要的肉拿去杀，不买也不卖。 ”
“还有待你们完成的事情是，看到压迫者的权力随他的个人一起被驱逐；看到土地和解放的自由拥有权交到受压迫的平民手中。”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共产党宣言》
当大批毕业学生被抛入社会之后，脑力无产者背负着房贷或房租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支出，情况和工厂工作的工人一模一样。
与银行家和资本家相比，地主阶级尤其受到鄙视。他们被当作是贪婪的投机者、收受高租金，并把握着最早的机会来提高租金并通过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方式获取财富的人。
现在社会大众针对地主房东们的鄙视情绪正在上升，原因也浅而易见。仅在英国，房租和住房成本就占到了——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有时这个数字还要更大，尤其是对于居住在首都伦敦的人而言，这已然成为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地租不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一块荒地“生产”不出任何东西，也不会产生一个子儿。这种地租只能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即土地上的工人的生产中产生。它是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支付的。
由于住房长期短缺，房东可以因他们的私有住宅收取高昂的租金。
地租的不断上涨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由于城镇的住房稀缺，房地产投机者会在房产空置的时候立刻购买下来。这些投机者不仅是超级富豪，而且还是可动用可支配资产达数十亿英镑的大型房地产公司。由于长期短缺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只会推高房屋和公寓的价值，因此这些房产经常闲置。这就导致了在普通人中，在我们所谓的“拥有财产的民主”中出现了这样难以去负担的住房。
什么才是土地的价值呢？如果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所涉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来定义的，那么土地的价值必定为零，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价值至多不过是空气、光或风的价值。马克思举了原始森林的例子，在那里没有对其花费任何劳动力。这是大自然的馈赠。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土地可以引起到非常高的价格。因此，事物可以在没有价值的情况下拥有价格。“本身并无何等价值的，也不是劳动生产物的土地，或者像古董、艺术大师作品等等那样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物品，其价格是可由许多极偶然的配合来决定的。要卖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件东西能被占有，能被让渡”，马克思说。（《资本论》，第 3 卷，第 772 页）
换言之，在私有土地所有权垄断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土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正是垄断所有权带来了价格，即对收入的要求。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权有一个前提，就是：有若干私人独占地体的一部分，排除其他任何人，使它成为专属于自己私意的领域，而将其支配。把这个前提放在心中，接着的问题，就是立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上，确定这种独占的经济价值（即价值增值）。” （《资本论》，第 3 卷，第 753 页）
早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地主所有制和土地财产就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这种财产起源于封建制度，在那里，土地是所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衡量一个人财富的标准只通过一件事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拥有多少土地。土地是地主统治阶级通过剥削与土地分不开的农奴劳动所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当时，实物地租和剩余价值是同一的，是无偿剩余劳动的表现形式。这些封建起源甚至在今天都可以被识别出来，根据官方消息来源，“王室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包括锡利群岛）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所有其他所有者拥有的只是土地上的财产。
地产在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起源于封建时代，但其在资本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由实物地租转化为了货币地租，即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马克思写道，“最初是间或的，此后则多少以国民的规模进行。但这种转化，还以商业，都市产业，商品生产一般，和货币流通，已有显著的发展为前提。” (《资本论》，第三卷，第933页)
这是马克思描述为“原始积累”的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它破坏了旧的关系，一方面创造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大地产的集中。这些地产被出租给佃农，为资本主义农业和 18 世纪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进而为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食物。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增长，资本主义农业不得不在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大的产出。它成功地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用越来越少的“手”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这种不断增长的农业盈余，就不可能有分工、工业或社会财富的增长。没有它，就没有工业革命。
今天，土地所有权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土地登记处的创建和设计是为了隐藏所有权，而不是去揭露它。
地主制度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以牺牲他人的劳动为代价的基础上，以土地的肥硕脂肪为生。资本主义的地产是大量财富的来源，尤其是其通过垄断、膨胀价格和投机的手段。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从地产敛财被视为是一种体面的收入，而有息资本与高利贷相关联，且非常紧密，特别是通过教廷的联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兴起，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租金被视为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被归类于寄生的和懒惰的地主阶级。
马克思说：“资本家不得不把他所侵占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再同不劳动的第三者分配的情况，只是后来才出现。” “扣除作为工资支付出去的产品价值部分和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之后，全部剩余价值直接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也是生产的事实。对于工人来说，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者，不管他后来怎样同借贷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分配剩余价值。 ” （《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卷，第 152 页，原文中所加的强调。）
马克思的结论是，地主得到的报酬不能来自与其他任何地方，只能来自于无偿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当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些寄生虫还能从哪里获得它们的份额呢？虽然他们没有必要像工业家那样直接用他们的手肮脏地剥削工人，但他们对社会也没有任何贡献，并以我们为代价生活。这种非劳动收入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第三方间接获得的。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通过雇佣劳动在土地上做工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则通过他们的无偿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而这些剩余价值又会进入资本投资者的腰包。但是资本家被迫以地租的形式与地主分享这个剩余价值。所以很明显，地租只能来自于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
也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即直接由劳动者吸取无给劳动，更把这无给劳动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无疑是这种剩余价值的最初占有者，但决不是最终的所有者。它必须拿剩余价值，和那些在全社会生产上尽了别种机能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等分割。因此，剩余价值要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归属于各种相异范畴的人，采取利润，利息，商业利益，地租等各别的互相独立的形态。” （《资本论》，第 1 卷，第 576 页）
“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他不仅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但是，因为剩余劳动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只有通过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产业资本家本身就是这一生产职能的承担者，生产的领导者。相反，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纯粹是一个多余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 （《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卷，第 328 页）
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之间进行分配，即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地租支付给地主，利息则付给放债人，而利润则给于产业资本家。因此，剩余价值的斗争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还同时是资本家必须与地主和放债人之间所做的斗争，他们都试图以牺牲其他所有人为代价来最大化他们所受损失的削减。
恩格斯：住房短缺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
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让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所住住房的所有权。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通过分期付款赎买住房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很多地方工厂规模小，往往是一间大房住很多工人，住房的所有权不好分割。第二，工厂的生产极不稳定，迫使工人不断流动，工人往往还没有获得住房的完全所有权时，工人就可能流落到其他城市。第三，通过银行交换部分的所有权也是行不通的。
恩格斯最后总结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住房设想不外是一种空想，根本无法实现。“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普通工人即使拥有住房所有权也不能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在恩格斯看来，萨克斯希望通过解决住宅问题，让工人拥有自己住宅的所有权来实现工人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这一国民经济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通过让工人拥有住房的所有权来实现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
恩格斯还进一步论证工人即使拥有对小宅子的所有权，工人也不可能上升成为有财产的资本家，原因有二：第一，工人的房子可能租不出去，而只能自己住。第二，工人住自己的房子也是交了租金的。本来劳动力的价格包含了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支出，但是由于工人住自己的房，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时，就会减掉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支出。“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恩格斯：“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
“在太初，上帝创造了世界......起初并没有说过一个人应该统治另一个人，但自私的想象确实设立了一个人来教导和统治另一个人......土地所有者要么通过谋杀或盗窃获得了他们的土地......因此，人类被束缚，成为比田野中的野兽更强大的奴隶。”
“要种地，要收割果实，由各家协助，运进谷仓和仓库。如果有人或一家需要谷物或其他粮食，他们可以不带钱去仓库取来。如果他们想要骑一匹马，夏天去田里，冬天就去普通马厩，从饲养员那里得到一匹，当你旅行的时候，把他带到你需要他的地方，而不需要任何钱财。如果有任何植物食物或粮食，他们要么去肉店，不用钱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去羊群或牛群，把家人需要的肉拿去杀，不买也不卖。 ”
“还有待你们完成的事情是，看到压迫者的权力随他的个人一起被驱逐；看到土地和解放的自由拥有权交到受压迫的平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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