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对美国 APRIL 29, 2023 YNI957 5 COMMENTS
https://sites.northwestern.edu/marconie/2023/04/29/%E7%BE%8E%E5%9B%BD%E5%8F%8D%E5%AF%B9%E7%BE%8E%E5%9B%BD/
《美国反对美国》是王沪宁教授1988年访美的见闻录及政治评论。在美期间,他“走访了三十多个城市，近二十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短短半年时间里， 他通过这些调研，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之深，理解之透，我这个在美国呆了二十多年，大学里教了十多年书的人也自愧不如。更难得的是，那时他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但笔下透出的知识积淀，学术修养，思辨能力，都已经有相当的火候。写这本书的时候，王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少壮派学者，今天他早已学而优则仕，历侍三朝，两次入常，成为名动天下的“中共大脑”。从这本书看，他能以纯理论家身份脱颖而出，闻达于诸侯，大概并非侥幸，确是实力使然。
从经济学人播客听说这本书后，我的好奇心就像水烧开后的茶壶盖一样按耐不住。王教授这位乐于以“读书人”自居的政治学家，在访美的半年里，到底从美国政制中发现了何种我等凡夫俗子所不能见者，帮他照亮了一条截然不同但却更光明美好的中国发展之路？王教授在自序中写道，“美国反对美国”这个书名，是为了表明美国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它既有肯定性的力量，也有否定性的力量，读懂这两种力量构成的内在矛盾以及形成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机制，才能回答“为什么有美国”这个“简单问题”。全书以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性格、社会管理等十方面为线索，以亲身访谈见闻为素材编织而成，而神韵所在，往往见于每章结尾的评述。个人觉得见闻实录有趣的地方不多，也许因为缺乏时代感，也许因为受众本就是不了解美国的国人。 分析评论部分，虽然因为结构的缘故有些碎片化，论证不够连贯，逻辑也稍嫌松散，但其中有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仍发人深思，值得一读。下文试作归纳整理并稍加剖析。
王教授视价值体系为政制的基础，并把美国价值体系的三要素总结为自由、平等和民主（即权力之源在民）。这套体系对公权力有强大约束力，形成了地方政府优于联邦政府、小政府优于大政府的治国理念。政府囿于有限权力，无法承担管理社会的全部责任，而只能依赖资本主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即所谓“社会自组织系统”。他写道，
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之间，王教授认为美国人无疑偏爱自由。而自由之所以成为主流价值，是“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结果。美国政制只保证“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而非社会平等、经济平等”。要求其他方面的平等，必然带来利益冲突。譬如为实现经济平等劫富济贫，在一定程度内是为民众接受的。但当高税收对私人产权形成实质威胁时，社会便会反弹，反对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实现平等。王教授认为这种对平等心口不一的承诺，是美国成为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重要原因。美国这个商品极大丰富的国家为什么能看到满街露宿街头的乞丐？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分配方式让“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解释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政制无法容忍这样的分配方式。
自由滥觞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只是社会平等的理想无法实现。王教授警告我们，“任何准备用于自己的政治权利，都要准备与别人分享，否则自己也会丧失它们”。而权利给得越多，社会就越难管理。他以结社自由为例，说明这个本来为鼓励政党活动准备的权利，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立黑白两道通吃的“犯罪”组织。政府碍于自由原则，无法有效控制或取缔这些组织，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王教授很看重“分享权利”的分寸，以缺乏这个分寸为最大弊政。 他写道，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美国是通过把政党和国家分离来解决的。简言之，因为政党处于政治体系之外， 可以用相对集权的方式产生政治领袖（如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而选民可以在这个集中过程完成后再做选择。这样，尽管选民的选择非常有限，但整个过程依然“表现为一个民主的外观”。王教授对美国政制里集中和民主这对矛盾的评论算是切中肯綮。至少在产生总统候选人这个环节上，大部分选民能做的确实有限。以最近的新闻为例，超过七成的美国选民表示不希望看到现任总统Biden参加下一届竞选，但如不出意外，他获得民主党的提名应该毫无悬念。
至于利益集团，王教授说它们的作用是“收集、综合、归纳、输送社会的利益要求，是政治系统得以满足最大利益要求的重要条件”。由于资源有限，政策制订的目标往往不是满足所有利益要求，而是以最低的代价满足最多的利益要求。但是普罗大众往往没有利益集团做代表，政治领袖们未必能听到他们的呼声。即使能听到，他们的利益如果跟其他强大集团的利益相左，在效用主义的分配原则下，也未必能够受到重视。
所以王教授说，“美国的民主是否民主够了？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他也说，不管以何种方式选择政治领袖，社会的管理权总归是掌握在极少数“英才”手中的；而“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他据此质疑“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理解是，如果终极目标是选出英才来管理社会，那不管通过民主程序，还是举贤荐能，甚或科举（公务员）考试，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而从民主时不时选出奇葩领袖的历史经验看，也许它“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内在要求”。
美国政制价值体系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它重视自由，美化甚至神话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十分重视传统。对传统的重视，尤其体现在美国人对宪法的“迷之崇拜”和面对种种貌似表面文章的“政治规矩”—如竞选中失败一方需公开发表败选宣言，并祝贺自己的对手当选—时的战战兢兢。王教授解释道，这种情况看似匪夷所思，个中缘由其实并不复杂。个人主义的盛行，反而造成个人权威难以形成，而“越是在没有人说了算的地方，传统便具有越大的权威。”
对这种政治传统的巨大力量，王教授的态度很纠结。他承认政治传统和规矩是写在人们信仰里的法律，比写在文字上的法律更有力量，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之路，“就在于把政治原则和信念变为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而传统一旦形成，则标志着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进入稳态。当然，传统最重要的功能也许是保证政权交接的稳定性。关于这个政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王教授写道，
在承认传统正面作用的同时，王教授也认为传统桎梏的背后隐藏着严重危机。在全书的开头，他援引美国阿马拿共产主义社群解体的案例，指出造成社会制度失稳最根本的原因是“年轻一代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放弃和冷漠”。新陈更替是社会发展的铁律，如果任其自然，不对旧的价值体系进行升级换代，获得新一代的认同，则社会对制度基础的信任危机难以避免。他问道，“谁来完成（升级价值体系）这项社会功能呢？”很明显，不能指望传统，尤其是美国这样通过制度安排刻意拒绝变化的传统。虽然在这里王教授又一次回避了自己提出的难题，但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在书中寻得草蛇灰线。王教授说，美国人对宪法如此迷恋，深层原因是没有人有力量去改变它，所以“维持并解释它是唯一出路”。而宪法之所以如此难以改变，是因为制定者对人性所持的悲观主义。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大差别，”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东西方政治发展的差异。表面上看，王教授这个观点似乎有悖于中国法家和秦制对人性本恶的基本判定。但也许他这里说的人性，并非普通民众之人性，而是社会精英之人性。西方文化拒绝相信尧舜禹汤般的存在，而东方文化貌似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为了引导社会价值体系升级，只能靠伟人来对抗传统的惯性。具体来说，要靠属于每个时代的、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威权领袖。最后这一点纯属个人揣测。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由科学发展观到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代领导核心在价值体系上的推陈出新和灌输宣传，恰是在回应王教授在本书中对这一危机的担忧，而方法和手段也一脉相承。
八十年代末期，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信心爆棚之时。跟朝气蓬勃的日本相比，彼时的美国看上去颟邗无能，垂垂老去。在全书的结尾，王教授在对美日种种经济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得出了美国正在被日本超越的结论，而原因是“美国的体制、文化和价值反对美国本身”，令其最发达地位难以为继。 他写道，
对美日竞争，王教授猜中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日本的GDP在1995年超过美国GDP的70%以后，一直停滞不前，到2021年只剩下美国的21%。而美国，虽然一如既往地拒绝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创新”，但这种抱残守缺似乎并没有耽误美国人在科技领域一路领先。从互联网、社交媒体到自动驾驶， 从区块链、行星际航行到最近的大语言模型，这些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里，有哪些是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威权主义催生的呢？
王教授预言的后半段倒是已成现实：一个比当年的日本更强势，似乎也更高效的民族确实横空出世，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如果以GDP总量为标尺，它和美国的距离，已经比当年的日本更近。毫无疑问， 这一辉煌成就跟王教授推崇的、建立在东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上的“有效体制”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由盛而衰的前车之鉴说明，价值体系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远比王教授分析所及更复杂，而美国那一套民主自由的陈腐旧套，虽然依旧是耽于分裂而患不均，却也没有遇到“不可阻挡的危机”而一蹶不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仿佛来到王教授三十五年前走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但极目远望，却甚感茫然。到底是“美国反对美国”，还是 “中国反对中国”, 是“中国反对美国”，还是 “美国反对中国”？这些烧脑的问题，不知再过三十五年，是否能见分晓？
王教授视价值体系为政制的基础，并把美国价值体系的三要素总结为自由、平等和民主（即权力之源在民）。这套体系对公权力有强大约束力，形成了地方政府优于联邦政府、小政府优于大政府的治国理念。政府囿于有限权力，无法承担管理社会的全部责任，而只能依赖资本主义那只“看不见的手”，即所谓“社会自组织系统”。他写道，
“政府系统只从上面管制社会的自组织系统，但不陷入其中，因而政府的负担不重。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有一整套规则、程序和运作，它们的运作是稳定的。政治的变化往往不影响这一整套机制的运作。它们在运作中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系统的运转。”王教授认为这套“双轨制”是美国政制的优点，因为在“人口达数亿之众的社会，政府直接和全面管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可能性不大”，而“由于体制设计而走上这条道路的社会，政治和行政系统往往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的很多基本需要，积累下来成堆的问题”。当然，他也指出在“看得见的手”的模式下，“政治的火车头”虽然负担较重，但却“易于向一个方向有规则地行驶”。王教授推崇地方政府在美国政制中的强势地位，认为地方政府在具体运作上各有千秋，适应了当地的传统、观念和需要，而“任何政治体制，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良好运转”。他还补充道，“政治体制越是划一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越小”。所指为谁，自不待言。
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之间，王教授认为美国人无疑偏爱自由。而自由之所以成为主流价值，是“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结果。美国政制只保证“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而非社会平等、经济平等”。要求其他方面的平等，必然带来利益冲突。譬如为实现经济平等劫富济贫，在一定程度内是为民众接受的。但当高税收对私人产权形成实质威胁时，社会便会反弹，反对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实现平等。王教授认为这种对平等心口不一的承诺，是美国成为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重要原因。美国这个商品极大丰富的国家为什么能看到满街露宿街头的乞丐？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分配方式让“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解释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政制无法容忍这样的分配方式。
自由滥觞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只是社会平等的理想无法实现。王教授警告我们，“任何准备用于自己的政治权利，都要准备与别人分享，否则自己也会丧失它们”。而权利给得越多，社会就越难管理。他以结社自由为例，说明这个本来为鼓励政党活动准备的权利，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立黑白两道通吃的“犯罪”组织。政府碍于自由原则，无法有效控制或取缔这些组织，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王教授很看重“分享权利”的分寸，以缺乏这个分寸为最大弊政。 他写道，
“任何社会在设计体制时，均会遇到这类问题，想禁止的由于想允许的决定而不能禁止，不想给予的由于想给予的决定而只能给予。…美国政制在给予和允许方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政制，但在禁止和防范方面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政制。”关于美国民主，王教授主要着眼两点。第一，它如何平衡大型社会形成政治领袖过程中对民主和集中的要求；第二，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民意收集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民利益。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美国是通过把政党和国家分离来解决的。简言之，因为政党处于政治体系之外， 可以用相对集权的方式产生政治领袖（如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而选民可以在这个集中过程完成后再做选择。这样，尽管选民的选择非常有限，但整个过程依然“表现为一个民主的外观”。王教授对美国政制里集中和民主这对矛盾的评论算是切中肯綮。至少在产生总统候选人这个环节上，大部分选民能做的确实有限。以最近的新闻为例，超过七成的美国选民表示不希望看到现任总统Biden参加下一届竞选，但如不出意外，他获得民主党的提名应该毫无悬念。
至于利益集团，王教授说它们的作用是“收集、综合、归纳、输送社会的利益要求，是政治系统得以满足最大利益要求的重要条件”。由于资源有限，政策制订的目标往往不是满足所有利益要求，而是以最低的代价满足最多的利益要求。但是普罗大众往往没有利益集团做代表，政治领袖们未必能听到他们的呼声。即使能听到，他们的利益如果跟其他强大集团的利益相左，在效用主义的分配原则下，也未必能够受到重视。
所以王教授说，“美国的民主是否民主够了？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他也说，不管以何种方式选择政治领袖，社会的管理权总归是掌握在极少数“英才”手中的；而“英才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共同特征”。他据此质疑“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规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或称内在要求”？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理解是，如果终极目标是选出英才来管理社会，那不管通过民主程序，还是举贤荐能，甚或科举（公务员）考试，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而从民主时不时选出奇葩领袖的历史经验看，也许它“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内在要求”。
美国政制价值体系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它重视自由，美化甚至神话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十分重视传统。对传统的重视，尤其体现在美国人对宪法的“迷之崇拜”和面对种种貌似表面文章的“政治规矩”—如竞选中失败一方需公开发表败选宣言，并祝贺自己的对手当选—时的战战兢兢。王教授解释道，这种情况看似匪夷所思，个中缘由其实并不复杂。个人主义的盛行，反而造成个人权威难以形成，而“越是在没有人说了算的地方，传统便具有越大的权威。”
对这种政治传统的巨大力量，王教授的态度很纠结。他承认政治传统和规矩是写在人们信仰里的法律，比写在文字上的法律更有力量，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之路，“就在于把政治原则和信念变为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而传统一旦形成，则标志着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进入稳态。当然，传统最重要的功能也许是保证政权交接的稳定性。关于这个政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王教授写道，
“政权的交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难解决的事情。不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程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他认为美国通过政治传统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套规矩深入人心，任何违背它的企图，都“不可能得到承认，不可能具备合法性”。当然，王教授那时虽然已经崭露头角，毕竟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他在政坛格物致知多年之后，修为想来早已臻知行合一的化境，中国特色的政权平稳交接、万世不替的大关节大概早几年就参透了。
在承认传统正面作用的同时，王教授也认为传统桎梏的背后隐藏着严重危机。在全书的开头，他援引美国阿马拿共产主义社群解体的案例，指出造成社会制度失稳最根本的原因是“年轻一代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放弃和冷漠”。新陈更替是社会发展的铁律，如果任其自然，不对旧的价值体系进行升级换代，获得新一代的认同，则社会对制度基础的信任危机难以避免。他问道，“谁来完成（升级价值体系）这项社会功能呢？”很明显，不能指望传统，尤其是美国这样通过制度安排刻意拒绝变化的传统。虽然在这里王教授又一次回避了自己提出的难题，但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在书中寻得草蛇灰线。王教授说，美国人对宪法如此迷恋，深层原因是没有人有力量去改变它，所以“维持并解释它是唯一出路”。而宪法之所以如此难以改变，是因为制定者对人性所持的悲观主义。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大差别，”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东西方政治发展的差异。表面上看，王教授这个观点似乎有悖于中国法家和秦制对人性本恶的基本判定。但也许他这里说的人性，并非普通民众之人性，而是社会精英之人性。西方文化拒绝相信尧舜禹汤般的存在，而东方文化貌似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为了引导社会价值体系升级，只能靠伟人来对抗传统的惯性。具体来说，要靠属于每个时代的、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威权领袖。最后这一点纯属个人揣测。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由科学发展观到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代领导核心在价值体系上的推陈出新和灌输宣传，恰是在回应王教授在本书中对这一危机的担忧，而方法和手段也一脉相承。
八十年代末期，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信心爆棚之时。跟朝气蓬勃的日本相比，彼时的美国看上去颟邗无能，垂垂老去。在全书的结尾，王教授在对美日种种经济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得出了美国正在被日本超越的结论，而原因是“美国的体制、文化和价值反对美国本身”，令其最发达地位难以为继。 他写道，
“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那么美国能拥有这些“更有效的体制”吗？王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化和价值观决定体制，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跟这样的体制无法兼容。这种体制上的劣势意味着，“日本只是第一个向美国挑战的民族。在下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
对美日竞争，王教授猜中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日本的GDP在1995年超过美国GDP的70%以后，一直停滞不前，到2021年只剩下美国的21%。而美国，虽然一如既往地拒绝对传统价值体系进行“创新”，但这种抱残守缺似乎并没有耽误美国人在科技领域一路领先。从互联网、社交媒体到自动驾驶， 从区块链、行星际航行到最近的大语言模型，这些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里，有哪些是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威权主义催生的呢？
王教授预言的后半段倒是已成现实：一个比当年的日本更强势，似乎也更高效的民族确实横空出世，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如果以GDP总量为标尺，它和美国的距离，已经比当年的日本更近。毫无疑问， 这一辉煌成就跟王教授推崇的、建立在东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上的“有效体制”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由盛而衰的前车之鉴说明，价值体系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远比王教授分析所及更复杂，而美国那一套民主自由的陈腐旧套，虽然依旧是耽于分裂而患不均，却也没有遇到“不可阻挡的危机”而一蹶不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仿佛来到王教授三十五年前走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但极目远望，却甚感茫然。到底是“美国反对美国”，还是 “中国反对中国”, 是“中国反对美国”，还是 “美国反对中国”？这些烧脑的问题，不知再过三十五年，是否能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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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沪宁 1991
注：经网友提醒 issues6，against 从词义上来说远比原项目名称中的 Oppose 更加合适因此未来我都会以 America against America 作为它的英文译名。
序
从 1988 年 8 月下旬起，我应邀去美国做学术访问，前前后后六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我去过大大小小三十几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与众多的美国人和外国人讨论美国。我将每天讨论、访问和观察到的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本书。
显而易见，我是作为一位观察者而非考察者去研究和看待美国这个社会的，可以说，在美国的访问，我是有目的的，这就是更多更细更真实地认识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套制度来看待，而不把它看作几个抽象的教条的概念。我在 1987 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运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景观分析社会政治运动的设计。在那本书中，大体上只是宏观框架的设计。此次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具体分析一个政治共同体——美国。
所以，这本书根本的目的，不在于它所描绘的那些纷繁多样的层面，那些五颜六色的景观，那些错综复杂的运动，而在于探讨美国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过程，尽管本书力图展开尽可能大的层面，涉及尽可能多的话题，但其贯彻始终的分析仍是上述主题。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流变，与它的政治和管理方式不可分割。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便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分析和理解美国，离开了这一逻辑是困难的。我只想通过对社会多层面的解剖，来回答一个简单的何题：“为什么有美国？”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它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深知这一点。
本书的方法是用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的框架来分析美国社会，而不把其中任何因素孤立起来考虑。人类的社会生活也罢，政治生活也罢，文化生活也罢，是无限错综复杂的交织的网络。如果想孤立地或者说简单地分析和看待其中的一个问题，恐怕难以奏效。
既然是具体运用上述方法，那它就要求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做出仔细和生动的观察、记录和分析。所以本书的具体描绘和事实记录多于抽象推理。任何抽象推理都只能源自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抽象推理要能够说服人，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奠基。有时候人们需要做一种工作，这就是提供思维的机会，而非思维的结论。当然，本书中种各种现实生活记录都跟随着我的思维和结论，但我也力图使它能为他人提供思维的机会。
本书以美国为分析对象，因为美国同中国一样，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的一种特殊现象，可称为“美国现象”。“中国现象”就是这个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老大国为什么在近代中衰落了？为什么落后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这引起几代仁人志士苦苦思索。而“美国现象”的维度却不同，人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个只有两百年短暂历史的民族，会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对于这两种现象，我认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学者有责任加以研究。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具有双重的责任，他既有责任研究“中国现象”，也有责任研究“美国现象”。由此方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世界，更好地勘探中国的强盛之路。
《美国反对美国》，大概是一个奇怪而又颇为费解的书名。我起这个书名的用意在于表明，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用一句话就可以打发掉。在过去的年代，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观念出发，把美国仅仅看成是“剥削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专政”、看得一无是处，那么现实的美国便会反对这祥的“美国”、僵化观念中的美国。如今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有的人把美国想象成富丽天堂，十全十美，那么现实的美国同样反对这样的“美国”、理想化的美国。包括美国社会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的力量。这便是《美国反对美国》的基本意蕴。
《美国反对美国》，表明了社会的基本运动。但凡只要是人类杜会，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就不能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都归于一个既定的概念之下。《美国反对美国》，表示了本书试图揭示美国社会中什么因素分别构成这两种相对的为量。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来说美国是什么，要说的话，只能是：“美国反对美国”。
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国，越是摆脱了浮光掠影的图景，越容易发现美国社会这种内在的矛盾。作为一名学者，把一个社会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就不能用玫瑰色来涂抹自己的对象，当然也不能用煤灰色来涂抹它。而应当客观地辨别这个社会的利弊所在。总的说来，学者对既存的事物都应持批判的态度，这是推进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对美国，我是持这种批判态度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机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均是这个社会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的产物，只有在这个环境中它们才存在，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套用到其他社会中去。在这方面，不同国家之间不可能简单模仿。
美国是一个大国。在这个大国里，举出一种美国形象来，就可以举出一种与之对立的美国形象。如一般认为，美国是富甲天下的国家，的确，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不少人很富有，富到拥有私人喷气客机的也不乏其人。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也可以讲是“安居乐业”，普通人家一般都拥有小汽车等设备。但如果说，这就是美国，那人们马上就可以描绘出另一种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块地方被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所谓“人民公园”，原是伯克利分校的一块空地，但后来被无家可归的人占据。我在的时候，每天大约有上百名穿得破破烂烂始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过夜，他们有的用破布搭了小账篷，有的就在地上铺上报纸，席地而睡。这些美国人肮脏、污秽、无精打采的样子，无论如何不符合美国的概念。每天早晨由教会慈善机构来发早点，大学的游泳池定期开放，让他们来洗身。就在布什宣布就职第四十一任总统那天晩上，我看到在旧金山的布什大街两旁髙楼的门洞里，睡着不少无家可归的人。这不是美国吗？这是美国吗？恐伯不能用一字来回答。
一般人也认为美囯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人也以此为荣。宪法、竞选、三权分立、公民参政，如此等等，显示了这种制度的一个侧面，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每一个平民百姓真的能主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吗？我在本书中的分析表明，主导政治的权势集团是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的。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对政治民主制约，不能忽略。连美国学者都表示过在经济权力的差别是那么大，以致一个集团可以用非政治手段来决定另一个集团祸福的地方，一种政治的民主就不可能发挥适当的功能。因此，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须包含着被统治者有通过他们的代表来控制经济政策的权利。”（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286页）美国的经济决策权主要地控制在私人财团手中。这是民主吗？这是不民主吗？恐怕也不能用一字来回答。
像这类悖论，比比皆是。说的是美国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也可以说美国是一个穷人满街的国家；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说美国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国家；说美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也可以说美国的教育问题成堆；说美国是一个平等至上的国家，也可以说美国并不那么平等；说美国是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也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如此等等，我的想法是，用事实的的美国反对想象中的美国。
美国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我仅仅想通过美国这个个案的研究，来促进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间接地也促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3 页）列宁在本世纪初早就宣布帝国主义为“垂死的”和“腐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资本主义依然在发展，并且不可低估。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和分析，从历史发展来看，是正确的。但历史唯物主义指示的人类社会犮展规律，需要历史条件的成熟。在这些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任何主观的判断反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强化的推动，一度对资本主义全盘否定，这一是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教条主义使人们无法客观地、科学地判断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左”的思潮的影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于扰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透视，也妨碍人们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不仅妨碍这一点，实际上也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弊端。
作为人类社会，无论是什么制度，都会有矛盾，冲突，需求。了解不同的人类社会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矛盾，缓和冲突，满足需求，应该是有益的。如若我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就实现了我的初衷。
我想，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准确或者精确地了解和把握它，然后才是分析和评价。本书即本着这样的逻辑。
本书共有十一章，我想在这里扼要点明一下：（1）社会不均衡发展及其诸特点；（2）主导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及其流变；（3）民族的多样性格及其社会功效；（4）调节人们社会活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5）在社会上活跃的政治力量及其关系；（6）竞选中的民主和非民主因素；（7）自上而下的政治运作及其特征；（8）非政治的协调机制及社会化的管制；（9）文化、价值观念乃至制度的复制与教育的关联；（10）思想在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作用；（11）危及未来发展的种种潜流。
虽然这十一章包含了不少方面，但由于对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所以实际上涉及的面只是美国社会有限的层面。从这个角度看，我想本书有两点不足：
第一：本书所涉及的面有限，不可能涵盖美国林林总总的各个层面，因此应该说有局限性。不能说这些面能充分地反映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我想做“窥斑见豹”的事，但问题是“斑”找到没有。我想是找到了一些，但不多。好在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其他的文献，可以弥补本书的不足。
第二，我是作为一名观察者而非考察者来分析美国社会的，对不少事物均属于走马观花，有些数据及材料虽有来源，但达不到严格的统计学水准。恐怕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会是主观判断，甚或谬误。因此我希望人们从宏观社会学的角度来读这本书，而不要把它当做微生物学。
另外，在这本书中，我也不想用太多的思辩分析和理论引证来折磨读者，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此。
最后，我要感谢很多机构和朋友，他（它）们对本书的成稿起了极大的作用，没有他（它）们，本书是不能写成的。
从机构来说，我要感谢美国政治学会（APSA），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应美国政治学会的邀请，由美方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计划，尤其是往美国实际政治运作方面，中国政治学会，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之后在美国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提供了全部费用；复旦大学，安排出这样长的时间让我离开教学工作，使我有时间研究这一课题；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wa）政治学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接待了我，并向我提供了所有研究和办公的便利；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院，它们都安排我做了短期的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我在那里做了三个星期的访问学者，受到热情的接待。最后我要感谢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在那里的一周访问使我获得“太阳帝国”一节的感性认识。
从个人来说，那就太多了，我想感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佛杰纳·严女士，她精心安排了我的访问计划；爱荷华大学的斯代维斯教授和家人，他在三个月中给我提供的便利是任何他人不能比拟的；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道格拉斯•马德森教授及全体教职人员，他们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其他的人还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路辛·派伊教授，迈阿密大学的阿诺德教授，密歇根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和李侃如教授，锡拉求斯大学的罗森勃鲁姆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马尔•卡勒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罗伯特•斯卡拉华诺教授和高若斯教授；日本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等人。他们给了我宝贵的帮助。
我要感谢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他们在美国生活多年，许多见解令我茅塞顿开，他们是郑世平、沈依、陈峰、公婷、周雪光、余旭、王人力、吴丹丽、林至敏、徐骅华、靳平、盖哲娅、赫雨凡、杨日均、黄庚、朱晟等人。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不同地方，在我到达他们那里时，都得到了最典型的中国式的款待。
我年想感谢倪世雄副教授，我在伯克莱与他朝夕相处，他给了我真诚的帮助。在本书的最后整理阶
段，任晓、仇开明、姚勤、郭定平、丁春芳等人帮助整理了草稿，丁春芳精心校读了全部书稿，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感谢我们系资料室和办公室的全体人员，他们总是那样乐意帮助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周琪，她对我的帮助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王沪宁 1989 年 4 月 1 日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细节或许过时，但政治内涵仍振聋发聩
2017-10-30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 xiance
王沪宁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他也可以被看作中国的“托克维尔”，这本书因考察时间较短，考察时代和成书时代距今已经很久，所以和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略有不同，而且通过很多后见之明可以快速得到很多书中的结论，对于当时作者的思考和感叹也已经习以为常(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政策很多都是作者参与制定的，所以他的思想融入现在人的体验中也十分正常)，但这并不能掩盖当初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的许多要点的重要性。
一、引言
这本书主要讲了1988年末到1989年初学者王沪宁在美国的见闻和思考，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针对美国政治现状及其成因和影响作了深刻考察。本书通过探讨美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现象来回答“为什么有现在的美国”。
王沪宁是我国新一代政治学者的典范，他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之后又从学术界进入政界，对中央决策的制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成名作《比较政治分析》写于1987年，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此书和《美国反对美国》成书时间相近，在方法论上也有前后的承接关系。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的序言中他也提到了自己“运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景观来具体分析美国”，这告诉我们不应对书中观点进行片面地、孤立地评价。
王沪宁
美国一向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它所维护的政治理念包含了众多西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比如宪法、竞选、权力制衡等等。但是细究起来，美国的宪法也在不断修正，竞选也是不完全竞选，两党博弈仅在四个候选人之中选出总统，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也会有时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形。因此分析美国不能仅仅通过空洞的这些政治学专业名词，而应该更深入地考察民主的细节。
本书题为“美国反对美国”，是因为当时的我国国人存在两种对美国的态度。一是把美国仅仅看作“资产阶级专政”的“剥削社会”，二是把美国看成是“富丽天堂”的“完美国家”。本书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两种观点，举出美国真实的社会细节，用“现实美国”反对两种想法中的“幻想美国”。本书从各个角度指出，美国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它有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将它归类，也不能罔顾事实，大发厥词。此书目的不仅在于展示真实的美国现状，同时也通过将素材归类和分析，力图找出形成如此相对又和谐的社会的内在因素。客观上，作为一本刚刚经历过政府改革的中国政治学者对发达国家的考察论著，本书也有意向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能否完成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和“政治民主应如何发展”。
二、 概述
作者自言书中共探讨了十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可以简化为三点。一是社会的运作方式，二是政治的运作方式，三是抽象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和潜在的危机。虽然政治和社会是分不开的(我想这也是本书作者对于社会中非政治的细节也观察的如此清楚的原因)，但是美国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它受社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突出的。
先说社会层面。作者在书中好几个地方都在尽可能回答“高度商品化对于一个社会错综复杂的管理过程的作用”。简单总结如下：首先，商品化了住房、食物、交通等等这些实物，利润就会引来不同产品的竞争，结果有利于产品和服务的改进和优化。其次，商品化了就业机会，人才和企业就会自发匹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然后作者对多元化进行了观察，比如亚美尼亚人的非现代化生活，阿马拿移民地的集体主义生活。正是美国宪法中对于自由的维护才使得这样的多元化得以存在。
作者在本书中也时时不忘考虑如何推进中国的改革。他举出的亚美尼亚人对于现代化的恐惧和对于传统教育的偏执也适合行将改革的中国社会。
作者深入乡村后发现美国也有城乡矛盾，这之所以还不明显是因为乡镇人口少，且土地使用效率高。随着年代变迁，乡村人口仍然在向城镇迁移。
之后作者考察了美国创新机制的原因：尊重新技术，新技术有助于竞争，创新探索的信念。对于技术的使用，作者也提到了科技治人。科技监控人的方方面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组织，加快了社会节奏，帮助固定每个工作的时间和效率，有助于制定相应的计划。而美国发达的科学技术导致了各种问题的非神秘化。作者认为非神秘化构成了美国社会管理障碍的主要部分，影响权威和自持。非神秘化也有反面，就是神圣化，美国人追求个人英雄主义，追求虚无的美国精神。
作者还强调了宗教在维护社会运行中的意义：宗教是社会自行管理的机制，它维护秩序、保护自由并促进正义。美国的宗教是非政治化和非神秘化的。
再说政治层面。作者对于西方的平等和自由进行了辨析，说明西方体制的平等，只是政治平等。作者用小的方面来展现平等，比如考试的平等，就业的平等。平等的基础是宪法。宪法在政治思想上包含了三大基本原则：代议制、分权、有限政府。它的制定基于人性本恶的想法。美国的重要部门的行政官员均靠选举，政务公开透明。且因历史沿革，州政府权力并不承接于联邦政府。
作者描述了美国大选耗材耗力，但是作为一个规矩，它解决了政权的交替，也保证了人民的利益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声张。作者还有更多细节说明在法律规范的规矩上，美国人是传统的。
对于政府的管制和市场的自由，作者也提到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抗。自从资本主义在二三十年代遭遇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主流，虽然它仍然不建议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但是提出了通过货币和汇率种种方法来间接调控经济。这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张，恰恰是美国立国之初追求的小政府的反面。私有制社会政府的一部分经济来源是税收，它导致了政府和人民的契约关系，是政府听命于人民的源头。
作者深入探究了美国政体中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政党。政党是宽松多变的，它以当选为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系统的理论，原因是政党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的工具，人们通过政党来简化选举流程，让政党来过滤竞选人，同时两个党变化的纲领可以将政治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帮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政党分肥制是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之一，因为需要利益驱动。利益集团和说客(本书译为“乐辩士”)的政治影响基本也出现在他们和政党的交流中。而灵活的组织让每个党在不同的州的理念各不相同，可以因地制宜，各取所长。利益集团主要提供钱，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的目的。说客主要提供研究和合作，包括在听证会上作证等。在变化的竞争政党制度下，政治舞台也像一个商品市场，每家都试图吸引更多的人选购(投票)，政治活动公开透明。政党分肥制有助于贯彻政策的执行，但会损害政策的连续性。
对于选举，作者引用了奈斯比的话：凡是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就政治活动的细节来说，作者认为政治的运转很大一部分在地方政治。而地方政治却有非政治化的倾向。
然后是文化层面。作者考察了教育的出口作用，有利于本国文化的传播。他也认可基本教育非商品化。对于教育的设施，作者考察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还强调了图书馆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资本主义常常被指责短视，但是作者提到了当时见闻中的未来主义，也就是目前没有作用但是将来有作用的东西，各种高新科技如航天飞船等。
作者认为一个社会需要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来源和维持值得每一个社会深思。大多数美国人信奉宗教。而在其中就涉及到了工作伦理，也就是物质上的成功代表了上帝的恩赐和赞赏，这同时表示死后会进天堂。
美国人对家庭甚至人情的淡漠导致了孤独感。少年独立早，老年与子女无关，而壮年时工作并不掺杂感情。人与人的关系金钱化。社会管人和人管人的区别。正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利益，所以有关系。而把这利益尽量缩小，会显得人情淡漠，但人情只会在经济上损伤自由竞争和良性发展。
最后作者指出美国当代存在的潜在危机。包括家庭的破碎，游离少年，伦理道德的泯灭，
毒品的泛滥，黑社会的猖獗，乞丐现象，黑人和土著的权利，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的精神危机，日本的强大。
三、评论
书中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美国?”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解成三个小问题：“美国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美国会变得如此富强”，“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三个问题支撑起了全书。作者先引用了一个友人的简洁的观点：“传统”。所以问题又变成了：“美国的传统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遵循传统”。考虑到国人印象中美国都是“创新”，“反传统”，“自由不受约束”的象征，后者显得更加令人疑惑不解。思考这些问题不能不考虑到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本书先提到了4个C多，粗看觉得这种概述太流于表面，但是从后面的行文来看，这4个C恰恰构成了美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文化。首先是Cars，车多。车多说明流动性大，而美国的驾驶执照基本等同于中国的身份证，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一切都和商品类似，人也不出其外。人要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势必要去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常常搬家和迁移也在所难免，而车多也说明美国人的交际圈较为宽广，活动范围大，不拘泥于家庭或者小环境。随后的Calls，电话多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是Computers，电脑多。电脑基本可以完美体现资本社会的一种无情的态度，它智能，可以简化很多工作，它又没有人的欲望或情感，兢兢业业，不偏不倚。电脑还代表了现代生活，就是快速，方便，准确。第四是Cards，卡多。卡是和电脑联系在一起的，卡的前身是支票，它比支票的优点也是快速，方便，准确。不可忽略的还有一点，卡和电脑的使用，将社会管理一体化、符号化，加强社会组织和按计划运行，尤其促进了美国社会中的信用机制。
本书最初着重描写了美国渗透到各处的商品化，应是因为它和我国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较大的对比。正如书中所说，商品化有很多优点：可以减小政府的负担和权力，对于商品市场政府可以只管制不管理。市场里的每个人由自身利益驱动，一双双渺小的手合力组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转。但是商品化也有其缺点。商品化的本质不在于把每件东西都做成商品，而是要将它们纳入合理的运转机制中，利用商品市场的自组织性来完成相应的管理。缺点就在于如果不能通过自组织在完成管理，市场就会陷入失灵。
除了失灵之外商品化也有别的不可避免的坏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市场经济的坏处恰恰就是驱动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可能造成生产或消费中的负外部性，如污染或者穷人不得不使用差的生活必需品等，因为这无关商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并不会主动去减少负外部性，这里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政策的制定。
书中反复提到了美国精神。首先美国精神自“山巅之城”起就是传统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康马杰所总结的美国精神，包括乐观、信念、果敢、物质性的文化、注重实际、宽容、自大、机会平等、反权威、尊法等等。而正是这些精神的综合让作者觉得，美国精神就是没有“绝对精神”。而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信条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可是诸多信条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小的冲同，亦即存在政治信念和政治体制的鸿沟。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实现这些信念的先决条件，还需要保证制度的细节处理和执行。
如果讲平等，基本意味着条件平等，它的好处是维护了主观能动性，否认了投机取巧和不公平竞争。平等止于条件平等，这种条件平等在政治中实现的最为简单。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可以从政治平等中导出。美国人爱自由，但是要先平等再自由。如果强制规定人人任何事都平等，就否定了人与人的不同，而且政府的权力过大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不公平。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喜欢小政府，也就是惧怕政府的独裁和集权。一个明显的方面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分开，互不继承(但是州政府受联邦政府的财权管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种关系)。州政府的独立有历史原因，也有制度上的便利性，制宪时反联邦党人的观点之一就是：政治体制越是整齐划一，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越小。
建国时美国人是不欢迎政党的，惧怕结党营私，但是两党制却很早就成立且延行至今。两党制的好处在于它能保护统治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和权力，并且党派作为政府之外的组织，有更多的自由。比如在竞选中，候选人的管理和组织应该是人民的事，如果政府来做就是违背民主原则。美国的政治虽号称透明，但终究是不完全竞选，利益集团自助政党，也必然能影响政党的施政方针，相较之下，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采取终身制，就是为了避免利益的影响，我国采取一党执政在这方面也有好处。制度的成熟并不代表大家都要美国化，而在于人民若想改变结果，需要且只要通过制度本身就能完成。
对于美国维护创新的机制，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作者遗漏了创新的法律支持和社会支持。社会对于创新的赞赏和维护，对于抄袭的唾弃和惩治都净化了美国产品竞争环境，反观中国，产品有山寨，网站直接抄袭源代码，论文作伪等等，而且还有一股强大的声音支持抄袭“抄不抄不重要，好用就行”。在这点上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认为非神秘化有可能导致不尊重。客观上说，非神秘化和不尊重没关系，它是正确、理性地认识整个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了解的多不是坏事。美国的性解放往往在这种问题上首当其冲，人们往往认为性解放就是滥交，恰恰相反，美国人对于性的态度和中国人不相上下，性解放是承认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的使用自由，这和出轨完全不同，出轨是违反了婚姻的契约，美国人十分看重契约关系，性解放其实不会影响到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对于另类的人的包容。概括来说，非神秘化和尊重多元价值观才能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批判。
之前提到作者观察并指出美国人有未来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资本主义的短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的管制方式，和人的道德、价值观关系并不大。正是这种追寻理想的做法使美国人有了航天飞机、星球大战计划和各种先进的科技，并且对各种细节考虑清晰。反观我国的豆腐渣工程，现行教育体制仍存在诸多缺点，倒是相形见绌了。
对于每个社会来说，最困难的都是制度的延续性，正如作者所指出，任何社会的危险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年青一代对于旧信念的放弃和冷漠。新的社会状态需要新的价值体系和施政方针，而方针的改弦更张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个两难的问题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其实政策问题不在于制定的好不好，而是公众是否信服，公众对于改革的期许达到了，改革从下向上虽然有阻力，但必是大势所趋，反之则会困难许多。
作者在《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中提到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2.一党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3.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4.伦理民主和法理民主的关系。通过本书中的讨论也许能给出一些解决方法，比如对于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政策，设立特区，对地方放权，强调各个领域的自组织性。对于选举和政务强调公开性和规范性，党内党外设立监督机制，并充分发掘地区人民的投票权力。对于重要资源保持公有，尽可能实行市场化，加强监管的情况下用市场来解决问题。法律应该有人情味但是不应被舆论左右。树立人民对于法律的尊重和维护。
在本书的分析中也有不足，比如对于法律文化分析的不够透彻，缺少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而且对于精英主义的讨论也不够清晰。不过考虑到作者是政治学专家，美国类型的精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并不存在，这类讨论的缺失也情有可原。
四、结语
王沪宁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他也可以被看作中国的“托克维尔”，这本书因考察时间较短，考察时代和成书时代距今已经很久，所以和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略有不同，而且通过很多后见之明可以快速得到很多书中的结论，对于当时作者的思考和感叹也已经习以为常(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政策很多都是作者参与制定的，所以他的思想融入现在人的体验中也十分正常)，但这并不能掩盖当初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的许多要点的重要性。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学者对于美国生活细节的描述这本书已经足够有深度，而书中的很多细节也十分值得推敲。
本书中的问题有不少到现在仍然存在，尤其有趣的是书中最后提到的日本(太阳帝国)和美国的对比恰恰类似当今中国和美国的对比：集体和个人的对比、奉献和享乐的对比、管制和放手的对比。时代在变化，作者的细节描述虽然可能已经过时，但是他从中发掘出的政治内涵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这本书主要讲了1988年末到1989年初学者王沪宁在美国的见闻和思考，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针对美国政治现状及其成因和影响作了深刻考察。本书通过探讨美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现象来回答“为什么有现在的美国”。
王沪宁是我国新一代政治学者的典范，他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之后又从学术界进入政界，对中央决策的制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成名作《比较政治分析》写于1987年，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此书和《美国反对美国》成书时间相近，在方法论上也有前后的承接关系。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的序言中他也提到了自己“运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景观来具体分析美国”，这告诉我们不应对书中观点进行片面地、孤立地评价。
王沪宁
美国一向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它所维护的政治理念包含了众多西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比如宪法、竞选、权力制衡等等。但是细究起来，美国的宪法也在不断修正，竞选也是不完全竞选，两党博弈仅在四个候选人之中选出总统，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也会有时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形。因此分析美国不能仅仅通过空洞的这些政治学专业名词，而应该更深入地考察民主的细节。
本书题为“美国反对美国”，是因为当时的我国国人存在两种对美国的态度。一是把美国仅仅看作“资产阶级专政”的“剥削社会”，二是把美国看成是“富丽天堂”的“完美国家”。本书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两种观点，举出美国真实的社会细节，用“现实美国”反对两种想法中的“幻想美国”。本书从各个角度指出，美国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它有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将它归类，也不能罔顾事实，大发厥词。此书目的不仅在于展示真实的美国现状，同时也通过将素材归类和分析，力图找出形成如此相对又和谐的社会的内在因素。客观上，作为一本刚刚经历过政府改革的中国政治学者对发达国家的考察论著，本书也有意向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能否完成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和“政治民主应如何发展”。
二、 概述
作者自言书中共探讨了十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可以简化为三点。一是社会的运作方式，二是政治的运作方式，三是抽象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和潜在的危机。虽然政治和社会是分不开的(我想这也是本书作者对于社会中非政治的细节也观察的如此清楚的原因)，但是美国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它受社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突出的。
先说社会层面。作者在书中好几个地方都在尽可能回答“高度商品化对于一个社会错综复杂的管理过程的作用”。简单总结如下：首先，商品化了住房、食物、交通等等这些实物，利润就会引来不同产品的竞争，结果有利于产品和服务的改进和优化。其次，商品化了就业机会，人才和企业就会自发匹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然后作者对多元化进行了观察，比如亚美尼亚人的非现代化生活，阿马拿移民地的集体主义生活。正是美国宪法中对于自由的维护才使得这样的多元化得以存在。
作者在本书中也时时不忘考虑如何推进中国的改革。他举出的亚美尼亚人对于现代化的恐惧和对于传统教育的偏执也适合行将改革的中国社会。
作者深入乡村后发现美国也有城乡矛盾，这之所以还不明显是因为乡镇人口少，且土地使用效率高。随着年代变迁，乡村人口仍然在向城镇迁移。
之后作者考察了美国创新机制的原因：尊重新技术，新技术有助于竞争，创新探索的信念。对于技术的使用，作者也提到了科技治人。科技监控人的方方面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组织，加快了社会节奏，帮助固定每个工作的时间和效率，有助于制定相应的计划。而美国发达的科学技术导致了各种问题的非神秘化。作者认为非神秘化构成了美国社会管理障碍的主要部分，影响权威和自持。非神秘化也有反面，就是神圣化，美国人追求个人英雄主义，追求虚无的美国精神。
作者还强调了宗教在维护社会运行中的意义：宗教是社会自行管理的机制，它维护秩序、保护自由并促进正义。美国的宗教是非政治化和非神秘化的。
再说政治层面。作者对于西方的平等和自由进行了辨析，说明西方体制的平等，只是政治平等。作者用小的方面来展现平等，比如考试的平等，就业的平等。平等的基础是宪法。宪法在政治思想上包含了三大基本原则：代议制、分权、有限政府。它的制定基于人性本恶的想法。美国的重要部门的行政官员均靠选举，政务公开透明。且因历史沿革，州政府权力并不承接于联邦政府。
作者描述了美国大选耗材耗力，但是作为一个规矩，它解决了政权的交替，也保证了人民的利益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声张。作者还有更多细节说明在法律规范的规矩上，美国人是传统的。
对于政府的管制和市场的自由，作者也提到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抗。自从资本主义在二三十年代遭遇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主流，虽然它仍然不建议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但是提出了通过货币和汇率种种方法来间接调控经济。这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张，恰恰是美国立国之初追求的小政府的反面。私有制社会政府的一部分经济来源是税收，它导致了政府和人民的契约关系，是政府听命于人民的源头。
作者深入探究了美国政体中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政党。政党是宽松多变的，它以当选为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系统的理论，原因是政党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的工具，人们通过政党来简化选举流程，让政党来过滤竞选人，同时两个党变化的纲领可以将政治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帮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政党分肥制是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之一，因为需要利益驱动。利益集团和说客(本书译为“乐辩士”)的政治影响基本也出现在他们和政党的交流中。而灵活的组织让每个党在不同的州的理念各不相同，可以因地制宜，各取所长。利益集团主要提供钱，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的目的。说客主要提供研究和合作，包括在听证会上作证等。在变化的竞争政党制度下，政治舞台也像一个商品市场，每家都试图吸引更多的人选购(投票)，政治活动公开透明。政党分肥制有助于贯彻政策的执行，但会损害政策的连续性。
对于选举，作者引用了奈斯比的话：凡是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就政治活动的细节来说，作者认为政治的运转很大一部分在地方政治。而地方政治却有非政治化的倾向。
然后是文化层面。作者考察了教育的出口作用，有利于本国文化的传播。他也认可基本教育非商品化。对于教育的设施，作者考察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还强调了图书馆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资本主义常常被指责短视，但是作者提到了当时见闻中的未来主义，也就是目前没有作用但是将来有作用的东西，各种高新科技如航天飞船等。
作者认为一个社会需要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来源和维持值得每一个社会深思。大多数美国人信奉宗教。而在其中就涉及到了工作伦理，也就是物质上的成功代表了上帝的恩赐和赞赏，这同时表示死后会进天堂。
美国人对家庭甚至人情的淡漠导致了孤独感。少年独立早，老年与子女无关，而壮年时工作并不掺杂感情。人与人的关系金钱化。社会管人和人管人的区别。正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利益，所以有关系。而把这利益尽量缩小，会显得人情淡漠，但人情只会在经济上损伤自由竞争和良性发展。
最后作者指出美国当代存在的潜在危机。包括家庭的破碎，游离少年，伦理道德的泯灭，
毒品的泛滥，黑社会的猖獗，乞丐现象，黑人和土著的权利，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的精神危机，日本的强大。
三、评论
书中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美国?”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解成三个小问题：“美国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美国会变得如此富强”，“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三个问题支撑起了全书。作者先引用了一个友人的简洁的观点：“传统”。所以问题又变成了：“美国的传统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遵循传统”。考虑到国人印象中美国都是“创新”，“反传统”，“自由不受约束”的象征，后者显得更加令人疑惑不解。思考这些问题不能不考虑到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本书先提到了4个C多，粗看觉得这种概述太流于表面，但是从后面的行文来看，这4个C恰恰构成了美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文化。首先是Cars，车多。车多说明流动性大，而美国的驾驶执照基本等同于中国的身份证，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一切都和商品类似，人也不出其外。人要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势必要去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常常搬家和迁移也在所难免，而车多也说明美国人的交际圈较为宽广，活动范围大，不拘泥于家庭或者小环境。随后的Calls，电话多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是Computers，电脑多。电脑基本可以完美体现资本社会的一种无情的态度，它智能，可以简化很多工作，它又没有人的欲望或情感，兢兢业业，不偏不倚。电脑还代表了现代生活，就是快速，方便，准确。第四是Cards，卡多。卡是和电脑联系在一起的，卡的前身是支票，它比支票的优点也是快速，方便，准确。不可忽略的还有一点，卡和电脑的使用，将社会管理一体化、符号化，加强社会组织和按计划运行，尤其促进了美国社会中的信用机制。
本书最初着重描写了美国渗透到各处的商品化，应是因为它和我国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较大的对比。正如书中所说，商品化有很多优点：可以减小政府的负担和权力，对于商品市场政府可以只管制不管理。市场里的每个人由自身利益驱动，一双双渺小的手合力组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转。但是商品化也有其缺点。商品化的本质不在于把每件东西都做成商品，而是要将它们纳入合理的运转机制中，利用商品市场的自组织性来完成相应的管理。缺点就在于如果不能通过自组织在完成管理，市场就会陷入失灵。
除了失灵之外商品化也有别的不可避免的坏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市场经济的坏处恰恰就是驱动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可能造成生产或消费中的负外部性，如污染或者穷人不得不使用差的生活必需品等，因为这无关商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并不会主动去减少负外部性，这里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政策的制定。
书中反复提到了美国精神。首先美国精神自“山巅之城”起就是传统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康马杰所总结的美国精神，包括乐观、信念、果敢、物质性的文化、注重实际、宽容、自大、机会平等、反权威、尊法等等。而正是这些精神的综合让作者觉得，美国精神就是没有“绝对精神”。而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信条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可是诸多信条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小的冲同，亦即存在政治信念和政治体制的鸿沟。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实现这些信念的先决条件，还需要保证制度的细节处理和执行。
如果讲平等，基本意味着条件平等，它的好处是维护了主观能动性，否认了投机取巧和不公平竞争。平等止于条件平等，这种条件平等在政治中实现的最为简单。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可以从政治平等中导出。美国人爱自由，但是要先平等再自由。如果强制规定人人任何事都平等，就否定了人与人的不同，而且政府的权力过大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不公平。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喜欢小政府，也就是惧怕政府的独裁和集权。一个明显的方面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分开，互不继承(但是州政府受联邦政府的财权管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种关系)。州政府的独立有历史原因，也有制度上的便利性，制宪时反联邦党人的观点之一就是：政治体制越是整齐划一，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越小。
建国时美国人是不欢迎政党的，惧怕结党营私，但是两党制却很早就成立且延行至今。两党制的好处在于它能保护统治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和权力，并且党派作为政府之外的组织，有更多的自由。比如在竞选中，候选人的管理和组织应该是人民的事，如果政府来做就是违背民主原则。美国的政治虽号称透明，但终究是不完全竞选，利益集团自助政党，也必然能影响政党的施政方针，相较之下，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采取终身制，就是为了避免利益的影响，我国采取一党执政在这方面也有好处。制度的成熟并不代表大家都要美国化，而在于人民若想改变结果，需要且只要通过制度本身就能完成。
对于美国维护创新的机制，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作者遗漏了创新的法律支持和社会支持。社会对于创新的赞赏和维护，对于抄袭的唾弃和惩治都净化了美国产品竞争环境，反观中国，产品有山寨，网站直接抄袭源代码，论文作伪等等，而且还有一股强大的声音支持抄袭“抄不抄不重要，好用就行”。在这点上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认为非神秘化有可能导致不尊重。客观上说，非神秘化和不尊重没关系，它是正确、理性地认识整个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了解的多不是坏事。美国的性解放往往在这种问题上首当其冲，人们往往认为性解放就是滥交，恰恰相反，美国人对于性的态度和中国人不相上下，性解放是承认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的使用自由，这和出轨完全不同，出轨是违反了婚姻的契约，美国人十分看重契约关系，性解放其实不会影响到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对于另类的人的包容。概括来说，非神秘化和尊重多元价值观才能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批判。
之前提到作者观察并指出美国人有未来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资本主义的短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的管制方式，和人的道德、价值观关系并不大。正是这种追寻理想的做法使美国人有了航天飞机、星球大战计划和各种先进的科技，并且对各种细节考虑清晰。反观我国的豆腐渣工程，现行教育体制仍存在诸多缺点，倒是相形见绌了。
对于每个社会来说，最困难的都是制度的延续性，正如作者所指出，任何社会的危险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年青一代对于旧信念的放弃和冷漠。新的社会状态需要新的价值体系和施政方针，而方针的改弦更张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个两难的问题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其实政策问题不在于制定的好不好，而是公众是否信服，公众对于改革的期许达到了，改革从下向上虽然有阻力，但必是大势所趋，反之则会困难许多。
作者在《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中提到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2.一党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3.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4.伦理民主和法理民主的关系。通过本书中的讨论也许能给出一些解决方法，比如对于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政策，设立特区，对地方放权，强调各个领域的自组织性。对于选举和政务强调公开性和规范性，党内党外设立监督机制，并充分发掘地区人民的投票权力。对于重要资源保持公有，尽可能实行市场化，加强监管的情况下用市场来解决问题。法律应该有人情味但是不应被舆论左右。树立人民对于法律的尊重和维护。
在本书的分析中也有不足，比如对于法律文化分析的不够透彻，缺少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而且对于精英主义的讨论也不够清晰。不过考虑到作者是政治学专家，美国类型的精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并不存在，这类讨论的缺失也情有可原。
四、结语
王沪宁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他也可以被看作中国的“托克维尔”，这本书因考察时间较短，考察时代和成书时代距今已经很久，所以和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略有不同，而且通过很多后见之明可以快速得到很多书中的结论，对于当时作者的思考和感叹也已经习以为常(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政策很多都是作者参与制定的，所以他的思想融入现在人的体验中也十分正常)，但这并不能掩盖当初作者在本书中指出的许多要点的重要性。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学者对于美国生活细节的描述这本书已经足够有深度，而书中的很多细节也十分值得推敲。
本书中的问题有不少到现在仍然存在，尤其有趣的是书中最后提到的日本(太阳帝国)和美国的对比恰恰类似当今中国和美国的对比：集体和个人的对比、奉献和享乐的对比、管制和放手的对比。时代在变化，作者的细节描述虽然可能已经过时，但是他从中发掘出的政治内涵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5 THOUGHTS ON “美国反对美国”
I think, especially for many Chinese observers, that people tend to overestimate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 the competition among powers. However, in a so-called “globalized” world, putting the powers in the landscape of the global system might generate more interesting and insightful conclusions. For instance, after the 20th century, authoritarian regimes sometimes show excep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s, maybe faster than any historical period in US. But can it be concluded as that authoritarianism is be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I doubt that, as thos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re all in a globalized economic system led by US (or along with Britai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ruling with irony, if the policy is appropriate, can indeed push the country moving in a right track with high speed, because advanced economics like US will provide you with sufficient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rial tools. This is not sufficient to prove the superiority of authoritarianism, though, as the economic growth is not entirely driven by endogenous motivations. I do consent to some extent that, for some countries, in some specific development stage, under prop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authoritarianism can be more efficient; but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this efficiency could be sometimes underestimated.
纠正一下，你举出的这些例子，首先仅限于现代，并不可验证，其次自动驾驶、区块链、尤其是星际航行连影子都没有，更何谈改变世界。最后，真正改变世界的两个例子：互联网是美国军方项目项目，因此可以认为是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的产物。社交媒体在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的中国催生了tt/抖音短视频媒体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