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李政道（续一）

接上文。

李政道强在哪里呢？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实质是杨振宁意识到一个有意义的领域，李政道主要解决问题。

当然，这里的强弱是相对而言。杨振宁数学强吗？数学家西蒙斯给了他一本书，他看都看不懂。

以下稍微谈一下他们获诺贝尔奖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问题。这个问题源于theta和tau粒子之谜，即这两个粒子到底是不是同一粒子。之前李杨有两篇论文试图解析这个问题。1956年四月，Rochester会议有一个专场讨论这个问题，奥本海默主持会议，杨振宁做开场报告介绍了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验结果。会议期间，有一个实验物理学家Martin Block与费曼同住一室，有一个晚上，他对费曼说，为什么你们坚持宇称守恒，如果宇称不守恒会怎么样？费曼在会议上就问了这个问题，如果宇称不守恒会有什么结果？李政道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回答。会后，Block问费曼，李政道说了什么，费曼说没有听懂。

我觉得，费曼的提问是改变李政道思维方向的诱因，李政道开始思考宇称不守恒，他也给实验物理学家斯坦伯格说了。斯坦伯格实验室在1956年9月《物理评论》上发表的有关重粒子的论文，文章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

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6年六月完成了这篇论文，十月发表，次年获得诺贝尔奖。据李政道回忆，他和杨振宁在咖啡馆讨论问题，突然间想通了，开始杨振宁反对，随后被完全说服。回到办公室后，杨振宁建议暂不发表，要扩大战果到整个弱相互作用。李政道就去找了贝塔衰变的专家吴健雄，吴健雄给了他们一本大约一千页的相关实验资料。李政道和杨振宁花了两个星期分析这些资料，最后由李政道执笔完成论文。吴健雄根据他们的理论，实验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一个想法总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首先想通。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是李政道首先想通。又例如，DNA的双螺旋模型是华生首先想通。在简化的叙事中，华生一个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出了双螺旋模型，没有克里克什么事情。但在完整的叙事中，才可以看到共同的努力和许多其他人的贡献。

这一点我也受到一个数学家的启发。他说，单看论文学不到什么东西，要了解解题思路和过程，才能学到做研究的窍门。论文只包含正确的内容，以前的错误和弯路在论文中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简化的叙事中，就是李政道想通了宇称不守恒，没有杨振宁什么事。这倒不是李政道刻意抹杀杨振宁的功劳，他没有这个动机。也不是贬低杨振宁的能力，两人长期合作，应该是同一个层次，不然的话，就会鸡同鸭讲没有办法合作。李政道晚年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说是我发现了宝藏，另一个人说是我打开了门，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顺便说一下吴健雄为什么没有分享这次诺贝尔奖。吴健雄当然意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为此放弃了预先安排的度假。她是1956年5月6日开始筹划实验方案。1957年元月15日物理评论编辑部收到吴健雄小组论文，同日还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个小组伽文-莱德曼小组论文，两天后还收到芝加哥大学泰勒格第小组论文，这个优先次序不好界定。泰勒格第因赴欧洲奔父丧并陪护母亲过圣诞节而耽搁了实验进程，不然的话，他还会早一点提交论文。其后两三年间有数百个实验结果。一些人说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合作的本质和停止合作的损失，杨振宁当时是知道的。李政道是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停止合作的损失。

那么，他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年周恩来总理曾想化解他们的矛盾而不得其解，可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出版商和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制造一些佐料，不足为信。

1962年，物理学家伯恩斯坦在《纽约客》发表 《宇称的问题》。这是他们分手的表面原因。为什么杨振宁特别在意这篇文章的李杨的顺序呢？他在意的是大陆和台湾政府官员看了这篇文章的翻译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在杨振宁心目中，他与李政道类似于师生关系，他写道，在芝加哥大学，虽然名义上费米是李政道的老师，其实他才是李政道的老师。杨振宁可能确实在课程学习上有些帮助指导，但与费米指导李政道研究是两码事，李政道从来没有把杨振宁当老师。杨振宁说他看了这篇文章特别痛苦，这篇文章中李在前杨在后，看起来主要是李的贡献，师的形象何在？在看了作者手稿以后，杨振宁就和李政道商量，要加个注释，李杨是按字母顺序，或者改成杨李，李政道没有同意。在李政道看来，这些无聊也无理。在杨振宁看来，特别是与杜致礼一讨论，李政道这是忘恩负义，只能分手。这是价值观的分歧，无法调和。如果只是在科学的领域，他们是没有冲突的，但现在有名了，有在科学之外的利益考量了，就有冲突了。当然，双方都保持一定的风度，不说。

这里引用一下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