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方言有些与众不同，是由历史的熔铸和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满语作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其文字形式为满文，主要在清朝时期被作为法定文字推广使用。满文的创造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历史，也为满族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尽管满语在现代日常交流中使用不多，但在研究领域和文化传承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方言有的来自多元文化的融合。东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随着东北各民族300多年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情形，其中，至今还保存着很多反映当地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从而使东北方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东北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满语，如肉和油变质称“哈喇”，遇事疏忽称“喇忽”，称唱歌为“喝咧”，称陡峭的石头山为“砬子”，松花江为女真语，松花之意为白色。吉林为满语，是“吉林乌拉”的简称，“吉林”意为“沿”，“乌拉”意为江，因在松花江畔而得名。卡伦湖中的“卡伦”为锡伯语边防哨卡之义。“牡丹江”来源于满语“穆丹乌拉”，意为弯曲的江。满族入主中原后关内汉族冲破封禁出关到东北地区谋生，俗称“闯关东”，还有大批被清朝流放人员来到东北，仅镇压“三藩”流放就有20多万人，这些都给东北注入了中原语言和文化。随着满汉的合居交融，很多满族人学习汉文、汉语。到清朝末年，使用满文、满语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更少。有的东北方言还直接吸收了外来语，如称下小上大的水桶为“畏大罗”、称面包为“列巴”(来自俄语)，等等。
东北方言有的来自正字的误读。语言的发展是由中原地区向全国扩散开来的，由于发展的不同步和传输手段落后造成的差异，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形成方言。东北人常说的“母们”是“我们”的误读。典型的东北话“那嘎哒”是“那个地方”的误读。农村称呼老夫妇为“老姑姆俩”是“老公母俩”的误读。
“干哈”是“干啥”的误读。“稀罕”是“喜欢”的误读。
东北方言有的来自一字多意。在这一点上和普通话十分一致。“贼”在普通话里是小偷，在东北方言里还有“非常”和“特别”的意思。“贼好”不是说小偷好，而是“非常好”的意思。“贼漂亮”不是说小偷漂亮，而是“特别漂亮”的意思。“犊子”在东北方言里是贬义词“混蛋”的意思。但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却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扯犊子”不是扯混蛋，而是闲扯、不干正经事的意思。
东北方言有的无从查考。有一些东北方言很难找到它的出处和来历，外地人很难理解，但是东北人熟悉它、认同它、运用它。东北方言以形容词居多，重音多放在前面的字上。比如，“埋汰”是脏的意思。“的色”是臭美的意思。“整个浪儿”是全部的意思。
这些年来，东北方言开始走向全国，说明东北方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里应该归功于那些有东北特点的相声、小品和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人员。通过方言表现人物形象的作品，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东北人感到亲切，北方人能够看懂听懂，南方人感觉特别新鲜。
东北方言中包含大量源自满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例如，东北人称呼腋下为“gezhiwo”，这是满语中“胳肢窝”的音译。当东北人开玩笑时挠别人的腋下，会说“gezhi”或“geji”，这也是满语中挠腋下的表达。此外，膝盖在东北方言中被称作“波棱盖”，这也是满语“波棱盖”的音译。
满语对东北方言的影响不仅限于词汇，还有一些特定的表达方式也源自满语。例如，东北人在指责别人胡说时会说“你别跟我瞎勒勒”，“勒勒”在满语中是“说”的意思。再如，东北话中的“掰扯”也源自满语，意为相互辩论讲道理。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东北方言中广泛使用，成为了东北文化的一部分。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文字创立于16世纪末。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已失传。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了。但是，作为曾经广泛使用的语言，满语在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今天东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语音和词汇。留居于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后裔，多操掺杂着当地语音的北方方言，形成一个个的“方言岛”。
满语（转写：manju gisun；英语：Manchu language）是东北亚地区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过去由满人使用。一般认为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满文是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一种竖直书写的拼音文字。Unicode满文字体和输入法已经问世，但由于多数网页不能很好地支持竖写排版，现网络上多采用大清满文拉丁字母转写或穆麟德转写或稍作变动的穆麟德转写进行交流，因书写交流不便，以及没有新词产生，满语仅限研究领域使用。据满洲实录，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将蒙古文字母借来创制满文。虽然两位顾问有反对，努尔哈赤仍然继续把蒙古文字母改为无圈点满文，这种新文字通行当时的建州，为后金国的建立有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古老的貊人、肃慎人，通过不断地与周边融合，满语也随之从肃慎语-女真语演化而来。和北方其他语言一样，满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两种语言有不少共通词汇，如：bi（我）、bayan（富有）、mini（我的）、holo（山谷）等，但满语与蒙古语属于不同语族，双方无法直接对话。学者一般认为通古斯语族共有12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中国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女真语6种。
满语在地名中仍然有部分满语词得以保留，以下是几个例子：
沈阳的旧译名：“Moukden”（法语）、“Mukden”（英语）源自满文“盛京（mukden hoton）”
法库，fakū，鱼梁
普兰店，bula，棘刺
哈尔滨，harbin，晒网场
依兰，ilan，三，即三姓ilan hala
牡丹江，mudan，曲折。牡丹江清代叫虎尔哈河，即古忽汗水。
扎兰屯，jalan，参领。
牙克石，yaksa，即“涮塌的河弯子”，意为“要塞”。
满洲里，manju，满洲，满族和东北的旧称。
商都，shangdu，“水漩”之意。
图们，tumen，万
珲春，huncun，此名称源自金代女真语。
和龙，holo，山谷
吉林，girin，沿
延吉，源于yanggir iman，野山羊
阿城，即阿勒楚喀alcuka
宁安，即宁古塔ningguta，源于ninggun，六
拉林，lalin
图们江，tumen ula
乌苏里江，usuri ula
松花江，songari ula
安图县瓮声街道，源于urangga hada，有声响的山峰，汉语作瓮声砬子。
额穆镇，源于emhe soro即额穆赫索罗。
女真文字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拥有本民族语言。诸如蒙古、藏等人口规模庞大的少数民族，不仅在历史上建立过政权，成熟的语言文字还催生了他们丰富的民族文化，其民族语言使用至今。
满族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更是如今中国第五大少数民族（约1050万人）。而满族的母语，也是清朝的官方语言——满语，却在近代百年时间濒临消亡。清一代，满语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不仅被用于故宫各大宫殿匾额之上，还被加入科举考试，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考察项目等。
清中期后，满语发展遭遇了严重危机，八旗子弟因汉化而难以流利使用满语，完全不通者也不在少数。
清末民初，满语随着帝制垮台而彻底失去“国语”地位，八旗子弟的彻底汉化更是敲响了满语消亡的挽钟。
整个20世纪，因战争、汉化等因素影响，满语使用者数量不断较少。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满语列入“极度濒临灭绝”语言的行列，如今满族人口中通满语者已不足百人，满语实际上已经“功能性灭亡”。
为推动满语发展，历代清朝统治者都使出了哪些招数？清末至今，为何短短百年满语就彻底沦为“濒危语言”？
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靺鞨人也改称女真人。12世纪初，女真人再度崛起。女真铁骑冲出白山黑水，其建立的金帝国相继灭亡了辽国和北宋，统治着中国北方。
金朝建立后，女真人放弃了原先借用的契丹文字，公元1119年，完颜希尹借鉴汉字创建的女真文字，即女真大字和小字。
女真语在金朝扩张的过程中遭到汉语的挑战，13世纪初，立国不到百年的金朝统治层已彻底汉化，金朝灭亡后女真语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女真文字在15世纪彻底消亡。
元明两代，女真人臣服于中央政权，女真话分化成不同方言，且因女真文字消亡而改用蒙古文字记述。
明代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明朝对女真人居住的东北大部地区实行羁縻统治.
1583年，爱新觉罗家族的努尔哈赤袭封建州左卫（建州三卫之一）指挥使，军事才能出众的他仅用5年时间就统一了建州女真，同时向海西女真扩张。
努尔哈赤深感借用蒙文并不符合女真口语表述方式，也无法满足统一女真的需求。1599年，他命令女真学者额尔德尼和噶盖设计十二字头，创制了满文。满文字母借鉴了蒙古文字，与模仿汉字而来的女真大字并无继承关系。
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膨胀，其创制的满文字体扩散到其他女真部族。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并建立后金政权，后金开始不断入侵明朝治下的辽东。
后金军在1619年的萨尔浒大战中击败明军主力，明朝此后因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丧失了进攻后金的能力，后金则趁势做大。
后金占据辽东的同时，二代汗王皇太极在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自己从大汗变成了皇帝，女真族名也改为满洲族，简称满族。
努尔哈赤时代的满文经过30余年的发展，显露出一些不完善之处，比如字母较少，个别近似语音无法区别等。
皇太极命达海采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 改变某些字母的形状、 增加新字母等方法区别语音，形成了 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
自此满文囊括了6个元音字母、22 个辅音字母，另有10 个专用拼写外来语 (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采取从上至下、 从左至右的顺序书写。满语被钦定为清朝国语，又称清语，满文字母被称为清书。
满文的出现是满族民族成熟、 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提升了满族的民族凝聚力。
除了统一女真，清帝国还在扩张过程中征服了漠南蒙古、辽东等地，获得了大量蒙古族、汉族人口。
清朝依据满洲八旗制度，编成蒙军八旗和汉军八旗，使他们成为满洲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为了控制不断增多的汉族人口，清朝强行推广满语教育。汉族高官需要熟悉满语，所有官方文件、政务活动只能使用满语。
政策引导、仕途升迁、生存需要，这些问题促使大批生活在东北的汉人学习满语，清廷也奖惩并举、注重教育，推动扩大满语的覆盖面。
1644年清军入关，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清朝征服。入关时满族人口约30万，而内地汉族人口约1亿，满族人口比重迅速被庞大的汉族人口稀释。
从龙入关的满族官员大都不会汉语，但随着清朝一统中华，清朝越来越倚重汉官去管理庞大的领土和汉族人口。满汉部级官员的交流就必须借助满族出身的启心郎（翻译），而启心郎的官职竟高居正三品。语言不通、文化对立并不利于清朝的长期统治，清廷入关之初鼓励满汉通婚，皇帝和八旗贵族也积极学习汉文化和语言，试图消弭民族对立情绪。
在汉官满化的同时，满族统治集团也不可避免的开启汉化进程，“独尊满语”的政策也调整为“满汉并重”。
▲汉族被迫断发，但依旧使用汉语
东北是清室的龙兴之地，为了留好退路，清廷严格限制汉族进入东北。但关外的满语应用也在退化。
早在明朝时，辽东地区就居住着大量汉族（民人）。外加私自进入东北的流民，被流放东北的流人等群体。17世纪末，仅记录在案的关外汉族人口就超过10万（包括汉军八旗、包衣等），超过当地满族人口。
东北地区呈现汉语、满语、蒙古语交叉使用的局面。因为大量满族则迁移至关内，居住在东北的汉族、鄂伦春等民族又使用本民族语言，满语在东北逐渐式微。
清朝统治者自然知道汉文化的先进性和汉语强大的同化能力，康熙皇帝曾感叹“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
满汉语言碰撞是无法避免的，分布在大江南北的满族官员和八旗驻军，迅速淹没在当地的汉文环境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需要，满族都必须学习或了解汉语。
清军入关前，满语在关外的语言生态链中高居顶端。入关后的“满二代”乃至“满N代”，自小生活在以汉语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纯正的满语语言环境已然不存在了。
到18世纪初，入关半个多世纪的八旗子弟迅速汉化，“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满语的语言环境大为削弱。
在定期组织的八旗满语考试中，满语生疏者大有人在，甚至有八旗子弟干脆交了白卷。赛库、萨宁阿这类传统满族人名也被福全、庆安这类汉式满名取代，满语也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满族微小的体量、清朝早期的满汉融合政策、汉文化深厚的积淀和强大的包容力，种种原因作用之下，纵使满语拥有国语地位，依旧无法摆脱被汉化的结果。
虽然康熙之后的清代帝王加强了对满语教育的重视，但汉语仍旧在关内与关外发起了全面冲击，满语面对的挑战愈发严峻。
二、国语骑射
18世纪后，清朝版图继续扩大，帝国也迈入了康乾盛世的全盛时期。但无论是大规模对外战争，抑或农业经济体量的增长，都离不开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
清朝统治者的内心是矛盾的，满族贵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也希望人口增长、赋税增收。但庞大的汉族人口以及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能同化满族，满语却无法成为这个数亿人口大帝国的通用语言。
为防止彻底汉化，以至走上金朝覆亡的道路，清朝积极消化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十分重视满族人的身份认同培养，最核心的政策就是国语骑射。
所谓骑射就是不忘满族渔猎民族根本，对八旗子弟的骑术和箭术提出要求。
国语则专指满语的教育和应用。清朝入关后在各地设立八旗官学和义学，要求满族官员必须用满语书写奏折，包括汉军和蒙古在内的全部八旗子弟必须熟练掌握满语。
满语熟练的官员会得到较快提升，反之甚至会被贬谪或革职，此外还有大量汉文经史子集被翻译成满文。
由于汉族在关外的人口比例中无法形成压倒性优势，为了保住老家，清朝在关外推行满语的强度远大于关内，即便关外的汉人也要学习满语，否则很难在关外生存。
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4），清廷编修大量满语语音语法书籍，诸如《清文虚字讲约》、《清文启蒙》等，意图完善满语教育。
在维护“国语”方面，乾隆皇帝比其父亲雍正更为勤勉。他强调：“满洲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而清语尤为本务，断不可废”。
乾隆四年(1739)，他下令扩大“国语”使用范围，“各部院移文旧例，清、汉兼写。对于满族旗人的满语考试也日趋严格，凡满语不熟练者，会遭到诸如降旗、革职等严厉惩罚。
作为清朝的官方语言，满语也得到了邻近国家的重视。
朝鲜半岛是清朝的藩属国，其负责外交翻译的司译院设有“清学（满语）”，编纂了《三译总解》、《清语老乞大》等满语教材，清学人数在60人以上，仅次于汉学。
俄国作为清朝的重要邻国，1726年，俄国正式向清朝派出满语留学生，其中的佼佼者罗索欣曾被清朝理藩院聘为通译，翻译了俄语版《八旗通志》，巴克舍耶夫则编纂了首部《俄满大词典》。
来华的西欧传教士也是满语的重要传播者，满语是拼音文字，学习难度比汉语低，况且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如果能说流利的满语，自然能获得清廷的好感，利于他们传教。
清朝的一系列政策未能暂缓满语的消亡，毕竟满族入关，就如同一滴墨水滴进水杯，在百余年涤荡中，自然会失去本来的颜色。
满族人口从入关时的30余万增长到乾隆朝的50余万，但同时期汉族人口已超过3亿，满族不及汉族人口的0.2%。
1766年出版的 《清语易言 》 记述“旗人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由此可见，乾隆年间满人已经把汉语作为母语学习，满语沦为第二语言。
进入19世纪，清朝由盛转衰，满语的衰颓之势更加不可逆转。大批满族子弟已忘记祖先骑射技能，倒是为了功名而熟读汉文典籍，视满语为“无足重轻”，即便清廷下令禁止旗人参加科考依旧无济于事。
1839年，道光帝惊讶地发现，驻防广州的五千余八旗官兵竟无一人会满语，此时仅有皇室重臣及部分满族高官还能掌握满语。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闭关锁国的格局被打破。此后清朝签订的大量对外条约中，都有满文版本，彰显了满语官方语言的地位。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大片地区被太平军占领，清军八旗和绿营兵则在百年承平中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不得不倚重汉族官员掌握的团练武装，诸如湘军、淮军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批汉人督抚崛起，汉语的政治地位抬高，满语在清廷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受到压缩。
19世纪中叶后，关内人口膨胀产生大量流民。为消化流民，同时为防止俄国因关外人口稀少而窥伺领土，清廷逐步放开了汉人进入东北的限制。
闯关东的大潮，迅速击垮了满语在关外的最后阵地。大批汉人移民稀释了关外的渔猎民族人口，以山东、河北等移民方言融合形成的东北官话取代了满语在关外的位置。19世纪末，吉林将军署衙开始使用汉文作为工作用语，满文布告、文件彻底消失。
实际控制同治、光绪两朝（1861~1908）政权的慈禧太后虽是满族出身却不会满语，大臣每逢奏对大都使用汉语。
朝廷对八旗子弟的满语考核也流于形式。清朝史书记载“（同治帝）尝作清语，令换所乘白马，左右无一人能解者……盖近四十年，王公大臣通国语者，百无二、三矣”，王公尚且如此，下层满族人更是彻底汉化了。
19世纪末清朝重大国内改革及对外战争、交往大都通过汉人官员进行，诸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谈判等，满语的存在只用于中央政府公告、满族节日民俗等。
1901年，清廷同西方11国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中已不见满语，中方只有汉文版本，而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已经不到10年了。
从康乾盛世到庚子国难，清朝盛极而衰的国运也影响到满语发展。不仅满族权贵自身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列强入侵和农民起义更是提升了汉人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压制了满语地位。
相比之下，蒙古人虽然不掌握政权，却能够留在祖居之地，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看似支配权力的满族，最终却成为文化上的被支配者，与自己的母语渐行渐远。
三、大势难逆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6岁的溥仪宣布退位。
这位清朝的末代皇帝并不会满语，只是在臣下拜见时象征性的说一句“伊力”（平身）。清朝灭亡后，清室获准留居皇宫，但满语丧失了官方语言地位，满语最后一丝存活保障也消失了。
清亡时，满族人口增长到150万上下，民国政府自然不会像前清那样拿出大量资金去养活这批“人上人”。
满族遗老遗少开始怀念清朝时期高官厚禄的生活，满族遗老遗少们通过编修满文家谱来表达自己对逊清的追思，毕竟语言是民族特色最外在的表现形式。
但对于人数更多的中下层满族人来说，他们没有资本去讲情怀。19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排满”言论，认为国家的衰亡与清朝的统治有着直接关系。孙中山等人更是喊出了“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口号。
清朝灭亡后，大批旗人失去了生活保障，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排满”浪潮更是让中下层满人十分恐惧。他们在前清时并非政策制定者，但如今却要替那些高层满人背锅。
为了生存，大量中下层满人选择脱离旗籍、改汉姓、讲汉语，隐匿起自己的满族身份。满语彻底消失在这些满族家庭中。
失去特权，生活陷入贫困的旗人日益平民化，被迫进入不同的工作领域来谋生。满人和汉人的区别在实际上逐渐消除，加上满汉群居和通婚，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满语在这一进程中逐步消亡。
1911至1931年间，满语只存在于逊清贵族的部分礼仪活动中，例如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大婚时，还有官员用满语高声念诵祝瓬词，至于词的意思是什么，溥仪一句也听不懂。
1931年，日本借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扶持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政权，大批前清遗老前往投靠，满语名义上又获得了所谓的“国语”地位。
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满语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发展。
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240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0.04%，位列第6大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在河北辽宁及京津地区。
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绝大多数的满族彻底不会讲满语了，只有黑龙江齐齐哈尔、黑河部分满族村落仍在使用满语。
1961年，中央民族大学开设满文班，在清朝灭亡后首度恢复了满语教学。改革开放后，满语教育进一步完善。上世纪80年代，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相继开设满语专业及满语研究中心，逐步形成了高校满语教育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