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中学 （初二）

        到了我该升七年级时候，我们学校的七年级被撤销，必须到离我们大队五六里远的另一个学校去上学。恰好那一年我三哥买了一台二手自行车，我好不容易学会了骑自行车，但我个子太矮，够不着车座，我就双腿跨过车梁双脚踩着脚蹬骑行，不能坐着，就相当于站立骑车。有一次，我蹬自行车的时候，一脚踏空，失去了平衡，一直冲进路边沟里，自行车直接压在我的身上，鼻子和上唇摔破了，渗出了血，结了很长时间的痂。我三哥想到了一招儿，干脆就把车座拿掉，在车座位置上缠上一个小毯子，我就坐在缠起来的小毯子上骑自行车。看到别人侧目看我，我稍显不适，我就让我的好朋友骑我的自行车载着我，他根本不用害羞因为那不是他的自行车，我也不用难为情了，因为车不是我骑的。

        我们需要带中午饭，也是我头一次需要带午饭上学。午饭时间我们都走出教室，坐在校外的公路旁边，面对着不时开过来的各种机动车，就着飞扬的尘土和汽油味，一口咬下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大嚼着，还把带着大牙印的饼子举起来给远去的司机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午饭是小洋葱炒小米饭，加了很多猪油，香喷喷的满满一大饭盒。一般情况下我是吃不了一盒饭的，但小米饭太好吃了，我吃了个精光。玉米是我们的主食，小米则是我们的节日食品，但全家人省下来给我这个唯一的“上学需要用脑子的”带午饭。到了冬天，我们的饭盒就放在一个大草锅笼屉里加热。但我们需要自己带烧草或柴禾，“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带来的加在一起，饭盒热得烫手， 但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把饭盒热透，因为我们带饭的同学不断辍学，学生数少了，带的草就不够了。我们的教室也盘上了火墙，但因缺少煤炭有时教室不是很暖和，我们的校长到各教室来体验，他似乎没有我们抗冻，明显能看出来他有点颤抖，他要向上反映情况争取改善我们的教室条件。我只在这个学校念了一年，不知后来条件是否改善。

        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姓刘。我们班的班长看着像是比我们大好几岁，很老成，我们背地里叫他“小老人”。他和班主任刘老师关系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每当刘老师提问问题而好几个同学都没答对时，他就像见到了救世主似的满怀期待地充满激情地大喊班长的名字，班长也报之以李地大声回应一声 “到”，常常令我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当然了他的回答总是对的，但有一次明明我听得真真切切他是答非所问。这个刘老师有点小心眼，他妹妹也在我们班，就在我的后一排，和我前一排的一个女生闹了点小矛盾，他就在课堂上指桑骂槐地映射那个女生，最后那个女生退学了，不知与被刘老师骂有无关系。这个刘老师还有暴力倾向，曾经一巴掌把一名男同学拍倒在地，头磕在教室前装煤的陶瓷缸底上，血如泉涌，刘老师赶紧掏出手纸捂住伤口。但刘老师对我还是挺不错的。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直接脚踩课桌跳出去，被班长告发，刘老师就叫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演示一遍我是如何从课桌上面跳过去的，我就大大方方地在全班惊奇的注视下又起身站到课桌上，给他讲解演示具体过程，他没有一巴掌把我从课桌上打下来，过后他说他忍住了。有一次开运动会，他坚持要我参加100米短跑比赛，我拒绝参加，他要树立权威，他说他知道班里还有比我跑得快的，但就是要让我去出丑，运动会当天我去了，但没穿运动鞋，刘老师也只有作罢，也没有搞秋后算账。刘老师结婚时有几天婚假，我们的班长就象代理班主任一样管理班级事务，但被我无视。刘老师回来后就当着全班的面指着我的鼻子严厉批评我，我象一尊佛似地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心脏嘣嘣跳，但面不改色，眼睛还眨巴眨巴着，我猜那时我的双眼一定是无神的，但同学们看不到我的眼睛，也听不到我的心跳，下课时都佩服我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的物理老师姓初，中等偏上年纪，经常笑嘻嘻的，露出一口白砺砺的长长的牙齿，我坐在第一排，看得更清楚，原来他的牙看起来更长是因为牙龈萎缩露出牙根的缘故，而他因吸烟而致的青紫的口唇显得他的牙齿更白。初老师是我们年级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为人很风趣，课堂上大家比较随意，气氛非常活跃。有一次讲课提到要用电线，从甲地到乙地200米，从乙地到丙地又200米， 当时我脱口而出要用400米电线，而他说“要用800米，不是两股吗？”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当时就觉得物理更注重实际。记得有一道物理思考题：坐在一辆车上用手垂直上抛一个乒乓球，乒乓球还会落回到手里吗？课堂讨论时大家争论的面红耳赤，还有个男同学拿一个纸团到教室前面垂直向上抛纸团然后向前走，纸团最后落到他的身后，我知道坐在车上不是这么回事，但不知怎么解释。初老师解释的非常简单：坐车上，人和球都向前走；同学手抛球，人走球不走。

         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性，中等身材，一头短发，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身穿一蓝色套装。我们的第一篇课文是鲁迅的《一件小事》，“事”在我们当地的发音要么是卷舌音Shi，要么是平舌儿化音Si’er，但王老师就是简单的平舌音Si，当时我觉得她很不同凡响。那时的我们对那些与我们讲话发音不同但我们都明白的人，用我们的话说叫做“讲话偏声拉语”的人，我们都觉得非常特别。但是，如果他读错了，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当年的小伙伴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 “大鸡酱屎”。几年前的北大校长读“鸿鹄志”时发音错了，但大家照样能听得懂他读的是哪三个字，如果回推到我们当年，小伙伴们一定会觉得他很酷，管它什么是“鸿”，什么是“鹄”，与众不同才重要。

          当年最让我感兴趣的课文是《周总理，你在哪里？》，偏偏王老师不讲解这篇课文，我就在自习课上声情并茂地朗读：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你在哪里？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前进不停息！”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班那个向来在课堂上坐不住的一位同学能静静地听我完整地读了两遍，当时他嘿嘿地笑，说我读的有意思。当时我们已经进入了青春躁动期，不能集中精力学习，这个在课堂上坐不住的同学不是孤例，比如，我那位一眼看出“须发花白的库尔班吐鲁木”是个老头而让我佩服的不得了的同学现在早已没有了他当年的灵气，在《西门豹治邺》里 “河伯娶妇”一段，他把王老师的直译“为河神娶媳妇”记在笔记本上，像和尚念经一样读了一个早晨，大家都笑话他已经躁动到想媳妇的程度了。

        王老师还教我们生理卫生课。其实她也不是教，她只不过是在课堂上给我们读课本《生理卫生》，还不是全部，最起码生殖系统她就没有给我们读过。记得课本里有一个插图，是子宫里的一个胎儿，我们邻居大妈大婶不知从哪儿听说来的，都跟我来要书看一看，然后哈哈大笑，“哎呀买呀，你们还上这样的课”。当王老师读到骨骼系统时，她感叹说，“原来我们身体里有这么多骨头，206块”。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206块。期中考试的时候，一张生理卫生考卷，我差一点交了一张白卷，只是在一个填空题的空白处我填上“206”。后来王老师在课堂上挖苦我，“一点儿脸都没有，生理卫生就考了3分”。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跟我一个水平，只不过我更能勇敢地面对0分，尽管最后我没有成功地获得0分，而是一个3分。我们历史课也是提前透露了考题范围，全班都考了100分，而我考了全班唯一的一个70分。 

       英语老师应该是刚毕业的专职老师，明显感觉得到她和我们六年级的英语老师不是一个段位的。瘦高的个子，大眼睛，四方脸，尖尖的鼻子，跟看过的木偶电影的木偶特像，她的名字我愣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她的男朋友是我们大队的，也是恢复高考后考学跳离农门的一个成功案例，在我们大队也是很有名气的。一开始，我学习英语还很认真，“A red flag”，“Comrade Wang and Comrade Li”我说起来还挺顺流的也很有激情，老师也很愿意提问我。后来在我们班级就刮过一股邪风，说学英语没有用，而且聪明的孩子英语都不好，大家为了显示自己聪明，就都把英语荒废了，我也身在其中，而且我还更激进：迁怒于英语老师和学校，尽管英语课本发下来了，但买英语课本的钱我迟迟地不交还给学校。有一次在教室里当只有几个同学时，她问我“是不是没有把书钱交上去？学校就该你们的？” 

           地理课有《世界地理》课本了，想必六年级时应该是《中国地理》，如果我们有课本的话。教我们地理的郑老师非常年轻，中等身材，长得白净，看着很干练，为人也和蔼，跟我们打成一片。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讲一个外国的风土人情，我们班的一位男生感到很惊奇，每讲一条，他就“我操”一声，郑老师就停下来冲他笑着，“你操什么操操？”，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郑老师还带我们的体育课。有一天体育课下半截是自由活动时间，郑老师找我说，“你是不是还没有交英语书钱？那是英语老师自己掏腰包给你们垫付的。”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上次英语老师她没说是她自己的钱垫付的，而说是学校的，她也没有再跟我提补交书钱的事。书钱是2毛7，第二天，我不好意思直接把钱还给英语老师，而是交给陈老师一张2毛纸币和4个2分钱的硬币，总共2毛8分钱，那一分钱算是我的一点歉意。一年以后我离开七年级所在的学校到公社中心学校上八年级去了，我正在放学回家的公路上推着自行车爬一段大坡时，只见郑老师骑着自行车从坡上冲下来，挥手冲我大喊示意，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郑老师。

       就这么一次简单的招手示意就让我释然，觉得郑老师并没有因为书钱需要追讨而瞧不起我。被追讨书钱的事现在想起来已经很坦然了，有时候还当作笑话来自嘲：“我还赔了一分钱”。但在当时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只是怕大家都瞧不起我，因为在我看来，被老师追着屁股才交作业的不是好学生，那同样地，被老师追着屁股在后面要书钱的应该也不是好学生。如果有个别同学家庭极其困难的，学校是会免收学费书费的，而我有钱不交，那就很恶劣了。好在当时没有被英语老师和郑老师上纲上线地上报学校予以全校批评。我上小学时，经常有学生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甚至上台示众，往往重复来重复去就那么几个学生，轮流坐庄，经常被形容为“屡教不改”，在我们看来就跟“死不改悔”的地主富农一样是一个级别的。当时对学生的处分有五个级别：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如果我被树立为反面典型，那我会是什么样子？都说历史没有假设，我相信那些“屡教不改”的同学是那种“不教就改”、“越教越不改”的孩子。我忽然想起下面的一件真人真事，总觉得能和我的这段经历有一些比较和思考。

        小时候我家右手边的邻居是我们一个远房本家，他很擅长手工制作，制作了一个很精巧的双轮玩具农用车，有一条小细绳拴着。他的儿子比我小一岁，我们是玩伴，他就每天拖着小玩具车，而我则拖着一个空的青鱼罐头盒子，当啷当啷地走在前面。他的面相我已不记得了，但模糊中他似乎是身材高大健美，有如现在的男模特一般。有一年深秋初冬时节，他因盗窃罪被大队拘留扣押，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他家则被大队保卫人员登门搜查赃物。搜查了大半天，大家无功而返，鱼贯而出，走在最后的是一位下乡知青，手持一把镰刀，为显威风，临走前随手用镰刀把子敲打了一下炕沿，却听到一种空荡荡的声音，疾呼同伴来细查，结果发现在火炕下面有一个大窖子，里面藏满了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显见都是偷盗来的。消息传到大队部，看守对他说，“你还不交代，你家大窖子都被翻出来了”。当天黑之时，他借故去上厕所，看守允诺，他立即冲入夜幕中，只听见渐渐远去的大靴子“呱唧呱唧”的撞击声，不见了人影，再也没见他回来，从此失了踪迹。

        我们每个生产小队都有饮用水井，在井口安有缠着井绳的辘轳。关于辘轳还有一个谜语，“一物生来真奇怪，肠子长在肚皮外”，就是说井绳是缠在辘轳上的，井绳的一头系在辘轳上，另一头连着水钩以勾住水桶的提手。用辘轳将水桶摇到井底，抖动井绳使水桶倒下灌满水，再摇动辘轳将水桶提上来。有时水桶会不小心脱钩，我们就需要用手电筒照着黑黢黢的井底把水桶再挂回到井绳的水钩上。有一天，我们生产小队的一个社员打水时水桶脱钩了，他就用小镜子反射太阳光来照井底，试图用井绳的水钩勾住水桶，试了几次都不成，井水被他搅动起来，隐隐可见井水里有一物在晃动，因镜子太小，反射的光线不足，他看不清楚。一定是谁家的孩子淘气往水井里扔了一些杂物，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就试着捞杂物，那哪是杂物，分明是一个人泡在井水里。急忙找人打捞上来，大家这才认出就是那失踪多日的我家邻居。吃过这口井里的水的人们顿时觉得恶心，有的甚至大口呕吐。

       一般认为他是畏罪自杀，人们都觉得他死的不值，只为那点偷盗小事就去寻死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了。但我觉得他不是畏罪自杀，他一定是羞愧而死。他应该是高智商的农民，他能制作精美的儿童玩具车，他能在我们大家不知不觉中挖一个大窖子，他能一直不断地偷偷地把一大窖子填满偷来的东西而不被发现。他会认为他的计划设计很完美，结果被人给发现了，平时的美好人设一下子崩塌了。他一定爱惜自己的羽毛，他知道东窗事发后面对的一定是无休无止的批斗、游街示众等等令人丧失个人尊严的运动，社会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去反省消化和改正，不如一了百了。相比较而言，我是幸运的。我的英语老师和陈老师并没有侮辱讽刺和挖苦我，他们让我从容面对我的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们需要机会去反思，去改正，去学习。《一件小事》里，鲁迅曾反省自己皮袍下面的那个“小”。当时觉得很奇怪，鲁迅为什么记下那么小的几乎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的语文课本为什么选取这么一篇平淡无奇的文章，现在想来似有所悟：鲁迅可能也是那种“屡教不改”、“不教就改”的性格，这篇课文能达到一些当初所期望的教育目的吗？听说现在有些鲁迅的文章从教科书中撤了下来，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