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南非六星期
2024年12月
2003年5月中旬至6月底，我携妻女以富布莱特资深专家的名誉在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工作，在南非度过了六个星期。那年是我和老婆结婚了整整七年，女儿六岁了。1995年我和老婆相识后生活和业务工作都走上了正轨，稳步发展着。对我这个胸无大志、能力一般、只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人来说，这趟南非之行算是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
现在快80岁了，把当年去南非六个星期的材料整理出来，包括当年的日记、相关的重要文件、老婆写的游记、女儿写的日记、相关地图和挑选出的相片，编辑装订成上下两册，共700多页。这两册书不但使我旧地重游，把那段经历又复习了一遍，而且弥补了当年由于工作太忙而对有关的历史、地理、人物等了解不透彻的不足。只是如今的工作效率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六个星期内做的事，现在我头头尾尾也花费了将近六个星期才把这两册书编辑出来。
回顾几十年来去过的四十几个国家，南非的六个星期是最为难忘的。我们去过数不清的海岸和海滩，但没有一个能接近我们在南非伊丽莎白港到开普敦一线所见到的惊人的美景和壮观。
奔赴南非之前
2001年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启动了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Fulbright Senior Specialists Program）。它是富布莱特计划（通常为6-12个月）的一项扩展，专门为更灵活、更短期的交流形式（通常为2-6周）设置，以满足国外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文化组织快速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吸引那些无法参与传统长期项目的美国资深专家。
美国专家需通过竞争性程序申请才能够入选项目的专家名册（Rosters）。对美国资深专家的具体需求由接收国家或机构提出申请，入选后，该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会通过一定程序匹配专家名册中合适的专家。富布莱特计划覆盖往返交通费用、生活津贴和其他相关支出。国际接收机构通常负责提供项目执行所需的支持，例如办公条件或住宿安排。
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的目标是：知识与技能转移，协助国际机构提升学术与专业能力；促进跨文化理解，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加强美国与他国的文化联系；以及搭建长期合作桥梁，为未来的学术和专业合作奠定基础。
2002年3月7日星期四，我从网上下载了大量有关富布莱特资深专家项目的信息，在与老婆和当时的经济系系主任唐纳德·斯泰比尔（Donald Stabile，简称Don，唐）讨论后，决定申请该项目。我于3月9日星期六开始填写申请表和准备相关申请材料。唐和我的好友大卫·罗森鲍姆（David Rosenbaum，简称Dave）教授为我写了推荐信，我当时雇佣的女学生助理阿妮娅·派克（Anya Parker）为我在英文上把了把关。半个月后，3月26日星期二，我收到富布莱特发来的邮件，告知我的申请已被接受。不到一个半月后，5月7日星期二，收到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简称CIES）的一封信告诉我已被正式列入富布莱特资深专家的名册。
九个月后，2003年2月13日星期四，收到富布莱特的一个邮件，告我现有一个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的机会，问是否有兴趣。我立即回复说，很感兴趣。第二天，14日星期五，我起草了关于自己资质合格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的总结稿，征求了老婆的意见，15日把总结稿发给大卫征求意见并作进一步修改。然后和老婆女儿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与南非有关的书籍。17日星期一我收到大卫给我的回复后，18日星期二，我把总结定稿和个人简历发给了富布莱特的资深专家项目协调员艾米·鲁斯蒂克（Amy Rustic）女士。在此前后，我和艾米有诸多的邮件交流。2月24日星期一，我去美国汽车协会（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简称AAA）办理了国际驾照。我们购买了我们的第一个数码相机，供老婆在南非使用。女儿则用我们原有的傻瓜照相机。
十天后，2003年2月28日星期五，艾米来邮件告之，我被选定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时间从2003年5月19日至6月27日。她问我是否同意。我兴奋至极，立刻表示同意。几天后，3月3日执行董事帕蒂·麦吉尔·彼得森（Patti McGill Peterson）代表富布莱特学者董事会、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和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三个单位给我来涵，正式通知我将作为富布莱特资深专家去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工作六星期。3月21日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的克里斯汀·约翰逊（Kristen Johnson）就此发布了新闻稿。同日，富布莱特的协调员艾米也通知了学校公共关系负责人马克·阿普特（Marc Apter）。
我把这一好消息通知了学校的拉里·沃特（Larry Vote）院长，系主任唐等人，以及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的亲人们。院长对我表示祝贺，并嘱学校公共关系负责人马克·阿普特（Marc Apter）向学校的职业圈和相关媒体就此发布新闻。
那时，除了学校教书之外，我手头还有形形色色的咨询科研项目。原计划要代表卡菲通讯咨询公司（Caffey Communications, LLC）在美国劳动部的一个大会上做一个咨询报告的，现因时间冲突，不可能了。我立刻告知老板莱斯特·卡菲（Lester Caffey）先生，表示抱歉并请他谅解。与此同时，还有与美国能源部的约翰·賽伦（John Zyren）和琼安·肖尔（Joanne Shore）的研究项目，以及与海军分析中心的罗伯特·特罗斯特（Robert Trost，简称巴博 — Bob）和詹姆斯·詹德罗（James Jandrow，简称吉姆 — Jim）等的研究项目，还有一些和巴博一起做的其他咨询项目。我一一告之这些咨询项目的同事们，虽然要去南非六个星期，但所有这些项目均可按计划继续进行，只是我人不在华盛顿而已，一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转和电话沟通。
老婆自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辞去了工作。女儿当时在蒙台梭利（Montessori）上学。蒙台梭利采用的是“私塾”制，不设置年级；每个学生都有专门的学习计划，也鼓励学生参加学校之外的活动，诸如出国旅行之类。我的春季学期的教学任务到5月上旬就结束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南非行开始做准备。我和老婆女儿去“玩具和我”（Toy & Us）及泰森斯角（Tysons Corner）商业区为女儿买了个她用的旅行箱和其他旅行行头，去博得书店（Boarder’s Book Store）买了南非地图和一本旅行指南系列（Insight Guides）2003年刚刚出版的《南非》旅游书。老婆协助我收集了有关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其周边的大学和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的信息。老婆在智游网（Expedia）上搜素了相关机票的信息。我们也讨论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缩写为CDC）的有关建议，但决定什么额外的预防针也不打。我们与医保公司凯泽永久公司（Kaiser Permanente）和汽车保险公司吉可保险公司（GEICO）分别询问了我们在南非的保险覆盖的内容。
这段时间里，我与富布莱特资深专家的两名协调员艾米·鲁斯蒂克（Amy Rustic）女士和帕特里克·奥尼尔（Patrick O’neill）先生以及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的克里斯汀·约翰逊（Kristen Johnson）通过频繁的邮件、电转和电话处理了诸多相关的具体事宜。
3月4日星期二我给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数学系系主任麦克·阿克曼（Michiel Ackermann）教授发了邮件。两天后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终于联系上了。从此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电传和电话有了频繁的来往，麦克·阿克曼为我们一家三口的访问做了详尽的安排，也提出了很多极好的建议。
3月中旬，我与南非-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项目经理莫妮卡·乔伊（Monica Joyi）女士取得了联系。有关我们一家三口在南非的一些事宜有了具体的了解和安排。
这期间，从我们一家三口还于3月中旬去了一趟欧洲。我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做了一个学术报告，然后我们驱车去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Zagreb）看望了老婆的一位老同学。3月18日回到美国后，全力以赴地为南非之行做准备。第二天3月19日，购买了往返南非的飞机票。3月21日星期五去南非大使馆办理了签证，拿了一些小册字，在专卖地图的店里又买了一本南非的地图和旅游书。
5月9日星期五把一切可能要用到的文档都从家中的大硬盘复制到准备带到南非时用的手提电脑里（那时还没有云端储存）。女儿最后一次去上了芭蕾舞课。5月10日星期六老婆去邮局停止了给我们家送信件的邮政服务，开始打行李。5月13日星期二和西北航空公司确认了我们的航班，从银行取出400美元现金随身带着。
15月14日星期三，我们把我们在乡下的家为我们将离开六个多星期做好了妥善的安置。下午2:00去蒙台梭利学校接回女儿，驱车回到亚历山德里亚的城里家，把城里家的房门钥匙和汽车钥匙交给了邻居卓蒂（Jody），以防万一。
5月15日星期四我4:30起床，给各路同事们发了告别邮件。一路是能源部的约翰·賽伦（John Zyren），琼安·肖尔（Joanne Shore），简·克罗斯（Jane Cross）和普雷斯顿·库珀（Preston Cooper）；一路是学校的桑迪（Sandy），露西（Lucy），唐（Don）等；一路是劳动部的莱斯特（Lester），比尔（Bill）和道格（Doug）；一路是海军分析中心（CNA）和我和巴博共同成立的第一经济分析咨询公司（FEA）的巴博·特罗斯特（Bob Trost）和弗雷德·乔茨（Fred Joutz）。最后给大姐、二姐、大外甥女和二外甥女也发了邮件特此告知之。巴博来家里，我和他一起去太阳信托银行（SunTrust Bank），办理了我不在时他可为我们的公司签字的手续。我在澡盆里泡了30分钟，老婆去垃圾站倒了垃圾。午饭后我们一家三口乘出租车顺利到达杜勒斯机场。由于正值严重的雷雨，我们的飞机在延误了一个半小时后，总算在晚7:00左右起飞，5月16日星期五早上8:30左右到达阿姆斯特丹。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整天，晚上9:00乘KLM航班离开了春末初夏的北半球北面的阿姆斯特丹，飞往了秋末初冬的南半球南面的南非的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
南非的地理、人口、历史和现状
此前我们对南非的了解实在是微乎其微。就其地理而言，只知道它在非洲的最南端。能说出的地名，大概只有开普敦和好望角，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天涯海角。我们还模糊地知道，那里曾是非洲唯一欧洲白人统治的国家，有严酷的种族歧视，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制裁。90年代黑人革命成功，被囚禁多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当选了总统，并与前白人总统共同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此前有关南非的全部知识了。
取得了去南非工作六个星期的机会后，我们抓紧机会阅读各种书籍和资料，增加了不少有关南非的知识。然而当时手头抓着五条线上的工作，极端忙碌。再说当时急需了解的是诸多能解决我们一到南非就要面对的各种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对南非的地理、人口、历史等方面的了解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大概仅仅是把那部名为“甘地”的电影中有关甘地在南非的那一段又看了一遍。坦率地说，对南非的地理、人口、历史等有所真正了解，是在我们去了南非之后，特别是21年后的现在，我来编写这本书时，退休了有了充裕的时间，才有可能。现在的互联网比20年前内容上要丰富多了功能上也好用多了。最近我更新结交了无所不知的隐身好友人工智能（AI）。
南非三面是海洋，东海岸和南海岸外是印度洋，西海岸外是大西洋。西北边的邻国是纳米比亚（Namibia），北面的邻国从西向东是博茨瓦纳（Botswana）、津巴布韦（Zimbabwe）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东面有个小国叫斯威士兰（Eswatini）国中包围着一个小国叫莱索托（Lesotho）。
南非的国土面积为1,221,037 平方公里，在全球排名第25位，是非洲大陆面积第九大的国家，约为中国的1/8，美国的1/9，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在非洲，面积比南非大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刚果（金）、苏丹、利比亚等。南非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而闻名，特别是黄金、铂金和钻石。
南非有三个首都，分管行政、立法和司法，也代表了历史上的三个权力中心。比勒陀利亚（Pretoria）是南非政府的行政中心，所在地包括总统府（联合大厦，Union Buildings）和大部分政府部门。历史上它是比勒陀利亚是前布尔共和国（Transvaal Republic）的首都，象征了南非的历史与政治权力。开普敦（Cape Town）是立法首都，南非国会所在地，包括国民议会和国民委员会的会议。历史上它曾是英国殖民地的行政中心，是南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司法首都是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南非最高上诉法院所在地（最高法院的职能分散，宪法法院位于约翰内斯堡）。历史上它是前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首都。这些都是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各方势力政治妥协的结果。但无可争议的是南非的经济中心是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
2003年我们到达南非时，南非的人口估计为4,500万左右，其中黑人约占总人口的80%，白人约为10%，其他有色人种和印度裔/亚洲人约为10%。20世纪初（1910年左右）白人的比例曾接近25%，其后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其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白人移民到南非的数量显著下降，90年代种族隔离结束前后不少白人移居国外，加之白人群体的出生率远远低于黑人。
我们去南非之前，完全不了解的是，南非的白人中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有17世纪荷兰殖民者的后裔为主发展而来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和以英国后裔为主的欧洲移民来的白人。前者使用一种源自荷兰语的阿非利卡语，约占白人人口的65%，后者使用英语，约占白人人口的35%。历史上在南非施行严峻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是荷兰裔的白人。英国裔的则有所不同。我们在学习南非历史时特别注意到，早年的英国教会在南非为黑人开办了学校和医院。南非黑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者几乎都接受过英国人开办的学校的教育，其中很多人都去英国留学过。
这两种白人群体政治态度的差别，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著名的波尔战争（Boer War），即当时的英国和南非的波尔人（主要由荷兰移民的后裔组成）之间的两场重要冲突，第一次波尔战争（1880–1881）和第二次波尔战争（1899–1902）。19世纪初，英国逐步控制了南非的开普殖民地，持反对奴隶制的政策。但波尔人不满英国统治并发动了抗英战争。结果是波尔人胜利了。19世纪末，因发现了丰富的黄金和钻石，英国试图进一步加强控制而导致了第二次战争的发生。结果是波尔人最终战败。1910年，波尔人和英国人妥协，成立了南非联邦，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地。然而，我的印象是其后的南非政权基本上一直是在荷兰裔人手中。自1948年开始，南非实行了全面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
1918年出生于一个酋长家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断断续续地在几所英国人开办的大学接受过教育。他参与的反种族隔离革命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一。这场革命以反抗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核心，最终结束了这一制度，推动了南非的民主转型。
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成立，主张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手段争取非洲裔的平等权利。1960年南非政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为非法组织，迫使其转入地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斗争的开始转而主张以武装斗争回应政府暴力。1962曼德拉因颠覆罪被捕，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服刑期间，曼德拉成为全球反种族隔离的象征，国际社会广泛呼吁释放他。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运动高涨。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随后与时任总统德克勒克（F.W. de Klerk）展开谈判。
1994年，南非举行首次全种族大选，曼德拉当选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标志种族隔离制度正式结束。曼德拉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鼓励对种族隔离时期的罪行进行公开反思，推动社会和解。曼德拉的革命精神激励了全球范围内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成为和平与正义的象征。曼德拉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宽容的态度，推动了南非从分裂走向统一。他不仅为南非赢得了民主，也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和平、宽恕和正义的典范。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非共产党以及曼德拉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
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简称SACP）和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样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操控下于1921年成立并得到思想和军事上的支持。其后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结盟反种族隔离。1950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宣布南非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其活动转入地下。19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共产党被重新合法化。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和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组成了“三方联盟”，共同参与了南非的政治进程。
发人深思的是，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相重合的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崩溃。南非共产党顺理成章地摒弃了共产主义道路。南非共产党关键领导人，犹太人乔·斯洛沃（Joe Slovo）耐人寻味地说：“愤世嫉俗者总是暗示共产党人是在利用我们。但谁能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其实，何止是南非，斯洛沃的这句名言应用于北朝鲜和西朝鲜难道不是也非常贴切吗？
曼德拉公开的形象只是与南非共产党合作结盟。但是历史档案和研究明确地表明，曼德拉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不但是南非共产党的秘密成员，而且是在南非共产党党中央担任重要职位。在他的自传中，他并未公开承认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信仰非洲民族主义、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价值观和资本主义，而绝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已被绝大多数前共产党国家和人民所唾弃的东西。
2003年5月我们到南非时，南非的总统是塔博·姆武耶尔瓦·姆贝基（Thabo Mvuyelwa Mbeki）。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也是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南非英国人办的学校里接受了早期教育，后就读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民主选举中，姆贝基成为曼德拉政府的副总统（1994-1999）。1999年他当选为南非总统，继承了曼德拉的领导地位。2008年，由于与党内派系的矛盾，他提前结束总统任期。
在我们看来，那时的南非政府面临的是三个相关联的大问题：失业、犯罪、艾兹病。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了，广大黑人获得了自由和权力。他们大批地离开了农庄涌向大城市，我们目睹了伊丽莎白港和开普敦等城市的郊区出现的大片大片的新贫民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任何在城市工作和谋生的技能。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相应而生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对社会安全构成了严峻地挑战。同时，健康危机，特别是居全球前列的艾滋病毒感染率，甚至影响到南非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寿命。在我看来，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提高黑人的教育水平、工作技能和总体素质。
所有这些细节，我们去南非之前不是一无所知就是知之甚微。我们对南非的无知，使我们到南非后大开眼界。
在南非的六个星期
我们在天上飞行了近11个小时，于5月17日星期六早上7:40到达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国际航站楼。为了换乘飞往伊丽莎白港的国内航班，我们取了行李后必须走出国际航站楼，在机场外面走到国内航站楼去。我曾看到有材料说，约翰内斯堡市是全南非高犯罪率之最 —— 旅游者在市中心走出旅馆100米之内被抢劫两次的概率是100%。我们取了行李胆战心惊地从国际航站楼走到国内航站楼，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看来机场和市中心不一样，还是安全的。我在候机厅里睡了一小觉。然后换乘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午11:20离约翰内斯堡，下午1:00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伊丽莎白港。麦克·阿克曼（Michiel Ackermann）教授到机场来接到我们，他给我们租了一辆丰田卡罗拉（Corolla）。南非因属英联邦，行车靠左，开车时驾驶座在右边。我们跟着他的车，他把我们带到了学校为我们租赁的一个单元的联栋屋后就告辞了。
这个单元的联栋屋本是G.S.和玛丽安·斯特里特（Marian Streeter）的家，现在就成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南非的家了。我们的家地处快乐谷（Happy Vally）一带的高坡上，面向印度洋边以风景旖丽而著名的阿尔戈亚（Algoa）海湾，距离最近的海滩只需步行二十多分钟。地址是：12 Lelane, Cathcard Road, Humewood, Port Elizabeth 6001, S. Africa。
这一排面向着大海的东西向的联栋屋在一个美丽的小区里。除了种有各种花卉之外，这排联栋屋的前后都有大片的草地，前面的草地是一个面向着大海的大缓坡。联栋屋有两层，一楼是客厅和厨房兼饭厅，二楼是两间卧室，我住朝西的一间，老婆和女儿住朝东的一间。老婆女儿的卧室还有一个面向大海的凉台，从凉台上近处可看到我们左邻右舍的前庭和进入小区的道路，远处越过前庭和小区的草地大坡可以眺望阿尔戈亚（Algoa）海湾，清晨可以观赏海上的早霞和日出。客厅之外是每家每户的前庭，各家按自己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前庭。我们的前庭里有很多种花卉和与之相配的灌木丛，一小片绿茵茵的草地和一条砖头铺设的小径。每家的后门旁边是各自的车库。清晨从后门出来也可以看到阿尔戈亚（Algoa）海湾上日出和朝晖的不同景象。
5月17日我们入住此联栋屋时，客厅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瓶花，那是学校热情欢迎我们的表示。麦克告辞后，我们打开行李箱，在新家安顿了下来。我在澡盆里泡了一阵。老婆和女儿则淋浴了一番。老婆因在飞机上一路看了几个电影没有睡觉，现在一头倒在床上就香喷喷地入睡了。我和女儿步行到附近的一家7-11便利店，买了烤鸡、鸵鸟肉干和红酒，回家后，叫醒了老婆，吃了我们在南非的第一顿晚餐。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品尝到了南非的红酒，质量非常好而且价格惊人的便宜。原来，南非因执行种族隔离政策遭到全世界的经济制裁，所以他们这些优秀的红酒也就无法出口，不为世人所不知。我们也第一次品尝到了鸵鸟肉干的美味。后来我们发现，其它各种鹿肉的肉干也是当地的美味土产。我们一家三口在南非的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第二天，5月18日星期日上午，我们的邻居也是学校数学系的同事茱莉（July）和她丈夫保尔（Paul）专门来看望了我们。他们告诉我们，联栋屋里没有洗衣机。所有要洗的衣物都要送到小区一栋公寓的洗衣房去让洗衣房的人洗，按重量称了收费。
我们开车去了附近的一家连锁超市，名为“拿了就付钱（Pick and Pay）”买了一天三顿饭过日子所需的食品，又买了一本详细的伊丽莎白港的地图和两张明信片。午睡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去了附近的印度洋海滩，海滩上人不多，风景美极了，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下午。
其后麦克和他夫人诺琳（Noelene）及女儿米歇尔（Michelle）来看望我们，我们先跟着他的车去理工学院，参观了校园，看了看分配给我的办公室，然后他们请我们去了一家海边高级餐馆吃了晚餐，并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生活上的很多情况，特别是安全问题。比如，开车时必须把车门锁上，在路上遇到红灯停车时，车窗要摇上来关起来，在停车场遇到有人要为我们看车收小费时应如何应对等。我们提到想去伊丽莎白港的市中心看看时，麦克表示非常为难。他认为那里非常不安全。后来我又提及此事时，麦克说，“我们都从来不去的。你一定要去的话，我来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做一个安排来。”看到他那么为难的样子，我就放弃了，我们也就始终没有去过市中心。
5月19日是星期一，也是我在南非理工学院工作的第一天。早上起来，给各路同事们发了邮件，告以我在南非的电子邮箱地址、通信地址、电话等信息。也给大外甥女发了类似的邮件，请她转告美国和中国的各位亲人。
麦克和系里唯一的博士雅克·皮特森（Jacques Pietersen）和我开了个会，麦克布置了我的工作。雅克带着我参观系里各处，引见了系里的其他人，然后一起在学校会议中心的餐厅吃了午饭。下午我回家接了老婆女儿来我的办公室玩。从此开始了我在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Port Elizabeth Technikon）的工作。
数学科学系共有13名教员的样子，其中有一名统计学博士，两名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博士候选人，其余为各科学学科的硕士。每天都和我打交道的是系主任麦克·阿克尔曼（Michiel Ackermann）和系里唯一的博士雅克·皮特森（Jacques Pietersen）。其他同事，我给他们做过几次学术讲习报告，上下午喝茶时能见到他们，聊几句。我们家的邻居茱莉（July）算是和我比较熟的，她是英国裔的，大多数同事都是荷兰裔的，系里没有黑人同事。学校里的学生们则从来没有见到过，可能是放假了的原因吧。每天必然见到的是秘书辛赛西娅（Cynthesia），简称特莎（Tessa）和打扫我们办公室的黑人女清洁工坎斯坦特（Constant）。
说起女工坎斯坦特（Constant），她是我在学校里唯一接触到的黑人。她生性乐天，整天高高兴兴的。可是有一天我却见到她两眼泪汪汪地哭着。我一问，才知道，她的黑人男友因开车时没有把车门锁起来，在十字路口停车时，被歹徒拉开车门捅了一刀，抢走了一块钱。
学校在家的南面，离家不远，经过美丽的阿尔戈亚（Algoa）海湾，开车10分钟的样子。学校的会议中心大楼一楼有一个餐厅，我常把老婆女儿接到学校来吃中饭，到校园和我的办公室来玩。有时路过海湾时，也下车去海滩上放松一下。我们常去购物的地方是沃尔默公园购物中心（Walmer Park Shopping Center），购买一天三顿饭的食品都是在那里的连锁超市“拿了就付钱（Pick & Pay）”买的。
我每天的日程大致是，5点多起床，处理在美国正在做的咨询项目或美国学校里的事宜；有时也2、3点起来，工作到5点多，再睡一小觉，7点左右再起床；一般我8点之前到达办公室。中午或回家吃午饭并咪一小觉，或在学校的会议中心吃午饭；或回家把老婆女儿接到学校里来一起吃午餐；我在办公室或图书馆做事时，他们可以在校园里玩。下午结束工作较早，常和妻女到海边走走，晚饭后看看新闻，一般在8、9点左右就早早就寝。
南非因受英国文化的影响，上下午各有一次喝茶喝咖啡吃点心的时间，雷打不动，英文叫“Tea Time”，女儿把它音译为“踢他们”。一般人早上八点多九点来上班，椅子尚未坐热，十点多就是“踢他们”了。“踢他们”之后，不一会儿就是午饭时间了。午饭后再做一会儿事，又是下午的“踢他们”了。那之后，人心已经涣散，弄弄混混，就下班回家了。我隐隐约约记得我曾在澳大利亚也见过类似的情形。对我这个适应了美国的工作狂的人来说，这个“踢他们”实在是太荒谬了。我心想，难怪美国强大。这里的这些同事们的生活太享受啦。我的到来，丰富了一点点他们的学术活动而已，对他们影响不大。但雅克被麦克指定了和我成天绑在一起，天天和我马不停蹄地做这做那，真是太委屈他了。他和我熟悉后有一次对我说：“你一走，一切就会安静下来恢复正常。”
我在伊丽莎白港理工工学院的工作总结起来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事：觐见了学校各有关单位的头头；与有关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包括写了一个申请研究经费的提案和合作写一篇论文的提纲，还审查了一本讲义；前后做了三个学术报告和一个软件的讲习使用；探讨了未来合作的各种可能性。这期间，麦克安排了我携妻女做了三次旅行，第一次是去福特海尔大学（University of Fort Hare）庆祝富布莱特的南非和美国的合作项目50周年纪念；第二次是去萨斯威尔德（Saasveld）校区访问；第三次是去开普敦参加一个会议并与相关人员讨论了南非石油定价的问题等。
与此同时，我在美国的几个正在进行的海军分析中心、能源部、劳动部等处的咨询研究项目均继续进行。美国任教的学校虽然放暑假了，但还是有些事务要处理，如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学术旅行经费等等。好在一切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传和电话解决。
我和中国国内的亲朋好友们，包括在西安工作时的工人朋友们，也都保持着联系，向大家报道我们在南非的生活，并寄去或发送去我们的相片。
我们在南非一共过了头尾七个周末。在伊丽莎白港仅有三个周末：第一个周末5月17日星期六和18日星期日是抵达；第二个周末5月30日星期五晚上请了麦克夫妇去中餐馆吃了晚餐，31日星期六去了大象公园，6月1日星期日上午我去办公室工作了半天，下午和老婆女儿去不远处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海湾玩并在那里吃了晚餐；第三个周末6月7日星期六我们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去玩了三个海滩和一个水库，8日星期日去三名中国留学生家作客。
其他的四个周末是在南非旅行度过的。第一趟是5月23日星期五和24日星期六和麦克去猪脊镇（Hogsback）和爱丽丝（Alice），在福特海尔大学（University of Fort Hare）庆祝富布莱特的南非和美国的合作项目50周年纪念。（25日星期日我在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天）第二趟是6月14日星期六至16日星期一（南非青年节假日），我们在去乔治镇访问萨斯威尔德（Saasveld）分校的路途上大玩特玩了三天。第三趟是6月20日星期五准备告辞伊丽莎白港后，21日星期六离伊丽莎白港一路沿花园大道（Garden Route）开车玩到开普敦。我们在南非的最后一个周末是在开普敦度过的，28日星期六去好望角玩了一天。
无论是周日还是周末，也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在旅行的目的地，每天都享受着和老婆女儿度过的美好时光。最为享受的事情之一，是每天晚上和女儿一起写日记。2003年年初，女儿过六岁生日时，我任教的学校音乐系的作曲家大卫·弗鲁姆（David Froom）教授和他夫人钢琴家艾莱莎·加思（Eliza garth）过继的韩国女儿罗莎琳（Rosalyn）送给女儿一本日记本。女儿从此开始了写日记的良好习惯。旅途中每天晚上我们把一天收集到的相关旅游的宣传品摊在床上，两人争抢着把找到的有关图片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作为当天日记的插画。对我来说，人世间的幸福，不过如此而已也！
南非美丽无比海岸线令人叹为观止，南非的美食，特别是海鲜和各种肉干，都成了我们喜爱的食品。当地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红酒成了我们每天晚餐必喝的饮料。麦克推荐的当地产的KMV白兰地，也为老婆所十分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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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南非的每一天都过得丰富多彩，都值得记录下来回味一番。下面是老婆和我在21年后的今天搜素枯肠根据日记能回忆出的全部内容了。
5月20日星期二夜里1点多醒来，起来工作到3点，再睡到6:30起床，8点到办公室。雅克来和我一起工作了一会儿。麦克引领我早上觐见了应用科学院院长德里克·沙伍德（Derek Sharwood）教授五分钟。12点左右回家吃了午饭，咪了一小觉。带老婆女儿到学校来，她们去图书馆玩了一下。我继续和雅克工作。下班后，老婆女把买来的明信片一张由女儿写好寄给了她在蒙台梭利（Montessori）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一张由老婆写好寄给了岳父岳母大人。
第二天5月21日星期三上午麦克和雅克带我去与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 Program）的头头亨德里克·劳埃德（Hendrik Lloyd）及其他商学院的人开了一个会。然后麦克开车带我在伊丽莎白港南面的半岛转了一圈，一路的风景美不胜收。麦克重点向我介绍了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我听后一头雾水，心想这一会儿安全一会儿不安全的，我如何能记得住？我回家后对老婆说起这事，她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没几天，我们就弄明白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黑人的地方不安全，白人的地方安全。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已被废除了，但黑人和白人一般并不混杂在一起。后来我对麦克提起这件事，麦克对我说：“现在我们必须色盲！”
我在会议中心的餐厅吃过午饭后，给麦克和雅克写了一个备忘，介绍了我做过的有关电力方面的经济研究项目。其后雅克引领我到沙伍德院长的办公室，沙伍德院长引领我愉快地觐见了副校长亨尼·施奈曼（Hennie. Snyman）。
5月22日星期四我在办公室准备了将要做的几个学术报告，包括我正在为能源部做的原油价格预报，乡村供电的问题和早年做过的砍树和树林管理的题目。
中午我回家把老婆女接到学校来一起在会议中心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又去雷西夫角（Cape of Recife）、萨克拉门托湾（Sacramento Bay）和撒丁尼亚湾（Sardinia Bay）转了一圈后把她们送回家，我再返回学校继续工作。
5月23日星期五上午麦克莱我办公室，把我来访期间的诸多活动的日期都定了下来，包括去学校在乔治镇的萨斯威尔德（Sassveld）校区的访问和去开普敦参加一个会议。显然，我来到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之前，麦克已经仔细地研究了我的简历并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早在1980年代初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写了几篇有关伐树和森林管理的文章。麦克因而就安排了我去访问理工学院在乔治（George）镇的以林业为主的萨斯维尔德（Saasveld）校园，与有关人员交流座谈并做一个相关的学术报告。
接着雅克对我说他下个星期二要带我去伊丽莎白港大学（UPE）见一名女计量学家英格丽德·沃尔劳德（Ingrid Warload）。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最终并没有见到过她。
然后，麦克和雅克带我去伊丽莎白港大学（UPE），会见了约翰·胡戈（Johan Hugo）和阿贝贝·特塞拉（Abebe Tessera），定下了我做一个有关航母上飞机零件供给的学术报告的日期和时间。其后，他们的数学/统计系系主任乌克兰人伊戈尔·利特温（Igor Litvin）教授和一名叫大卫·弗里斯金（David Frisking）的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的教师加入了进来，我们一边吃午饭一边讨论了配对比较（pair comparison）。原来配对比较是利特温教授的研究方向，而我当时刚刚给美国海军做了一个配对比较进行选择的课题，解决预算约束下在诸多军舰设计方案中首选哪一个去建造的问题，为此，我还设计了一个配对比较计算器。利特温教授听后大喜，配对比较本源于运动比赛中选出冠军，他没想到也可运用到国防预算中。我们交谈甚欢，决定5月26日星期一他和大卫·弗里斯金与我再共进午餐继续聊。
早在我们来到南非之前，2003年4月25日，南非-美国富布莱特委员会的项目经理莫莉卡·佐伊（Monica Joyi）在一封给我的邮件中就正式邀请了我们一家三口去将在福特海尔（Fort Hare）大学爱丽丝（Alice）校区举行的一次小聚会，庆祝富布莱特和南非合作的50周年纪念，时间定在5月21日至5月24日。她说也将向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数学系系主任麦克·阿克尔曼（Michiel Ackermann）提及此事并邀请他也参加。
这天午饭后，我们一家三口先去麦克家，换成他来开车向北驱车前往猪脊（Hogsback）镇。途中，我们在格雷厄姆镇（Grahamstown）附近的一个高坡上俯瞰了南非著名的罗德斯（Rhodes University）大学，然后在镇子上转了一下，在歌剧院停留了片刻。
其后我们再继续向北驱车到博福特堡（Fort Beaufort）镇，麦克把我们带到一个独立屋前，告诉我们，这栋房子是他度过幸福童年的家，那时他父亲在罗德斯大学教书。现在整个镇子里一个白人也没有了。我们喝了点饮料就离开了。很遗憾，没有留下一张相片来。他对我说：“我们当时和黑人相处得很好，一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谁知道会招来全世界反对我们。”
再其后，我们经锡摩尔（Seymour）和著名艰难的米歇尔小径（Michel’s Path），住进了猪脊镇客栈（Hogsback Inn）。老婆女儿和我在周边走了一下，照了两张相片。
一路辛苦开车的麦克说：“太辛苦啦！我们得好好犒劳自己一下！”一位名叫希尔达（Hilda）的女士和一位叫Donnie的男士，以及项目经理莫莉卡·佐伊（Monica Joyi）女士加入了我们一行四人，喝酒聊天地吃了一顿昂贵的高级晚餐。
第二天，5月24日星期六，我们在客栈吃了早饭，老婆带女儿在周边照了几张相片。老婆还给莫莉卡·佐伊（Monica Joyi）女士和我及女儿在客栈外合影了一张。然后我们全都离开了猪脊镇前往福特海尔（Fort Hare）大学爱丽丝（Alice）校区。
莫妮卡送给女儿了一个穿珠子做成的黑人小娃娃。用彩色小珠珠串起来做成各种玩具和装饰品本是南非黑人的一种独特的手工艺品。女儿收到这个小礼品时非常喜欢，我们也都觉得非常珍贵。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东西不久传到了中国，结果是我们不但在中国的地摊到处都能见到，而且后来在世界上各处旅行时，全世界各个旅游胜地的地摊上都在卖这种中国生产的工艺品。
福特海尔大学（University of Fort Hare）是由斯科特兰长老会传教士詹姆斯·斯图尔特博士（Dr. James Stewart）和英国殖民政府共同于1916年建立的，希望为黑人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因而成为南非第一所为非洲黑人提供西方高等教育的机构。它在反种族隔离制度和推动非洲大陆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的校友包括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津巴布韦前总统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博茨瓦纳前总统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爱丽丝校区 (Alice Campus)是该校的主校区。
图书馆的馆员瑟蒂·福尔曼（Sedi Forman）女士是一位当年全力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白人，她的丈夫是当年和曼德拉关押在一起的唯一白人。她向我们展现了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文物。我们买了两本他们出版的书，还请瑟蒂题字签了名。女儿也在留言簿上留了言。
然后是庆祝富布莱特在南非项目的50周年纪念。我们先在音乐系听了一名富布莱特的校友的钢琴演凑。一名来自德兰士瓦大学（University of Transvaal）的副校长讲了话。其后我们去职工中心吃了中饭，同时观看了学生表演的马林巴舞蹈（Marimba dance），然后就返回了伊丽莎白港。
5月25日星期日一早起来在家里起草了将去伊丽莎白港大学（UPE）做学术报告的提纲。上午去机场处理了一下租车的事宜。
下午去办公室把爱丽丝之行的有关相片分别发送给麦克、莫妮卡、和富布莱特的克里斯汀·约翰逊（Kristen Johnson）。给伊丽莎白港大学（UPE）的约翰·胡戈（Johan Hugo）和阿贝贝·特塞拉（Abebe Tessera）发去了我将做的有关航母上飞机零件供给的演说提纲。给麦克发了一个邮件，邀请他一家星期五去一个当地的中餐馆晚餐。
5月26日星期一早上7点半到办公室，准备了要在伊丽莎白港大学（UPE）做的学术报告。与伊戈尔·利特温（Igor Litvin）教授、大卫·弗里斯金（David Frisking）教师还有雅克在会议中心餐厅共进午餐，继续聊了配对比较，聊得非常好，其后我把我在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写的一篇有关技术选择的论文发给了他们。
5月27日星期二凌晨4点起来，在家准备原油价格预报的学术报告的幻灯片，时外面大雨如注。7点多回到床上又小睡了一会儿。然后携妻女到办公室，旅行社代理人娜塔莎（Natasha）来我办公室，我们讨论了未来几趟行程的日程和安排。
下午和老婆女儿去了一家叫“莱康（Lai Kang）”的中餐馆，和叫达瑞（Darryl）的老板谈了一下，确保我们请麦克一家来吃饭时，他们有体面的饭菜。我因在海边看到过奇大无比的鲍鱼壳，就问达瑞有鲍鱼没有。达瑞把两个手腕并在一起做被手铐铐起来了的样子，说：“吃鲍鱼犯法，要被抓起来的！”（多年后，我们在秘鲁才终于吃到了野生的鲍鱼。）我们顺便买了两个菜带回家当晚饭。
5月28日星期三夜里2点半起来继续准备要做的学术报告，5点回到床上再睡，近7点再起床。8点到办公室。继续准备学术报告。回复处理了一些美国任教的系里的事和在美国一起正在做的咨询项目的事。和旅行社代理人娜塔莎（Natasha）及老婆讨论了未来几趟行程的日程和安排。
5月29日星期四4点半起来，在家准备了在萨斯威尔德（Saasveld）分校做有关树林砍伐的学术报告。8点到办公室，雅克送来了一些伊丽莎白港大学（UPA）的数据和伊戈尔·利特温（Igor Litvin）教授的就职学术讲座等材料。我们试图找到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中午回家吃了午饭，携妻女驱车去雷西弗角（Cape of Recife）转了一下后，继续在办公室工作了一下午。
5月30日星期五上午雅克领我去研发部总监皮特·范·普雷达博士（Dr. Pieter van Preda）的办公室，我们探讨了未来发展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其后普雷达总监引领我去见了计算机研究院院长尤金·杜·普里兹（Eugene Du Preez）。普里兹院长带我去见了丹尼尔·哈丁（Daniel Hatting）。后者向我展示了一个焊接仪器和一个有认知能力的机器人。下午我向麦克汇报了早上会见各人的情况。晚上请麦克一家在莱康（Lai Kang）中国餐厅吃饭。席间我说，“非洲的振兴，就靠南非了。”他不肖争辩地说：“我们是非洲唯一的希望！”
5月31日星期六我们去北面不远的大象公园玩了一天。途中在伊丽莎白港的北郊见到大片大片的新棚户区。曼德拉革命成功后，大批农庄里的黑人离开了庄园涌到了大城市的郊区住了下来。
在大象公园里我们看到了远处的大象群，近在咫尺的大象，还有鸵鸟、猴子、巨大的龟、捻角羚（kudu）、红羚羊（red hartebeest）、野猪、巨型蚂蚁堆，等等。可惜我们的相机太差了。
6月1日星期日1点起来，准备了有关森林砍伐的学术报告。4点再睡一觉，6点起来，8点到办公室，依然如故地工作，包括处理了一些美国咨询上的业务。午饭后带妻女二去萨克拉门托湾（Sacramento Bay），途中在两处停下车来去海滨玩耍，在萨克拉门托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途中看到树上和电线上的很多猴子。
6月2日星期一在伊丽莎白港大学（UPE）做学术报告，讲的是航空母舰上飞机零部件的供给和飞机吃飞机（cannablization）的问题以及飞机维护整合（maintenance consolidations）的问题，从上午9点直到近下午1点，中途休息了一下。下午雅克来我办公室，我们讨论了伊丽莎白港大学（UPE）有关南非荷兰语（Afrikaans）的数据。帮助我在美国的合伙人巴博制作了几张供他在海军做报告时用的幻灯片。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在家起草了关于树林砍伐的学术报告的幻灯片。8点多到办公室后把全部幻灯片做完了。然后处理了美国能源部的咨询项目的几件事项。回复了萨斯威尔德理工学院（Saasveld Technikon)的维理·罗（Willie Louw）教授来的电话，把我的简历通过阿尔塔·马拉伊斯Alta Marais女士转发给了他。
中午回家，接妻女来学校在会议中心的餐厅吃了午饭。下午带着妻女，由雅克带我们去伊丽莎白港大学（UPE），妻女在校园里玩，我和雅克访问了·科茨（Kotze）教授并讨论了他的调查数据。回到办公室，又工作了一会儿。回家的路上和老婆女儿去海港附近转了转。
6月4日星期三一大早在家为美国的咨询合作伙伴巴博制作了他将在海军做MORSS报告的幻灯片稿，发给了他。8点到办公室后处理了不同的事务。就访问萨斯威尔德校园的事，和维理·罗（Willie Louw）教授通过邮件做了进一步的沟通。一名叫伊万·科佩洛维茨（Ivan Copelowitz）的男士从南非国家石油（Petro SA）给我来了个电话。中午回家接妻女来学校吃了饭，下午审阅了一本麦克送来的统计学的讲义书
6月5日星期四，夜来大雨，凌晨起来，先就和美国能源部的约翰（John）和琼安（Joanne）合写的一篇论文用电子邮件沟通了一番。然后下载和审阅了巴博发来的报告稿并就此用电子信件沟通了一番。7:30到办公室，与麦克和雅克讨论了未来研究项目的策略。麦克请了海因·巴克（Hein Baak）来和我们一起共进了午餐。海因·巴克（Hein Baak）为我们约定一次和一个名为“觉醒（Vukani，或Wake up）”的政府培训生项目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思（Max）的会谈时间。下午南非国家石油（Petro SA）的伊万·科佩洛维茨（Ivan Copelowitz）发来一个邮件，是关于南非矿藏和能源部的招标书（RFP）的，立刻和麦克和雅克讨论了此事。中午酒喝多了，4:30早早下班回家，和妻女去海边走了一会儿。
6月6日星期五7点多一点到办公室。麦克8:00来我办公室，我们讨论了向矿业和能源部（DME）提交研究方案的事，他给伊万（Ivan）和海因·巴克（Hein Baak）打了电话，我们来回讨论了几次，我开始起草将提交的提案。同时，我完成了那本统计学讲义的审查，写了一份报告。
中午把老婆女儿接来在会议中心餐厅吃了午饭。之后我继续工作，把研究提案起草完毕并发给了麦克。
下午麦克把三名在伊丽莎白港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带到我的办公室来。他们是西安来的李景霖、天津来的白晓冬和新疆来的赵X春。他们和我交谈了一阵，又和老婆在电话里说了几句话。他们邀请老婆女儿星期日去他们住处吃饺子。4:30离开办公室，和妻女在海滩上走了一会儿。
6月7日星期六7:00起来，早上8:30出发，一去杰弗里斯湾（Jeffreys Bay)，那里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和珊瑚。二去艾斯屯湾(Aston Bay)，那里有很多美丽的黑岩板碎片。三去圣弗朗西斯角(Cape St. Francis)，那里有很多的海洋生动物如海螺、海葵、海胆、海星、章鱼、小鱼等。最后经过汉基（Hankey）和帕滕西（Potensie）去了库哈坝（Kouga Dam）水库。我们玩得高兴极了。
6月8日星期日我5:00起床写建议书，完成了初稿，发给了麦克和雅克。原由我在美国劳动部会议上要做的报告，现改为道格（Doug）做，我回复了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回复了美国合伙人巴博有关海军N91的配对比较的问题。给麦克发了几个电子邮件。
我去超市为去三名中国留学生家作客买了一些吃的东西。中午他们开车来，给我们引路去了他们合租的地方。这次没见到新疆小伙子，他们的住处是两男一女：西安来的李景霖、天津来的白晓冬和营口来的韩美珊。他们包了饺子款待我们，大家相聚甚欢。他们都是20出头的乖孩子，大概也都是独生子女，在国内考大学可能有困难，又家境较好，就独自到这天涯海角来求学，彼此相依为命。我们3:30左右离。
我回到办公室，和麦克讨论了研究提案稿和其他事宜后，5:30之后回家。
6月9日星期一早上5点起来，6:30到办公室。继续起草DME提案。麦克和雅克来，讨论后，我起草了两封提交提案的信。然后去海因·巴克（Hein Baak）的办公室，和麦克、雅克一起会见了马克思（Max），看上去是个显要人物的样子，我们共进了午餐。其后我继续为此工作。
下午，先是和妻女办了一些家务杂事，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和能源部的约翰（John）和海军分析中心的巴博（Bob）等分别讨论了一些问题。把星期日作客时拍的相片发给了三个年轻人。最后为计量经济学视窗（EViews）讲习班做了些准备。
6月10日星期二继续起草和修改南非矿业和能源部（DMN）研究提案，然后发给了麦克和雅克。我们三人再次去研发部总监皮特·范·普雷达博士（Dr. Pieter van Breda）办公室就此开了个会 —— 我在理工学院开的最差的一个会。其后和麦克及雅克又一起就此工作了一会儿。没吃午饭，3:30回家。和美国的同事约翰和巴博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了一下。
6月11日星期三凌晨4点起床，为今天要做的报告做了最后的准备。一大早7:30到学校，8:10到学校的会议厅（Senate Hall）做了有关石油原油价格预报和相关的计量学问题的学术报告，从8:30至12:30多，其间休息了30分钟，很好。迟迟回家吃了个午饭，随妻女外出散步，喝了咖啡配以甜点。
6月12日星期四凌晨4点起床，为计量经济学视窗（EViews）见习课做了最后的准备。清晨7:30左右到学校，继续修改提案。然后雅克协助我在图书馆把设备弄好，我做了计量经济学视窗（EViews）使用的讲习引论，只有五个人出席。接老婆女儿来吃午饭后给我们三人照了唯一的张相片。下午麦克和雅克我们三人继续修改提案。天气好极了，下班后和老婆女儿在海滩上走了一下，在一家·餐馆喝了饮料。
6月13日星期五研究了南非的石油价格及其定价法则。接老婆女儿来学校吃了午饭。老婆给打扫办公室的黑人女工坎斯坦特（Constant）赠送了一条丝头巾，给秘书辛赛西娅（Cythessia，简称特莎，Tessa）也赠送了一条。女儿在窗外的树叶上看到一只小猴子，照了像。我办公室的窗沿上经常有猴子来访，可惜从来没有拍过相片。和麦克、雅克继续修改研究提案。麦克一家请我们在一家叫玫瑰妈妈（Mamas Rose）的高级餐馆吃了晚饭，见到了他的儿子。
6月14日星期六早上7:50麦克来，我和他去机场更换了所租赁的车，我们8:20一家三口从我们在伊丽莎白港的家出发，驱车前往乔治镇。一路上整整玩了三天，真是玩疯啦！
第一站是保罗·索尔桥（Paul Sauer Bridge）。该桥架在暴风河（Storms River）上120米的高处，故也叫暴风河大桥，是个玩蹦极跳（Bungy Jump）的地方。第二站是千年大树（The Big Tree）。第三站，我们来到齐齐卡马国家公园（Tsitsikamma National Park），这是我们见到过的最美最惊心动魄的海岸线。相片、录像、文字均无法表达，唯有身临其境目睹感受。第四站是穿过一条林间小路走到暴风河的河口。第五站是暴风河河口的索桥。然后我们住进了普利登堡湾（Plettenberg Bay）一个叫埃斯特龙（Astron）的度假村，再驱车去普利登堡湾转了一圈，在海湾的一家餐馆吃了一顿海鲜晚餐。遗憾的是我们在普利登堡湾没有拍任何相片。
6月15日星期日我们接着继续疯玩。在度假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在房间里拍了两张幽默照，然后就离赴克尼斯纳（Knysna）镇了。
第六站，我们入住著名的克尼斯纳原木旅馆（Knysna Log-Inn），把车停在那里，然后去克尼斯纳泻湖（Knysna Lagoon）的一个码头，登上了一条名为“三条腿河猫（Three Legs Rivercat）”的船，驶向克尼斯纳岬口（Knysna Heads）。人称克尼斯纳岬口（Knysna Heads）是南非最具标志性的自然奇观之一，由两块巨大的砂岩峭壁组成，位于克尼斯纳泻湖（Knysna Lagoon）的出口处，通向印度洋。它不仅以其壮丽的景观闻名，也是历史和自然爱好者的天堂。麦克也向我们高度推荐了这个地方，还描述了一些乘船观赏的细节。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数码相机卡住了。不但无法拍照而且已拍的相片也一并作废无法下载了。
第七站，午饭后，我们来到一个美丽无比的景点，布伦顿海滨(Brenton-on-Sea）。第八站是贝尔韦德教堂（Belvidere Church），也叫做圣乔治教堂。我们稍停片刻，参观了一下。原打算去诺埃茨（Noetzie），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放弃了。第九站，再回到克尼斯纳岬口（Knysna Heads）边，在一家贴着岬口水边的餐馆吃了晚餐，享受至极也！
第三天，6月16日星期一 ，是南非全国的假日：青年节。所以我们接着玩！青年节来源于1976年始于索韦托（Soweto）的反抗运动，后来传遍了南非全国。夜里我1点起来工作到2点再睡。
第十站应该算我们入住的克尼斯纳原木旅馆（Knysna Log-Inn）。昨天忙于玩周围的诸多著名景点，没有顾及这个不同凡响的原木旅馆。今天早饭后离开之前，我们把它的室内转了一圈，照了几张相片。但是我们这次忽略了它室外的游泳池等附属设施。好在没几天后我们在去开普敦开会的途中又第二次入住这里，补上了这次的遗漏。
第十一站，水牛湾（Buffalo Bay）、荒野国家公园（Wilderness National Park）和海豚角（Dolphin Point）。我们看到一只大章鱼。我们用一大塑料瓶给女儿做了一个小水族馆。最后在海豚角停留下来野餐吃了午饭。在水面上搜索海豚，女儿和我认定我们看到了，老婆则认定我们是幻觉。
第十二站，也是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于下午2:30左右到达萨斯维尔德（Saasveld）校园门前。我给阿尔塔·马拉伊斯太太（Mrs. Alta Marais）打了电话告以我们已经到达，然后躺在草地上睡了一觉。马拉伊斯太太（Mrs. Marais）给我们送来了学校庞波雷牧场（Pompoere Kraal）招待所的钥匙。我们安顿下来后，开车去一个购物中心吃了晚饭。回到招待所，我们一家三口都玩累了，统统早早就寝。
6月17日星期二夜里1:30起来，把做了最后的修改，3点回到床上睡到5点起来。阿尔塔8点钟来，把我带到了做学术报告的地方，又帮我把一切设备安置好。报告从八点半做到十点，休息了片刻。他们为当地的报纸给我照了几张相。其后，10点半到12点是与个人交流他们从事的研究项目，参观了他们的药物研究。阿尔塔（Alta）把老婆和女儿接来，我们一起观看了两个有关森林的录像，游览了校园，吃了午饭。
我们访问了梅耶扎尔实验室（MeyerZall Laboratories）和MTO森林公司公司，并会见了一位经理名叫威利·布林克（Willie Brink）先生。办公室的一名叫皮特（Pieter,）的男士带领我们一家三口驱车去参观了一个森林校区和原生森林（indigenous forest）。维理·罗（Willie Louw）先生带我们参观了一个锯木厂并和一名技术经理讨论了一个有趣的伐木问题。他说，早年，南非的白人迷恋欧洲风景，引进了大量欧洲的松树。后来发现，欧洲的松树饮水量非常大，不适合南非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所以他们决定把所有引进的松林砍伐后再让土地长出南非本地原有的树木。这是一个如何最优砍伐的问题。我提议用线性或非线形规划的数学方法来解决。维理还带我们参观了一个瑞典的培训中心等。其后他夫妇和我们合影一张相片。
黄昏，学校安排一个邻居，年轻的妈妈带着年龄与女儿相仿的她的两个女儿来访。三个女孩在一起玩得非常高兴，两个母亲也交谈甚欢，我则专门给她们拍照。
厄尔恩斯特·凡比尔江（Ernst van Biljon）教授和他夫人玛蒂（Mati）五点四十来我们的住处，接我们去了乔治镇上的一家海鲜馆吃了晚餐，吃的好也聊的好。女儿在餐桌上就睡着了，想来她一大早五点多起来，一天没睡觉，又与邻居的两个女孩疯玩了一阵，饭桌上大人聊的话题与她更是毫不相干。我们八点半回到招待所，九点就上床睡觉了。
6月18日星期三我们不到6点就起来，早上把钥匙还给了Alta和她说了再见，在晨曦中告别了萨斯维尔德校园，返回了我们在伊丽莎白港的家。归途中，我们游玩了自然之谷（Nature’s Vally），算是我们的收官之站。下午1:45左右回到家后，我即刻去学校，麦克和雅克来我的办公室严肃地探讨了我们将来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6月19日星期四5:30起床，7:00到办公室开始工作。我给房地产经纪人打了电话，请她到学校为我们租赁的联栋屋做一次最后的查看，以示一切完美无缺，没有任何损伤。雅克和我起草了一份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和我的合同。我给麦克写了一个有关将南非市场的汽油价格保持稳定的机制的备忘录。然后又给他发送了送给萨斯威尔德（Saasveld）的德加格（de Jager）先生的一组有关森林学的学术报告的幻灯片，同时写给麦克一个有关解决萨斯维尔德（Saasveld）遇到的德加格（de Jager）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备忘录，即如何把欧洲引进的松树林还原成南非的原木树林。还处理了诸多小事。秘书特莎（Tessa）为我打印和复印了一些文件，包括准备提交给南非矿产和能源部（DME）的研究建议书。回家午饭并眯了一小觉后，回到办公室一直做到六点。麦克和我长谈了有关向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NRF）申请研究经费的可能性。同时，我也分别和美国的同事约翰（John）、琼安（Joanne）、巴博（Bob）等通讯交流了我正在美国和他们共同从事的咨询研究课题。其间，理工学院的公共关系部门来人给我拍了几张相片。
晚间，麦克率全系十多名教师在布什营地（Bush Camp）为我举行了告别晚会，先是在山顶餐馆烤羊肉和鹿肉的晚宴，然后是篝火边聊天。算是告别了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
6月20日星期五，我4点起床，忙于起草与约翰和琼安合写的一篇论文，准备向《国际预报期刊（IJF）》投稿。凌晨6点到学校办公室，把几张相片印出来给了打扫卫生的坎斯坦特（Constant）。给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的所有同事发了告别邮件。给美国学校里的同事和所有咨询项目的同事也发了邮件，告诉大家，我十天之内将回到美国。回家午饭后眯了一小觉，再回到办公室工作，把起草完了的论文发给了约翰和琼安，和约翰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了一下。雅克把他处理的一些需求数据给我看了看。下午三点多回家，打了行李，上街买了三瓶铁路牌红酒，两瓶将送给麦克，一瓶我们留着自己喝。晚上在澡盆里泡了30分钟。
6月21日星期六，我4点半起床，五点半到学校办公室。收到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一名森林学教授的邮件。我给法兰斯瓦·波尔曼（Francois Borman）和他夫人玛蒂（Mati）发了个邮件。6:15回到家。我们8点离家，去学校把房门钥匙和两瓶红酒给了麦克。他给了我们一大袋鹿肉干路上吃。
我们告别了伊丽莎白港，开车一路玩到开普敦去。
很难说麦克安排我去开普敦参加南非物理学年会是否与我简历中有一本我与人合写的《经济学、哲学和物理学》的书有关，还是我的博士论文标题是“布朗运动应用于经济学中最佳停止模型”听上去和物理学很有关系；更可能的是麦克只是借题犒劳我一下，给了我们一家三口游览开普敦一带的机会。
我们上路后的第一站是猴子乐园，我觉得很一般，但女儿玩得很高兴。下午我们第二次入住克尼斯纳镇（Krysna）原木客栈。周边的景点几天前上次来时玩过了。这次待在客栈里好好享受了一下这个独特酒店。我在游泳池教女儿憋气游泳，但她怎么也学不会。记得回到美国后，我们给她找了个女学生教她游泳，那女学生把一个手链扔到游泳池里，对女儿说：“把它捡回来！”女儿立刻就学会了憋气。
6月22日星期日夜间起来写与约翰和琼安合做的准备向《国际预报期刊（IJF）》投稿的论文。在旅馆大吃了一顿早餐后，开车直奔奥兹胡恩（Oudtshoorn），途中我们在前不久停留过的海豚角（Dolphin Point）又停留了片刻。到达奥兹胡恩（Oudtshoorn）后，我们参观了刚果鸵鸟养殖场（Cango Ostrich Farm），给女儿骑鸵鸟时录了像，好玩可笑极了。回到旅馆午饭饭后，我因夜里赶写论文，一人留在房间里睡觉，老婆带女儿到院子里游转了一圈。其后我们三人去镇子上转了一圈，买了晚餐，回到旅馆，在火炉边吃了晚餐
6月23日星期一夜来继续写与约翰和琼安合写的准备向《国际预报期刊（IJF）》投稿的论文，算是把这个阶段的起草工作完成了，将其发送给了约翰和琼安。在客栈吃了鸵鸟蛋早饭，然后又玩了羚羊国家公园（Bontebok National Park）。这个公园是最贵最让我们失望的。整个公园似乎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我们走了一圈，除了不稀罕的羚羊之外，什么其他动物也没有看见，倒是路边的一家加油站里展示的动物蛮热闹。
其后经斯韦伦丹（Swellendam）驱车前往开普敦（Cape Town）。这一段开车开得很累。进开普敦城市前，停下来休息了片刻。女儿吃了盘意大利面条，我和老婆喝了点咖啡。最后入住开普敦水边的假日旅馆。接近开普敦时，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郊区大片大片的棚户区，高速公路上到处都飞舞着购物的塑料袋。记得有一次看到麦克自嘲地对我说过，那是他们的“国花”。
6月24日星期二，我们去水边的钟塔边吃了早饭。那里有个码头，游客可以乘船去关押过曼德拉的罗宾岛监狱参观。我们11点离开旅馆，开车来到了开普敦的著名景点：桌山。我们乘缆车上山大玩了一场。宏伟的桌山，非身临其境无从体会它动人心魄之处，相片和录像均无法表达。该山山顶呈平坦状，形似一张巨大的桌子，因此得名“桌山”。主峰海拔约1,086米（3,563英尺），俯瞰整个开普敦市区、大西洋和周边地区。我们乘缆车从山下上到山顶时，缆车里可以从独特的角度观赏到桌山宏伟壮丽的一面。我们也看到有人徒步爬上山来，也看到有人玩蹦极，从山上跳下去。几天后，新闻里说有人在此玩蹦极丧了命。
从桌山下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下一个入住的地方：罗森维尤（Rosenview）庄园。但是那里没有手机信号，只好用庄园的电话和麦克联系。麦克、夫勒迪（Fredie）和唐纳德（Ronald）来看望了我们。其后，我们一家三口去他们入住的一个叫小农场（Klein Bosch）的地方，与他们一班人马一起去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参加了第48届南非物理学会年会，听了一位从科罗拉多州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讲话。最后吃了点点心零食，9:45回到旅馆，10点就寝。
6月25日星期三是老婆和我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说起来，我们并不是这天结婚的，只是习惯了把这天当成纪念日。夜来睡得很好。早上我们吃了早饭后，我就一人开车去了麦克入住的小农场（Klein Bosch），然后开车跟在他的车后面一起去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老婆和女儿则留在罗森维尤（Rosenview）庄园里玩。我和麦克在校图书馆工作到十点半。早茶后，我回到罗森维尤（Rosenview）庄园，女儿结交了几个庄园里的黑孩子，玩得正高兴。我把大家带到临近的另一个庄园，买了点杂货，品赏了也买了两瓶红酒。然后我一人又回到学校继续和麦克工作了一阵。其后我们两去开普敦城里，会见了南非国家石油公司（South African National Oil Company，简称PetroSA）的伊凡（Ivan Copelowitz）和 蒂亚特·博塔（Tjaart Botha）。我们探讨了石油原油价格预报和南非汽油价格的确定，从三点半谈到五点左右，谈得很好。然后回到庄园，接了老婆和女儿去参加了市长的招待会。
6月26日星期四，上午我带着老婆女儿去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我在图书馆里熟悉南非的有关学术期刊，老婆女儿在附近游玩。然后我们去斯泰伦博斯镇子上的一家网络咖啡店里，我工作了半小时，两次试图将为准备投稿《国际预报期刊（IJF）》的论文稿发送给约翰和琼安。回到斯泰伦博斯大学开会的地方吃了中饭。下午，我们与麦克开车进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的山里，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叫坡顶浆果果园（Hillcrest Berry Orchards）的地方，喝了茶和咖啡，女儿喝了当地产的新鲜蔓越莓汁，不经意尿了裤子。最后，我们游转了红酒路（Wine Routes）上的几个去处。
晚上，我们和麦克先去麦克的女儿女婿迈斯克（Maizke）和尼尔（Neil）家，然后他们请我们在花之山谷（Bloemendal）的一家餐厅吃了晚餐，算是与麦克告别了。其间一件尴尬事是，我们去麦克女儿女婿家时两手空空，麦克买了一把花让我们送给他女儿女婿。晚餐时来了一批黑人官员。他们显然是几年前刚刚翻了身当家作主了，他们大声笑着、聊着，没有任何人敢于有任何表示。餐馆服务员小声给麦克打了个招呼，告以他们都是谁，并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离我们较远的桌位。
6月27日星期五，我六点半起来，弄《国际预报期刊（IJF）》论文的参考目录。女儿去黑人居住的屋子那里给她结交的黑孩子朋友们赠送了礼物。回想在罗森维尤（Rosenview）庄园，我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几位黑人，有给我们打扫房间的女仆，有和女儿一起高兴玩耍的孩子们，还有坐在草地上用一把剪头发的小剪刀修剪草地的老汉。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庄园里，从出生到结婚到去世，过着平静的一生。孩子们对我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庄园以外的地方。黑人革命成功后，很多庄园都被廉价卖掉了，很多庄园主移民去了南半球的新西兰和阿根廷。这大概也是很多黑人离开农庄涌向大城市的原因之一。
我们于十点半告别了罗森维尤（Rosenview）庄园，再次驱车前往开普敦。路途中在一家网络咖啡馆停下来，得知约翰收到了我的邮件，我又把参考文献目录发给他和琼安。另外，也给巴博回了邮件。我工作时，老婆带女儿在外闲逛了一下。到达另一家开普敦假日旅馆后，被告知我们的房间还不能入住。我们就驱车去博尔德斯（Boulders）海滩看企鹅去了。
6月28日星期六我们去好望角玩了一天。它是我们此行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精彩的景点：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路上在一家南非称为斯努奇斯（Snookies）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很好。在好望角的一家餐馆吃的午饭，也很称心。天气炎热，没一点冬天的味道。归途中在路上遇到一家大猴子，他们旁若无人地坐在路中间，所有汽车只好停下来耐心等待，直到他们离去。记得我们去库哈（Kouga）的路上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6月29日星期日是我们在南非的最后一整天。上午我们去了开普敦的马来区（Malay Quarter），什么稀奇也没看见。然后去国家艺术馆，在一个花园附近的餐馆吃了午饭。下午二去豪特湾（Hout Bay）找海鲜吃，终于在码头泊船港（Wharf Marina）找到一家，非常称心。
6月30日星期一我们6点起床，把行李最后打好，和旅馆结了帐，开车去机场还了租赁的车，从开普敦飞到了约翰内斯堡机场。在候机的时候，我起草了一个“平稳汽油价波动性”论文的提纲，发给了麦克。然后又起草了给富布莱特的报告。我们顺利从约翰内斯堡飞抵了阿姆斯特丹。
令我们终身难忘的南非之行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离开南非之后
7月1日星期二我们正点到达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Schiphol）机场，一番复杂遭遇后，转乘KLM651班机从阿姆斯特丹正点返回到了华盛顿杜勒斯（Dulles）机场。随身行李没有随班机到达。机场说，他们明天给我们送到城里的家里。在机场，我给能源部的约翰和琼安打了电话，约定了明天我去能源部和他们开会。到家后老婆和我分别给国内的亲人们打电话报了平安。
非常遗憾的是，我回到美国后给富布莱特写的报告全文找不到了。我只找到了我2003年7月7日提交给他们的报告的目录。其中三封表彰我的信件 —— 数学科学系系主任麦克阿克尔曼教授写的的，应用科学院院长德里克·沙伍德（Derek Sharwood）教授写的和研发总监皮特·范·普雷达（Pieter van Preda）博士写的，都统统找不到了。对我这个喜欢保留每一片纸张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想，我只是没找到而已，它不是在我的哪个文件柜里，就是在我的哪个废弃的硬盘里储存着。
其后，富布莱特转发给我了麦克写给富布莱特的报告，报告中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高度的评价。
在2004元月我写的圣玛丽学院2003年年度报告中，我说，“2003年是我20年来作为经济学家后最成功的一年。我获得了富布莱特资深专家奖，从5月中旬至6月底在南非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数学科学系工作。本年度我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有三篇是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的。在专业学术会议上，我做了六篇论文的学术报告，包括元月4日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做的论文报告。”
“在南非期间，我还访问了伊丽莎白港的商学院、伊丽莎白港大学、富特海尔大学、萨斯威尔理工学院·、梅耶扎尔实验室（MeyerZall Laboratories）MTO森林公司和一个本地原木的森林、斯泰伦博斯大学和南非国家石油公司。我参加了在斯泰伦博斯大学举行的第48届南非物理学会年会。我前后做了三个学术报告：一次是在伊丽莎白大学做的题为“航母上飞机零部件的供给、飞机吃飞机和维修整合”的学术报告，一次是在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做的“石油原油价格预报和相关计量学上的问题”，一次是在萨斯威尔德理工学院做的有关最佳树木砍伐的学术报告。我还就经济计量视窗软件（EViews）的使用做了讲习报告。我审阅了一份统计学的讲义，协助了数学系的研究单位开展咨询项目。我和他们共同攥写了一份研究提案，提交给了南非矿业和能源部，也和相关同事们探讨了合作写论文发表的潜在可能性。”
在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数学科学系给富布莱特的最终报告中，他们说：“戴博士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他的工作效率极为令人惊叹。通过他在各项活动中持续不断展示的热情，他鼓舞了同事们更多地从事应用统计领域的工作。”
两年后，2005年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与伊丽莎白港大学（University of Port Elizabeth）以及维斯塔大学（Vista University）的伊丽莎白港校区合并，成立了当今的纳尔逊·曼德拉大学（Nelson Mandela University）。
十八年后，2021年2月伊丽莎白港城市的名称正式更名为克赫贝哈（Gqeberha），象征着南非原住民文化的回归。这个名字最初指的是流经伊丽莎白港地区的巴肯斯河（Baakens River），在南非土著科萨语（Xhosa）中称为克赫贝哈（Gqeberha）。这个名字的发音中包含了独特的咔咯音，是科萨语中的一种特殊音节。咔咯音（Click Sounds），也称为齿擦音或咂舌音，是一些南部非洲语言（如科萨语、祖鲁语 等）中独特的辅音发音。它们通过舌头与口腔的某一部分接触，瞬间放开形成“咔”“咯”或类似的清脆声音。“Gqeberha”的开头”Gq”就代表一种咔咯音，需要同时使用声带和舌头的硬腭点击来发出一个类似“咔”的声音，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弹舌音。
根据南非统计局2024年最新发布的《年中人口估算报告》，截至2024年7月，南非总人口约为6,302万。其中黑人占总人口的81%，有色人占8.8%，白人占7.6%，亚裔占2.6%。
展望未来，我认为白人人口比例将继续下降，要不了几十年，就会下降到2%或1%之下，成为最少数的微不足道的种族，绝大多数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将会移民到其他国家。这块土地曾被欧洲来的白人统治过终将成为历史。
至于我自己，2003年7月回到美国后，我很快就又淹没在了一大把的咨询研究项目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