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的专制独裁犯错后概不担责
民选的专制独裁者，干四年或八年或更长时间的专制独裁统治一个国家后，不管犯了多少大错小错后，只要轻轻地说一声：我辞职！之后就万事大吉安全着落概不担责的。这就是发生在加拿大的政府中。
选民们容易健忘。这里简单回忆一下这十年来发生在联邦政府的往事：大麻合法化。当初反对的人和党派可谓不少，但执政党是大多数政府，无奈！立法通过。如今，结果如何？
在国际上，疯狂支援乌克兰，不断拱火对抗俄罗斯。结果如何？无底线地盲目的紧跟美国拜登的做法，换了川普了，结果如何？
新冠疫情来了，大量购买疫苗，结果送人，人家也不要。过期了多少？损失了多少钱？大量发钱给失业的人，给企业，失业的人有失业金系统，企业有银行系统，而政府口头零时发大量的钱，造成了多少错发多发乱发？结果是全国通货上涨，谁来担责？俄乌战争担责！后来又是川普加关税担责？疫情期间，提前大选有必要吗？谁能阻止得了民选的专制独裁者的决定？化大钱耍选民，结果还是少数政府。
这次安省也是提前大选，理由是要民众受权对抗川普的增加关税？省执政党己是大多数政府，还有一年多时间执政，而川普的增加关税就在眼前，这理由成立吗？谁能阻止得了民选的专制独裁者的决定？
川普的增加关税己经来了，政客们个个口头上表演得很勇敢，话里话外是在乞求川普：小弟是忠心您的，请您高抬贵手，放加拿大一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管用吗？在给老百姓演戏？看！我们加拿大当官的都在为加拿大百姓抗争？我们为了选民多么团结一致对抗美国？而事实上物价一直在上涨，这些政客在对抗美国的表演精彩得很！有部分选民还很是支持政客们的表演。
就拿下面这个新闻说事：谁有权招收这么多留学生？“学生受虚假学院欺骗”中的《虚假学院》为什么能存活？对“欺骗”政府有何作为？“文凭工厂”为什么能够大量招收外国留学生？执政党的联邦政府没有任何的责任吗？“学生抵达加拿大后就失踪！“后的这些学生在干什么？执政党的联邦政府不担任何责任吗？
民选的专制独裁犯错后概不担责！民选的专制独裁者真好当，犯错后概不担责。
新闻：《近2万名印度学生抵达加拿大后就失踪！网友热评！》
发布：2025年02月07日 09:03
来源：加国无忧 51.CA
作者：思忆
近20,000名印度学生在抵达加拿大后未能入学他们指定的学院和大学，这一现象引发了对移民欺诈和学生签证滥用的严重担忧。
这一问题的成因多种多样。首先，许多印度学生受虚假学院欺骗。此外，一些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进入加拿大并从事工作，而非学习。部分学生似乎被无监管的中介误导，这些中介承诺他们能轻松找到工作或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加拿大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国际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但这一声誉正受到审查。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IRCC）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3月和4月，共有50,000名国际学生未按计划入学，其中20,000人来自印度。
加拿大的虚假学院，通常被称为“文凭工厂”，利用教育系统漏洞，采用欺骗手段吸引学生。这些机构通常没有认证机构的认可，无法确保教育项目的质量和合法性。它们经常使用误导性广告，谎称自己获得了认证或认可，甚至做出虚假承诺，例如毕业后有就业保障或移民前景。
与一些国家不同，加拿大不要求国际学生在入学前支付全部学费，这使得该系统更容易受到滥用。
如果这些学生没有入学，他们在做什么？
据加拿大移民专家Henry Lotin透露，大多数失踪的印度学生仍留在加拿大，主要是工作并寻求永久居民身份，而非前往美国。许多学生打零工维生，很多在餐馆工作或从事送餐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可能利用加拿大作为跳板，非法越境进入美国，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一现象广泛存在。
印度如何应对？
印度当局正在调查加拿大学院与印度非法移民网络之间的潜在联系。印度执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 已在孟买、那格浦尔（Nagpur）、甘地讷格尔（Gandhinagar）和瓦多达拉（Vadodara）等多个城市展开搜查，收集与人口贩运和洗钱相关的证据。
这些调查查获了大量文件和电子设备，并冻结了一些银行存款，这表明加拿大某些学院可能与印度的非法机构勾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许多受害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在发现自己被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和心理打击。他们的家庭投入了大量资金，支付学费、生活费和旅行费用。如果学生未能入学，这些投资将彻底损失，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许多家庭期望孩子毕业后能找到高薪工作，并寄钱回国。如果学生人间蒸发，将意味着未来收入的损失，影响家庭的长期经济稳定。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加强监管，完善监控系统，以此维护加拿大作为全球顶级留学目的地的声誉。
网友对此热评：
“2万吗？我认为加拿大整个移民系统比我们想象的糟得多。”
“这些人根本不打算上学或接受教育，我们到加拿大，拿身份，然后把所有家族亲友移过来拿福利。”
“整个移民/难民系统已经被操控，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该产业能够资助省级和联邦政府的政治候选人……他们似乎在非法毒品/芬太尼/冰毒行业中占据过高比例，并利用加拿大作为进入美国的跳板。”
“每天早上，大批年轻印度人在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钆前排长队，没有一家新闻机构问为什么？”
民选的专制独裁犯错后概不担责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转载《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作者：施一公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其次，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和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 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正是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项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前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 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 130/80 。 但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和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在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更多的反而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
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然而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
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等等...
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上课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
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电视剧）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和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和乡亲们，尽一点义务。
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转载《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作者：施一公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其次，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和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 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正是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项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前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 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 130/80 。 但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和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在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更多的反而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
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然而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
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等等...
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上课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
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电视剧）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和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和乡亲们，尽一点义务。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体制人民公社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和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世界顶级经济学思想和天才的治国策略分不开的，取决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取决于先进的政治体制。
世上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行为，我们无法想象美国会将爱国者导弹出售给中国，哪怕你出双倍价钱，因为它不允许先进技术出售给“潜在的敌人”，这就是政治！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
这也说明了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是创新的。而不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都是一盘散沙样的。
毛泽东建立的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多党合作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社会制度。这是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
在文革后的改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体制的试验。革委会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
如当时的人民公社优点很多。
第一个优点：可以利用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改造山河。那么多梯田、水利建设、如被誉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如果分田到户，这些能办得到吗？绝对不能！
第二个优点：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提倡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社会各团体、机关、学校、工厂都处于一种和谐气氛之中。像修水库，成万上亿的人不要钱自愿参加劳动，靠的是进步文化和思想武装。大寨精神、铁人精神是毛泽东的专利，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他的立足基础，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在没有任何基础，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条件下，靠人力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彻底治理了中国的大江、大河，沿海修筑海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洪涝灾害。
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对于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们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法国巴黎公社虽仅存世72日就归于失败，但它仍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国家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委员会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在为本书写的导言中，对巴黎公社的性质形成了明确认识。他们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尝试，是具有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国家雏形，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从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巴黎公社实践中总结出的根本原则。
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按照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就不再是任何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了。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经过考察和总结，明确地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也指出：“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在为该书写的导言等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会，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实行民主。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府，一批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在巴黎的外国革命者被选举为公社委员。一切有关社会事务的权力都归属公社，这样的结果，使“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公社委员会下设十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府各部),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重大事项须经公社委员会讨论通过，再分别由下属委员会执行。这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克服了资产阶级议会空谈的弊端，提高了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巴黎公社和以往一切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往的国家不过是剥削阶级少数人对被剥削阶级多数人的统治，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实现了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少数人的统治。这一政权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和本意是一致的。
公社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机关，向人民负责，由普选产生，公社所有公职人员都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司法部门的各级工作人员也由选举产生。“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选举公告，通知巴黎市民准备选举，规定公社委员代表名额对外公开，按居民人数的一定比例确定，由选民分区直接投票选出。公社委员会的选举严格按照民主程序和公开方式进行，由巴黎各区市民通过投票直接选出。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经常向市民汇报工作，介绍公社情况，解答各种质询，听取市民意见。巴黎公社不仅赋予了人民参与民主选举和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还建立了对政府的民主监督和罢免撤换制度。巴黎公社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的全面的民主，除民主选举公社委员之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如由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工厂领导人，由工人代表组成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实现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和受教育权，推行国民教育普及化和世俗化等。由于“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因而巴黎公社是具有广泛代表的政治形式，能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真正民主的政府，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这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区别于由资本垄断者掌握权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点。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都提出建立“廉价政府”口号，但都没有实现。因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必须依赖庞大的常备军队和官僚体系来支撑国家机器，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机器成为货真价实的“高价政府”。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公社法令明确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作为社会公仆，普遍实行低薪制，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即当时巴黎普通工人的年薪。与此相比，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驻外领事年薪为6万法郎，外交部部长则为13万法郎。马克思对此评论道：“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府，才能把国家开支和工作人员薪水压缩到最低程度，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减少军队人数，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最终有效“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因此称赞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巴黎公社作为新生的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雏形的政权，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国家相比，性质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维护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措施，对公社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的官员由选举产生、所有公职人员毫无例外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且可以随时被罢免撤换等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质内容和基本特征，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思潮有500多年历史，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把巴黎公社算做是社会主义国家尝试的话，也只有150年。巴黎公社虽然不完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但“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正确性”。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并以这一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为例，来阐释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真正的民主”等提法，而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民主”一词。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因此民主一词代表的是“阶级的统治”,只在国家层面上使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也要消灭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制度。一旦消灭了阶级，所有国家和民主制度也随之消亡。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以制度而是以一种习惯保留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马克思说，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社会主义民主，但人民政权、人民民主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列宁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民主原则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列宁认为，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形式，在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来自人民、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的政治性质即国体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主体，国家政权是为人民服务，国家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民主才真正以一种制度模式闪亮登上人类历史舞台。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涵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深得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宪法和制度规定，保障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最真实的民主。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和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世界顶级经济学思想和天才的治国策略分不开的，取决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取决于先进的政治体制。
世上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行为，我们无法想象美国会将爱国者导弹出售给中国，哪怕你出双倍价钱，因为它不允许先进技术出售给“潜在的敌人”，这就是政治！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
这也说明了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是创新的。而不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都是一盘散沙样的。
毛泽东建立的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多党合作制。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社会制度。这是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
在文革后的改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体制的试验。革委会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
如当时的人民公社优点很多。
第一个优点：可以利用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改造山河。那么多梯田、水利建设、如被誉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如果分田到户，这些能办得到吗？绝对不能！
第二个优点：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提倡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社会各团体、机关、学校、工厂都处于一种和谐气氛之中。像修水库，成万上亿的人不要钱自愿参加劳动，靠的是进步文化和思想武装。大寨精神、铁人精神是毛泽东的专利，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他的立足基础，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在没有任何基础，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条件下，靠人力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彻底治理了中国的大江、大河，沿海修筑海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洪涝灾害。
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对于这些，庸俗经济学家们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法国巴黎公社虽仅存世72日就归于失败，但它仍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国家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委员会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在为本书写的导言中，对巴黎公社的性质形成了明确认识。他们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尝试，是具有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国家雏形，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从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巴黎公社实践中总结出的根本原则。
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按照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就不再是任何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了。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经过考察和总结，明确地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也指出：“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在为该书写的导言等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会，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实行民主。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府，一批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在巴黎的外国革命者被选举为公社委员。一切有关社会事务的权力都归属公社，这样的结果，使“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公社委员会下设十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府各部),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重大事项须经公社委员会讨论通过，再分别由下属委员会执行。这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克服了资产阶级议会空谈的弊端，提高了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巴黎公社和以往一切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往的国家不过是剥削阶级少数人对被剥削阶级多数人的统治，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实现了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少数人的统治。这一政权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和本意是一致的。
公社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机关，向人民负责，由普选产生，公社所有公职人员都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司法部门的各级工作人员也由选举产生。“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选举公告，通知巴黎市民准备选举，规定公社委员代表名额对外公开，按居民人数的一定比例确定，由选民分区直接投票选出。公社委员会的选举严格按照民主程序和公开方式进行，由巴黎各区市民通过投票直接选出。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经常向市民汇报工作，介绍公社情况，解答各种质询，听取市民意见。巴黎公社不仅赋予了人民参与民主选举和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还建立了对政府的民主监督和罢免撤换制度。巴黎公社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的全面的民主，除民主选举公社委员之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如由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工厂领导人，由工人代表组成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实现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和受教育权，推行国民教育普及化和世俗化等。由于“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因而巴黎公社是具有广泛代表的政治形式，能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真正民主的政府，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这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区别于由资本垄断者掌握权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点。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都提出建立“廉价政府”口号，但都没有实现。因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必须依赖庞大的常备军队和官僚体系来支撑国家机器，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机器成为货真价实的“高价政府”。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公社法令明确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作为社会公仆，普遍实行低薪制，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即当时巴黎普通工人的年薪。与此相比，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驻外领事年薪为6万法郎，外交部部长则为13万法郎。马克思对此评论道：“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府，才能把国家开支和工作人员薪水压缩到最低程度，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减少军队人数，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最终有效“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因此称赞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巴黎公社作为新生的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雏形的政权，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国家相比，性质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维护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措施，对公社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的官员由选举产生、所有公职人员毫无例外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且可以随时被罢免撤换等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质内容和基本特征，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思潮有500多年历史，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把巴黎公社算做是社会主义国家尝试的话，也只有150年。巴黎公社虽然不完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但“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正确性”。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都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并以这一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为例，来阐释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真正的民主”等提法，而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民主”一词。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因此民主一词代表的是“阶级的统治”,只在国家层面上使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也要消灭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制度。一旦消灭了阶级，所有国家和民主制度也随之消亡。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以制度而是以一种习惯保留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马克思说，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社会主义民主，但人民政权、人民民主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列宁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民主原则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列宁认为，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形式，在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来自人民、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的政治性质即国体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主体，国家政权是为人民服务，国家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民主才真正以一种制度模式闪亮登上人类历史舞台。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涵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深得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宪法和制度规定，保障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最真实的民主。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没有将政见不同定为罪犯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贫穷，而是那个时代的公正；
我们怀念毛泽 东，不是怀念作为弱国的艰辛，而是作为大国的尊严；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是怀念一个领袖的权力，而是一个伟人的战略；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仅仅是怀念那个年代工农商学兵的主人翁的地位，而是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决策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仅仅是怀念那个年代奋发图强蒸蒸日上的爱国热情，而是没有黑社会和黄赌毒；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仅仅是怀念那个年代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爱民如子，而不是现在的政府官员和国企干部塌方式的腐败。
我们怀念毛泽东，呼唤社会正义、大国尊严、人民权益！
毛泽东时代没有的，我们要有；毛泽东时代有的，我们更要有。 唯此，我们才能保障社会进步，才能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
目前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腐败文化弥漫、无数腐败官员外逃带走财富!官本位文化达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种种丑恶现象，如卖淫嫖娼、赌博吸毒、拐卖妇女儿童、 绑架勒索、欺行霸市,暴富剥削、欺诈坑人,腐败不断……毛泽东时代已基本杜绝！如今沉渣泛起，越演越烈！人民怨声四起! 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失去了民 心。
看今天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混乱的经济图像—-疯狂拆迁、基础设施玩钢筋水泥与血淋淋的现状,。我们深度思考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特色社会的残酷现实，不能不承认当年的毛泽东又是对 的！毛泽东至少比我们多看远50年！什么是法律，什么是真正的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历时一年半，参阅世界数十部宪 法，可谓集世界各国宪法之大成，毛泽东为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适合弱势群体的最优秀法律体制。而且，这种体制，简洁明快，高效管用。比如：“人民调解”制度，曾被瑞典斯德歌尔摩仲裁院誉为高 效、先进的司法决断体制，并广为借鉴适用。又比如死刑缓期制度，是毛泽东亲自发明和倡导的再生救人机制，让罪犯从死亡的绝望中萌生希望， 彻底悔过做人，比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死刑废除制度，更具感化性和合理性。
文化决定机制！机制是否有文字规定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背后的文化。今天中国特色社会的法律制度多如牛毛，但很多却变成整治老百姓的工具。是因为被孔老二官本位文化垄断造 成的，许多制度被走资派官员们玩来玩去，形同虚设。所以首先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不难总结出文化大革命批判孔老二官本位价值观，开始思想启蒙，改造国民奴性，增强人民的 反抗精神。文化大革命改造干部队伍，民权约束官权。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树立人民至上的为人民服务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总方向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当年尽管有官权暗中与人民较劲，挑动群 众斗群众，挑动红卫兵斗红卫兵，转移矛盾方向，故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但暴露的问题不能影响文革“战略目标正确”的这个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政领方式是人类法治的最高境界，他让人民自觉规范于人类最崇高的道德约束，寓有法于无形的守法中，寓无法于有形的崇高理想道德 遵守中，这才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法治境界。法虽不多，正如美国宪法一样，条文不多，极少变更，但处处管用，人人遵守。
从毛泽东走上中国共产党的舞台起，党内政治斗争和政治分歧就从未停息过。政治斗争相当尖锐，有的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无论斗争多么残酷，毛泽东在胜利之后，都没有将他们定性为罪犯，将他们打入死牢。对于带着一脑子机密的林彪仓皇出走，毛泽东也只是对周恩来说了一 句“天要下雨，娘要归家，由他去吧”。
在毛泽东看来，因为认识上的不同和主客观诸多因素限制，政治对手犯下的错误或称“倒行逆施”，都是党内路线斗争和政治主张分裂的结果，那与犯罪不能对号入 座。否则，就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四人帮无疑为政治失败者。但是，如果以其中罪状之一“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迫害毛主席”指控其构成犯罪，则只能成 为历史的笑柄。
毛泽东主张只要政治斗争犯错的对手没有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对人民犯下贪污罪行，毛泽东就决不会将政治斗争犯错的对手打为罪犯。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只有政 治斗争失败者，而没有政治斗争罪犯。否则，政治斗争的双方就彻底脱离了政治游戏规则，变成了不是胜利者，就是罪犯的屠夫。
毛泽东从不用最虚伪的手段将政治斗争犯错的打为罪犯，以置其于死地，并永世不得翻身。因为罪犯与阶级敌人无异。一个政治斗争犯错的一旦被打为罪犯，那么， 是很难用平反昭雪的程序恢复其名誉的。毛泽东是阳光之仙，法律是虚伪的统治工具。毛泽东不可能用虚伪的法律工具去对付他的政治斗争犯错的对手。 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没有把一人定为罪犯。
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到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任何手段去剥夺政治对手的肉体。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 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毛泽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刑罚制度，我们能不服吗？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贫穷，而是那个时代的公正；
我们怀念毛泽 东，不是怀念作为弱国的艰辛，而是作为大国的尊严；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是怀念一个领袖的权力，而是一个伟人的战略；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仅仅是怀念那个年代工农商学兵的主人翁的地位，而是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决策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仅仅是怀念那个年代奋发图强蒸蒸日上的爱国热情，而是没有黑社会和黄赌毒；
我们怀念毛泽东，不仅仅是怀念那个年代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爱民如子，而不是现在的政府官员和国企干部塌方式的腐败。
我们怀念毛泽东，呼唤社会正义、大国尊严、人民权益！
毛泽东时代没有的，我们要有；毛泽东时代有的，我们更要有。 唯此，我们才能保障社会进步，才能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
目前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腐败文化弥漫、无数腐败官员外逃带走财富!官本位文化达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种种丑恶现象，如卖淫嫖娼、赌博吸毒、拐卖妇女儿童、 绑架勒索、欺行霸市,暴富剥削、欺诈坑人,腐败不断……毛泽东时代已基本杜绝！如今沉渣泛起，越演越烈！人民怨声四起! 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失去了民 心。
看今天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混乱的经济图像—-疯狂拆迁、基础设施玩钢筋水泥与血淋淋的现状,。我们深度思考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特色社会的残酷现实，不能不承认当年的毛泽东又是对 的！毛泽东至少比我们多看远50年！什么是法律，什么是真正的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历时一年半，参阅世界数十部宪 法，可谓集世界各国宪法之大成，毛泽东为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适合弱势群体的最优秀法律体制。而且，这种体制，简洁明快，高效管用。比如：“人民调解”制度，曾被瑞典斯德歌尔摩仲裁院誉为高 效、先进的司法决断体制，并广为借鉴适用。又比如死刑缓期制度，是毛泽东亲自发明和倡导的再生救人机制，让罪犯从死亡的绝望中萌生希望， 彻底悔过做人，比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死刑废除制度，更具感化性和合理性。
文化决定机制！机制是否有文字规定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背后的文化。今天中国特色社会的法律制度多如牛毛，但很多却变成整治老百姓的工具。是因为被孔老二官本位文化垄断造 成的，许多制度被走资派官员们玩来玩去，形同虚设。所以首先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不难总结出文化大革命批判孔老二官本位价值观，开始思想启蒙，改造国民奴性，增强人民的 反抗精神。文化大革命改造干部队伍，民权约束官权。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树立人民至上的为人民服务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总方向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当年尽管有官权暗中与人民较劲，挑动群 众斗群众，挑动红卫兵斗红卫兵，转移矛盾方向，故意制造混乱，破坏文革。但暴露的问题不能影响文革“战略目标正确”的这个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政领方式是人类法治的最高境界，他让人民自觉规范于人类最崇高的道德约束，寓有法于无形的守法中，寓无法于有形的崇高理想道德 遵守中，这才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法治境界。法虽不多，正如美国宪法一样，条文不多，极少变更，但处处管用，人人遵守。
从毛泽东走上中国共产党的舞台起，党内政治斗争和政治分歧就从未停息过。政治斗争相当尖锐，有的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无论斗争多么残酷，毛泽东在胜利之后，都没有将他们定性为罪犯，将他们打入死牢。对于带着一脑子机密的林彪仓皇出走，毛泽东也只是对周恩来说了一 句“天要下雨，娘要归家，由他去吧”。
在毛泽东看来，因为认识上的不同和主客观诸多因素限制，政治对手犯下的错误或称“倒行逆施”，都是党内路线斗争和政治主张分裂的结果，那与犯罪不能对号入 座。否则，就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四人帮无疑为政治失败者。但是，如果以其中罪状之一“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迫害毛主席”指控其构成犯罪，则只能成 为历史的笑柄。
毛泽东主张只要政治斗争犯错的对手没有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对人民犯下贪污罪行，毛泽东就决不会将政治斗争犯错的对手打为罪犯。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只有政 治斗争失败者，而没有政治斗争罪犯。否则，政治斗争的双方就彻底脱离了政治游戏规则，变成了不是胜利者，就是罪犯的屠夫。
毛泽东从不用最虚伪的手段将政治斗争犯错的打为罪犯，以置其于死地，并永世不得翻身。因为罪犯与阶级敌人无异。一个政治斗争犯错的一旦被打为罪犯，那么， 是很难用平反昭雪的程序恢复其名誉的。毛泽东是阳光之仙，法律是虚伪的统治工具。毛泽东不可能用虚伪的法律工具去对付他的政治斗争犯错的对手。 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没有把一人定为罪犯。
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到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任何手段去剥夺政治对手的肉体。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 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毛泽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刑罚制度，我们能不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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