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蔡阿福火爆的瑞典之旅

前文链接：【瑞典万花筒】斯德哥尔摩淘宝记

踯躅在斯德哥尔摩的国立博物馆，因为被太多美妙的东东所轰炸，有时，审美疲劳会不由自主地袭来。

正当我处在左顾顾、右盼盼、东张张、西望望的状态时，眼前忽感一亮，我的目光随即被牵引到前方一帧三人画像上。这是一幅与众不同的画作。当周遭美术品中的画中人，不是身着斗蓬裙的金发淑女，就是脚踏尖头鞋的蓝眼绅士时，此画的主角却是一位浓眉大眼的东方男子，他的一身行头是妥妥的清朝范儿-长袍马褂圆筒领，束腿长袜浅面鞋，马蹄袖口行服带，金链金戒瓜皮帽（不押韵哈）。

他是谁？他们是谁？这是在哪里？又是在何时？



我好奇地穿过人群，贴到画前仔细阅读注解。哦，原来这是由瑞典第一位伟大的风景画家Elias Martin(1739-1818)于178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以画中三人各自的名字命名。

C位的小哥儿叫Choi Afock（蔡阿福也），他的神态与坐姿都相当地有气场。阿福是1763年广东生人，他有一个很响的大名，蔡鎮伍（Choy Chun Ng）。阿福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办事处担任翻译，能讲一口奇怪的瑞典话（a very peculiar Swedish）。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是史上第一位踏上瑞典土地的中国人。

左边是斯德哥尔摩的名媛Aurora Taube，她正漫不经心地摆弄着阿福的辫子。

右边的Olof Lindahl则是此画的委托人，他是东印度公司的货运主管，1779 -1786年间一直驻扎在公司驻广州办事处。

这样的人物组合一定有故事！

我在维基百科轻松而又惊奇地查到了Choi Afock的履历，但在中文世界里，他却毫无踪迹。阿福颇不寻常的一段经历是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Lindahl和阿福的结缘显然始于广州，是洋老板与土翻译的关系。1786年7月，Lindahl准备返回故里，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要带Afock一起回哥德堡，董事会可能不喜欢这样，这人也很烦。”（Such a person is damn bothersome）。Lindahl显然对阿福的印象很负面，那他携其千里迢迢去瑞典，所为何来？他们在瑞典半年间都忙活了啥？

两人在瑞的行程，文献上均有详尽记载。简单说，Lindahl是带着阿福串“门”去了，当然，全是“豪门”、“权门”和“朱门”。除了参拜大户人家，他们还拜访了几位王室成员，甚至受到了古斯塔夫三世国王（King Gustavus III）的接见。阿福在瑞典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几乎每天都被邀请去参加茶会、晚宴和沙龙，还被授予参加皇家招待会的荣誉。同时，他也收到了许多奢华礼物。

蔡阿福的瑞典之行及其作为“异国新奇人物”的角色，显然极大地提升了赞助人Lindahl的社会地位，尽管起初的阿福完全像是被用来猎奇的一个玩偶。此时的Lindahl觉得阿福真是越来越可爱了，他写道：

“他的瑞典语讲得越来越流利，几乎能听懂所有的对话，甚至可以向古斯塔夫国王敬酒。”阿福社交有一套嘛。

“有一天，在总督Sparre男爵家，阿福用他迷人的眼神取悦了不少伯爵夫人。”看来阿福蛮有女人缘的(*^_^*)。

次年一月，在阿福返国之际，“所有人，无论高低与贵贱，都深情地和他告别。他们都喜爱他。”

广东人蔡阿福的瑞典之旅很耐人寻味吧？我读了几晚上的书，算是整明白了。我的理解是，在阿福的经历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的。

早在17世纪，东方主义潮流在欧洲大陆兴起，并随着18世纪与中国（盛清时期）和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而方兴未艾。那时，从历史、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研究远东文化成为热门，而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最有趣和最时尚的，比如中国瓷、中国茶和中国阿福-这就是所谓的“启蒙运动的中国情结“（the Sinophilia of the Enlightenment）。

到了19世纪，欧洲人对华态度则发生了完全逆转，“中国”已成为落后、停滞的代名词，此时的Sinophilia（亲华主义）已变成了Sinophobia（恐华主义）。

如果阿福是在1800年后踏上欧洲大陆的，那他肯定是不会受待见的。当然，这个时候的Lindahl先生也是根本不会向阿福递出橄榄枝的。

尽管我还没问，“如今呢？”，想必，你心里也一定在自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