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和新年都过去了,天下着雪,静静地,给人一种节日过后的安祥。这儿是瑞典,才下午三点,路上的灯就全点上了。艾琳娜裹着大衣,一手插在衣袋内,一手拿着个信封,匆匆向邮局走去。
她今年十八岁,读高中,正是花一样的年纪。她美,皮肤白嫩,金发蓬松,蓝眼明亮;隆起的胸部随着青春的步履在诱人地颤动。
上帝赐人美的时候,也常常附带推销另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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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最近辞世了。他走那天,我在上海。消息先是从晚上九点的新闻目录中看到的。看到后我就坐在电视机前等,直等到十点半都没有听到详细的报道。电视机里反复播放的尽是些关于世博和地铁新线通车的新闻,再就是声嘶力竭喋喋不休的广告。我叹一口气,上床睡觉。心想,孙道临算不得什么,有一条目录大概也够了。
然而第二天的晚报上,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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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说,他用眼睛看到鲜花,耳朵听到音乐,面颊感到微风,大概谁也不会听他唠叨。但倘若这人说,他用眼睛拉开了合拢的窗帘,用腋窝读出了夹着的报纸,马上就会有人眼睛发亮,凝神倾听。因为这就神奇了,就时髦了,时髦得有一个新名词,叫特异功能。我对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特异功能,从来就不相信。我不信腋窝能认出折叠在纸片中的汉字;不信意念能驱使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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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十二月十日,是瑞典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科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眼光,经济学家的眼光,政治家的眼光都投向瑞典。瑞典是一个小国,人口仅一千万左右。但因为有这一天,瑞典就有了骄傲,世界就感受到她的存在。多少世纪伟人,不管如何声名显赫,业绩辉煌,都谦逊地向她附首。从马丁路德金到戈尔巴乔夫,从巴甫洛夫到居里夫人,从海明威到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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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少学术会议,都喜欢到新奧尔良去开。去了才知道,原來那兒有兩大迷人之处。其一是声,其二是色。每天入夜九点一过,法蘭西方场就人头攢动。從沿街大大小小的酒吧里,滾滾地涌出各种音乐的声浪。那深沉的爵士乐,疯狂的搖滾乐,蒼涼的乡村乐搅和着潮濕的南国的空气,交杂扭纏在一起,把城市震得搖搖晃晃﹐把人心搅得顛顛狂狂。于是人們兴奋忘形,把酒一杯杯灌下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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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拉是克罗地亚的生物学家,一天,他对周围的来访者说:“你们听,这是多美妙的音乐!”客人听后,都随他一起笑起来。他们确实听到一种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任何一种乐器,而是来自蜜蜂振动的翅膀。不是来自少数几个嗡嗡而过的蜜蜂,而是来自分居在二十五个蜂窝中的一百万只蜜蜂。百万蜜蜂齐振羽,这声音就如狂风掠过树林,如闷雷滚过长空,就雄壮,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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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遇到一位往日贵州的同事,正好到瑞典来访问。她问我:“还想贵州吗?”我说:“想呀!”她复问一句:“想贵州什么?”我戏曰:“想贵州的折耳根。”她大笑:“老天啦,你想这个草根根!”
折耳根确实是草根根,那草就叫鱼腥草,其根如蔓,在地下匍行,可蔓延数尺长。在根节有须之处,就有几片绿叶出土。那叶形如心,茎呈淡紫色,在山坡,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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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贵州生活过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我学会了说贵州话,学会了吃辣椒,我做了丈夫,成了父亲,取得了学位,当上了讲师副教授,然而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安顿过。我几乎从入贵州的第一天起,就萌生了跳出贵州的念头。这念头如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人驱之不去的欲念,在风晨雨夕,在佳节良宵,一直在我的心头呼喊。十五年后,我果然跳出了贵州,而且跳得那么远,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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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十一月十四日,瑞典正在举国纪念一位妇女的百年诞辰。岂止瑞典,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两百多所学校都在举行纪念活动,有的国家还发行了纪念邮票,来纪念这一位妇女,她就是艾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Lindgren),一位蜚声世界的瑞典现代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一生为孩子创作,著名的作品有《长袜子皮皮》《鲁呐山区的爱米尔》《屋顶上的卡尔松》《米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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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写于2002年)今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大教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有瑞典国王和王后,有加冕的公主,有政府首相,有内阁部长。教堂外从市中心的大街到老城的狭巷,成千上万的人伫立街头,他们手拿鲜花,冒着北欧三月料峭的春寒,静穆地深沉地等着,等着最后再向这辞世之人说一声再见。有如此显要的国家首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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