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蠢蠢欲动谋跳槽
在师范毕业分配工作时,我已在教育战线摸爬滚打了十年有余,对“熬眼磨屁股”的“孩子王”职业已经厌烦,就和许多同行一样,打起了跳槽的主意,并极力付诸行动。
当时,我已和河南省化工厂的人事科长联系过,他对我学理工出身很感兴趣,感慨自己一个堂堂省级企业,平常竟无人能随厂长出差介绍产品,在热邀我加盟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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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师范院校苦修身
我千辛万苦考入的学校颁发开封地区第二师范的中等专业文凭,实际是她的县级分校,上课就在县医院对面教育局的五层楼上,校长是戴国香,一个师长太太,教导主任是孙宝宏,回郭镇人。学校当时共有两级4个班,我们级全部由民师录取,高一级的全是高考中榜的学生。
当时,我太太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落实了政策,带着两个儿子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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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物供匮乏少而精
在市场经济供过于求的大潮中,人们从关心自身的健康出发,刻意追求商品的品质不足为怪,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人都为生存忙碌,能够消费的商品不是凭票就是限量时,却有几件商品的质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俗话说:“破是破,上海货。”这是我国拾数亿民众对东方明珠大上海产品的中肯评价,上世纪70年代初就与我朝夕相处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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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历练民师多遗憾
在我十余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中,受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语言追求时髦,常常辞不达意,另加自己年纪轻修养差,确实说过一些欠考虑的话,影响了同事间的关系,令人至今后悔不已。
记得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麦子将要成熟时,大概是5月20几号,时任校长乔松茂正患教师职业症——神经衰弱。为解夜不能眠之苦,他每天清晨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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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屡败屡战下考场
说完洞房花烛的辛酸,再说金榜题名的坎坷。
我1977年6月份结婚,没想到当年7月份国家就恢复了高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亿万人梦寐10年的大学招生风潮,让我内心那“唯有读书高”的热望迅速升腾,但闭塞的农村根本无法知道国家对已婚者的诸多限制。
当我兴致勃勃地赶到公社报名处时才知道,当年大学招已婚者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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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难忘成婚终身事
提起结婚成家,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想到“高朋满座、美酒飘香、猩红的地毯、诚挚的祝福”等隆重热烈的场面,但1977年我25岁成婚时,心中却憋屈着难言的苦涩。
“内当家”刘梅玲,原是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城里的“千金”。她1954年初在天水城出生,不久就随父母迁居甘肃省会,虽然自觉生不逢时,生活学习差强人意,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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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历尽坎坷求知路
当我以初中二年级的知识水平站在讲坛上时,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难免误人子弟惨遭淘汰。所以,我暗暗要求自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探求知识提高素质。在高等学府停办的当时,我采取了“自学”这一最普通也最艰难的方式。
在自学硬笔和练琴初见成效之时,我当时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知识都是人探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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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故乡学校不了情
我从记事时起,就十分钟情于家乡的小学校。
据上辈人说,故乡的小学校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当时就小有名气。有史可查,当时力挺建校的开明士绅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勇敢地伐掉名刹慈云寺中一棵千年白果树,建成的教学楼使用至今。因当时乡亲们大多食不饱腹,故发展到解放初期也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初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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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初呛教改狂涛水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管理部门从不组织统一考试,故学校、教师、学生都免除了按“统考成绩”排名次的尴尬;没有升学率的压力,社会、教师、学生皆大欢喜;课可备可不备,课时计划可有可无,免去了教师奋笔疾书的职业之苦;高等学府停办,继而升学靠推荐的社会现实,使学生可以走出课堂,到田间地头去学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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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就地取材喜练琴
我们虽然是山村小学校,却有一架我国东北民族乐器厂生产的“东方红”牌四组脚踏风琴。这架风琴外观陈旧,油漆斑驳,但其本身价值却不同凡响:一是山村小学校很少能配置风琴,故显得十分稀有;二是牌子响。东方红象征中华民族日益强盛,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扬眉吐气;三是来历不凡。这架风琴原是我省歌舞团指挥吴歌(家乡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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