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全集（二）

李白全集辑注

　　序齐召南序

　　注古人书，虑闻见不博也，尤虑其识不精。既博且精，又虑心偶不虚不公，知有疑勿阙，有误亦曲为解。《风》《骚》后，诗至李、杜，齐名方驾，一如飞行绝迹，乘云驭风之仙，一如万象不同，化工肖物之圣，观止矣，蔑以加矣。后学因元相志杜墓，抑李扬杜，遂乃议论滋繁，妄分轩轾。讵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为无敌不群，即后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公，固合赞以光焰万丈，深慨流落人间者，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树不自量之蚍蜉乎哉！两集本非手定，后人搜罗采摭，篇章递增，其中时有真赝参错，转写舛，李集更多。盖自宝应元年往依族子阳冰，得疾以卒，遂葬当涂青山东麓。阳冰序《草堂集》十卷，即云当时著作，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颢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于练，此即刘全白《碣记》所谓“集无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时宜黄乐史始辑《别集》，常山宋敏求广哀遗文，始合为三十卷，南丰曾巩始考定先后次第，元丰中信安毛渐始校刻于苏。绍兴中闽薛仲邕始为年谱。太白本末，惟诸序、记、志，范、裴二碑及《旧唐》、《新唐》二书可证本诗，世远事湮，疑谬杂出，宁得免焉。而两集之有注也，一荣一枯，斯又不可言者。注杜自宋至今，名氏更仆难数，后出多所因，考辨易核，去取易严也。然且必殚精神，需岁月，尽汇群籍，以折其衷，说始有当。若李集所有可见之注，止杨、萧、胡氏三家。

　　今欲广为订正，与注杜较工拙，不亦难易悬隔太甚乎！余兹阅钱塘王载庵先生辑注，而深叹其好学不倦，能数十年专心致志，为人所不能为也。忆余自幼好诵李、杜诗，苦于不能尽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谈，闻有优劣李、社者，余曰：“杜诚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与杜颉颃者谁与？必谓仙不如圣，一在学行甚正，一在流离造次不忘君国，犹有说焉。然李云‘受气有本性，不为外物迁’，又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淡然四海清’，此其胸襟与自许稷、契者何以异？始见赏许公，后见奇贺监，居山东为竹溪六逸，游长安为醉中八仙，识汾阳于行间，折力士于殿上，轻富贵如尘土，乐山水以逍遥，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见其忧，岂非天际真人之逸不可攀者耶！”谈者始稍稍息。今得此编，持论平正，其辑三家，去短从长，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渐解之，则知此编为太白功臣也。善读书者，当不以余言为河汉。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齐召南撰

　　杭世骏序

　　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与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轻试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离骚》之幽，著太史之洁，其于杜也，并驱方轨，未易轩轾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后己有千家，至我朝而钱、朱、顾、仇之书出，搜括无遗蕴矣。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孝辕亡后，今且百余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补其阙者，吾友王君载庵，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结之未疏瀹也，疵缪之未铲削也，专精罩思，寐寐太白于千载之上，一一扣其出处，而究其指归。太白之精神与前注之得失，轩然若揭日月，其诸太白之功臣与？其诸三家之争友与？吾不敢谓载庵之学果什倍于太白；孝辕博极群书，而载庵能掇其瑕砾，即谓之什倍于孝辕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蕴蓄为何如耶？二氏之书，与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尽读之者，吾干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于宋得一人焉，曰释氏赞宁，吾于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潜溪。以近代而论，蒙叟研精内典，而玄门之旨奥未窥；竹诧朱氏自言于竺乾之书，诗文未敢阑入，则并蒙叟之长而犹且怖若河汉，他可知矣，载庵早鳏，阒处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寻于二氏之精英，以其余争而为是书，足以发太白难显之情，而抉三家未窥之妙。书来质余，方望洋惊叹，五体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诣，余学虽未至，而心故识之，聊识数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读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稔夫注是集者之尤难也。

　　乾隆己卯闰月望后一日，友弟杭世骏

　　赵信序

　　同里王君载庵辑注《太白诗文集》，详引博据，考索综核，殆仿李善注《文选》，不厌过于繁酿，即被书簏之名，亦所不顾。噫，可为勤矣！太白诗，西河毛太史尝谓不耐入细。与三唐律法迥别，然其奡兀之气，自不可泯。其持论毋乃太过与？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绳，臞翁评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沧浪评李、杜不当论以优劣。太白有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正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蛩吟草砌耳。其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始见其妙，所谓天仙之辞，信不虚也。是以杜有千家注，李注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注，而欲求真诚然千载之下，不其难哉！载庵穷半生之精力，以成此书，一注可以敌千家，李、杜光焰，并昭耀于两间，有功后学，良非浅尠。平居阖户视书，天情孤洁，有林处士之风，惟汲汲以著述立身后名。其意欲争胜于寒梅瘦鹤耶？尝谓余曰：李善注《文选》，有子邕以续其志，此书之释事忘意，动有无穷之憾。又以余松谷三兄注右丞诗，相藉扬搉，久行于世。今此书不得与松谷析疑辨谬。共助落成，益又为之感叹已。余乐叙其书，并识其言，而传其人之高谊有如此。

　　意林赵信拜书于平安里

　　王琦序

　　唐诗人首推李、杜二公为大家，古今注杜者百余帙，李之注传于世者乃少，余所见杨子见、萧粹斋、胡孝辕三家，外此寥寥未及矣。世固轩李轾杜哉，何言诗之士向往于太白，不及向往于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诗，一以天分胜，一以学力胜，同时角立，雄视于文场笔海之中，名相齐，才亦相埒，无少逊也。自优劣之论出，而左右其袒者纷如。以作文喻，谓太白如《史记》，子美如《汉书》；以用兵喻，谓太白如李广，子美如孙、吴；以人物喻，谓太白仙而子美圣；以禅悟喻，谓太白顿而子美渐。此论之两持其平者也。其余甲杜乙李者，大约十居七八。可异者，评杜则多恕辞，多过情之誉，评李则多深文而索垢，是何意见之辟耶？宋人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山谷叹以为知言。夫山谷固服膺子美者也，岂不能品其优劣，盖亦见其沉雄俊逸之概，本于性而成于学者，分路扬镳，各有登峰造极之美，不可以后人肤浅之见妄为轩轾焉耳。余于二公之诗，有兼爱，无偏好。尝读张迩可、顾修远诸家杜注，以为胜于昔人。譬之积薪，后来者居上。惜李集无有斐然继起者。爱合三家之注订之，蔓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郡国州县之沿革，山川泉石之名胜，亭台宫寺之创建，鸟鲁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而观者嫌其绮碎鳞杂，无当于诗人之本义。自念征经引史，亦不无郢书燕说之误，或失作者命意修辞之旨，虽摩研编削，虚耗岁时，上视张、顾诸先辈，无能为役，安敢与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斋之作补注，所以补子见之阙也，而未能尽补其阙。

　　孝辕作《李诗通》，力正杨、萧二家之，而亦未能尽正其。余承三子之后，捃摭其残膏剩馥，广为综缉，夫岂夸多炫丽哉，将以竟三子之业也。虽自愧才力未逮，而念博物洽闻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罗轶典，抉发奥思，俾夫阙者者，罔不甄释，将与杜注诸家之善本并传艺苑，而为新学之津梁。彼杨与萧实为之草创于其先者也。余得肩随胡氏之后而附于讨论修饰之列，其亦可乎？

　　乾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载庵漫述

　　跋五则

　　太白诗文，当天宝之末，尝命魏万集录，遭乱尽失去。及将终，取草稿手授其族叔阳冰俾令为序者，乃得之时人所传录，于生平著述，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诗要皆脍炙人口，而无阑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阳冰序中不言卷数。

　　《旧唐书·李白列传》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新唐书·艺丈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乃乐史作序则云：“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岂其时《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后人并为十卷耶？史别收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相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馆中得其赋表书序等文，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凡得诗七百七十六篇，杂文若干篇。熙宁中，宋敏求广搜逸稿，又得诗二百二十五篇，并其旧集，总为编次，题以类别，析为二十四卷。杂文六十五篇，析为六卷，共三十卷。篇数虽多于旧，然不免阑入他人所作。元丰中晏知止为苏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广行于代。乐史本后佚不传。

　　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者，其本最为完善。余尝臆拟其分卷与乐史本相符，岂即乐史本耶？陈氏又言其首载李阳冰、乐史、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未有宋祁新吏本传，而《姑熟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兼缀以东坡辩语。夫宋与曾、苏三公皆生乐氏后、据此验之，即使其本出自乐氏，已为后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定之原本矣。

　　《杨升庵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诗，有“乐史本最善”，未知即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传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乐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类之本出而乐氏之本又亡。后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观之，有若丹书绿图，邈然不可得见，能无为之慨叹哉！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求其批郤导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

　　其有注，自子见杨氏始。(1)继之者粹斋萧氏，作《分类补注李太白集》，附杨注后合刊之。(2)萧讥杨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并引用杜诗伪苏注之非，因为节文而存其善者。今所传杨注，非全文也。然萧注亦不能无冗泛踳驳处。明季孝辕胡氏作《李诗通》二十一卷，颇有发明及驳正旧注之纰缪，最为精确，但惜其不广。(3)选本则有愈光张氏之《李诗选》。(4)选而评则有泗源应氏之《李诗纬》。(5)余所见只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载，后人评注，宁仅仅止此。大抵散亡磨灭而不传者有矣，即传而余所未见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1)子见名齐贤，永州宁远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称春陵杨齐贤云。宋庆元五年进士，两应制试第一。执政以贤良方正荐，授通直郎。

　　(2)粹斋名士资，一字粹可，赣州宁都人。淳祐进七，萧立之之仲子，潜心笃学，入元遂隐居不出。

　　(3)胡名震亨，号遁叟，浙江海盐人。万历丁酉举人，累官兵部职方员外郎。

　　(4)张名含，云南永昌卫人。正德丁卯举人。

　　(5)应，本朝康熙间人。

　　宋时李诗刊本，始自苏守晏公，所谓苏本也。其后又有蜀本，有当涂本，据《书录解题》谓其时苏本已不复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数相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为歌诗，六卷为杂著，末有宋敏求、曾巩、毛渐题序。

　　以此考之，而知蜀本盖传自苏本云。晁公武《读书志》谓近时蜀本附入左绵邑人所夷太白少年诗六十篇，而《书录》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陈氏所藏二本之外。萧粹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杨齐贤注本，斯又蜀刻而有注者之一种。其当涂本，周益公《二老堂诗话》谓当涂《太白集》后有续刻《司空山瀑布诗》一首。陆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谓当涂本虽字大可喜，然极多谬误。宋刊之见于书传而可考者有此数种，今则渐已销亡，不能复睹。流传于世者，惟萧氏注本为多。其本拔古赋八篇列于前为一卷，次以歌诗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间吴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注之泛且复也，删节约半，于《古风》五十九首，增入徐昌谷评语，又取杂文五卷，另为编次附其后，共成三十卷。(1)嗣后有依郭氏增删之本而刊者，为靠玉堂本。有依旧注原本而刊者，为玉几山人本，为长洲许玄祐本。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体为五七言古律绝句者，为刘世教本。刘书虽缺训诂，然校订同异，改正舛，殊见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古书肆中见有毛氏汲古阁刊本，问其值，书之主人亦数十年前所称时文名士也，性颇怪傲，邂逅间不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书多本宋刻，有与俗本异者，足以资考订，另托友人往问，则益不肯售。

　　友人谓予，毛氏刻去今未远，其印本行世者尚多，何难别购，而乃刺刺不休，俨若借荆州于彼哉。泊求之历年。竟不能得。追忆前书，不知归于谁氏架中。

　　噫！板行之书，甫及百年，佹得之而竟失之，殆有缘在耶？会姑苏缪氏获昆山传是楼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时，其书字画悉仿古刻，精整可玩。贾人渍染之，宛然故纸，剪去卷尾重刊诸字及弁首小序，伪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价购去。其本叙次先后，卷帙多寡，与萧、郭二本稍异，而与陈氏所言蜀本相合，即非苏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较汲古阁本何如。其中亦有字显然、误笔未正者，据序尚有《考异》一卷，然未付剞劂，俟之多年，竟不出。

　　(2)兹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本，杂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缪本参订其间。

　　郭本杂文五卷，今依缪本合序文二卷为一卷，别采萧本所逸而缪本有者。得诗九首，(3)及他书所录集外诸作，汇为拾遗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数。友人诘予，尝非宋氏本阑入他人所作，今拾遗所蒐缉，确知其伪，概收录之而不忍弃，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慊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

　　(1)跋云：“是集三十卷，余合别集而成之者。缘旧注繁杂，仿徐迪功先生《古风》例，将不切题义者删去。且恨其文之不载。更以别集编次五卷附于诗后，俾成全书。冀四方观者，免瀚漫分散之叹。嘉靖癸卯春正月吴人郭云鹏谨识。”

　　(2)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编类，而甫丰曾氏所考次者也。岁久讹缺，俗本杂出，增损互异，无所是正，余尝病之。癸巳秋，得昆山徐氏所藏临川晏处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与俗本不同者，别为《考异》一卷，庶使读是编者，不失古人之旧，而余亦得以广其传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吴门缪曰芑题于城西之双泉草堂。”

　　(3)缪本较萧本多十首，其《送情公归汉东》一绝，已载库后，不复重录，故只九首。

　　南丰曾氏序，谓太白诗之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缪本只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赋与文六十六篇，较旧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考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并数魏万、崔宗之、崔成甫三诗于内，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归汉东序》已冠于小诗之首，序中不应重见，而后人误增入之钦？世称太白斗酒百篇，计其诗章不下万余，阳冰作序，已云十丧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长干行》、《去妇词》、《送别》、《军行》等作，互见他人集中，若《怀素草书》等作，词意浅鄙，与太白手笔判若仙凡，复杂然并列。东坡尝言太白诗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说者以咎宋次道贪多务得之所致。嗟乎！真者不能尽传，传者又未必皆真，更有妄庸之人，凭臆而谈，举其佳者焉妄以为赝，颠倒错谬，以眩后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称太白天才英丽，其诗逸荡俊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余以为才不俊、识不卓、学不充，则是非淆杂，视朱若紫、混郑为雅者多矣，学者欲区别其真赝而无所差失，宁可轻易言之欤！世之论太白者，毁誉多过其实。誉之者以其脱子仪之刑责，俾得奋起而遂以成中兴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称其气盖天下；作《清平调》、《宫中行乐词》得《国风》讽谏之体。毁之者谓十章之诗，言妇人与酒者有九，而议其人品污下；又谓其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任气、狂醉花月之间，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而语。试为平情论之，识子仪为豪杰之士，救免其刑责而力为推奖，知人之明，诚足称矣。若夫云蒸雾变，戡大难而奏肤功，为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谓中兴勋业，太白与有力焉，此岂通人之论哉？力士获宠于君，士大夫争趋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脱靴，俨以仆隶相视、此其平日必先有恶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后，忽焉触发，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气可谓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后人深快其事，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核其实，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

　　若夫《清平调》、《宫中行乐词》，皆应诏而赋者，其辞以富丽为工，其意以颂美为主，刺讥之语无庸涉其笔端，理也。或乃寻撦其引用之故事，钩稽其点缀之虚词，曰此为隐讽，此为谲谏，支离其语，娓娓动人。然按之正文，皆节外生枝，杳无当于诗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谗人险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瘢以为口实者。驯致其弊，为梗于语言文字者不浅。不但有悖于温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诗者，骇之而勿敢道也。至谓其许多甘酒爱色之语，遂目以人品污下，是盖忘唐时风俗，而又未明其诗之义旨也。唐时侑觞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齿，歌扇舞衫，见之宴饮诗中，即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土又无论已，岂惟太白哉？若其《古风》、乐府，怨情感兴等篇，多属寓言，意有托寄。阳冰所谓言多讽兴者也，而反以是相诋訾。然则指《楚辞》之望有娀，留二姚，捐玦采芳以遗湘君下女之辞，而谓灵均之人品污下；指《闲情赋》语之亵，又指其诗中篇篇有酒，而谓靖节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谓彼皆有所托，而言之为无害，则太白又何以异于彼耶？至谓其当国家多难之日，而酣歌纵饮，无杜少陵忧国忧民之心。以此为优劣，则又不然。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况少陵奔走陇、蜀僻远之地，频遭丧乱，困顿流离，妻子不免饥寒；太白往来吴、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礼者，非二千石则百里宰，乐饮赋诗，无间日夕，其境遇又异。兼之少陵爵禄曾列于朝，出入曾诏于国，白头幕府，职授郎官；太白则白衣供奉，未沾一命，逍遥人外。蝉蜕尘埃。一以国事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为优劣耶！后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说，而思有以矫之，以杜有诗史之名，则择李集中忧时悯乱之辞，而捃摭史事以释之，曰此亦可称诗史；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与杜初无少异。

　　此其意不过欲揍抑李者之口，而与之相抗。岂知论说社诗而沾沾于是，颠倒事实，强合岁时，昔人已有厌而辟之者，何乃拾其牙后慧，而又为李集之骈拇枝指哉！读者当尽去一切偏曲泛驳之说，惟深溯其源流，熟参其指趣，反复玩味于二体六义之间，而明夫敷陈情理、托物比兴之各有攸当，即事感时、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时代之治乱，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无稽之毁誉入而为主于中，庶几于太白之歌诗有以得其情性之真，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实夫。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