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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巴黎入昂若工艺学院深造
一九二一年秋天，汤仲明离开南特来到了巴黎。
两千多年前的巴黎只是一个名叫吕戴斯的小城镇，位于塞纳河中央，面积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西岱岛上。后来被称霸一时的罗马人占领，把城区扩展到塞纳河左岸。公元三、四世纪时，这里才取名巴黎。六世纪初，巴黎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以后几经盛衰，但仍不断发展和扩大，终于成为闻名世界的繁华都市。汤仲明来到了巴黎，住在戈德非鲁瓦街十七号旅馆。这里是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这是一个偏僻的，不起眼的小旅馆。当年周恩来就住在这家旅馆的三楼十六号房间。这家旅馆有二十四间简陋的单身房间，常客是一些外国穷旅客和贫困的学生。汤仲明在沁阳读书时的同学杨介臣也住在这里。杨介臣比汤仲明先到巴黎一年多，对巴黎比较熟悉，他们当天叙谈了一晚上，第二天杨介臣便陪汤仲明游览巴黎。
他们先到了埃菲尔铁塔，买了门票，省了电梯票自己爬上去。他们到了第一层，见到宽敞的平台，华丽的商店和餐馆，这里游客如云，熙熙攘攘。第一层高五十七米，回头一看，塔上塔下的游人，象叠罗汉似的一个接一个，十分有趣。来到第二层，这里离地面一百一十五米，在这里，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杨介臣说：“咱们爬到三层最高处，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何？”汤仲明满口答应说：“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杨介臣又问：“你的腿怎样，爬上去受得了吗？”“鄙人是村夫，身体结实如牛。从小放学回家就下地干活，来到法国又进工厂劳动，炼就了一个强健的身体，空手登梯，如履平川，登上三楼，不在话下。”汤仲明自豪地说。二人有说有笑，用了几十分钟时间，终于到达第三层。这里离地面二百七十六米，全塔高三百点五二米，登上塔顶象上了天，钻进了云雾里，诺大的巴黎，忽然缩小得象个精致的模型，塔下的游客，变成了蠕动的“蚂蚁”。巴黎小了，世界却变大了，汤仲明登高望远，他又想起了遥远的家乡，想起了祖国的万里长城……他十分感慨地对杨介臣说：“这埃菲尔铁塔和我国万里长城一样，都是史无前例的建筑艺术，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两个民族的骄傲！”杨介臣又向汤仲明介绍说：“这座塔据说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三根梁柱，一百零二万零八百四十六个铆钉和螺栓，重六千九百吨。”汤仲明佩服杨介臣对埃菲尔铁塔了解得那么细致。他们又看见了塔外设有一圈密集的铁丝网，据说是为了防止自杀者所设的。汤仲明心里泛起了同情，他想：在这里也有因失业、负债、破产而绝望的人。他们坐电梯走出了铁塔，来到凯旋门。
凯旋门是拿破仑一世用了三十年时间，于一八三六年建成的，这座高五十米，宽四十五米的纪念胜利的凯旋门也象埃菲尔铁塔一样是法国和巴黎的标志和象征。
汤仲明被凯旋门东西两侧和拱门上那些巨大、生动、逼真的浮雕所吸引，看得目不转睛，留连忘返。他还看到拱门下面安放无名战士的墓碑前，有一盏长明火炬燃烧着，还有用鲜花组成的国旗，它们都表达了人民对为法兰西民族而战死的英雄的悼念。汤仲明望着这些，心里油然产生出一种敬意。他们离开凯旋门不远，再次回头观望，汤仲明想起了中国的天安门。他问杨介臣：“凯旋门比咱们北京天安门高多少？”杨介臣回答：“高十七米，但是咱们的天安门比凯旋门长，比凯旋门宽。”“天安门比凯旋门历史悠久，天安门是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的，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了，而凯旋门修建至今不到一百年。”汤仲明补充说。
“去看巴黎公社墙吗？”杨介臣问。汤仲明连忙回答：“去去去，那是我早就盼望去的地方。”两人乘地铁由罗浮宫站起程，奔向拉雪兹神甫公墓，到达目的地已是傍晚时分，不能进园去了，杨介臣就带汤仲明到公墓西北的街景公园去瞻仰巴黎公社墙。
巴黎公社墙是英雄的墙，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被凡尔赛刽子手们追逐的公社社员被逼退到拉雪兹公墓，他们与敌人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五月二十八日凌晨，公社社员弹尽粮绝，最后的一百四十七名社员背靠公墓墙，全部被杀害，壮烈牺牲，英雄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里有用石条石块垒成的纪念碑，碑墙上有一组粗犷的大幅浮雕。这是雕塑家莫罗的作品：《历史革命受害者纪念墙》。雕塑表现的场面异常壮烈，一个勇敢的女战士，袒胸，披发，仰视上方，毫无畏惧地张开双臂保护着背后的公社战士。她后面的战士有大义凛然的；有视死如归的；有张口怒吼的；有用双手捂着受伤胸部仍毅然挺立的……还有许多残缺的肢体和头像的浮雕。整个场面弹痕累累，千疮百孔，仿佛这里刚发生过一场残酷的战斗。
看着这血染的巴黎公社墙，汤仲明十分感动，他想：“改变旧制度，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国家，对杨介臣说：“我国历史上有过多少次起义，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有黄巾、黄巢起义，还有李自成太平天国起义等，起义的规模都比巴黎公社起义大。虽然最后都失败了，虽没有留下象巴黎公社墙这样的纪念物，但他们和巴黎公社一样，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到巴黎的每一处景观，汤仲明都会自然地联想自己的国家，祖国时刻萦绕在他的心间。
回到戈德弗鲁瓦街时已是万家灯火，他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饭回到了住地。
入夜，汤仲明和杨介臣都毫无睡意，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杨介臣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到达法国后就一直住在这里，这里是“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陈独秀的儿子）、赵世炎、王若飞等都住在这家旅馆里。杨介臣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向汤仲明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讲述中国改革政治的紧迫性，杨介臣十分坚定地说：“中国的革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成功。”他想介绍汤仲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汤仲明对科学救国十分感兴趣，他一心想以科技报国，他对杨介臣说：“我不善于言词，只想踏踏实实地学点技术，走科技救国的道路。”杨介臣听后回答：“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科技救国也是一个办法，让我们各自去探索吧！”经过了一天的劳累，他俩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怀着各自的理想进入了梦乡。
汤仲明在这里住了几天，便辞别杨介臣到里昂去了。
里昂在巴黎的南部，昂若工艺学院就坐落在这里。
昂若工艺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机械工程师。学制四年，不收学费。但有严格的考试入学制度。考生不仅要考理论，还要考手工操作。每年参考的学生众多，但每届只收前一百名。
汤仲明经过了理论和实践的考试，顺利被录取入学。学院每天上午上四节理论课，下午到学校办的实习工场操作五个小时，晚上有两个多小时的晚自习，学习非常紧张。理论课的内容很多，教学进度也比较快，下午的实习课在工场有机械加工、锻造、电工、木工、装配等各种工种。学院十分重视学以致用，这让汤仲明如鱼得水，他的知识在不断的丰富，他的技艺在不断的熟练。
昂若工艺学院不收学费，这让汤仲明轻松了许多。但食宿费用还得自己解决，一个学期至少需花一千多法郎。为解决经费，他在这里学习的几年中，每年暑假都到巴黎去打工。法国学校的暑假足有三个月的时间，使他打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汤仲明打工的工厂是雷诺汽车制造厂。这个厂是巴黎首屈一指的大厂。它建于一八九八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它采用最新的方式制造汽车。汤仲明在这里大开了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
雷诺汽车制造厂的生产工艺是采用的流水作业，速度快，要求质量高，新到的工人不能马上进入流水线作业，一般先安排做翻砂铸件的工作。汤仲明和其它新到的工人一样干着这又脏又累的活，连续作业时间紧，工人轮流吃饭，吃饭时间三十分钟。一天八小时下来，全身衣服象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被汗水浸透，好在汤仲明体魄健壮，在休息一个晚上后总能恢复精力。
通过几个月的拼命工作，汤仲明对铸件的造型、熔炉冶炼、配砂、浇铸等一系列技术和具体操作都基本上掌握了，他想到各个车间都去学习，并把这个想法通过车间转呈到厂部，厂长很爽快地同意了。汤仲明十分高兴，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凭着有文化又有力气的两个优势深入在各个车间刻苦地学习各种技术。在化铁炉前学配料；在冲天炉前学掌握风速、风量、风压，掌握铁水温度和铁水成分检查技术；在木模车间学木模的设计与制作，学习制图……最后他得到了厂领导的许可，进入到中心实验室学习。
在中心实验室工作的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实验室的主任名叫德绍莫，他五十开外的年纪，和蔼可亲，学识渊博，是一位经验丰富，工作特别细致认真的铸造专家。汤仲明初到实验室，德绍莫就对这个敦实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兴趣，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耐人寻味：
“你来自中国什么地方？”德绍莫问。
“中国的古代中州，今日河南。”
“黄河边上，中华民族的摇篮地带。”
“先生很熟悉中国的历史地理？”
“普通常识，法国的小学生都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黄河、长江，中华民族是个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
“现在中国落伍了，成了一个闭关自守、贫穷落后、受人欺凌、民不聊生的弱国了。”
“这是暂时的，不会是永远。中国不是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我们就是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不远万里来向贵国学习的。”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未来。中国这头睡狮终会有一天醒过来的。”
“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恨不得这一天马上到来。”
“法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几十万中国人在法国工作，几千名留学生在法国学习，不是朋友能办得到吗？”
他俩一见如故，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之交。汤仲明很幸运，他在这里得到了德绍莫的悉心指导，有一个极好的学习环境，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三个暑假，九个月的时间里，汤仲明在雷诺汽车制造厂看布局，看设备，学习各种技术，学习操作程序以及学习各项规章制度等管理方法。他是个有心人，一切为今后回国发展汽车工业做准备。
汤仲明就这样利用暑假打工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每年还给家里妻儿老小寄回去一些生活费。一九二五年夏，汤仲明从昂若工艺学院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文凭。为了积蓄钱作回国之用，他再次回到雷诺汽车制造厂打工。他这次回厂已是轻车熟路，德绍莫先生更加器重他，引荐汤仲明见了厂长，厂长看他已获得工程师文凭，很高兴地答应他在厂里作实习工程师，月工资一千法郎。汤仲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初，积够了旅费的汤仲明准备回国，雷诺汽车制造厂一再挽留他，并提出愿以高薪聘他做工程师，汤仲明婉言谢绝了。他和德绍莫又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出来几年了，想家啦？”德绍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汤仲明。
“八个年头了，能不想家吗？魂牵梦绕的是国家。”汤仲明非常坦率地回答。
“中国现在很乱，军阀混战，哪能顾及科技，不如暂缓回国吧！”
“再乱也不能停止搞科技，即使打仗也要生产军火武器弹药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回去报效心不宁啊”汤仲明解释说。
“我怕你回去后悔，哪里也不会有你在这里工作条件好、工资收入高。这里是巴黎啊，世界花都，不是别的地方。”德绍莫劝他说。
“金窝银窝不如老窝。祖国是母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会后悔的。”汤仲明毫不犹豫地说。
“不后悔就好，你们这些留学生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盼望中国这头睡狮早点醒过来。有些国家对待中国太不公平了。”德绍莫是一位很正直并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同情被外国欺凌的中国。汤仲明对德绍莫先生对他的关怀和对中国的同情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对他说：“德绍莫先生您是我在法国学习的最好老师，最亲密的朋友。你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
“谢谢，谢谢。”德绍莫听后连声说。“你是有志爱国、又不贪图钱财和享受，并有实干精神和才能的好青年。”
“先生过奖了。我只是有一颗爱自己祖国的心，不愿看到国家就这样衰败下去罢了。”
“你回去我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为你们国家有你这样的热血青年，有这样可爱的儿女；担心的是战乱难以施展你的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我还是那句老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眼看着国家受难，我躲在这里贪图安居乐业。”德绍莫见汤仲明回国的决心十分坚定，知道留不住他，只好让他走，但他担心他回国后的处境，于是对汤仲明说：
“这样吧，我有个朋友，名叫布拉吉，原来是在中国公使馆工作的，现在回国在教育部工作。我去请他给你写封信给公使，你如果找工作有困难了可以去找公使帮你解决。”汤仲明出于礼貌，连声说：“谢谢，谢谢。”但他心想：我一个出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还怕找不到工作，还要靠一个外国人帮助解决，那岂不是笑话吗？第二天德绍莫将信拿来慎重地交给了汤仲明，嘱咐他收好。汤仲明被德绍莫真诚的关心所感动，他和德绍莫依依惜别后，回旅馆把这封信夹在了一本书里。
两千多年前的巴黎只是一个名叫吕戴斯的小城镇，位于塞纳河中央，面积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西岱岛上。后来被称霸一时的罗马人占领，把城区扩展到塞纳河左岸。公元三、四世纪时，这里才取名巴黎。六世纪初，巴黎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以后几经盛衰，但仍不断发展和扩大，终于成为闻名世界的繁华都市。汤仲明来到了巴黎，住在戈德非鲁瓦街十七号旅馆。这里是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这是一个偏僻的，不起眼的小旅馆。当年周恩来就住在这家旅馆的三楼十六号房间。这家旅馆有二十四间简陋的单身房间，常客是一些外国穷旅客和贫困的学生。汤仲明在沁阳读书时的同学杨介臣也住在这里。杨介臣比汤仲明先到巴黎一年多，对巴黎比较熟悉，他们当天叙谈了一晚上，第二天杨介臣便陪汤仲明游览巴黎。
他们先到了埃菲尔铁塔，买了门票，省了电梯票自己爬上去。他们到了第一层，见到宽敞的平台，华丽的商店和餐馆，这里游客如云，熙熙攘攘。第一层高五十七米，回头一看，塔上塔下的游人，象叠罗汉似的一个接一个，十分有趣。来到第二层，这里离地面一百一十五米，在这里，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杨介臣说：“咱们爬到三层最高处，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何？”汤仲明满口答应说：“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杨介臣又问：“你的腿怎样，爬上去受得了吗？”“鄙人是村夫，身体结实如牛。从小放学回家就下地干活，来到法国又进工厂劳动，炼就了一个强健的身体，空手登梯，如履平川，登上三楼，不在话下。”汤仲明自豪地说。二人有说有笑，用了几十分钟时间，终于到达第三层。这里离地面二百七十六米，全塔高三百点五二米，登上塔顶象上了天，钻进了云雾里，诺大的巴黎，忽然缩小得象个精致的模型，塔下的游客，变成了蠕动的“蚂蚁”。巴黎小了，世界却变大了，汤仲明登高望远，他又想起了遥远的家乡，想起了祖国的万里长城……他十分感慨地对杨介臣说：“这埃菲尔铁塔和我国万里长城一样，都是史无前例的建筑艺术，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两个民族的骄傲！”杨介臣又向汤仲明介绍说：“这座塔据说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三根梁柱，一百零二万零八百四十六个铆钉和螺栓，重六千九百吨。”汤仲明佩服杨介臣对埃菲尔铁塔了解得那么细致。他们又看见了塔外设有一圈密集的铁丝网，据说是为了防止自杀者所设的。汤仲明心里泛起了同情，他想：在这里也有因失业、负债、破产而绝望的人。他们坐电梯走出了铁塔，来到凯旋门。
凯旋门是拿破仑一世用了三十年时间，于一八三六年建成的，这座高五十米，宽四十五米的纪念胜利的凯旋门也象埃菲尔铁塔一样是法国和巴黎的标志和象征。
汤仲明被凯旋门东西两侧和拱门上那些巨大、生动、逼真的浮雕所吸引，看得目不转睛，留连忘返。他还看到拱门下面安放无名战士的墓碑前，有一盏长明火炬燃烧着，还有用鲜花组成的国旗，它们都表达了人民对为法兰西民族而战死的英雄的悼念。汤仲明望着这些，心里油然产生出一种敬意。他们离开凯旋门不远，再次回头观望，汤仲明想起了中国的天安门。他问杨介臣：“凯旋门比咱们北京天安门高多少？”杨介臣回答：“高十七米，但是咱们的天安门比凯旋门长，比凯旋门宽。”“天安门比凯旋门历史悠久，天安门是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的，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了，而凯旋门修建至今不到一百年。”汤仲明补充说。
“去看巴黎公社墙吗？”杨介臣问。汤仲明连忙回答：“去去去，那是我早就盼望去的地方。”两人乘地铁由罗浮宫站起程，奔向拉雪兹神甫公墓，到达目的地已是傍晚时分，不能进园去了，杨介臣就带汤仲明到公墓西北的街景公园去瞻仰巴黎公社墙。
巴黎公社墙是英雄的墙，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被凡尔赛刽子手们追逐的公社社员被逼退到拉雪兹公墓，他们与敌人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五月二十八日凌晨，公社社员弹尽粮绝，最后的一百四十七名社员背靠公墓墙，全部被杀害，壮烈牺牲，英雄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里有用石条石块垒成的纪念碑，碑墙上有一组粗犷的大幅浮雕。这是雕塑家莫罗的作品：《历史革命受害者纪念墙》。雕塑表现的场面异常壮烈，一个勇敢的女战士，袒胸，披发，仰视上方，毫无畏惧地张开双臂保护着背后的公社战士。她后面的战士有大义凛然的；有视死如归的；有张口怒吼的；有用双手捂着受伤胸部仍毅然挺立的……还有许多残缺的肢体和头像的浮雕。整个场面弹痕累累，千疮百孔，仿佛这里刚发生过一场残酷的战斗。
看着这血染的巴黎公社墙，汤仲明十分感动，他想：“改变旧制度，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国家，对杨介臣说：“我国历史上有过多少次起义，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有黄巾、黄巢起义，还有李自成太平天国起义等，起义的规模都比巴黎公社起义大。虽然最后都失败了，虽没有留下象巴黎公社墙这样的纪念物，但他们和巴黎公社一样，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到巴黎的每一处景观，汤仲明都会自然地联想自己的国家，祖国时刻萦绕在他的心间。
回到戈德弗鲁瓦街时已是万家灯火，他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饭回到了住地。
入夜，汤仲明和杨介臣都毫无睡意，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杨介臣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到达法国后就一直住在这里，这里是“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陈独秀的儿子）、赵世炎、王若飞等都住在这家旅馆里。杨介臣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向汤仲明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讲述中国改革政治的紧迫性，杨介臣十分坚定地说：“中国的革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成功。”他想介绍汤仲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汤仲明对科学救国十分感兴趣，他一心想以科技报国，他对杨介臣说：“我不善于言词，只想踏踏实实地学点技术，走科技救国的道路。”杨介臣听后回答：“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科技救国也是一个办法，让我们各自去探索吧！”经过了一天的劳累，他俩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怀着各自的理想进入了梦乡。
汤仲明在这里住了几天，便辞别杨介臣到里昂去了。
里昂在巴黎的南部，昂若工艺学院就坐落在这里。
昂若工艺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机械工程师。学制四年，不收学费。但有严格的考试入学制度。考生不仅要考理论，还要考手工操作。每年参考的学生众多，但每届只收前一百名。
汤仲明经过了理论和实践的考试，顺利被录取入学。学院每天上午上四节理论课，下午到学校办的实习工场操作五个小时，晚上有两个多小时的晚自习，学习非常紧张。理论课的内容很多，教学进度也比较快，下午的实习课在工场有机械加工、锻造、电工、木工、装配等各种工种。学院十分重视学以致用，这让汤仲明如鱼得水，他的知识在不断的丰富，他的技艺在不断的熟练。
昂若工艺学院不收学费，这让汤仲明轻松了许多。但食宿费用还得自己解决，一个学期至少需花一千多法郎。为解决经费，他在这里学习的几年中，每年暑假都到巴黎去打工。法国学校的暑假足有三个月的时间，使他打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汤仲明打工的工厂是雷诺汽车制造厂。这个厂是巴黎首屈一指的大厂。它建于一八九八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它采用最新的方式制造汽车。汤仲明在这里大开了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
雷诺汽车制造厂的生产工艺是采用的流水作业，速度快，要求质量高，新到的工人不能马上进入流水线作业，一般先安排做翻砂铸件的工作。汤仲明和其它新到的工人一样干着这又脏又累的活，连续作业时间紧，工人轮流吃饭，吃饭时间三十分钟。一天八小时下来，全身衣服象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被汗水浸透，好在汤仲明体魄健壮，在休息一个晚上后总能恢复精力。
通过几个月的拼命工作，汤仲明对铸件的造型、熔炉冶炼、配砂、浇铸等一系列技术和具体操作都基本上掌握了，他想到各个车间都去学习，并把这个想法通过车间转呈到厂部，厂长很爽快地同意了。汤仲明十分高兴，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凭着有文化又有力气的两个优势深入在各个车间刻苦地学习各种技术。在化铁炉前学配料；在冲天炉前学掌握风速、风量、风压，掌握铁水温度和铁水成分检查技术；在木模车间学木模的设计与制作，学习制图……最后他得到了厂领导的许可，进入到中心实验室学习。
在中心实验室工作的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实验室的主任名叫德绍莫，他五十开外的年纪，和蔼可亲，学识渊博，是一位经验丰富，工作特别细致认真的铸造专家。汤仲明初到实验室，德绍莫就对这个敦实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兴趣，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耐人寻味：
“你来自中国什么地方？”德绍莫问。
“中国的古代中州，今日河南。”
“黄河边上，中华民族的摇篮地带。”
“先生很熟悉中国的历史地理？”
“普通常识，法国的小学生都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黄河、长江，中华民族是个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
“现在中国落伍了，成了一个闭关自守、贫穷落后、受人欺凌、民不聊生的弱国了。”
“这是暂时的，不会是永远。中国不是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我们就是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不远万里来向贵国学习的。”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未来。中国这头睡狮终会有一天醒过来的。”
“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恨不得这一天马上到来。”
“法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几十万中国人在法国工作，几千名留学生在法国学习，不是朋友能办得到吗？”
他俩一见如故，一老一少成了忘年之交。汤仲明很幸运，他在这里得到了德绍莫的悉心指导，有一个极好的学习环境，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三个暑假，九个月的时间里，汤仲明在雷诺汽车制造厂看布局，看设备，学习各种技术，学习操作程序以及学习各项规章制度等管理方法。他是个有心人，一切为今后回国发展汽车工业做准备。
汤仲明就这样利用暑假打工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每年还给家里妻儿老小寄回去一些生活费。一九二五年夏，汤仲明从昂若工艺学院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文凭。为了积蓄钱作回国之用，他再次回到雷诺汽车制造厂打工。他这次回厂已是轻车熟路，德绍莫先生更加器重他，引荐汤仲明见了厂长，厂长看他已获得工程师文凭，很高兴地答应他在厂里作实习工程师，月工资一千法郎。汤仲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初，积够了旅费的汤仲明准备回国，雷诺汽车制造厂一再挽留他，并提出愿以高薪聘他做工程师，汤仲明婉言谢绝了。他和德绍莫又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出来几年了，想家啦？”德绍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汤仲明。
“八个年头了，能不想家吗？魂牵梦绕的是国家。”汤仲明非常坦率地回答。
“中国现在很乱，军阀混战，哪能顾及科技，不如暂缓回国吧！”
“再乱也不能停止搞科技，即使打仗也要生产军火武器弹药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回去报效心不宁啊”汤仲明解释说。
“我怕你回去后悔，哪里也不会有你在这里工作条件好、工资收入高。这里是巴黎啊，世界花都，不是别的地方。”德绍莫劝他说。
“金窝银窝不如老窝。祖国是母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会后悔的。”汤仲明毫不犹豫地说。
“不后悔就好，你们这些留学生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盼望中国这头睡狮早点醒过来。有些国家对待中国太不公平了。”德绍莫是一位很正直并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同情被外国欺凌的中国。汤仲明对德绍莫先生对他的关怀和对中国的同情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对他说：“德绍莫先生您是我在法国学习的最好老师，最亲密的朋友。你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
“谢谢，谢谢。”德绍莫听后连声说。“你是有志爱国、又不贪图钱财和享受，并有实干精神和才能的好青年。”
“先生过奖了。我只是有一颗爱自己祖国的心，不愿看到国家就这样衰败下去罢了。”
“你回去我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为你们国家有你这样的热血青年，有这样可爱的儿女；担心的是战乱难以施展你的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我还是那句老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眼看着国家受难，我躲在这里贪图安居乐业。”德绍莫见汤仲明回国的决心十分坚定，知道留不住他，只好让他走，但他担心他回国后的处境，于是对汤仲明说：
“这样吧，我有个朋友，名叫布拉吉，原来是在中国公使馆工作的，现在回国在教育部工作。我去请他给你写封信给公使，你如果找工作有困难了可以去找公使帮你解决。”汤仲明出于礼貌，连声说：“谢谢，谢谢。”但他心想：我一个出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还怕找不到工作，还要靠一个外国人帮助解决，那岂不是笑话吗？第二天德绍莫将信拿来慎重地交给了汤仲明，嘱咐他收好。汤仲明被德绍莫真诚的关心所感动，他和德绍莫依依惜别后，回旅馆把这封信夹在了一本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