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发明家汤仲明

2.一份入党申请书

汤仲明在担任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期间，多次出席有关会议，从事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使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他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是解放全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汤仲明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先进分子队伍中的一员。一九五六年五月六日，汤仲明向重庆水轮机厂机关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向党忠诚地坦露了心声：

入党申请书

“我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是因为最近我参加了一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如本市知识分子代表会、省市劳动模范表彰会、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宣誓议式，以及本厂的一些党的活动，如上党课等，从这些会议上许许多多的先进思想和优秀事迹启发教育了我，使我感觉到非力求上进就不能将工作做好。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是我国国内起了巨大的变化，以史无前例地步伐向前迈进。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还有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号召，就成了当前迫切而适时的必要了。这一系列惊人进步，不要说以前未见未闻过，甚至连想也不敢想。一个人处在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环境中，除非木石哪能无动于衷，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能患得患失，停滞不前，等待观望，将来坐享其成么？不能，绝对不能！想要积极参加进去，在这庞大无边，复杂万分的机器上起到一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坚持到底，永不放松，永不落后。只有这样我才觉得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才对得起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也才对得起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号召，才对得起后世子孙。这就是我下决心上进想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动机和目的。今后我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现在我将我过去的错误思想以及今后如何想法分述如下，目的是要求党组织能针对我存在的错误进行帮助。”

一、解放初期，我曾背上自以为进步的思想包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有人几次劝我参加共产党，我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不愿参予政治活动而谢绝了，自以为我早够共产党员资格，我家庭出身也很贫苦。一九四六旧政协时，从延安来的共产党要人又邀我去解放区搞工业，我因舍不得丢弃自己的研究场所而未去，不然早到解放区了。解放前因受国民党政府中政客和地痞流氓的压迫，对旧国民党不满，而同情共产党，并掩护和资助过一些共产党员，因此，就以为自己比他人进步。故解放后不去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想共产党来请我出山，同时又认为那些在解放前骂过共产党的人或颂扬国民党的人，解放后积极靠拢共产党是投机，不肖与之为伍，这是骄傲自满思想造成的，这种错误思想妨碍了我的进步，使我参加革命工作很晚。

二、苟且偷安思想曾一度很严重，我曾认为既然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家劝我没有入党，现在再跟着人家跑请求入党大可不必。同时还想着自己年纪已老，工作不了几年，党员会议多，要求高，请求入党也未必能批准，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却许多麻烦为佳。这纯是安于现状，停滞不前，对新社会认识不足，视进步为畏途的落后思想。

三、过去我对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但对下边执行政策的人是有怀疑的地方的。比如在个人自由方面，工作只能服从组织分配，不能自由选择，政治警惕方面做得有些过火，弄得人人自危，保密方面强调过甚，使许多社会新闻报纸上也不透露，这是不是就是敌人所宣传的“铁幕”？经过各方面的学习体会，体验到党的各项政策是灵活运用的，是根据社会发展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适当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如解放初期男女服装提倡朴素大方，现在提倡华丽美观（五十年代中期，曾一度提倡男女穿花布衣裳，据传是为了推销苏联花市。）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解放初期，国内外敌人很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得不采取某些专政措施，这是对敌人的策略，以后随着和平发展情况，这些策略就会慢慢放缓。最近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我有很大帮助。

“我在写申请之前，读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对党员八项标准我会贯彻执行的，今后我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作为检查自己的标尺，克服掉资产阶级的苟且偷安思想和畏难情绪，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来锻炼自己，决不考虑年龄问题。将自己的一点技术，完全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们，让他们大胆工作，自己只作细致检查，将设计质量提高，队伍扩大，同时我自己要在技术管理方法上多下功夫，以求上进，在业务上力求钻研，提高自己水平。”

汤仲明

1956年5月6日

汤仲明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写的非常坦诚，所述事实，令人信服，他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更没有把自己夸成一朵花，他本有很多业迹可以摆，有很多暗中帮助共产党的事可以说，但他一没摆，二没说，只向党呈述自己的心迹，目的是求得组织上对他的帮助。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是一块多么好的特殊材料。他没有知识分子的高傲和得意时的狂热。失意时的沮丧，总是一往直前，努力奋斗，就他的表现来看，他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但在那个时代，中下层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多数是工农出身，大多数文化不高，自己很少能通读文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多数是靠听上级口头传达行事，所以就出现了老百姓说的“经是好的，都叫和尚念歪了。”意思是党的政策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就出偏差。总是以“左”的面貌出现，把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右。像汤仲明这样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当时是很少很少有的，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三十多年，而且成了知名人士，并与中央一些机关有联系，与中央某些要人有接触，但他始终没有被拉入国民党也是很少有的。因此，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当吸收他到党内来，但也有不少人反对，认为他虽然出身贫苦，但他发明木炭汽车之后发了财，自己成为工厂，公司的股东，他成了资本家（汤仲明是为了科技救国，不是为了赚钱，巳为他的历史所证明），他怎么能入党？两种意见，相峙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在那“左”的思潮占上峰的年代，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汤仲明的入党问题就一直拖下来了。汤仲明先生是最相信科学的，他对政治科学虽然不太通，但解放后本着政治科学和党的集体领导，能使中国的落后面貌迅速改变的事实，就使他信服政治科学确可以挽救中国，从一个疏远政治的人到同情政治革命，一直到要求入党，完全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却被当时的一些误解所阻拦。但是他并没有泄气，怀着希望和憧憬忘我地工作着。这是汤仲明人生旅途中最辉煌的时期，却也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