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一战的初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有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并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培训了大批军事干部，并建立了一支国民革命军，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帮助国共两党培训干部。同时，苏联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并以大量武器物资援助东征、南征和北伐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我们的这些宝贵支持和帮助。

※※第一节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

@@@一、苏联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军事干部

早在1922年初，马林和孙中山会谈时，就向孙中山提出了建立革命武装力量，首先必须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的建议，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1924年1月，孙中山命名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应邀到黄埔军校工作的第一个苏联顾问军事小组由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介绍给孙中山。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6月16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会上讲话说：“创办军校的目的是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强调要学习苏联榜样，建设革命的军队。

黄埔军校创办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派来专家担任军校各部门的顾问，而且在武器、人力、装备、经济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帮助。

黄埔军校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的。斯大林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等与孙中山的接触中，多次建议孙中山放弃依靠军阀武装的打算，创办军官学校，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由于共产国际的努力，也由于孙中山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组织革命军队的必要性，积极着手筹建军官学校，改组旧军队，组织革命武装。在初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提供了苏联红军的经验，而且在武器、装备、经费和人力各方面给予帮助。

苏联顾问鲍罗廷、巴甫洛夫、加伦、波里亚克等，根据苏联建军经验，曾为黄埔军校建立和建军工作制定了蓝图。这个学校的特点之一，曾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实行党代表制，一切命令法规，必须由党代表签署始生效，把党的政治领导提到首位。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为党代表。该校另一特点，是设立政治部和政治教官，中共委派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熊雄、高语罕、挥代英等，先后任政治主任教官。第三个特点，是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政治教育如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苏联问题研究、群众运动等等，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主讲。苏联顾问担任各种军事课讲授及实地训练。由于实行有效的教育方法，黄埔军校从1924年5月至1926年7月，先后办了4期，培养了约5000名军事干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黄埔教导团（后来发展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部队，同样参照苏联红军制度，从军至团连，都设有党代表。部队中还设有政治部，有苏联顾问参加工作。

黄埔军校在物质上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在人力方面，先后担任顾问的有：鄂利金、卡拉卓夫（政治顾问）、普利贝列夫（步兵顾问）、贝斯查斯特洛夫（炮兵顾问）、雅阔夫列夫（工程兵顾问）、波里亚克（首席顾问）、切列潘诺夫（继波里亚克任首席顾问）。在军械和财力方面，1924年10月，运到黄埔军校的苏联枪支8000枝，1925年拨款10万卢布作为军校经费。

总军事顾问加伦亲自给学员上课，参加分队演习，1924年11月15日，加伦在军校作题为《俄国革命和革命军队的任务》报告，介绍苏联红军的建制及战斗经验。

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经常来军校指导工作，1926年10月1日，他给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作《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报告，指出：“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无革命化的农村，便无革命的地方政府，便无革命的省政府；无革命的省政府，便无革命的全国政府，即有也是空的，靠不住的。所以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应集中到乡村中去。”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及物质援助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给国民革命军以很大物质援助。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来华（见本书附录）。担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先是巴甫洛夫，后由加伦继任。

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勃柳赫尔，于1889年11月19日出生于俄国雅罗斯拉夫省巴尔辛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在彼得堡当过学徒、工人，曾亲眼目睹1905年的“星期日流血事件”，从此接受革命影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10年春，因号召罢工而被捕，囚牢2年8个月。1914年8月应征入伍，被派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不久负重伤，于1916年春以一级残废退伍。同年6月在喀山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正式参加红军，多次立功受奖，1918年9月荣获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枚红旗勋章。在红军中历任支队政委、师长、军团副司令、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和人民革命军总司令、陆军第一军军长兼彼得格勒卫戌司令等职，是苏联国内战争中的著名英雄。1924年奉命来华，十月底到达广州，接替不久前遇难的巴甫洛夫，任广州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

加伦帮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当时孙中山辖下的“联军”，由各军阀集团军组成，包括滇军、桂军、湘军、粤军的八九万兵力。这个名义上的“联军”，实际上各怀异志，互相分离，拥兵自重，称不上革命军队。

在苏联顾问加伦等人的积极建议和协助下，孙中山决心“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为了把名曰“联军”其实互不往来的地方军阀部队联合成一支统一的军队，经加伦倡议，1924年12月24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委员会成员由胡汉民、廖仲恺、杨希闵、许崇智、谭延、蒋介石等人组成，加伦担任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委员会着手研究改组军队和进行防御的准备工作。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任务。发布了《整顿军队决议案》，决议要求军令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对所有军队实行政治训练，使之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为实现军令统一，7月3日，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政府首脑汪精卫成了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加伦是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加伦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军事委员会的组织纲要和条例。他建议军事委员会由各军军长组成，下设总参谋部和作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不但有行政权和经济权，而且还有权监督作战，但又规定军事委员会必须谨慎行使行政权和监督权，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可直接干预纯军事问题。这就既保证了军队的集体领导，又给指挥员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加伦拟就的《军事委员会组织纲要》和《军事委员会条例》事先反复与许崇智等高级将领商谈，征求意见，所以他的提案获得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在递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时也获批准。加伦作为军事委员会的顾问不仅提出上述问题，而且还谈了有关作战和工作计划。他在军事委员会活动中的作用是带有决定性的。

1925年8月26日，在黄埔党军和建国各军的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开始为五个军，后来发展到八个军，后来又有发展。加伦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军事顾问。他在后来的东征、北伐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军火及其他军事装备方面，苏联也给了支援，仅1926年用记账方式援助中国的枪械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日本造来福枪4000枝

子弹400万发

军刀1000把

第二批苏联造来福枪9000枝

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机关枪40挺

弹带4000个

大炮12门

炮弹1000发

第四批苏联造来福枪5000枝

机关枪50挺

大炮12门

@@@三、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下平定商团叛乱

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对革命运动的发展异常仇视。以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国民党右派分子陈恭受为首的反动武装，被群众称作“纸老虎”的商团，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武装叛乱，阴谋颠覆广东革命政权，消灭革命力量。他们购买军火，建立武装，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严重威胁广东革命政权。1924年8月初，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商团私运至广州的大批军火，下令通缉陈廉伯。这时，陈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准备罢市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在反动派煽动下，8月下旬，广东各地罢市100多处，商团散发大量反动宣传品，还通电驱逐各县县长，宣布独立。8月26日，英国总领事扬言：如果商团遭到攻击，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广东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以巩固广东革命基地。1924年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国的宣言》，指出英国工党政府“正准备对华南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推翻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国民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的领事已按照帝国主义的惯例照会中国国民政府。照会威胁中国人民说，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对那些从英国港口香港得到援助和军火供应的商人的叛乱采取自卫行动，英国军队就要开枪。”宣言明确指出，“叛乱领袖是一个中国商人、英国航运业所属汇丰银行的代理人。”列宁主义号召英国工人行动起来，“强烈抗议武装干涉华南，制止正将大炮瞄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心的帝国主义的进攻”。宣言高呼“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万岁！”

在镇压商团叛乱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10月10日，孙中山宣布成立由共产党人周恩来、陈延年以及国民党“左”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任会长，鲍罗廷任委员会顾问。孙中山给鲍罗廷以极大权限，“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10月14日，鲍罗廷在革命委员会提出联合各种力量镇压商团叛乱的计划—粤军一、二师分别由李济琛、张名达统率，许崇智统率全部粤军，范石生统率滇军，所有军队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

向商团的军事进攻开始了。经过14、15日的猛烈战斗，商团军武装被全部击溃。商团叛乱被粉碎，给英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使广东革命政权获得了初步稳定。

@@@四、共产国际和苏联在道义上支持中国革命

在道义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给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有力地声援，在苏联开展了“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1924年，是中国革命开始高涨的一年，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的一年。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援助中国军阀以反对革命就是其重要的一手。自1922年至1924年，美国对直系军阀曾给予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运给直系军阀的军火，价值328万美元。1924年，帝国主义秘密运送军火来华事件连续发生。7月上旬，在上海发现美国船秘密运送大批手枪、子弹、机关枪；7月下旬又连续发现德、法、美等国秘密运送军火事件；8月10日，一船运给商团的军火被广州国民党当局发现并截获；11月间，又发现美国、德国等秘密运送大批军械及飞机事件。

帝国主义者除支持各派军阀外，还直接出兵威胁中国革命。1924年3、4月间，日本曾派军舰18艘、鱼雷艇2艘深入长江流域，美国也调派舰艇巡游长江，9月间，日、美、英、意等国家，更加紧在中国沿海活动。

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干涉的阴谋，共产国际与苏联工会，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并在许多国家组织分会，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揭露说：“英国政府，……正准备对华南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推翻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攻华北，……法国政府正从西贡调遣军舰前往天津和上海。次等帝国主义者也追随着这些强国。从此看来，世界帝国主义已对中国解放运动和中国的劳动群众策划了一个阴谋，目前麦克唐纳政府正把这个阴谋付诸实行。”

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屠杀。

不许干涉中国运动是极其广泛的，它普遍到全苏联的各个地区各个阶层。

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于1934年9月21日在《消息报》上发表了题为“滚出中国！”的诗篇，他大声疾呼道：“这是时候了，赶出那些赶你们的人！把他们从中国城墙上扔下来！世界的海盗们，滚出中国！—我们愿意帮助一切被奴役的人；战斗教导供应。我们跟你们站在一起，中国人……”

这些声援，在中国人民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有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的极大关注。苏联各报头版头条连续登载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消息，以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声援。

6月8日，共产国际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宣言》，宣言说：“势不可挡怒潮席卷了中国。……穷凶恶极的暴行是外国资本家不甘于最近的失败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们粉碎工会抵抗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企图未能得逞，便以工人和学生的鲜血来补偿。……中国最近的事件雄辩地证明：民族解放运动正在不断壮大，工人阶级正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1925年8月1日苏联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给中国工人送来了捐助和慰问。苏联工会代表团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写了感谢信，信中说：“你们的支持使我们奋发起新力量，我们在每小时—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刻都会想到你们。”

@@@五、苏联军事顾问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中的作用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杨希闵担任联军总指挥。加伦等军事顾问在第一次东征中起了重要作用。

2月1日，第一次东征军出发。出发前加伦召集顾问会议，向他们部署了有关东征的任务。他说：“陈炯明将军居然帮助了我向政府证实，必须立即组织和开始东征。你们已经知道，政府11月中旬获悉，陈炯明及其将领在汕头举行了会议，会上制定了进攻广州的计划。”他接着说：“陈炯明12月25日给商会的电报使政府震惊了，他在电报中许诺‘解放’广州。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排除逼近广州的威胁。我的答复是让所有精锐部队参加战斗，以我军的进攻阻止陈炯明部队的进攻。”加伦说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东征计划，该计划“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我的计划被采纳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希闵终于在广州政府的压力下签署了进攻命令。”

根据加伦的建议，东征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前推进。在进军途中，2月8日，由许崇智、加伦主持在上塘站的列车上召集了会议，几乎全部政府要员和鲍罗廷等顾问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准确的作战计划。根据计划，右路军应于2月中旬占领淡水城；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和第十六独立团应于2月10日肃清铁路全线的敌军，准备从平湖地区向淡水进攻，经广九路，出淡水、平山、海陆丰直逼潮汕。中路桂军，直攻陈炯明的老巢惠隆，并于12日占领惠州要塞。左路军滇军，将掩护部队留在增城地区，并向博罗进攻，计划于2月12日攻克博罗。

黄埔学生军和革命军在海陆农民的支持下，长驱直入，于3月初攻下潮（州）汕（头），消灭了陈炯明的洪兆麟部占万余人。东征军与林虎部在棉潮开展了一场大会战。3月20日，东征军攻克兴宁，林虎残部向西江逃窜，洪兆麟逃往上海，其余残敌退逃福建边界。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据粗略统计，缴获各种步枪1200-1300枝，机枪110挺，老式炮30门，新式山炮6门，子弹800万发，炮弹1500枚。第一次东征虽然没有全部消灭陈炯明部队，但革命军勇敢作战所向无敌的气概，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9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担任总指挥，罗加觉夫担任军事顾问。（加伦因病回苏休养）参加第二次东征的苏联顾问还有：萨赫诺夫斯基、什涅伊杰尔、捷斯边科、康奇茨、切列潘诺夫等，他们为征战出谋献策，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军又于1925年底进行了南征，至1926年2月，扫荡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伐邓本殷部和海南岛残敌。至此，完成了统一广东全省的任务，从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为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正确意见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极为关注。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

第一，1924年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正确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

第二，斯大林阐述了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因，并且明确的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第三，斯大林明确指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他还说：“把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他强调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第四，斯大林阐述了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应重视军事问题的正确思想。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北伐战争来说，对土地革命战争来说，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

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理论和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多年来之所以十分尊重斯大林，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第五，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准备工作并出席了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也就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代表中央作了报告，维经斯基向大会致词，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由维经斯基起草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决议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又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

第六，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先后建立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等反动团体，公开进行反革命的分裂破坏活动。他们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左”派，反对广东革命政府。五卅运动后，他们反革命活动更为猖獗。针对上述情况，共产国际及时地作出了对付敌人的重要指示：打击右派，团结中派，扩大左派，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指示把国民党转变为“工农党”，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二节 共产国际和苏联全力支持北伐战争

1926年，是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一年，也是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一年。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进一步重视，年头年末竟两次举行执委会，都对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专门讨论，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可靠的后方，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为了粉碎各地军阀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包围企图，把革命推向全国，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北伐战争。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苏联使馆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会议确定：“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任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军事工作”。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为北伐战争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六次扩大会。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问题及其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任务”。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强调“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派能否取得胜利，要看四亿中国农民群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国工人一道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决定性的革命战争”。决议还指出：“参加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向全中国的农民群众说明，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民主革命政权，才能彻底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和政治地位，才能提出战斗口号，借以吸引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这种口号应把农民理解的和关心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与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一般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二、苏联顾问在北伐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这个主要战略任务，是坚决支持的，以前所派的军事顾问，所提供的经费和枪械，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协助开展工农运动等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加伦、铁罗尼、切列潘诺夫、戈列夫、克拉弗佐夫、帕洛、西林、康尼茨、捷斯连科、马库宁、博罗金、泽科别尔特、佐托夫、科尔涅耶夫等一批苏联军事顾问随军北上，他们协助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和革命官兵同甘共苦，在北伐胜利进军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伐进军前，加伦和所有苏联顾问都投入了北伐准备工作，成立了由加伦直接领导的顾问领导机构，加伦协助制定北伐计划。1926年4月，由蒋介石、李济深和苏联顾问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北伐计划的初步设想，5月，加伦又对这个初步计划进行修改。加伦指出这个计划的弱点，如果按照计划进军，国民革命军势必同时和湖南、江西两省的军阀作战，致使兵力不足，另外，粤闽边界可能有孙传芳入侵的危险。加伦认为应首先考虑在湖南境内作战。经过一系列磋商，将军们同意暂缓进攻江西，先集中兵力解决两湖之敌。加伦把修订的计划提交6月23日的军事委员会议研究，并说明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占领武汉这个“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巢穴”。计划内还考虑到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问题。为了防止孙传芳的袭击和掩护右翼，提出把一部分部队编成主力预备队。北伐决定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加伦等苏联顾问随部队出发，途中日夜辛劳，指挥作战。8月15日，加伦和蒋介石等一起到达长沙，次日举行国民革命军高级指挥人员会议，讨论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8月18日下达向武汉进攻命令。苏联顾问加伦等对武汉战役进行了周详研究，决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右翼进攻，切断敌人向北的退路，逼敌于湖边缴械；第二阶段，在遭遇战中歼灭吴佩孚派来的增援部队。布置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各部为中路军直插武汉。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后，10月占领武汉三镇，两湖战场的战斗告捷。在其他战场，苏联顾问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的援助

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作了多方面的声援。1926年9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反对干涉中国和苏联的宣言》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中国走狗的斗争正在迅速发展。代表南方各省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商人利益的民主反帝的广州政府军队不断推进，从而使军阀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列强受到严重打击。中国自由的敌人知道他们面临着何等重大的失败，因而，正在准备对策。帝国主义进一步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已十分严重。共产国际要求各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注意到列强这些新阴谋对世界解放事业的巨大威胁。……共产国际号召工人、农民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同情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阶层人民全力制止这一新的干涉行动。”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中指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表示对北伐进军的极大支持。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占领上海。上海解放的消息传到苏联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欢欣鼓舞。《真理报》等八家报纸都破例出了号外。许多城市举行了群众性的庆祝游行。声援中国工人的斗争。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制造了南京惨案。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3月27日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呼吁书》。呼吁：“一切工人、一切劳动人民、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暴力的人以及一切被压迫者都举起反对刽子手们发动新战争的大旗。”呼吁“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都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提出断然的抗议。”

必须指出，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在北伐中对于蒋介石篡夺领导权的危险性都认识不足，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支持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对于蒋介石，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和我们的部分顾问失去了警惕”，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维经斯基参加会议）认为，蒋介石是“新生的军事势力，在他们的思想上、行动上，无不表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这是我们所万不应忽视之中国民族运动中新发生的现象”。把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右派的军事武装视为民族革命的中坚力量，而认为我党只是“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出师北伐前，加伦曾向党中央提出，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如何处置这一政治问题？但这一问题直至1927年3月前，始终未获明确答复。这反映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如何防止蒋介石的篡权阴谋缺乏决断。因此，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中潜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严重危机。

@@@四、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途中，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作了多方声援。1926年9月13日，在北伐军即将攻克武汉三镇之际，英、日等帝国主义非常恐慌。他们急忙指使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加紧进攻北伐军和国民军。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反对干涉中国和苏联的宣言》。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占领了上海，苏联《真理报》等八家报纸破例出了号外，许多城市群众举行庆祝，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制造了南京惨案，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于3月27日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呼吁书》。

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使共产国际和苏联感到必须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扩大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发展于异常特殊的环境中，因此，它跟十九世纪西欧各国的旧资产阶级革命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处于受外国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使中国革命有别于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发展在世界革命时期，它是以消灭资本制度为目的的世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的组合。决议还对中国革命的总前途，民族革命与农民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革命政府的性质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这些指示对中国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农民问题，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前途与国共关系方面也有不少积极而富有指导意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