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第一节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反右的方针

@@@一、共产国际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有瞿秋白、王若飞、周恩来、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31名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经验教训、当前斗争性质、任务以及斗争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大会的主要报告、决议和发言都涉及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大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急剧向左转的一次会议。大会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反右不反“左”。以苏联为中心等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六大”主要研究了中国革命的下列问题：

第一，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及其意义。“我们把中国革命称作伟大的革命—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共产党。—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引为借鉴。”“中国革命具有头等重要的国际意义。”

第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从中国革命中取得的一般教训，其中最主要的，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独立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总之，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目前时期应为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阶段。”“目前，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第四，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的阶段……”

总之，共产国际这样全面地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形势、性质等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但大会仍然把资产阶级笼统地列为革命对象。大会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右和“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党身上，自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的做法是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会提出了“第三时期”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布哈林在大会上提出的，但其精神是斯大林的。因为，在1928年间，苏联国内形势是斯大林和托、季联盟的尖锐冲突还没有结束，联共（布）党内反右倾又开始了。这个斗争开始集结在对待富农问题上，布哈林、季可夫被斥责为右派分子。尽管如此，布哈林还是代表联共（布）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认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面前，主要是反右倾，这样共产国际就开始了左转，这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

1929年7月3日至7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次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和反对对右派的调和派，强调“进攻”的路线。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的策略。“第三时期”理论对形势的估计更夸大，认为第三时期：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认为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创造苏维埃，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认为“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这次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

1929年，共产国际陆续给中共中央四封指导信，即1929年2月8日，《关于政治形势和目前任务的信》。1929年6月7日《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8月《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以及1929年10月26日《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央任务的信》。这四封信一封比一封“左”。对中国党的“左”倾有直接影响。共产国际“六大”认为各国共产党应坚决反右倾。但认为中国党内“左”倾是主要危险，而从1929年2月来信开始，则改变了看法，认为在中国右倾也是“现时情况下特别危险的倾向”。共产国际六月来信要中国共产党改中立富农为反对富农政策。中共中央接信后，党的政策改为“坚决反对富农”。共产国际八月来信是要赤色工会公开，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则要求对中等阶级中间派实行最坚决的斗争。

1930年2月9日，斯大林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1930年四、五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米夫认为中国反动派在政治上不稳定已使革命高潮一触即发，中国的赤色工会能够承担在工业中心酝酿政治大罢工的任务，要求中国党同右倾主要危险作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左”倾错误开始产生。

@@@二、中东路事件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起大事件，它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要求我党“保卫苏联”，明显地表现出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这起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

中东铁路（后改为中长铁路）是一条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总长2000多公里的大铁路。它横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与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是沟通中苏陆上交通的要道，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铁路原是沙俄政府和清政府合资花了17年的时间于1903年建成经营的。十月革命后，1924年5月31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其中规定由中国赎回中东路，在未赎回之前该路营业、管理事项由中俄两国共同负责。

1929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用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和驱赶苏方人员。包括事件前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事件发生后发展为武装冲突，举行谈判，于12月签订伯力协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前后历时7月余。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变，统称“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党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要求中国共产党显示军事威力。

共产国际于7月21日发表《共产国际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指出，中东路事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受帝国主义指使，竭力想把中国变为反苏的前沿阵地，中东路事件的目标是要从地球上铲除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苏联。宣言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惜作出重大牺牲，“冲上前去做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拥护苏联”，“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

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先后发表宣言和通告，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号召各地党组织，实行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国民党的统治，以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来达到革命的胜利。并强调“假如这时候有人拘束于一国革命的形势，而怀疑这一直接的行动，便无异于帮助帝国主义的胜利”。

宣言和通告强调宣传下列几方面：

(1）中东路并非完全隶属中国的主权。认为“按照民国13年北京及奉天苏俄的协定之精神与文字，因中东路系俄国国家出资，在中国境内建筑，所以规定为中国与苏联共管，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的主权。须满条约所订60年期限，或未满期依中俄双方商定由中国赎取后，始能完全属于中国的主权。”

(2）中东路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在1929年7月12日宣言中说：“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根据地”。“若现将中东路交给‘中国’政府，事实上是等于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苏联为保卫本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为要保卫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不能将进攻自己之一个武装工具交给敌人。”

(3）中东路事件会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军阀们在报纸上造的谣言是欺骗不了我们的。哈尔滨、中东路事件，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一丝半毫的好处，而且国际帝国主义正想利用这个机会，进攻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消灭中国革命。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我们逐到第19层地狱下去”。基于上述认识，党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即用游行、罢工、罢课和举行武装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上述脱离群众的方针，引起了陈独秀的不满。1929年7月28日，陈独秀致函中央。批评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策略，对“拥护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了异议。认为党的宣传策略太说教式，太抽象了。“即是说单是从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地简单明了地把‘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叫群众自己选择一个”。另外，他认为片面强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促使中国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的提法，易为群众所误会。说：“中央通告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它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他认为应该直接抨击国民党那种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他主张“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认为这样更能使群众亲切了解，更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党中央发表了答陈独秀的公开信，对陈独秀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信中说：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讨论，而且包括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因为他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然要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因为他被资产阶级宣传所谓民族利益所威胁，忘记了民族革命的利益，自然要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所以这绝不是什么宣传策略上的讨论，而是他根本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月11日，陈独秀又写信给中央，批评中央的复信。

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开除陈独秀等人党籍的决议。决议宣示：“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苏联，中央在此紧迫时期依据国际与中共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农民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陈独秀等不但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而且离开中央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众中间散布起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资产阶级左派的泥坑”。

※※第二节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一、从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到李立三中央的战略方针

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城市中心论”对李立三错误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论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第一时期，即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最尖锐的危机和无产阶级进行直接革命发展的时期，在1921年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战胜了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共产国际；另一方面是西欧无产阶级遭到了一系列严重失败，资产阶级开始了全面进攻，这个时期最终一环是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的失败。”“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形成局部稳定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恢复过程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本加厉和无产阶级大军由于遭到严重失败而继续进行防御战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是苏联迅速恢复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扩大的时期。”第三时期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超过战前水平，而苏联经济也几乎同时超过战前水平的时期。……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个第三时期既然特别加剧了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缩小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引起新的冲突的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们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帝国主义者武装进一步干涉的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这个时候加剧了各种国际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的矛盾、作为瓜分中国的先是武力占领华北、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等等），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促进了殖民地运动（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从而必然会通过资本主义稳定本身的矛盾更加发展而使得资本主义稳定进一步瓦解，使得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

这个理论提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作出深入的科学的分析，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作出全面考察。因此，夸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严重性，认为“第三时期”就是“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要求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准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要求各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了革命战争运动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共“六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在莫斯科，周恩来也于1930年去苏联，项英负责职工运动和长江局工作，向忠发是总书记，但中央日常工作，主要由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的李立三负责。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复地宣传“第三时期”理论，……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又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说明“第三时期”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说什么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的革命的形势”之下，……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还说什么“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空前猛发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由于对形势的分析过于乐观，便产生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开始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和李立三的城市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在这种“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下，李立三把组织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党要坚决执行进攻策略，要求各地组织工人罢工、地方暴动，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

1930年4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于1930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决议发展了共产国际“六大”和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左”的因素，认为中国革命爆发后能引起全世界革命。在最后决战中，无疑可以取得完全胜利，决议要求各地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红军起配合作用，竭力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7月。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南京兵暴，上海、长沙、武汉起义，力争武汉暴动胜利。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全中国还没有客观革命形势。目前的工农运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政治，但同时又指出党应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动政治罢工。准备中心城市的政治总罢工。

7月28日，红军攻占长沙。8月1日、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李立三仍决定暴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国际纪律是一回事，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8月6日，成立了中央行动委员会准备领导起义，党、团、工会各级机构的日常工作一概陷于停顿。

※※第三节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毛泽东创立红色政权理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一、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但根据“第三时期”理论对形势的分析和估量，李立三又有新发展，他要求力量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南昌、长沙、武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要求外蒙古出兵参加中国的苏维埃联邦，要求苏联出兵打日本等。这些就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加之李立三的暴动计划在实践中行不通，因此，共产国际开始批判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批评了李立三对客观形势的错误分析，抹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轻视群众的作用……等错误，远东代表到武汉调查情况，发现敌我力量悬殊，立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共产国际已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总结，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全会停止了全国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李立三问题时，又把矛头指向瞿秋白，指责瞿秋白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有小团体活动的错误，这次对立三路线又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纠正，一方面是党内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抵制，另一方面也由于共产国际的制止。但共产国际在批评李立三盲动错误时，上纲太高，又把矛头指向瞿秋白，是不恰当的；共产国际这时总的说执行着一条“左”的路线，在制止李立三错误时，仍认为中国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以致后来又发生了王明“左”倾冒险错误。

@@@二、毛泽东创立红色政权理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中央指导机关不加分析地照搬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理论策略，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指示采取分析态度，正确的坚决执行，不正确的坚决抵制，逐渐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

在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问题上，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则听，不对则不听。抵制了它的错误观点和“左”的策略。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他还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所有这些都构成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懂得这种思想的。他们靠背诵共产国际决议的个别词句，在规定中国革命任务时，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这就注定要犯“左”的错误。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他们总结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结论是在异常尖锐复杂斗争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才取得的，实践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爆发了，9月20日，起义部队决定向井冈山进军，10月底，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到达井冈山，建立起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由于朱德、陈毅率部前来会师，组成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当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红军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1928年内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多次“会剿”，得到了扩大和巩固。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从而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形势很好。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曾经把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情况报告共产国际，讲到几个主要地区工作时说：“惟朱、毛在湘赣边界所影响之湘赣两省土地革命确实深入群众”。中央的报告并号召各根据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学习。

1929年和1930年以后，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步建立了几支军团以上的正规红军和几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这一切已经可以看出在中国囿于城市中心论是行不通的，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有广阔的天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通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巩固和发展；并且，他们各自创造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如方志敏在总结赣东北工作时指出，依靠红军的胜利，一次一次消灭敌人，就能一层一层扩大根据地。贺龙在1928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群众基础、红军的存在对巩固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和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从而创立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