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

@@@一、共产国际宣告解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43年5月15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底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分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决议宣布“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乃由执委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注：即解散共产国际），再经共产国际各分部加以批准”。决议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签署：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诺夫、科拉诺夫、柯泼来尼格、库西宁、曼努意斯基、马尔蒂、皮克、托列斯、弗洛林、爱尔柯利。它并得到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同意：比安柯（意大利）、多罗列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勒蒂宁（芬兰）、波克尔（罗马尼亚）、拉科西（匈牙利）。这个决议于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6月8日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参加国际的各个支部送来的关于1943年5月15日决议的意见之后，于6月9日发表了如下的声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由阿根廷共产党、澳洲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党、智利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古巴革命共产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波兰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苏联（布尔什维克）党、西班牙共产党、瑞典共产党、瑞士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南非联邦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及青年共产国际（它是参加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批准。”“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没有任何支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提出反对。”基于上述各点，“兹特宣布：1.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业经所有各有权宣布决定之支部（包括最重要的一个支部在内）一致批准。2.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告解散。3.指令由季米特洛夫（主席）、爱尔柯利、曼努意斯基及皮克所组织之委员会结束已解散各机关的事务，并处理共产国际的职员和资产的事宜。”

青年共产国际等同时宣告解散。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1943年7月5日出版了最后的一期。

@@@二、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决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具体原因是这样说的：“早在战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这个组织形式甚至已经变成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之阻碍。”

国际还解释说：“世界各国发展之历史道路底深刻差别，它们社会制度的殊异，它们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与速率的不同，以及最后，工人们觉悟组织程度的各异，也决定了每一个别国度工人阶级面前问题的不同。”总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符合于工人运动复兴初期需要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运动的增长和每个国度内日益复杂的问题了，而且还证明了这个形式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底障碍。”

毛泽东于1943年5月26日论述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时指出：“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并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亦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领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的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与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之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战的优秀干部。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5月28日，斯大林在回答英国记者时，对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作了阐述。他说：“（一）它揭破了希特勒匪徒的谎言，这谎言就是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并将它们‘布尔什维克化’。现在这种谎言已经被扫除了。（二）它揭破了劳工运动中共产主义敌人的诽谤，这诽谤就是所谓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是奉了外来的命令。现在这种诽谤也被扫除了。（三）它便利于诸爱好自由国家中的爱国者把各该国进步力量（不管党派及宗教信仰如何）联合在一个单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中，把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展开起来的工作（四）它便利于一切国家的爱国者把所有爱好自由人民联合在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中的工作，以便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将来组织基于平等的各式各样亲善联合扫除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解散正值争取开辟第二战场斗争进入紧要关头。第二战场极需开辟，以便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那些相信法西斯散布的关于共产国际谰言的西方势力却在拖延。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促进解决这个症结上起了重要作用。几个月后，1943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最后决定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还有一点也是应该注意的，苏联在30年代开始，由于它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它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明显增长，使它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拥护，“它已成为吸引一切关心维护国际和平的人民、国家、甚至政府的焦点和团结它们的中心。”因此，早在1935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苏联作为和平民主的伟大保卫者在世界上所起的新的、积极的作用，已经开始使得共产国际逐渐失去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领导作用。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

@@@一、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的24年历史时期内，曾统率过70多个共产党的400多万党员，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一，捍卫并传播了马列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保卫了被机会主义遗弃和践踏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澄清和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二，共产国际的建立，使世界无产阶级在国际资本的包围下有一个团结的中心，使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联合与统一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巨大的国际力量，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第三，推动和帮助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先进工人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斗争中培育了一批骨干，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促进了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第四，制定了一系列革命斗争战略和策略，领导了许多重大革命斗争。共产国际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规定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任务，全面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革命斗争的理论、路线和策略；正确地指出了把日常斗争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从而支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支持了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共产国际在其全部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这些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首先，共产国际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问题上，犯有主观主义错误，往往把俄国革命经验作为模式指导别国革命，加上远离各国革命实际、情况不明，因而作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决定，甚至过多地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给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

其次，在与各国党的组织关系上，把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凝固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基础上，忽视了各国党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特别是到了30年代以后发展得更为突出，使苏联共产党与各国党之间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历史证明，在处理各国的关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原则，所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都听命于一个指导中心发号施令，这不仅妨碍了各国党把马列主义原理与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妨碍了各国党根据本国历史特点独立地解决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实践告诉我们，由于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积极贡献和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方针，共产国际不仅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且在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还直接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解除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为止，有21年的历史。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前一段是好的，后一段比较好，中间一段不好。可以说，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有错误。

第一，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榜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农民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原则上都是正确的。“在1921年至1927年，特别是在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在统一战线中也有右倾错误。如在“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右倾。

第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特别是从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质上源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估量和论断，王明等人照搬国际错误指示，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极大鼓舞。但是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将八路军、新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同日本打大仗、打硬仗、打阵地战，拖住日本，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以服从反对帝国主义包围苏联这一根本利益。这些是错误的。

※※第三节 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及其被击退

共产国际的解散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反响。同盟国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家们认为，这个决定将促进国际合作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许多劳工领袖也认为它将加强劳工的团结。一向强调反对共产国际的法西斯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和策略的行动。托洛茨基分子咒骂国际的解散是出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许多国家的统治者要求各国共产党步共产国际的后尘，采取同样的行动—宣告解散。

@@@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就在各国反动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肆攻击马列主义，要求解散共产党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也大肆活动，叫嚣“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应当解散……”。

1943年6月，在蒋介石嗾使下，西安劳动营训导师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通过电文，胡说什么“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把这条消息广为散布，在政治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重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老调，叫嚣“解散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政权。国民党的报刊也大做文章，1943年5月26日，重庆《商务日报》社论说：“共产国际之解散，由于其学说理论，不能适合世界之情况，及历史发展之道路，确为一根本之原因。”又说共产党“一党私有之武力，即应交出其军权，贡献为国家所用，一党割据之地盘，即应交出其政权，贡献为国家所治。”5月26日，《益世报》社论叫嚷中国共产党应“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托洛茨基匪徒叶青大写文章恶毒攻击，胡说：“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还说什么“民生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1943年8月20日，他发表题为《从共产国际的解散展望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前途》一文，说什么“共产国际的解散指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前途，从此以后，世界各国共产党不是解散，就是合并或变化成衰弱，绝没有发展可言。”叫嚷“共产国际已经给予一个模范，或造成先例了。共产国际可解散，各国共产党又怎么不可解散呢？”总之，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国民党反共高潮被击退

在这种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共产国际解散？如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革命阴谋，就成了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同志，连续发表声明和讲话，对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意义，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等重大问题作了说明。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更加提高。”又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取消共产国际是为了使组织形式更民族化，所以中共不但不应该取消，相反的，共产国际取消之后，民族化的中共组织更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

党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解散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边区的阴谋。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批判了那种“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或特别不适用于中国”的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依靠某种国际性的组织形式，而可以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得到发展。《新华日报》在《拥护划时代的两大文献》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坚信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将更为加强，它将胜利地把团结抗战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认为我党的这种自信，是完全有根据的，它已经有20余年的宝贵经验，很久以来即充分发挥了它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它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锻炼，已经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特别是它已经有了毛泽东这样天才的领袖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他们都是精通马列主义和熟悉国情的能手，他们都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匠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定能最好与最有效地组织广大人民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第四节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一、苏联支持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特别是中后期，实际上成了苏共左右的一个机构，各国共产党从属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依旧挥舞指挥棒，继续以领导者自居，粗暴地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应当承认，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在抗战时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45年8月出兵东北，消灭了67万关东军，对于迫使日本投降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强大苏联的存在，本身就限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动自由，也延迟了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并且使他们不敢贸然进攻哈尔滨，这就是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支援。我们绝不可以因为苏联对中国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就认为我们“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是相当严重的。第一，在抗日战争后期，斯大林以参加对日作战“必须满足一定的政治条件”为借口，竟于1945年2月11日同罗斯福、丘吉尔秘密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斯大林提出在三个条件下同意参加对日作战，其中两项和中国领土主权密切相关。一是承认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二是恢复俄国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在东北的权益—即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重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以及中苏两国重新共同管理中东铁路。《雅尔塔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亲自出马索取在中国的优越权益，这是何等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誉，何等有损于苏联和斯大林形象的行径。

《雅尔塔协定》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除实现它在《雅尔塔协定》中所提出的条件外，苏联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保证，“在对日作战中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质之援助”，“并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充分主权，并承认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样做，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巨大压力。

第二，解放战争时期，不准中国人民革命。毛泽东说过：“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准备夺取政权，当时斯大林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名义，打电报给中共党，要中共一定同蒋介石合作，不要打仗。说如果打起仗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并且要求毛泽东亲自去同国民党谈判，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和平谈判本身，为了争取和平发展的可能并为了揭露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和平谈判是应当进行的，问题在于，当蒋介石决心发动新的全面内战的时候，中共敢不敢、应当不应当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去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如果打起仗来，中共能不能打败蒋介石，会不会像斯大林说的那样，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抵制了斯大林那个不准革命的指示。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并指出：“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

由于中共不赞成也没有执行苏联指示，结果，尽管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有美国帮助，但中共仅花了四年时间，就把他们赶跑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估计是不对的，对于这一点，斯大林1948年在和南斯拉夫同志的谈话中也承认，正确的不是他而是中国同志。斯大林说：“在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那时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次暂时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当时，中国同志在这里同意苏联同志的观点，但是，他们回到中国后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们集中力量，组织了军队，而现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拿中国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

但是，当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或即将结束，蒋介石的所有精锐部队和主力部队已经或即将被消灭，中共正准备渡江的时候，苏共领导人却又反对中国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张中共以长江为界，停止进军，认为不然的话，美国就要出兵，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拒绝了苏共的阻挠，他们打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当时听了他们的话，中国可能真的出现“南北朝”局面。

@@@三、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苏联政府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久，又于1950年2月2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条约》精神，为帮助中国克服战后经济困难，苏联政府在提供贷款、派出专家、发展对华贸易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援助。同时，为了防止美蒋空袭，苏联派出空军到东北，保卫了东北的工业中心。朝鲜战争期间，中苏也进行了紧密的军事合作，对于苏联人民的友谊和援助，中国人民将铭记在心，永世难忘。但是，在中国人民胜利之初，苏联也对中共施加了很大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对中共不放心，派代表团来中国考察，考察中国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并讨论中苏两国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谈判时，斯大林提出旅顺、大连、新疆等要求，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于1950年1月20日，与毛泽东一起同斯大林、维经斯基会谈，并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苏联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有关协定，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新疆油田，苏联占51，中国占49%。苏联得到了优惠。

结束语

纵观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如何评价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是科学的呢？我们认为：

第一，总的来说，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长达28年的英勇斗争过程中，共产国际是非常同情和关心中国革命的，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援助了中国革命。1957年，毛泽东曾讲过，共产国际两头好，中间不好，而两头的时候较短，中间的过程较长。同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又指出，共产国际初期好，以后错误很大。这两种说法虽有所不同，却是比较客观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据我们迄今为止所能了解到的史实，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帮助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帮助中国共产党初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指出中国要经过民主革命再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帮助和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直接帮助和支援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平定商团叛乱和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以及第一次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与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很大关系，但随后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准备了条件。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要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要争取群众。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总的说来，共产国际按照斯大林对中国民主革命三个发展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分析，在指导中国土地革命时犯了“左”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先后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都是来自共产国际。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使中国革命在1934年遭到严重的失败。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1）对资本主义世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错误地断定当时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

(2）共产国际基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从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为争取和捍卫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任务。

(3）完全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尤其是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

(4）提出和推行“下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策略，尔后，又犯了右倾错误；在统一战线中搞“左”倾宗派主义。

(5）把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内部斗争“渗进”各国共产党，错误地强调右倾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也要进行反右倾斗争。

上述错误不是个别政策、个别口号的错误，而是战略性错误，这些错误理论、方针和策略又被当时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李立三、王明等人所推行，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当然，在指出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还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对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中共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的既成事实，共产国际也是承认和支持的；共产国际对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给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对东北抗日联军以及西路军失败后进入新疆的余部，给了一些物质上的支援，对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也给予了物质上的支持，等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全成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纲领和策略，也独立自主地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在“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口号下，要求中共的斗争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围攻苏联的需要，很少考虑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以及抗战后的前途等根本问题。“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提出，就是民族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口号；但不久，走到了无条件地联合蒋介石的另一极端，要求中共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向国民党妥协，把军队、根据地交出去，只要能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拖住日军就行了。共产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支持王明，不同意中共对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反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主张。1942年前后，正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军事上、经济上极端困难时期。这时，共产国际反对中共成功地进行的整风运动，仍然一心依靠蒋介石抗日，给他们大量的武器装备援助，而仅给我们一点点书籍和医药。更为严重的是，随后苏联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将日本这股祸水南引，以牺牲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服从自己民族利己主义的需要。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共产国际和苏联还是积极支持和援助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这是它对中国革命的第三次援助。尤为值得充分肯定的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60多万关东军，解放了我国东北，这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援助。它不仅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及解放全东北，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里我们只是举例说明了苏联的作用，因为这时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了，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个进步，对中国革命也有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一历史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就其基本方面看，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对“两头好，中间差”以及近似的提法，不能机械理解，应当看成是“好”不是一切全好，“差”也不是一切都差。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即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错误最为严重，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反之，在我党创建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确帮助很大，但也不是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因此，我们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一分为二的思想，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发展还向中共提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究竟应当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集中领导、统一指挥，还是应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由各国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地提出、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走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这一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革命固然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但共产国际这个领导中心，在指导思想和组织体系上的弊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追究其思想理论根源，主要是他们不去独立思考，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而是盲目地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这一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一点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共产国际建立前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高潮，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建立。这些党正处于幼年时期，十分需要指导和帮助，而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取得革命胜利、掌握政权的党，经验丰富、威望很高，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一个以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为中心的世界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强调集中统一是比较自然的，也是斗争的需要。因而，在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创立了共产国际。列宁在这一时期比较注意强调各国党的联合和统一，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和革命形势的需要的。但是，即使是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同时，列宁并未忽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各国革命的特点，并不是对各国党发号施令、包办代替。只是由于当时形势的要求，列宁没有过分强调这一方面，而较为侧重于集中统一而已。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共产国际四大以后，国际不仅没有根据新的形势扩大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反而强化了国际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对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干预。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处理“集中”与“独立”的关系上，背离了列宁的思想和要求，缺陷和弊端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实际上成了阻碍各国党独立自主的桎梏。1925年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强调，“在当今的时代，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重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由一个国际性的中心来进行全盘的领导才能赢得胜利”。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决定，执委会及其主席团有权往各支部特派自己的代表，以监督国际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特派代表有权参加各支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会议，有权否定各支部决定的方针、政策等。这时，联共（布）滋长和发展了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使自己逐渐变成了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领导党。它通过共产国际控制和干涉别国党，导致把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致使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革命则几乎陷于绝境。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实行策略转变，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同时决定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提出了不要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集中统一的国际领导中心的组织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中所指出的：“早在战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形式甚至已经变成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之阻碍。”这是各国无产阶级斗争发展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各国党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历史明白无误地证明：一个国家的革命事业毕竟是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自己的事情，胜利要靠自己奋斗，路要自己走，错误是自己犯的，经验要靠自己积累，是任何人也包办代替不了的。我们党历来强调，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这就是说，各次错误的代表人物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缺乏清醒的认识，不去独立思考。其中陈独秀和王明还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引向极端，有着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即使是犯了错误，也要靠这个党自己觉悟，认识错误的原因，总结教训，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能够把革命引上正确轨道的关键所在。如果各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都由一个领导中心来指挥调动，无条件服从这个中心，那么只能是同本国实际相脱离，将革命引入歧途。共产国际的根本缺陷，也就在这里。所以，各国的革命问题必须由本国人民来决定，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否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映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成熟，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遵循各国党发展规律的准则。我们所讲的独立自主，既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也不是夜郎自大的闭关自守。我们所讲的独立自主是反对沙文主义，反对干预他国党的内部事务、对他人任意发号施令，反对将他国的革命利益置于自己的战略棋盘之上；是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反对靠别人的指示和别人的力量去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

正基于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独立自主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三个基本方面，使之成为一条带有更为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其实质就是坚持中共所主张的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这是中共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从而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所倡导和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内容更为丰富，也更加充满活力。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大事记

1917年

4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建立第三国际为党的现实任务之一。

11月7日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十月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也促进了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12月俄国远东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守卫中东路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驱逐沙俄督办霍伐斯，中国军阀张作霖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出兵镇压。

1918年

1月11日中国军阀张作霖奉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封闭中俄边境，断绝中俄交通。

1月—2月若干社会主义政党革命派代表在彼得格勒集会，讨论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俄共（布）开始在战俘和旅居俄国的外国人中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4月—8月日、英、美帝国主义开始武装干涉苏俄，先后派兵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捷克军团在奔萨—海参崴一线叛乱，占领西伯利亚大部地区。高尔察克、谢米诺夫、霍伐斯三股白俄匪军发动了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内战。

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并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希望共同进行斗争。此后列宁和俄共（布）为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8月2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发表《海参崴宣言》，参与武装干涉苏俄，宋焕章部侵入苏俄国境。

8月—12月芬、奥、匈、波、德等国先后成立了共产党。

11月18日高尔察克夺取了鄂木斯克建立西伯利亚自卫政府。

1918年—1919年初《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陆续发表和译载了一些介绍马列主义、苏维埃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的文章。在中俄联系隔绝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的影响仍然以思想传播的形式在中国人民中逐步扩展开来。

1919年

1月24日俄共（布）等8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发出号召书，建议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邀请27个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参加。

3月2日—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举行。大会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了共产国际纲领和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宣告了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和由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旅俄华工组织负责人刘绍周和张永奎作为中国代表列席了大会。

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密切注意，中国革命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进一步重视。随后派代表来华“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

7月25日苏俄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4月间，此《宣言》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称赞这是“自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

11月19日列宁接见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绍周，同他交谈中国革命和联合会的工作。

12月高尔察克自卫政权被红军消灭，其他干涉军队和白匪也遭到严重打击，苏维埃政权在远东地区重新得到巩固。

1920年

2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撤回侵俄军队，后派出边防军负责人张斯麟与苏俄联系。封闭两年之久的中俄交通重新打开。

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派遣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目的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4月，经李大钊介绍又赴沪与陈独秀等会晤，商讨建党问题。由此，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

4月6日贝加尔沿岸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远东共和国。同月，中国北京政府和远东共和国决定互派使团。

6月北京政府派出的张斯麟使团抵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乌丁斯克，远东共和国派出的优林使团也抵达外蒙古买卖城。这时“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直胜皖败，把持了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立即邀请优林使华。8月26日，优林使团到达北京。

8月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上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便着手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除了把《新青年》改组为它的公开机关刊物外，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刊物，大量刊载了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

7月19日—8月7日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中国方面刘绍周、安恩学出席了大会，刘绍周成为民族殖民地委员会委员。

秋，维经斯基等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培养中国青年学习俄语，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社内设立“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消息。

秋，维经斯基在上海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孙询问了苏俄和布尔什维克革命问题，要求同远东共和国建立电台联系，希望得到军事援助。

9月1日在共产国际倡议下于巴库召开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土耳其、波斯、中国、印度等国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个重要决议，这些决议概括了殖民地国家对帝国主义的总路线。设立了包括20个民族的委员会，决定出版刊物《东方民族》，设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夏，上海外国语学社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王伊维）、谢文晋、汪寿华、许之桢赴东方劳大学习。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9月5日张斯麟使团到达莫斯科。27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重申第一次宣言原则，表示将竭力促成中俄友谊条约的缔结。

10月瞿秋白受聘于北京《晨报》，担任该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去苏俄实地考察。

10月维经斯基与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白坚武联系，了解吴的情况。

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致函孙中山。这封信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信中要求建立贸易联系。

11月18日张斯麟使团回国，刘绍周同行。

年底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到广州帮助建党工作。

1921年

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负责人是舒米亚茨基。春，维经斯基结束第一次使华回国，参加远东书记处工作。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太雷同行，张到伊尔库茨克后参加远东书记处的工作，负责中国科。

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原名斯尼弗莱特）到达上海。尼柯尔斯基不久也到上海，帮助中国建党。

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设立了东方问题委员会，对东方国家的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张太雷、瞿秋白出席了会议，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会上作了发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由于在参加华盛顿会议、中东路归属和4-7月的外蒙事件等问题上优林使团同北京政府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无法进行，优林使团返回远东共和国。张太雷回国。

8月28日孙中山致函齐契林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向“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朋友们致敬。”

12月10日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离开了上海前往广西访问孙中山，于23日抵达桂林，停留九天与孙中山晤谈多次。马林叙述了十月革命的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十分赞赏马林的建议。1922年1月初，马林等到达广州，还同那里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进行了广泛接触。南方之行结束后不久，马林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12月初尼柯尔斯基回国。

12月中旬苏俄政府派出裴克斯使团抵达北京，着重从事联络孙中山的工作。

1922年

1月21日至2月2日为对抗“华盛顿会议”，推动东方革命运动开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后在彼得格勒）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柯庆施、邓恩铭、王烬美、张秋白、邓培等多人。会议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询问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中国代表向列宁作了肯定的回答。

2月共产国际决定撤销远东书记处，东方革命由执委会直接领导。

3月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随后被召到北京，接受裴克斯使团的任务。

4月23日马林回共产国际汇报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7月上旬，马林抵达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关于中国情况和政策性建议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及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往广州的意见。

4月26日达林到广州，正式代表苏俄政府与孙中山建立联系。

5月—6月直奉战争中直系获胜后，苏联方面同直系军阀联系得到一定恢复。李大钊介绍霍德罗夫去保定会见白坚武，后又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

7月16日—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决议和党的第一个章程，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案》声明：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充分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离开广州，到达上海。

8月12日苏俄特使越飞来华到达北京，其任务是同吴佩孚谈判同时寻求与孙中山的联合。马林随同第二次使华，带来《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

8月越飞派代表在洛阳同吴佩孚谈判，其后吴发出“四大主张”的通电。

达林结束第一次使华，返回莫斯科。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陈独秀对此持反对态度，4月间就曾两次写信给维经斯基表明立场。

8月下旬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决定了联俄政策，同意国共合作及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第一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8月越飞派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就远东局势和中国革命等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商讨。

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中心议题是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会议十分重视中国革命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陈独秀、刘仁静和王均。刘仁静就国共合作等问题作了发言，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11月15日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

1923年

1月马林在长春会见张作霖商讨中东路问题，然后返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共合作问题。2月初，马林第三次来华。

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下达的第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决议指出：“中国唯一的重要革命组织就是国民党。”“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乃是有利的”，“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陈独秀带回这个决议，并作为党的“三大”的指导性文件。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宣言写道：“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特别是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没有使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成功的那些条件。越飞完全同意这个见解。”显露出过分迁就国民党及其主张的不良倾向。之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与越飞去日本详细会谈。

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吴佩孚同苏联关系恶化，马林、陈独秀被通缉。这促使共产国际和苏联转而全力联络、支持孙中山及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2月—3月陈炯明被滇系、桂系军阀逐出广州后，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规定：“中国实行的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一定要同农民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土地革命相结合。”“农民问题，成了一切政策的中心。”“共产党必须着眼于工人和农民的同盟”，“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政党”。马林4月里回到共产国际，不久第四次来华。

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马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正式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夏，以巴甫洛夫为首席顾问的苏联军事顾问来到中国。

8月16日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出发赴苏联考察。代表团成员有张太雷等人（同年12月5日回国）。

9月2日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抵北京，随后发表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对报界的声明（即加拉罕第三次对华宣言）。

9月马林结束其赴华使命奉调回共产国际。苏联政府派鲍罗廷为常驻广州代表。9月23日，加拉罕签署介绍鲍罗廷晋见孙中山的文件，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

10月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

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担任共产国际驻上海中共中央代表，并对国共合作进行考察，12月中旬回国。

同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在国民党中的我党党员和团员应成立秘密组织，一切政治性的言论行动，须受我党指挥，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

1924年

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改组或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各级党部。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参与的民主革命联盟。

1月21日列宁逝世，正在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3月8日达林再次来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4月初回国。

春，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第三次来华到达上海。于是形成北京—加拉罕，上海—维经斯基，广州—鲍罗廷三个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指挥中心。

5月中共中央全会在上海举行，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和领导独立工人运动是当前工作重点，共产党人应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

5月中苏建交，加拉罕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并负责指导北方革命斗争。

6月16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强调接受俄国的革命经验，学习苏联的榜样，建设革命的军队。苏联政府给军校派来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等人，并送来武器和经费。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去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

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李大钊率领由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等四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讲话。会后，李大钊留下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国际代表，9月24日回国。在苏联期间他写了《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等文。

9月1日孙中山为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广东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商团事件发表宣言，谴责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干涉。

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孙中山依靠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镇压了反革命商团的叛乱。

10月末加伦将军到达广州，接替已牺牲的巴甫洛夫任首席军事顾问。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时，冯玉祥已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

1925年

1月11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等。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共产国际于13日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电，表示哀悼。

3月—4月维经斯基回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全会。中共代表王若飞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维经斯基第四次来华。

4月—6月鲍罗廷与冯玉祥举行谈判。冯接纳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工作人员；苏联向其提供军事援助。任德江来华，担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总顾问。

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发表讲演。

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大革命的风暴。五卅运动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