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求 索 篇(2)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提出去洛川同东北军进行谈判的代表从前方选派，要彭德怀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由高福源、伍修权去洛川带给王以哲等人。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5、505―506页。
当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②担任红军与东北军谈判的代表李克农(1899―1962)是安徽巢县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30年春调入中共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长征途中，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1月19日，李克农与高福源到达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县城。
当天，毛泽东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指出：华北五省危机加深，“日本灭亡中国之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电文希望张学良和王以哲“不为奸人谣言所动，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彭德怀年谱》，第137页。
第二天，毛泽东就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电报指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电报还要求李克农“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7页。
电报还指出，彼方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暗示许诺帮助在西北建立稳定局面。④《彭德怀年谱》，第137页。
在收到毛泽东这份“万万火急”之电文后，彭德怀立即将电报转发给李克农。
当天晚上，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会谈。③。
1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李克农与东北军谈判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凡对抗日表示诚意，不问其党派、军队、团体以及个人过去行为如何，均表示欢迎；目前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着中国民族革命，以求得民族独立、领土完整，而不是在政权机关的专政，抗日联军总司令诚推张学良将军负责；凡阻碍友军抗日行动者，红军须以实力帮助解决。④。
当天，李克农从洛川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了同张学良谈判中了解到的情况。电报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4―305页。
此后，李克农离开洛川，返回甘泉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
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8页。
这一书信还提出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精心部署下，经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终于建立起了互相沟通的联系渠道，为最终停止内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致函杨虎城：“既达三秦，愿求同志”。
中共中央在积极争取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取得联系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联系的杨虎城将军的联系工作。
杨虎城(1893―1949)，原名？、虎臣，号虎城。陕西蒲城县人。15岁时即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辛亥革命时，曾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1915年参加陕西护国军。次年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队司令、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4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起先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1926年4月起，与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联合坚守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粉碎了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的围困，被誉之为“二虎守长安”。直至冯玉祥派国民联军解围。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等职。1929年夏，杨虎城弃冯玉祥而宣布拥护蒋介石，被任命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0年3月，其部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师，杨虎城仍任师长。中原大战后，任第七军军长。同年9月，任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0月起，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7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3年5月，蒋介石免去杨虎城所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委任原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仍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并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陕西各县民团均为陕西省保卫委员会指挥。为了削弱杨虎城的力量，蒋介石于1934年10月，将杨部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改编为新编第五师，调往河南，脱离第十七路军的建制。从1934年12月起，杨虎城奉命堵截“围剿”长征北上的红二十五军，但屡遭败仗。红二十五军先后打败了杨虎城所部陕西警备第一旅和警备第三旅。为此蒋介石曾多次严厉责备杨虎城。1935年4月，杨虎城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张学良到陕后，其部屡遭红军重创，更使杨虎城感到苦闷和彷徨。但当时杨虎城部下中还保留了一批革命分子，如共产党员阎揆要、童陆生等。杨虎城和南汉宸等共产党员也保持着联系。就连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谢葆真(1913―1947)，原名谢宝珍。陕西西安人。1927年考入西安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杨虎城部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928年与杨虎城结婚。
为了建立与杨虎城的联系，毛泽东决定将曾在第十七路军中从事过军运工作的汪锋由瓦窑堡调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富县北道德塬上的东村。
汪锋(1910―1998)，陕西省蓝田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任蓝田县学联主席、团委书记。参加了渭华暴动。1932年8月起，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在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中党的秘密工作。后任红二十六军代理政治委员兼第二团党委书记、代理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1934年7月，调往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陕南，联系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红军第二十五军。但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错误拘禁。同年9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被错误关押。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会后，汪锋离开瓦窑堡，前往富县东村。汪锋在题为《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38页。
在谈话中，汪锋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所了解的第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情况。
12月5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一孔简陋的土窑洞里，挥毫写下了以毛泽东、彭德怀署名的致杨虎城的信函。信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乃闻阁下之孙(蔚如)、冯(钦哉)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敝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40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绥靖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叛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12月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84―85页。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唐嗣桐是杨虎城所部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毕业于黄埔军校，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与陕西警备第一旅发生激战，将警备一旅全部歼灭，毙伤官兵300余人，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被俘，缴获各种枪支1600余枝。唐嗣桐后被处死。
而毛泽东和彭德怀信中提到的张汉民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张汉民(1903―1935)，山西稷山人。1924年到陕北安边(今属定边县)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先后任杨虎城部教导营副队长、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任杨虎城军事政治队队长、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1928年春，在三原县被以“共党疑”罪名逮捕。后经中共党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返回原籍。1929年春重返杨虎城部，先后任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卫士营长、警卫团长。1932年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负责搜集陕甘地区的军事情报。张汉民还在自己的部队中主持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红军之友社。1935年2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3月23日，张汉民收到西安绥靖公署急电，要他堵击红二十五军于宁陕以东地区。当时警三旅所部第八团驻西安、旅部仅带第七团和第九团，即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9日，警备第三旅在蓝田县九间房(今属柞水县九间房乡)遭到红二十五军伏击，大部被歼，张汉民等几十名中共党员被俘。一个多月后，红二十五军“在处理九间房战斗的俘虏时，错将我党地下党员张汉民(警三旅旅长)等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13页。
10年之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杨虎城对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了解的，但却给了他以很大的信任。由于警备第三旅的被歼，特别是张汉民的被杀，使杨虎城对红军和共产党产生了戒惧心理。
由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初到陕北，对这一情况尚不完全了解，因此在致杨虎城信中出现了将反共分子唐嗣桐和共产党员张汉民相提并论的“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之句。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杜斌丞先生，希望他为组成联合战线“挺身而干”。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字斌丞，后以字行。陕西米脂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回到陕西。次年担任榆林中学校长。1926年任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1930年11月，出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和陕西省政府参议。后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总参议。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写道：“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公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杨)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杨)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5页。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还特别写道：“甘肃邓君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②邓宝珊(1891―1968)，名瑜，字宝珊，以字行。甘肃天水人。1910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与组建陕西靖国军。后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方面军总司令等职。1932年2月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当时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毛泽东还写了一封致邓宝珊的信函。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富县东村，前往瓦窑堡。在此之后，汪锋带着毛泽东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离开东村，经张村驿等地，于12月中旬到达西安。
汪锋的西安之行并不顺利。据汪锋回忆说：“杨虎城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过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张依中向(看守所)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所长(吴怀仁)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习惯于逢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排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谈，了解情况。”《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42页。
当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②担任红军与东北军谈判的代表李克农(1899―1962)是安徽巢县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30年春调入中共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长征途中，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1月19日，李克农与高福源到达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县城。
当天，毛泽东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指出：华北五省危机加深，“日本灭亡中国之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电文希望张学良和王以哲“不为奸人谣言所动，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彭德怀年谱》，第137页。
第二天，毛泽东就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电报指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电报还要求李克农“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7页。
电报还指出，彼方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暗示许诺帮助在西北建立稳定局面。④《彭德怀年谱》，第137页。
在收到毛泽东这份“万万火急”之电文后，彭德怀立即将电报转发给李克农。
当天晚上，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会谈。③。
1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李克农与东北军谈判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凡对抗日表示诚意，不问其党派、军队、团体以及个人过去行为如何，均表示欢迎；目前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着中国民族革命，以求得民族独立、领土完整，而不是在政权机关的专政，抗日联军总司令诚推张学良将军负责；凡阻碍友军抗日行动者，红军须以实力帮助解决。④。
当天，李克农从洛川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了同张学良谈判中了解到的情况。电报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4―305页。
此后，李克农离开洛川，返回甘泉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
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8页。
这一书信还提出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精心部署下，经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终于建立起了互相沟通的联系渠道，为最终停止内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致函杨虎城：“既达三秦，愿求同志”。
中共中央在积极争取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取得联系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联系的杨虎城将军的联系工作。
杨虎城(1893―1949)，原名？、虎臣，号虎城。陕西蒲城县人。15岁时即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辛亥革命时，曾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1915年参加陕西护国军。次年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队司令、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4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起先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1926年4月起，与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联合坚守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粉碎了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的围困，被誉之为“二虎守长安”。直至冯玉祥派国民联军解围。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等职。1929年夏，杨虎城弃冯玉祥而宣布拥护蒋介石，被任命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0年3月，其部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师，杨虎城仍任师长。中原大战后，任第七军军长。同年9月，任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0月起，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7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3年5月，蒋介石免去杨虎城所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委任原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仍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并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陕西各县民团均为陕西省保卫委员会指挥。为了削弱杨虎城的力量，蒋介石于1934年10月，将杨部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改编为新编第五师，调往河南，脱离第十七路军的建制。从1934年12月起，杨虎城奉命堵截“围剿”长征北上的红二十五军，但屡遭败仗。红二十五军先后打败了杨虎城所部陕西警备第一旅和警备第三旅。为此蒋介石曾多次严厉责备杨虎城。1935年4月，杨虎城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张学良到陕后，其部屡遭红军重创，更使杨虎城感到苦闷和彷徨。但当时杨虎城部下中还保留了一批革命分子，如共产党员阎揆要、童陆生等。杨虎城和南汉宸等共产党员也保持着联系。就连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谢葆真(1913―1947)，原名谢宝珍。陕西西安人。1927年考入西安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杨虎城部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928年与杨虎城结婚。
为了建立与杨虎城的联系，毛泽东决定将曾在第十七路军中从事过军运工作的汪锋由瓦窑堡调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富县北道德塬上的东村。
汪锋(1910―1998)，陕西省蓝田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任蓝田县学联主席、团委书记。参加了渭华暴动。1932年8月起，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在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中党的秘密工作。后任红二十六军代理政治委员兼第二团党委书记、代理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1934年7月，调往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陕南，联系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红军第二十五军。但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错误拘禁。同年9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被错误关押。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会后，汪锋离开瓦窑堡，前往富县东村。汪锋在题为《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38页。
在谈话中，汪锋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所了解的第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情况。
12月5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一孔简陋的土窑洞里，挥毫写下了以毛泽东、彭德怀署名的致杨虎城的信函。信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乃闻阁下之孙(蔚如)、冯(钦哉)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敝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40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绥靖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叛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12月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84―85页。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唐嗣桐是杨虎城所部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毕业于黄埔军校，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与陕西警备第一旅发生激战，将警备一旅全部歼灭，毙伤官兵300余人，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被俘，缴获各种枪支1600余枝。唐嗣桐后被处死。
而毛泽东和彭德怀信中提到的张汉民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张汉民(1903―1935)，山西稷山人。1924年到陕北安边(今属定边县)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先后任杨虎城部教导营副队长、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任杨虎城军事政治队队长、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1928年春，在三原县被以“共党疑”罪名逮捕。后经中共党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返回原籍。1929年春重返杨虎城部，先后任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卫士营长、警卫团长。1932年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负责搜集陕甘地区的军事情报。张汉民还在自己的部队中主持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红军之友社。1935年2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3月23日，张汉民收到西安绥靖公署急电，要他堵击红二十五军于宁陕以东地区。当时警三旅所部第八团驻西安、旅部仅带第七团和第九团，即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9日，警备第三旅在蓝田县九间房(今属柞水县九间房乡)遭到红二十五军伏击，大部被歼，张汉民等几十名中共党员被俘。一个多月后，红二十五军“在处理九间房战斗的俘虏时，错将我党地下党员张汉民(警三旅旅长)等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13页。
10年之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杨虎城对张汉民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了解的，但却给了他以很大的信任。由于警备第三旅的被歼，特别是张汉民的被杀，使杨虎城对红军和共产党产生了戒惧心理。
由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初到陕北，对这一情况尚不完全了解，因此在致杨虎城信中出现了将反共分子唐嗣桐和共产党员张汉民相提并论的“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之句。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杜斌丞先生，希望他为组成联合战线“挺身而干”。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字斌丞，后以字行。陕西米脂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回到陕西。次年担任榆林中学校长。1926年任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1930年11月，出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和陕西省政府参议。后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总参议。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写道：“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公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杨)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杨)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5页。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还特别写道：“甘肃邓君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②邓宝珊(1891―1968)，名瑜，字宝珊，以字行。甘肃天水人。1910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与组建陕西靖国军。后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方面军总司令等职。1932年2月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当时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毛泽东还写了一封致邓宝珊的信函。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富县东村，前往瓦窑堡。在此之后，汪锋带着毛泽东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离开东村，经张村驿等地，于12月中旬到达西安。
汪锋的西安之行并不顺利。据汪锋回忆说：“杨虎城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过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张依中向(看守所)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所长(吴怀仁)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习惯于逢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排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谈，了解情况。”《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