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会 谈 篇(3)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延安会谈，使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电文告知：“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电报还指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4―325页。
由此可见，红军与东北军共同商定的关于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国际通道”等问题，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同时，这次会谈还就东北军为即将北上的红军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让开通道的问题有了约定。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合署名发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的电报中，分析了目前形势，并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电报希望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乘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红)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即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3―544页。
杨家圪台会议结束后，张闻天于5月11日启程返回瓦窑堡，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前往延川县太相寺(今属关庄乡)，周恩来则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当时称肤施)城内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东北军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周恩来结束了与张学良的会谈后，于5月13日来到延川太相寺，出席了正在这里举行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这次会谈是否达成了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献档案资料的印证。但是，会谈的成果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年7月2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签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今年4月，“我们派(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5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学良)会面谈了一次，两次均谈的非常恳切”，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抗日联俄联共的决心。《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8页。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延安会谈结束六天之后，也就是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与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介石)、阎(锡山)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84页。
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战役，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1、543页。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东北军工作问题和陕甘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张浩、李维汉、李富春、萧劲光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②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是要巩固、壮大东北军，抗日组织要加紧扩大，党的组织要谨慎，突击不适宜。”“目前对五十七军要加紧工作，对他们采取策略要在苏区好好解释”，要说“两个部队都是抗日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的口号，“枪口朝天放”可做一运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7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5―316页。
会议还决定加强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彭德怀、萧劲光、欧阳钦、边章五为委员。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华苏维埃。
中央政府迁都保安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突发脑溢血，虽经多方抢救无效而逝世。一直将两广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视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欲乘为胡汉民治丧之机，要求两广服从中央，并试图分化广东、广西实力派，以便予以各个击破。时任国民政府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陈济棠，遂与时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的李宗仁、时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的白崇禧联络，决定公开反蒋。6月1日，陈济棠与李宗仁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提出：“时危事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89页。
第二天，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又将此电公开通电全国。6月4日，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迅速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②次日，两广联军即以北上抗日为名，出兵湖南。震惊一时的两广事变就此爆发。蒋介石鉴于当时日本在华北不断增兵，唯恐日本乘机而入，不敢在南方用兵，力图和平解决争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蒋介石又多次督促东北军包围西北苏区部队，向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瓦窑堡发动进攻。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主要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介石)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1页。
当天，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并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大会，并实现下列纲领：“(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叛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叛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叛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1―552页。
两天之后，鉴于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逼近的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4日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会议还进一步研究了两广事变问题。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长萧劲光、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转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杨至诚并告彭德怀。电报指出：“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似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15日可进至水坪、蟠龙、安塞之线。绥(德)清(涧)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2、552―553页。
周恩来当天也致电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8页。
6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电报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窑堡)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今属安塞县化子坪乡)及吴起镇(今吴起县城)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电报还强调指出：“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③
针对6月初由山西柳林县军渡渡口渡河入陕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三军和阎锡山所部第七十二师、第二？九旅已占领吴堡一带，并向西北苏区逐步蚕食推进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于6月15日先后发布命令，命令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和政委蔡树藩于17日赶到延川线，准备侧击由清涧或永坪方向向瓦窑堡进攻的中央军；命令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率部赶到延川冯家坪(位于永坪以东10公里处)待命。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9、318―319页。
经过周恩来与王以哲的电报交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部队于6月18日和19日先后退出蟠龙、永坪。19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瓦窑堡的安全形势稍显缓和。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将于7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3页。
中共中央还表示，中共愿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的抗日事业，并呼吁国民党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对日作战。④。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的指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包括10项内容：
(一)对东北军的估计。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二)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叛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七)凡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八)办事处与工作委员会的统一与区别。“办事处是一个专门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较办事处应该是更轻便与简单的组织”。(九)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十)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93―1894页。
6月21日上午10时，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其中提到：“我们始终没有离开瓦(窑堡)市，万不得已时，则移保安或吴起。”《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6页。
就在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国民党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旅(旅长高双成)部张云衢率领的骑兵营和民团共1000余人，由横山石湾出动，奔袭瓦窑堡。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红军大学步兵营营长韦国清奉命率部前往瓦窑堡以东的吴家寨子一带阻击敌人。吴家寨子是由横山石湾经涧峪岔、玉家湾通往瓦窑堡的必经之路。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阻击了张云衢部的进攻，红军大学步兵营以牺牲160多名指战员的宝贵生命为代价，保证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撤离。
6月23日，东北军第一？五师进入瓦窑堡。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率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后，沿着秀延河支流李家川河川道向西前进，先后经磁窑、前滴哨、桑树坪等地，于24日到达凉水湾村(以上地名均属今子长县境内)。此后，毛泽东、周恩来来到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张闻天来到杨家园子村。杨家园子位于真武洞以北约25公里处延河东岸。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年谱》在6月23日条目下记载说：“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和军委各部开始西移保安(今志丹县)，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于本日到达桑树坪附近，后张闻天暂住瓦窑堡东三四十里的杨家园子，毛泽东、周恩来住凉水湾。”《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6页。
这里所说的“张闻天暂住瓦窑堡东三四十里的杨家园子”显然有误。瓦窑堡以东的杨家园子西距瓦窑堡约20公里，地处秀延河北岸，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瓦窑堡的要道。张闻天绝不会从瓦窑堡以西再返回瓦窑堡以东。这一处杨家园子，当为延河上游的杨家园子村，这里也是毛泽东、周恩来6月15日致彭德怀等电报中所说的中央和军委机关西迁途中的“转运休息地点”之一。
7月1日，秦邦宪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到达保安城。两天之后的7月3日，《红色中华》报在保安出版发行。这一期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编辑部7月2日发出的致各级通信员同志的公开信，信的全文如下：“为了迅速促成西北抗日大联合，加强对陕甘宁新苏区的领导，争取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早实现，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由瓦瑶(窑)堡移住志丹县(前保安县)城办公。以后各地通信员的通讯稿件请一律寄志丹县本社为荷。”
志丹县原为保安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将军在红军东征前线的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为纪念刘志丹将军，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但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保安县。
7月9日在保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社论指出：
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已定都志丹城，志丹已成为我们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定都志丹呢？它有下列的意义：
(一)志丹是陕甘宁苏区比较适中的地方，定都志丹为的是迅速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使它成为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
(二)志丹接近陕北，更便利于指挥与领导陕北的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
(三)便利于争取东线、南线的军队，成为抗日友军。
(四)更清楚地指出，我们退出瓦窑堡，绝对不是放弃陕北苏区，绝对不是逃跑。而是依靠这个苏区的中心，造成西北抗日联合的大局面。
志丹县成为赤色首都了，因之志丹县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志丹县成为模范的苏区，抗日的根据地，做全国抗日的模范。要使达到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必须首先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志丹县面临的三大任务：(一)进行游击战争，消灭团匪。(二)争取群众。(三)加强党的组织，使志丹成为巩固的抗日的中心。
为了加强保安的警备工作，军委任命王智涛为保安城防司令。当年8月1日起，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兼任保安城防司令。
安塞会议前后。
彭德怀从5月下旬率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西征红军三路大军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连战皆捷。6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西征战役的战果。电报说：自盐池经红柳沟至甜水堡、豫旺，同心城之线以南，新城堡、吴起镇、阜城、新兴坪、山角城至七营，这一扩大区域围寨均已攻破，但碉堡寨于7月中旬才能拆毁完。②《彭德怀年谱》，第149页。
电报还汇报对敌军争取工作的情况：东北军现已不封锁我方来往，给何柱国及其师长均写了信，邓宝珊、马鸿逵处已派人前去，马步芳、马步青处正在物色人选。目前，何柱国、董英斌部对我军态度有些改变，近来已不扰乱进攻了。②彭德怀电报中提到的何柱国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骑兵军下辖五个师，分别是第三师(师长郭希鹏)、第四师(师长王奇峰)、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第七师(师长门炳岳)、第十师(师长檀自新)。部队驻扎于宁夏固原至陕西凤翔一线。
何柱国(1897―1985)，别号铸戈。广西容县人。1917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骑兵科学习。1919年5月回国。此后，历任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战术教官、编译员、骑兵队队长。后任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兼骑兵科主任，东北军团长、旅长、师长。1933年初，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同年12月，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同年8月，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
彭德怀电报中提到的董英斌是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五十七军下辖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一？六师(师长沈克)、一二？师(师长常经武)、一？九师。其中的一？九师在直罗镇战役被歼灭后，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后该师重新组建，师长由贺奎担任。第五十七军驻地在甘肃庆阳、合水一带。
彭德怀的电报中反映了红军与东北军在互不侵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举行了两次延安会谈之后，感到心情振奋。他在1955年12月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道：“同周恩来会谈之后，(学)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张学良遗稿》，第167页。
由此可见，红军与东北军共同商定的关于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国际通道”等问题，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同时，这次会谈还就东北军为即将北上的红军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让开通道的问题有了约定。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合署名发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的电报中，分析了目前形势，并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电报希望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乘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红)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即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3―544页。
杨家圪台会议结束后，张闻天于5月11日启程返回瓦窑堡，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前往延川县太相寺(今属关庄乡)，周恩来则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当时称肤施)城内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东北军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周恩来结束了与张学良的会谈后，于5月13日来到延川太相寺，出席了正在这里举行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这次会谈是否达成了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献档案资料的印证。但是，会谈的成果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年7月2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签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今年4月，“我们派(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5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学良)会面谈了一次，两次均谈的非常恳切”，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抗日联俄联共的决心。《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8页。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延安会谈结束六天之后，也就是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与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介石)、阎(锡山)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84页。
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战役，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1、543页。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东北军工作问题和陕甘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张浩、李维汉、李富春、萧劲光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②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是要巩固、壮大东北军，抗日组织要加紧扩大，党的组织要谨慎，突击不适宜。”“目前对五十七军要加紧工作，对他们采取策略要在苏区好好解释”，要说“两个部队都是抗日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的口号，“枪口朝天放”可做一运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7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5―316页。
会议还决定加强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彭德怀、萧劲光、欧阳钦、边章五为委员。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华苏维埃。
中央政府迁都保安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突发脑溢血，虽经多方抢救无效而逝世。一直将两广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视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欲乘为胡汉民治丧之机，要求两广服从中央，并试图分化广东、广西实力派，以便予以各个击破。时任国民政府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陈济棠，遂与时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的李宗仁、时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的白崇禧联络，决定公开反蒋。6月1日，陈济棠与李宗仁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提出：“时危事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89页。
第二天，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又将此电公开通电全国。6月4日，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迅速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②次日，两广联军即以北上抗日为名，出兵湖南。震惊一时的两广事变就此爆发。蒋介石鉴于当时日本在华北不断增兵，唯恐日本乘机而入，不敢在南方用兵，力图和平解决争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蒋介石又多次督促东北军包围西北苏区部队，向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瓦窑堡发动进攻。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主要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介石)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1页。
当天，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并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大会，并实现下列纲领：“(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叛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叛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叛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1―552页。
两天之后，鉴于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逼近的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4日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会议还进一步研究了两广事变问题。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长萧劲光、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转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杨至诚并告彭德怀。电报指出：“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似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15日可进至水坪、蟠龙、安塞之线。绥(德)清(涧)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2、552―553页。
周恩来当天也致电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8页。
6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电报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窑堡)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今属安塞县化子坪乡)及吴起镇(今吴起县城)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电报还强调指出：“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③
针对6月初由山西柳林县军渡渡口渡河入陕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三军和阎锡山所部第七十二师、第二？九旅已占领吴堡一带，并向西北苏区逐步蚕食推进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于6月15日先后发布命令，命令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和政委蔡树藩于17日赶到延川线，准备侧击由清涧或永坪方向向瓦窑堡进攻的中央军；命令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率部赶到延川冯家坪(位于永坪以东10公里处)待命。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9、318―319页。
经过周恩来与王以哲的电报交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部队于6月18日和19日先后退出蟠龙、永坪。19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瓦窑堡的安全形势稍显缓和。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将于7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53页。
中共中央还表示，中共愿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的抗日事业，并呼吁国民党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对日作战。④。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的指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包括10项内容：
(一)对东北军的估计。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二)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叛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七)凡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八)办事处与工作委员会的统一与区别。“办事处是一个专门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较办事处应该是更轻便与简单的组织”。(九)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十)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93―1894页。
6月21日上午10时，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其中提到：“我们始终没有离开瓦(窑堡)市，万不得已时，则移保安或吴起。”《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6页。
就在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国民党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旅(旅长高双成)部张云衢率领的骑兵营和民团共1000余人，由横山石湾出动，奔袭瓦窑堡。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红军大学步兵营营长韦国清奉命率部前往瓦窑堡以东的吴家寨子一带阻击敌人。吴家寨子是由横山石湾经涧峪岔、玉家湾通往瓦窑堡的必经之路。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阻击了张云衢部的进攻，红军大学步兵营以牺牲160多名指战员的宝贵生命为代价，保证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撤离。
6月23日，东北军第一？五师进入瓦窑堡。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率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后，沿着秀延河支流李家川河川道向西前进，先后经磁窑、前滴哨、桑树坪等地，于24日到达凉水湾村(以上地名均属今子长县境内)。此后，毛泽东、周恩来来到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张闻天来到杨家园子村。杨家园子位于真武洞以北约25公里处延河东岸。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年谱》在6月23日条目下记载说：“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和军委各部开始西移保安(今志丹县)，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于本日到达桑树坪附近，后张闻天暂住瓦窑堡东三四十里的杨家园子，毛泽东、周恩来住凉水湾。”《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6页。
这里所说的“张闻天暂住瓦窑堡东三四十里的杨家园子”显然有误。瓦窑堡以东的杨家园子西距瓦窑堡约20公里，地处秀延河北岸，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瓦窑堡的要道。张闻天绝不会从瓦窑堡以西再返回瓦窑堡以东。这一处杨家园子，当为延河上游的杨家园子村，这里也是毛泽东、周恩来6月15日致彭德怀等电报中所说的中央和军委机关西迁途中的“转运休息地点”之一。
7月1日，秦邦宪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到达保安城。两天之后的7月3日，《红色中华》报在保安出版发行。这一期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编辑部7月2日发出的致各级通信员同志的公开信，信的全文如下：“为了迅速促成西北抗日大联合，加强对陕甘宁新苏区的领导，争取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早实现，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由瓦瑶(窑)堡移住志丹县(前保安县)城办公。以后各地通信员的通讯稿件请一律寄志丹县本社为荷。”
志丹县原为保安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将军在红军东征前线的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为纪念刘志丹将军，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但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保安县。
7月9日在保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社论指出：
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已定都志丹城，志丹已成为我们赤色的京都了。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定都志丹呢？它有下列的意义：
(一)志丹是陕甘宁苏区比较适中的地方，定都志丹为的是迅速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使它成为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
(二)志丹接近陕北，更便利于指挥与领导陕北的游击战争，保卫老苏区。
(三)便利于争取东线、南线的军队，成为抗日友军。
(四)更清楚地指出，我们退出瓦窑堡，绝对不是放弃陕北苏区，绝对不是逃跑。而是依靠这个苏区的中心，造成西北抗日联合的大局面。
志丹县成为赤色首都了，因之志丹县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志丹县成为模范的苏区，抗日的根据地，做全国抗日的模范。要使达到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必须首先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志丹县面临的三大任务：(一)进行游击战争，消灭团匪。(二)争取群众。(三)加强党的组织，使志丹成为巩固的抗日的中心。
为了加强保安的警备工作，军委任命王智涛为保安城防司令。当年8月1日起，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兼任保安城防司令。
安塞会议前后。
彭德怀从5月下旬率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西征红军三路大军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连战皆捷。6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西征战役的战果。电报说：自盐池经红柳沟至甜水堡、豫旺，同心城之线以南，新城堡、吴起镇、阜城、新兴坪、山角城至七营，这一扩大区域围寨均已攻破，但碉堡寨于7月中旬才能拆毁完。②《彭德怀年谱》，第149页。
电报还汇报对敌军争取工作的情况：东北军现已不封锁我方来往，给何柱国及其师长均写了信，邓宝珊、马鸿逵处已派人前去，马步芳、马步青处正在物色人选。目前，何柱国、董英斌部对我军态度有些改变，近来已不扰乱进攻了。②彭德怀电报中提到的何柱国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骑兵军下辖五个师，分别是第三师(师长郭希鹏)、第四师(师长王奇峰)、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第七师(师长门炳岳)、第十师(师长檀自新)。部队驻扎于宁夏固原至陕西凤翔一线。
何柱国(1897―1985)，别号铸戈。广西容县人。1917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骑兵科学习。1919年5月回国。此后，历任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战术教官、编译员、骑兵队队长。后任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兼骑兵科主任，东北军团长、旅长、师长。1933年初，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同年12月，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同年8月，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
彭德怀电报中提到的董英斌是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五十七军下辖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一？六师(师长沈克)、一二？师(师长常经武)、一？九师。其中的一？九师在直罗镇战役被歼灭后，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后该师重新组建，师长由贺奎担任。第五十七军驻地在甘肃庆阳、合水一带。
彭德怀的电报中反映了红军与东北军在互不侵犯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举行了两次延安会谈之后，感到心情振奋。他在1955年12月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道：“同周恩来会谈之后，(学)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张学良遗稿》，第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