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联 合 篇(1)
中共中央决定实行“逼蒋抗日”从7月10日起，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始在南京举行。7月13日，蒋介石在会上作关于外交的限度与组织国防会议之意义的报告。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5页。
但是，蒋介石在报告中又说：“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②。
7月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大会宣读的大会宣言中称：“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宣言称：“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也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完整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略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急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97―1898页。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无疑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一种进步。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张浩、林伯渠、李维汉、陆定一、林彪、李克农、周兴、杨尚昆、潘汉年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页。
毛泽东说：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②③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页。
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③毛泽东还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④。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毛泽东的报告，我是同意的。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6页。
张闻天指出：全国形势是抗日运动更推进了一步。两广事件更给了国民党很多的教训，强烈的抗日要求更促使他们分裂。“在这分裂中，不能不使南京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也表现他的动摇。”⑥张闻天说：“我们不仅要巩固我们的力量，我们更要准备联结很多力量，尽量使蒋(介石)孤立，防止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要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但不是用关门主义来巩固我们的力量，而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6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张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并指出，在与南京谈判时提出停止内战和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2―323页。
周恩来指出，目前任务的中心是实现西北的大联合，在东线开展游击战争；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三个方面军的会合是大的胜利。③。
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叛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568页。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并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于8月1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中央政治局8月10日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8―569页。
电报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地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②。
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这一“公开宣言”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也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②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4、429、430―431页。
《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②《致国民党书》指出：“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③《致国民党书》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的建议，并指出：“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2―433页。
为了实践《致国民党书》中提出的“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这一庄严的承诺，毛泽东在同年9月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规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6―448页。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又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5页。
在此之后的9月8日，由毛泽东起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合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②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8、438―439、439页。
电报还要求红二、四方面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炳文)、王(均)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②电文还通报了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并希望“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柱国)、于(学忠)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柱国)与蒋(介石)有联系，张(学良)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③。
中国共产党确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确定和实践，为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和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致函杨虎城：
“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召开的会议作出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之后，毛泽东于8月13日致函杨虎城，信的全文如下：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施，即延安)洛(川)，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6―417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函当时担任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总参议的杜斌丞先生。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文彬)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86页。
毛泽东派往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联络的是担任自己秘书的张文彬。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四纵队政委。曾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之后，任毛泽东的秘书。
带着毛泽东致杨虎城将军和杜斌丞先生的信，张文彬于8月26日来到西安。在杨虎城部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副营长童陆生的安排下，张文彬住在宪兵营营副谢晋生的家中。30日晚上，张文彬与时任杨虎城随从秘书兼机要秘书的王菊人进行了正式谈话。
王菊人(1906―1985)，陕西蒲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蒲城县委书记、中共蒲城县委代理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党组织失掉联系。后投奔杨虎城，任杨虎城的随从秘书、机要秘书。
根据张文彬在这次谈话后于9月1日晚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张文彬与王菊人所谈重要问题如下：
一、近杨(虎城――下同)正觉形势急迫，急欲与我谈，要与建立交通，故对我方所提初步实现之协定完全同意并具体决定如下：
1？互不侵犯。渠表示过去即已实际执行，但民团方面则未能做到，因不能直接命令，现可完全接近我意，以训练为名将各地民团分别集中于指定地点抑制其活动。即有个别问题亦必保障不使继续(此点经我再谈亦认尽力做到不使发生个别问题――原注，以下均同)与发生。不组保甲。渠部队主力集结？县(今富县)以南，延安、延长一带，只以最少数作警戒与掩饰性质，并为更利于接近我方及交通保障，拟调阎(揆要)团(警二团)，但恐孙蔚如生怀疑，故阎(揆要)虽已收〔受〕领任务但尚在省未去，欲再考虑最后决定。
2？通商与取消经济封锁。渠亦表示过去事实上未封锁过，但惜未建立与我正式交通关系，现先派定二人专负此责，前面驻一人，西京驻一人，同时我们亦派二人分驻前后。渠原欲以五辆汽车，因车夫缺，暂以二辆汽车专供交通用，较好的汽车夫已找到一个，欲请我方亦找一个，以免发生意外。除此作我通商办法外，所有驻地允群众自由经营出入，但不欲公开组织自由市场，恐过于公开。初则欲将前面交通站不设延安，而以？县(今富县)或太白镇(今属甘肃省西峰市)，这一方面，后再三谈，已允在肤施(今延安)。
3？双方联络，允立即做，并希双方军事情报密切确实，不带宣传性(此点渠未指明何种宣传性，我面述及我军事情报素来确切而不虚伪，对友军作实情通报性质，即一般政治宣传亦无不根据事实发表――此点拟在与杨见面正式确定时再申述)，渠愿将蒋方一切军事就知者告我。
二、渠提出杨以目前政治形势之急迫(意指绥与桂)，不以上述三项协定为满足，提拟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杨并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请以我、张(学良)、杨三方会议解决(他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在谈上述三项协定之先)。据我观察，渠欲以此试探我方军事行动及张(学良)与我关系，和有无背他处。我当答复：杨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议发动，我方甚为欣喜。愿杨能提出具体意见。但第一，我、杨双方尚无合作前提(意指上述三项初步协定)与共同意志在事实上的表征，希能脚踏实地真诚做出，不徒空谈。第二，对张(学良)方情形我不清楚，对关系第三者情事似非单方可以解决。如真有此种情势与发展到此必要时，当由各方共同会议筹划。届时或有四五方、六七方面亦未可知。但我均无事实根据。尤在此时，我、杨双方尚未有初步、明确协定，前提似觉尚谈不到，而不便作徒空推测。彼曾为此争辩，杨方早有诚意与事实证明，而认我无诚意与合作，后仍融洽。
三、其他，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问题，均谈及。我除根据党的策略表示我们意见外，并建议杨即须有自己政治组织，巩固自己部队和防止法西斯侵入。渠表示接受，一月前已有过开始工作，但无效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0―92页。
张文彬在报告中还建议，选派与第十七路军联络的“交通人才必须灵活而慎重，且在东北军无关系之人。”②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2―93、92―93、92―93、96页。
张文彬建议，对已建立的与第十七路军联系的两条交通线“严密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免意外，而因小失大。”②张文彬在报告中认为：“就现在情况，我们初步提议是不成问题可以解决实现的。但其所说‘军事变动’、‘整个军事行动意见’则不过欲徒提空言，摸我动向，避我与他冲突，我拟适应彼之情绪与要求，除实现初步协定外，并作进一步的推动。”③。
张文彬在与王菊人商谈后，一再提出与杨虎城将军会晤，但杨虎城“托病拒见”。据张文彬在9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杨虎城“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军)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六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二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④。
张文彬在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与杨虎城会晤时双方就抗日合作问题达成的口头协定内容：
1？互不侵犯。
A？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
B？杨负责抑制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组织保甲。
C？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
A？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区)方(面)国家贸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
C？苏(区)方(面)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军驻军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3？建立军事联络。
A？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
B？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②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6―98页。
张文彬在报告中说：“以上各项经我首先提出后，杨(虎城)即发言大意谓：各项均能同意，双方意见均无冲突处。”②。
根据张文彬的报告，杨虎城在会谈时表示：“因为十七路(军)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③张文彬回答说：“与南京应付是需要的，但必须努力实际的抗日准备和防止并打击蒋(介石)的破坏阴谋。”②③④⑤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6―98、99―100、99―100、99―100、99―100、99―100页。
在会谈中，杨虎城还表示由于“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张文彬答复说：“我方从未有此企图，不过愿其立即成为坚强的抗日友军。”张文彬还建议杨虎城“立即进行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抗日纲领和自己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起来。”②在会谈中，杨虎城表示：“西北要张(学良)领导，但感张(学良)部复杂，有法西(斯分子)、有汉奸分子，张(学良)亦为继父业，非经苦经营，恐有不可靠处。”③张文彬在报告中分析了杨虎城提出这一问题的动机，“一是要慎重乘机，一是要侦察我与张(学良)究有何种关系。”④张文彬回答说：“对张(学良)本人及部队情形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国条件，有许多条件足以改变的。”⑤张文彬还希望杨虎城“根据本人革命历史和意志，及共处西北利害相关(的关系)，应信力推动。”⑥ 。
张文彬在与杨虎城的会谈中，还谈到了红军开辟根据地问题，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会议的召开以及苏联援助问题。
张文彬在与杨虎城会谈后，又于9月7日与杨虎城指派的王菊人、崔孟博二人一起，具体商定了实行口头协定的办法。根据张文彬在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双方具体商定如下：
1？十七路(军)现尚未接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防区)，将以十七师王(劲哉)派驻最前线，旅部将在？州(今富县)、肤施(今延安)及其以北到潘〔蟠〕龙止，均以最少数部队营连分驻(潘〔蟠〕龙是否驻还不定――原注)，十七路(军)主力均在？州以南，以备有事。整个部署俟决定后当再电告。
但是，蒋介石在报告中又说：“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②。
7月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大会宣读的大会宣言中称：“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宣言称：“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也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完整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略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急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97―1898页。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无疑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一种进步。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张浩、林伯渠、李维汉、陆定一、林彪、李克农、周兴、杨尚昆、潘汉年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页。
毛泽东说：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②③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页。
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③毛泽东还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④。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毛泽东的报告，我是同意的。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6页。
张闻天指出：全国形势是抗日运动更推进了一步。两广事件更给了国民党很多的教训，强烈的抗日要求更促使他们分裂。“在这分裂中，不能不使南京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也表现他的动摇。”⑥张闻天说：“我们不仅要巩固我们的力量，我们更要准备联结很多力量，尽量使蒋(介石)孤立，防止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要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但不是用关门主义来巩固我们的力量，而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56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张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并指出，在与南京谈判时提出停止内战和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2―323页。
周恩来指出，目前任务的中心是实现西北的大联合，在东线开展游击战争；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三个方面军的会合是大的胜利。③。
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叛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7―568页。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并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于8月1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中央政治局8月10日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8―569页。
电报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地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②。
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这一“公开宣言”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一贯主张，也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②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4、429、430―431页。
《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②《致国民党书》指出：“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③《致国民党书》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的建议，并指出：“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2―433页。
为了实践《致国民党书》中提出的“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这一庄严的承诺，毛泽东在同年9月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规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6―448页。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又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5页。
在此之后的9月8日，由毛泽东起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合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②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8、438―439、439页。
电报还要求红二、四方面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炳文)、王(均)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②电文还通报了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并希望“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柱国)、于(学忠)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柱国)与蒋(介石)有联系，张(学良)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③。
中国共产党确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确定和实践，为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和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致函杨虎城：
“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召开的会议作出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之后，毛泽东于8月13日致函杨虎城，信的全文如下：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施，即延安)洛(川)，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6―417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函当时担任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总参议的杜斌丞先生。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文彬)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86页。
毛泽东派往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联络的是担任自己秘书的张文彬。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四纵队政委。曾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之后，任毛泽东的秘书。
带着毛泽东致杨虎城将军和杜斌丞先生的信，张文彬于8月26日来到西安。在杨虎城部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副营长童陆生的安排下，张文彬住在宪兵营营副谢晋生的家中。30日晚上，张文彬与时任杨虎城随从秘书兼机要秘书的王菊人进行了正式谈话。
王菊人(1906―1985)，陕西蒲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蒲城县委书记、中共蒲城县委代理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党组织失掉联系。后投奔杨虎城，任杨虎城的随从秘书、机要秘书。
根据张文彬在这次谈话后于9月1日晚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张文彬与王菊人所谈重要问题如下：
一、近杨(虎城――下同)正觉形势急迫，急欲与我谈，要与建立交通，故对我方所提初步实现之协定完全同意并具体决定如下：
1？互不侵犯。渠表示过去即已实际执行，但民团方面则未能做到，因不能直接命令，现可完全接近我意，以训练为名将各地民团分别集中于指定地点抑制其活动。即有个别问题亦必保障不使继续(此点经我再谈亦认尽力做到不使发生个别问题――原注，以下均同)与发生。不组保甲。渠部队主力集结？县(今富县)以南，延安、延长一带，只以最少数作警戒与掩饰性质，并为更利于接近我方及交通保障，拟调阎(揆要)团(警二团)，但恐孙蔚如生怀疑，故阎(揆要)虽已收〔受〕领任务但尚在省未去，欲再考虑最后决定。
2？通商与取消经济封锁。渠亦表示过去事实上未封锁过，但惜未建立与我正式交通关系，现先派定二人专负此责，前面驻一人，西京驻一人，同时我们亦派二人分驻前后。渠原欲以五辆汽车，因车夫缺，暂以二辆汽车专供交通用，较好的汽车夫已找到一个，欲请我方亦找一个，以免发生意外。除此作我通商办法外，所有驻地允群众自由经营出入，但不欲公开组织自由市场，恐过于公开。初则欲将前面交通站不设延安，而以？县(今富县)或太白镇(今属甘肃省西峰市)，这一方面，后再三谈，已允在肤施(今延安)。
3？双方联络，允立即做，并希双方军事情报密切确实，不带宣传性(此点渠未指明何种宣传性，我面述及我军事情报素来确切而不虚伪，对友军作实情通报性质，即一般政治宣传亦无不根据事实发表――此点拟在与杨见面正式确定时再申述)，渠愿将蒋方一切军事就知者告我。
二、渠提出杨以目前政治形势之急迫(意指绥与桂)，不以上述三项协定为满足，提拟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杨并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请以我、张(学良)、杨三方会议解决(他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在谈上述三项协定之先)。据我观察，渠欲以此试探我方军事行动及张(学良)与我关系，和有无背他处。我当答复：杨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议发动，我方甚为欣喜。愿杨能提出具体意见。但第一，我、杨双方尚无合作前提(意指上述三项初步协定)与共同意志在事实上的表征，希能脚踏实地真诚做出，不徒空谈。第二，对张(学良)方情形我不清楚，对关系第三者情事似非单方可以解决。如真有此种情势与发展到此必要时，当由各方共同会议筹划。届时或有四五方、六七方面亦未可知。但我均无事实根据。尤在此时，我、杨双方尚未有初步、明确协定，前提似觉尚谈不到，而不便作徒空推测。彼曾为此争辩，杨方早有诚意与事实证明，而认我无诚意与合作，后仍融洽。
三、其他，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问题，均谈及。我除根据党的策略表示我们意见外，并建议杨即须有自己政治组织，巩固自己部队和防止法西斯侵入。渠表示接受，一月前已有过开始工作，但无效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0―92页。
张文彬在报告中还建议，选派与第十七路军联络的“交通人才必须灵活而慎重，且在东北军无关系之人。”②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2―93、92―93、92―93、96页。
张文彬建议，对已建立的与第十七路军联系的两条交通线“严密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免意外，而因小失大。”②张文彬在报告中认为：“就现在情况，我们初步提议是不成问题可以解决实现的。但其所说‘军事变动’、‘整个军事行动意见’则不过欲徒提空言，摸我动向，避我与他冲突，我拟适应彼之情绪与要求，除实现初步协定外，并作进一步的推动。”③。
张文彬在与王菊人商谈后，一再提出与杨虎城将军会晤，但杨虎城“托病拒见”。据张文彬在9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杨虎城“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军)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六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二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④。
张文彬在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与杨虎城会晤时双方就抗日合作问题达成的口头协定内容：
1？互不侵犯。
A？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
B？杨负责抑制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组织保甲。
C？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
A？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区)方(面)国家贸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
C？苏(区)方(面)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军驻军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3？建立军事联络。
A？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
B？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②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6―98页。
张文彬在报告中说：“以上各项经我首先提出后，杨(虎城)即发言大意谓：各项均能同意，双方意见均无冲突处。”②。
根据张文彬的报告，杨虎城在会谈时表示：“因为十七路(军)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③张文彬回答说：“与南京应付是需要的，但必须努力实际的抗日准备和防止并打击蒋(介石)的破坏阴谋。”②③④⑤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6―98、99―100、99―100、99―100、99―100、99―100页。
在会谈中，杨虎城还表示由于“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张文彬答复说：“我方从未有此企图，不过愿其立即成为坚强的抗日友军。”张文彬还建议杨虎城“立即进行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抗日纲领和自己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起来。”②在会谈中，杨虎城表示：“西北要张(学良)领导，但感张(学良)部复杂，有法西(斯分子)、有汉奸分子，张(学良)亦为继父业，非经苦经营，恐有不可靠处。”③张文彬在报告中分析了杨虎城提出这一问题的动机，“一是要慎重乘机，一是要侦察我与张(学良)究有何种关系。”④张文彬回答说：“对张(学良)本人及部队情形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国条件，有许多条件足以改变的。”⑤张文彬还希望杨虎城“根据本人革命历史和意志，及共处西北利害相关(的关系)，应信力推动。”⑥ 。
张文彬在与杨虎城的会谈中，还谈到了红军开辟根据地问题，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会议的召开以及苏联援助问题。
张文彬在与杨虎城会谈后，又于9月7日与杨虎城指派的王菊人、崔孟博二人一起，具体商定了实行口头协定的办法。根据张文彬在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双方具体商定如下：
1？十七路(军)现尚未接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防区)，将以十七师王(劲哉)派驻最前线，旅部将在？州(今富县)、肤施(今延安)及其以北到潘〔蟠〕龙止，均以最少数部队营连分驻(潘〔蟠〕龙是否驻还不定――原注)，十七路(军)主力均在？州以南，以备有事。整个部署俟决定后当再电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