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联 合 篇(2)
2？民团将以消极的集中训练统一指挥名义严密纪律等抑制其活动，积极的方式是改造其个别不听从指挥者。(这对巩固杨在民团中的指挥都有关系，故他愿意如此做――原注)保甲组织以目前部队无政训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将来如有政训处也不致成大问题，至少可以采用东北军所用过的方法去抑制。
3？交通地点他们以在？州为好，我因离苏区太远，决在肤施及到甘泉的侧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义前后各驻一个，办理货物转运。至于人员的来往，另外由人负责以更谨慎。
4？电台可立即设立，只等你们把新约好的呼号密码收到通知我们以便开始联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7―98页。
张文彬在和杨虎城会谈前后，还拜访了杜斌丞先生，当面送交了毛泽东的信函。9月8日，张文彬在给毛泽东的另一份报告中写道：“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3页。
张文彬报告中提到的孙蔚如(1896―1979)是陕西长安人。1915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加入陕西靖国军，任连长。1922年加入杨虎城部队，先后任副营长、营长、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参谋长兼第二游击队司令、第十军参谋长、第二师代理师长、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1932年4月，任第三十八军军长。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就在张文彬奔赴西安之际，受孙蔚如的委托，担任中共临时陕西省委委员的孙作宾前往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汇报工作并传送孙蔚如的口信。
孙作宾(1909―2002)，陕西西安灞桥人。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杨虎城部第十七师中共军委书记。1932年5月任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曾三次参与组建中共临时陕西省委，任省委委员、汉中特委军委及汉中特委负责人。在孙作宾前往保安之前，专门与孙蔚如进行了面谈。孙蔚如表示了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愿望。孙作宾建议孙蔚如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国焘)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第62页。
孙作宾到达保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临时陕西省委的工作，并转述了孙蔚如的口信，毛泽东于9月3日致信孙蔚如，并要孙作宾“面陈孙军长”。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住肤(施)洛(川)，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作宾)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作宾)君面达。另附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4―95页。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写道：“虎城先生即此致意。”②。
孙作宾还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他特别汇报了中共地下党员阎揆要在十七路军特务二团所进行的秘密工作。阎揆要(1904―1994)，陕西佳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次年要任绥远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营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到陕北井岳秀部骑兵团任教官、干训队队长。参加清涧起义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兼第五队队长。1930年后到杨虎城部工作，先后任特务团副团长、团长等职。
9月23日，周恩来致信阎揆要。由于当时孙作宾已离开保安，周恩来给阎揆要的信由即将前往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的汪锋转交。周恩来在信中写道：“党的最近主张，除汪(锋)兄带去文件可以参照外，一切托汪(锋)兄面达。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特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5页。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下，经过张文彬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和精心运作，中共中央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张文彬作为中国共产党驻第十七路军的代表，长驻西安，其公开身份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述说：“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的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红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第一三四旅，武士敏并兼任潼关警备司令――引者注)，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士敏1936年秋)去南京陆(军)大(学)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91―192页。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虽然进展较快，但是一直备受毛泽东高度关注的双方之间电台联络问题，却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建立。
毛泽东说：“寇深祸亟，情切嘤鸣”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实行“逼蒋抗日”的战略决策后，一方面加强了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又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内部和各地方实力派人士之间广泛联络，以促成“逼蒋抗日”决策的最终实现。
早在此之前的当年夏天，毛泽东就起草了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署名的致高桂滋的信。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进入陕西陆军讲武堂学习。之后在陕军张凤？部和胡景翼部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7年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驻防于毗邻西北苏区的绥德地区。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信中提出了红军向高桂滋所部的八项建议，以作为双方开始实际谈判的基础。八项建议的内容是：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叛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叛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叛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叛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3―414页。
此后，为了便利出外联络各方之人员，中共中央又于7月15日油印了由毛泽东签名，并钤盖毛泽东印鉴的空白介绍信。介绍信的格式和内容如下：
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
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
毛泽东(签字)。
(并钤盖“毛泽东印”)。
七月十五日《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75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的会议结束的四天之后，也就是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毛泽东还诚挚地向宋子文提出：“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叛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②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0、422、418―419页。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信中写道：“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第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②。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称赞他“情殷抗日”。信中写道：“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③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决定派遣张金吾(张经武)“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并提出，“如荷同意，即以张(金吾)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8―419页。
毛泽东指派前往北平与宋哲元进行联络的张金吾，即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人。毕业于建国军军官学校，曾任湖北警备军副营长。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加入红军、历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三队队长、政治营营长、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第三师师长、中央警卫师政委、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广昌警备区司令员、军委总参谋部动员局局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长征途中，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第一梯队师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科长、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长。
还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国民党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毛泽东在信中向这些原西北军将领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0页。
在接连致信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当天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要求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并指出，“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1、577页。
9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署名的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明确提出了“抗日反蒋不能并提”的方针。电报指出：“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②。
就在当天，毛泽东一连发出四封信，分别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向他们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并同时随信送上8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和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邵力子有过密切的交往。毛泽东在信中说：“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页。
毛泽东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页。
，并在信的最后写道：“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②。
毛泽东在致王均的信中写道：“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8页。
毛泽东在致朱绍良的信中写道：“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并希望朱绍良“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毛泽东在信中最后写道：“尚祈致意蒋(介石)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④
毛泽东在致毛炳文的信中指出：“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并说：“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8页。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保安召开，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李维汉、林伯渠、董必武、王稼祥、徐特立、吴亮平、刘英、王观澜、郭洪涛、叶剑英、李克农、林彪、罗瑞卿、杨尚昆、冯文彬、陆定一、周兴、胡耀邦、潘汉年、郭滴人、张云逸、邓颖超、邓振询、刘长胜、蔡树藩和李德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②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80、580、580―581页。
毛泽东还指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②。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③。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毛泽东首先表示：“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1页。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过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②。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加入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1927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8年5月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2月，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执行委员、党组书记。同年3月，任左联党团书记。1931年春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3年春，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革军委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奉派前往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前往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6年1月13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潘汉年在莫斯科与时任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秘密谈判。1月17日和2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邓文仪又进行了两次正式谈判。1936年4月中旬，潘汉年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奉命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新编密码，以及继续进行从莫斯科谈判开始的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同年5月初，潘汉年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于7月中旬和下旬，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曾养甫进行了接触与谈判，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8月初，潘汉年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于8月8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随后，潘汉年被派往西安，从事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9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返回保安，出席了9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还提请她介绍与她“比较接近的中枢人员”，其中包括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时任国民党中央监督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时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和宋子文等，“与(潘)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1―442页。
在9月18日，毛泽东还致信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嚣、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指出：“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③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64页。
信中写道：“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③信中还指出：“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④。
蔡元培是以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为宗旨的光复会的发起人，也是较早加入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同盟会的盟员。1917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又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副主席。毛泽东于9月22日致信蔡元培，信中写道：“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1925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3页。
毛泽东希望蔡元培从抗日救国大义出发，“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叛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4、445页。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还写道：“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名教。”②。
当天，毛泽东还致信曾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的蒋光鼐、蔡廷锴，指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原注)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3―74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领导发动了两广事变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在此之前，由于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了武力进逼和分化收买的策略，使两广事变逐步得到平息。7月9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随后于13日被任命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7月18日，两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西南联合军总司令陈济棠宣布下野并前往香港。蒋介石遂控制了广东全省，并调四五十万大军围困广西，企图根本解决广西问题。9月初，蒋介石派代表与李宗仁等达成初步协议。9月14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表示：“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17页。
9月16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南宁分别宣布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71页。
信中还写道：“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③。
也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分别致函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希望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真正发动抗日战争。
3？交通地点他们以在？州为好，我因离苏区太远，决在肤施及到甘泉的侧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义前后各驻一个，办理货物转运。至于人员的来往，另外由人负责以更谨慎。
4？电台可立即设立，只等你们把新约好的呼号密码收到通知我们以便开始联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7―98页。
张文彬在和杨虎城会谈前后，还拜访了杜斌丞先生，当面送交了毛泽东的信函。9月8日，张文彬在给毛泽东的另一份报告中写道：“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3页。
张文彬报告中提到的孙蔚如(1896―1979)是陕西长安人。1915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加入陕西靖国军，任连长。1922年加入杨虎城部队，先后任副营长、营长、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参谋长兼第二游击队司令、第十军参谋长、第二师代理师长、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1932年4月，任第三十八军军长。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就在张文彬奔赴西安之际，受孙蔚如的委托，担任中共临时陕西省委委员的孙作宾前往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汇报工作并传送孙蔚如的口信。
孙作宾(1909―2002)，陕西西安灞桥人。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杨虎城部第十七师中共军委书记。1932年5月任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曾三次参与组建中共临时陕西省委，任省委委员、汉中特委军委及汉中特委负责人。在孙作宾前往保安之前，专门与孙蔚如进行了面谈。孙蔚如表示了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愿望。孙作宾建议孙蔚如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国焘)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第62页。
孙作宾到达保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临时陕西省委的工作，并转述了孙蔚如的口信，毛泽东于9月3日致信孙蔚如，并要孙作宾“面陈孙军长”。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住肤(施)洛(川)，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作宾)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作宾)君面达。另附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94―95页。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写道：“虎城先生即此致意。”②。
孙作宾还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他特别汇报了中共地下党员阎揆要在十七路军特务二团所进行的秘密工作。阎揆要(1904―1994)，陕西佳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次年要任绥远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营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到陕北井岳秀部骑兵团任教官、干训队队长。参加清涧起义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兼第五队队长。1930年后到杨虎城部工作，先后任特务团副团长、团长等职。
9月23日，周恩来致信阎揆要。由于当时孙作宾已离开保安，周恩来给阎揆要的信由即将前往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的汪锋转交。周恩来在信中写道：“党的最近主张，除汪(锋)兄带去文件可以参照外，一切托汪(锋)兄面达。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特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5页。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下，经过张文彬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和精心运作，中共中央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张文彬作为中国共产党驻第十七路军的代表，长驻西安，其公开身份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述说：“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的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红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第一三四旅，武士敏并兼任潼关警备司令――引者注)，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士敏1936年秋)去南京陆(军)大(学)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91―192页。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虽然进展较快，但是一直备受毛泽东高度关注的双方之间电台联络问题，却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建立。
毛泽东说：“寇深祸亟，情切嘤鸣”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实行“逼蒋抗日”的战略决策后，一方面加强了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又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内部和各地方实力派人士之间广泛联络，以促成“逼蒋抗日”决策的最终实现。
早在此之前的当年夏天，毛泽东就起草了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署名的致高桂滋的信。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进入陕西陆军讲武堂学习。之后在陕军张凤？部和胡景翼部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7年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驻防于毗邻西北苏区的绥德地区。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信中提出了红军向高桂滋所部的八项建议，以作为双方开始实际谈判的基础。八项建议的内容是：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叛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叛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叛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叛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3―414页。
此后，为了便利出外联络各方之人员，中共中央又于7月15日油印了由毛泽东签名，并钤盖毛泽东印鉴的空白介绍信。介绍信的格式和内容如下：
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
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
毛泽东(签字)。
(并钤盖“毛泽东印”)。
七月十五日《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75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的会议结束的四天之后，也就是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毛泽东还诚挚地向宋子文提出：“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叛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②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0、422、418―419页。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信中写道：“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第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②。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称赞他“情殷抗日”。信中写道：“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③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决定派遣张金吾(张经武)“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并提出，“如荷同意，即以张(金吾)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8―419页。
毛泽东指派前往北平与宋哲元进行联络的张金吾，即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人。毕业于建国军军官学校，曾任湖北警备军副营长。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加入红军、历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三队队长、政治营营长、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第三师师长、中央警卫师政委、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广昌警备区司令员、军委总参谋部动员局局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长征途中，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第一梯队师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科长、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长。
还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分别致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国民党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毛泽东在信中向这些原西北军将领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0页。
在接连致信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当天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要求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并指出，“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1、577页。
9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署名的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明确提出了“抗日反蒋不能并提”的方针。电报指出：“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②。
就在当天，毛泽东一连发出四封信，分别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向他们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并同时随信送上8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和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邵力子有过密切的交往。毛泽东在信中说：“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页。
毛泽东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4―55页。
，并在信的最后写道：“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②。
毛泽东在致王均的信中写道：“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8页。
毛泽东在致朱绍良的信中写道：“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并希望朱绍良“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毛泽东在信中最后写道：“尚祈致意蒋(介石)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④
毛泽东在致毛炳文的信中指出：“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并说：“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8页。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保安召开，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李维汉、林伯渠、董必武、王稼祥、徐特立、吴亮平、刘英、王观澜、郭洪涛、叶剑英、李克农、林彪、罗瑞卿、杨尚昆、冯文彬、陆定一、周兴、胡耀邦、潘汉年、郭滴人、张云逸、邓颖超、邓振询、刘长胜、蔡树藩和李德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②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80、580、580―581页。
毛泽东还指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②。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③。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毛泽东首先表示：“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1页。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过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②。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加入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1927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8年5月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2月，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执行委员、党组书记。同年3月，任左联党团书记。1931年春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3年春，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革军委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奉派前往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前往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6年1月13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潘汉年在莫斯科与时任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秘密谈判。1月17日和2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邓文仪又进行了两次正式谈判。1936年4月中旬，潘汉年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奉命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新编密码，以及继续进行从莫斯科谈判开始的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同年5月初，潘汉年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于7月中旬和下旬，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曾养甫进行了接触与谈判，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8月初，潘汉年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于8月8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随后，潘汉年被派往西安，从事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9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返回保安，出席了9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还提请她介绍与她“比较接近的中枢人员”，其中包括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时任国民党中央监督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时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和宋子文等，“与(潘)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1―442页。
在9月18日，毛泽东还致信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嚣、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指出：“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③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64页。
信中写道：“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③信中还指出：“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④。
蔡元培是以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为宗旨的光复会的发起人，也是较早加入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同盟会的盟员。1917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又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副主席。毛泽东于9月22日致信蔡元培，信中写道：“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1925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3页。
毛泽东希望蔡元培从抗日救国大义出发，“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叛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4、445页。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还写道：“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名教。”②。
当天，毛泽东还致信曾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的蒋光鼐、蔡廷锴，指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原注)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3―74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领导发动了两广事变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在此之前，由于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了武力进逼和分化收买的策略，使两广事变逐步得到平息。7月9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随后于13日被任命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7月18日，两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西南联合军总司令陈济棠宣布下野并前往香港。蒋介石遂控制了广东全省，并调四五十万大军围困广西，企图根本解决广西问题。9月初，蒋介石派代表与李宗仁等达成初步协议。9月14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表示：“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17页。
9月16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南宁分别宣布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71页。
信中还写道：“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③。
也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分别致函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希望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真正发动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