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联 合 篇(3)
周恩来在致蒋介石的信函中指出：“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周恩来还提议“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如蒋介石先生仍徘徊歧路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8―329、329页。
在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中，周恩来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②。
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惨祸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为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叶剑英前往西安
从193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撤离瓦窑堡起，叶剑英作为红军东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一直在安塞指挥苏区东线游击战争，并参加领导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7月9日至10日，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会见了进访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8月18日，叶剑英在安塞白家坪(今属真武洞镇)致信周恩来。叶剑英在信中汇报了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建议：“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因杨(虎城)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②《红书简》第3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93―1094页。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命令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曾希圣“送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②，以便进一步加强对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我党在第十七路军中的秘密工作。
9月24日，叶剑英离开保安。同行的还有奉命前去南京方面联络的潘汉年，前去兰州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联络的彭雪枫和前去西安协助叶剑英工作的边章五。边章五(1900―1954)，原名边荣博，曾用名边章伍。河北省束鹿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1923年后，先后参加西北军、东北军、直鲁联军，任过排长、连长、营长、旅长。1931年任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六路军第八十旅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第四十师师长，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师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1933年5月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训练局局长。1934年12月任中革军委第五局局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革军委第一科科长、中革军委训练局局长。193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任军委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党支部书记。
叶剑英一行在离开安塞苏区后，即进行了化装。边章五打扮成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叶剑英作为长官的“马夫”，潘汉年成了长官的“秘书”，而彭雪枫则是长官的“副官”。他们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进行谈判而归来的“代表团”返回西安的名义，先后通过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防地，并于10月2日抵达西安。
10月4日晚，叶剑英和潘汉年前往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会见了张学良。叶剑英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抄件和《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了张学良，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希望与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针。张学良在谈话中表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是难以接受的。他建议叶剑英转告中共中央，由中共领袖写信给他，以要求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双方进行和谈的前提。这次会谈气氛融洽，双方“谈至深夜”。叶剑英和潘汉年随即将张学良的建议转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署名，致函张学良。信函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周恩来。
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9―450页。
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和叶剑英的抵达西安，曾使张学良感到东北军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即将实现，张学良回忆说：“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学)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学)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张学良遗稿》，第167页。
张学良在这封写于19年之后给蒋介石的信中所述，虽然将当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和近4个月之后的与叶剑英会面时序前后颠倒，但却反映了他在当时的真实心理活动。此后，张学良出资5万元现金，并让东北军被服厂赶制了1万套棉衣，还购置了一些食品，派军车秘密送到红军驻地。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对于红军无疑是雪中送炭。
就在张学良和叶剑英、潘汉年会谈的前一天下午，他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
海伦？福斯特(1907―1997)，美国犹他州芝加哥人。1931年8月来到上海，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秘书。1932年12月与埃德加？斯诺结为伴侣。次年3月，与斯诺定居北平(今北京)。1936年7月，斯诺进入西北苏区进行采访。留在北平的海伦在焦急地等待着丈夫消息的时候，意外地于9月初见到了来自西北苏区的王林。王林(1915―2004)，河北唐山人。青年时期在京、津、唐等地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7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秘书长。1935年6月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1936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同年6月，王林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代表，返回西北苏区汇报工作。随后，他即担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9月初，王林前往北平，他给海伦带来了斯诺的来信。斯诺在来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共同分享我的经历啊。你在这儿能得到多么生动的谈话和讨论，气氛迸发着炽热的火花。”《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53页。
海伦接到信后，立即前往西安，希望能有机会前往苏区。她在西安滞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遇。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学良从刘鼎处得到了斯诺夫人海伦已来到西安的消息。张学良希望通过海伦向英国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宣传西北的局势。10月3日下午6时，海伦如约来到位于南院门的西北“剿总”驻地，同张学良会见。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社、天津《大公报》驻陕记者。但张学良却要求他们不能发表有关这次谈话的任何报道。
在这次会见中，海伦就当前时局和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向张学良进行了采访。10月5日，海伦乘火车离开西安，返回北平。随后，她就迅速将电讯稿用海底电报传送到英国。10月8日，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登了海伦所写的报道。报道全文如下：
陕西西安府10月4日电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
“九一八”后的一天，当少帅在1？2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1936年9月18日，“东救”筹委会组织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时，城内贴满了爱国标语(警察没有去撕)，“九一八”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抗击日本，光复国土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只有抗击日本，中国才能复兴！抗日是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出路！只有抗日，才能确保世界和平！只有抗日，中国的真正统一才能实现！(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今天下午，西安率先成立了拥有200名创始会员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其中包括少帅的几位秘书、官兵、文职官员、教师、学生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旅居西安的东北人。大会通过了电敦绥远抗日将士的决议。会上还通过了其他的决议，如：向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同其他民众救亡会合作；为军、烈属募捐资金，支持东北义勇军和绥远抗日部队；组织妇女护理队；慰问绥远将士。
10月3日，在同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张少帅向报界发表了重要声明，就当前防务问题，提出了新的政策。谈话内容如下：
(一)问：现在中日关系已至一新的危机，司令对于国防问题有何新改革？答：(1)和平局面之决定，非在中国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许中国走向和平之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必从事最后牺牲。(2)外报前传西北五省酝酿独立及实行联俄之说，乃纯属谣言。(3)余个人及西北将领，绝对拥护中国统一行动，并服从领袖，执行任何一致对外之策略。余敢代表全体东北武装同志，不论任何时间对外，均愿效前驱，死于国防的第一线上。
(二)问：目前中国有一种爱国运动在开展中，如学生运动，彼等有极确切国防计划，例如要求民权自由，抗日运动自由，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立刻对日作战。自从司令去冬援助释放北平被捕东北学生，许多民众特别是学生，均公认司令同情此种爱国运动。不知司令有何感想？答：只要此种运动系合理合法的，政府一定允许，惟有时政府亦有苦衷在也。
(三)问：日本决定要贯彻广田三原则，似已明显，并已在华北进行中，司令以为如何？答：据余所知，政府并未接受此三项原则。须知政府必须遵从民意，中国民众是永久的不能接受此三项原则。所以即或政府欲依此项条件与日本进行交涉而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例如，民国四年北京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但民众永不承认。
(四)问：最近发生之成都、汉口、北海、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关系更系危机，司令以为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压迫抗日运动或拒绝日方之要求乎？答：对不住，余非政府当局，个人不能答复。(遂以个人身份声明)余深信中国真正统一，可期而待。因之对外抗战，必操胜利。余这样相信的。就是日本自从侵占东北以来多次势欲爆发之内战，均因全国上下渴望统一，以便一致对外。所以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
(五)问：然于中央政府和赤匪之内战，司令是否认为真正统一亦必须停止此项战争？据说东北军队不欲继续此项战争，唯欲立即发动一合作之抗日战争以代之。答：余及西北高级将领绝对拥护政府，服从领袖。信若共产党真能在政府领导下，一致对抗侵略者，此问题或可能依西南问题而和平解决之。《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54―256页。
海伦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0月9日，在天津出版的英文《华北星报》转发了这一报道。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予以刊登。10月9日出版的上海《申报》刊登了题为《读张学良将军谈话》的署名文章。文章对张学良“开始认识了民众的力量”，“明白表示了他真诚的意见”，赞扬备至，并且“祝望张将军能以决心的抗争把过去一身的垢辱完全洗刷净尽”。《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56页。
就在海伦的报道发表之后不久，进访西北苏区的埃德加？斯诺于10月12日离开保安，10月20日抵达西安。五天之后，斯诺回到了北平。11月12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斯诺的文章《毛泽东访问记》。这篇来自红星照耀下的西北苏区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不到一年之后，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惊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又过了四个月，上海复社出版了以《西行漫记》为书名的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在张学良的谈话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时候，毛泽东却把着重点放在如何迟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所部的进攻上，以保证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的进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安)兰(州)大道于手中，以便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5―597页。
10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谈话还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5―597页。
10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8页。
当天，毛泽东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书。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信电达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②。
毛泽东起草的徐向前致胡宗南书全文如下：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
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上。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1―452页。
这封书信很快就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据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变追忆》中所述，蒋介石在10月22日由南京到达西安，“蒋(介石)一到西安，即对我说，有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已写好稿子，想交我润色一下。但未把稿子交我，也未说明写信的原因和稿子的内容。我猜想或是蒋(介石)对中共倡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答复。但直到蒋(介石)去洛阳，也没有把稿子交我。”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8页。
邵力子还写道，在蒋介石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后，“蒋(介石)见了我，说写给徐向前的信要过一个时期再发。事变猝起，这封信便永远成了一个不解之谜。”③对这样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函的内容，的确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在徐向前致胡宗南书于10月19日“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仅三天之后，蒋介石即将“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已写好稿子”，而要邵力子予以“润色”，其内容必然是对徐向前致胡宗南书的回应――这应该是符合情理的推测。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信中说：“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费用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彭)雪枫、(朱)理治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3页。
毛泽东在信中并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还请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和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军事书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00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由兰州联络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之后返回西安的彭雪枫，指出：急需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附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如傅(作义)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锡山)，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功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00、601页。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指苏联――引者注)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②
10月25日，毛泽东致信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锡山)、蒋(介石)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即彭雪枫――引者注)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5页。
经过叶剑英和彭雪枫的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傅作义率领的绥远军队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潘汉年出任中共谈判代表。
10月2日，潘汉年随叶剑英到达西安。随后，他们即于10月4日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在叶剑英和潘汉年等尚未离开保安之前，中共中央派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的张子华前往广州，与国民党代表进行接触。9月20日，张子华来到广州。随后即与时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进行了会谈。张子华还带来了周恩来8月31日致曾养甫的信函。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亟愿与贵方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②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5、325、331页。
张子华还向曾养甫转交了周恩来于9月1日所写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函。周恩来在信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时希望他们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②9月28日，张子华从广州来电：曾养甫再次邀请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谈判。③。
10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彭德怀，通报了同南京方面谈判的情况，电报指出：“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3、594页。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电报并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电报表示，至于周恩来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外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31页。
〔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将此电报发出日期定为11月9日，似不妥，应为10月9日――引者〕。
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和潘汉年：张子华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养甫)约(周)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③第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他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指出：草案全文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可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4、595―59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潘汉年于10月14日离开西安。就在潘汉年离开西安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电报指出：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一，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第四，在进攻未停止、周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②。
同一天，张子华回到西安，并致电周恩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2页。
在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中，周恩来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②。
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惨祸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为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叶剑英前往西安
从193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撤离瓦窑堡起，叶剑英作为红军东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一直在安塞指挥苏区东线游击战争，并参加领导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7月9日至10日，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会见了进访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8月18日，叶剑英在安塞白家坪(今属真武洞镇)致信周恩来。叶剑英在信中汇报了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建议：“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因杨(虎城)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②《红书简》第3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93―1094页。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命令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曾希圣“送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②，以便进一步加强对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我党在第十七路军中的秘密工作。
9月24日，叶剑英离开保安。同行的还有奉命前去南京方面联络的潘汉年，前去兰州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联络的彭雪枫和前去西安协助叶剑英工作的边章五。边章五(1900―1954)，原名边荣博，曾用名边章伍。河北省束鹿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1923年后，先后参加西北军、东北军、直鲁联军，任过排长、连长、营长、旅长。1931年任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六路军第八十旅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第四十师师长，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师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1933年5月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训练局局长。1934年12月任中革军委第五局局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革军委第一科科长、中革军委训练局局长。193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任军委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党支部书记。
叶剑英一行在离开安塞苏区后，即进行了化装。边章五打扮成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叶剑英作为长官的“马夫”，潘汉年成了长官的“秘书”，而彭雪枫则是长官的“副官”。他们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进行谈判而归来的“代表团”返回西安的名义，先后通过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防地，并于10月2日抵达西安。
10月4日晚，叶剑英和潘汉年前往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会见了张学良。叶剑英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抄件和《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了张学良，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希望与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针。张学良在谈话中表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是难以接受的。他建议叶剑英转告中共中央，由中共领袖写信给他，以要求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双方进行和谈的前提。这次会谈气氛融洽，双方“谈至深夜”。叶剑英和潘汉年随即将张学良的建议转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署名，致函张学良。信函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周恩来。
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9―450页。
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和叶剑英的抵达西安，曾使张学良感到东北军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即将实现，张学良回忆说：“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学)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学)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张学良遗稿》，第167页。
张学良在这封写于19年之后给蒋介石的信中所述，虽然将当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和近4个月之后的与叶剑英会面时序前后颠倒，但却反映了他在当时的真实心理活动。此后，张学良出资5万元现金，并让东北军被服厂赶制了1万套棉衣，还购置了一些食品，派军车秘密送到红军驻地。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对于红军无疑是雪中送炭。
就在张学良和叶剑英、潘汉年会谈的前一天下午，他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
海伦？福斯特(1907―1997)，美国犹他州芝加哥人。1931年8月来到上海，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秘书。1932年12月与埃德加？斯诺结为伴侣。次年3月，与斯诺定居北平(今北京)。1936年7月，斯诺进入西北苏区进行采访。留在北平的海伦在焦急地等待着丈夫消息的时候，意外地于9月初见到了来自西北苏区的王林。王林(1915―2004)，河北唐山人。青年时期在京、津、唐等地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7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秘书长。1935年6月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1936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同年6月，王林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代表，返回西北苏区汇报工作。随后，他即担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9月初，王林前往北平，他给海伦带来了斯诺的来信。斯诺在来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共同分享我的经历啊。你在这儿能得到多么生动的谈话和讨论，气氛迸发着炽热的火花。”《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53页。
海伦接到信后，立即前往西安，希望能有机会前往苏区。她在西安滞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遇。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学良从刘鼎处得到了斯诺夫人海伦已来到西安的消息。张学良希望通过海伦向英国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宣传西北的局势。10月3日下午6时，海伦如约来到位于南院门的西北“剿总”驻地，同张学良会见。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社、天津《大公报》驻陕记者。但张学良却要求他们不能发表有关这次谈话的任何报道。
在这次会见中，海伦就当前时局和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向张学良进行了采访。10月5日，海伦乘火车离开西安，返回北平。随后，她就迅速将电讯稿用海底电报传送到英国。10月8日，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登了海伦所写的报道。报道全文如下：
陕西西安府10月4日电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
“九一八”后的一天，当少帅在1？2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1936年9月18日，“东救”筹委会组织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时，城内贴满了爱国标语(警察没有去撕)，“九一八”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抗击日本，光复国土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只有抗击日本，中国才能复兴！抗日是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出路！只有抗日，才能确保世界和平！只有抗日，中国的真正统一才能实现！(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今天下午，西安率先成立了拥有200名创始会员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其中包括少帅的几位秘书、官兵、文职官员、教师、学生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旅居西安的东北人。大会通过了电敦绥远抗日将士的决议。会上还通过了其他的决议，如：向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同其他民众救亡会合作；为军、烈属募捐资金，支持东北义勇军和绥远抗日部队；组织妇女护理队；慰问绥远将士。
10月3日，在同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张少帅向报界发表了重要声明，就当前防务问题，提出了新的政策。谈话内容如下：
(一)问：现在中日关系已至一新的危机，司令对于国防问题有何新改革？答：(1)和平局面之决定，非在中国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许中国走向和平之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必从事最后牺牲。(2)外报前传西北五省酝酿独立及实行联俄之说，乃纯属谣言。(3)余个人及西北将领，绝对拥护中国统一行动，并服从领袖，执行任何一致对外之策略。余敢代表全体东北武装同志，不论任何时间对外，均愿效前驱，死于国防的第一线上。
(二)问：目前中国有一种爱国运动在开展中，如学生运动，彼等有极确切国防计划，例如要求民权自由，抗日运动自由，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立刻对日作战。自从司令去冬援助释放北平被捕东北学生，许多民众特别是学生，均公认司令同情此种爱国运动。不知司令有何感想？答：只要此种运动系合理合法的，政府一定允许，惟有时政府亦有苦衷在也。
(三)问：日本决定要贯彻广田三原则，似已明显，并已在华北进行中，司令以为如何？答：据余所知，政府并未接受此三项原则。须知政府必须遵从民意，中国民众是永久的不能接受此三项原则。所以即或政府欲依此项条件与日本进行交涉而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例如，民国四年北京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但民众永不承认。
(四)问：最近发生之成都、汉口、北海、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关系更系危机，司令以为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压迫抗日运动或拒绝日方之要求乎？答：对不住，余非政府当局，个人不能答复。(遂以个人身份声明)余深信中国真正统一，可期而待。因之对外抗战，必操胜利。余这样相信的。就是日本自从侵占东北以来多次势欲爆发之内战，均因全国上下渴望统一，以便一致对外。所以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
(五)问：然于中央政府和赤匪之内战，司令是否认为真正统一亦必须停止此项战争？据说东北军队不欲继续此项战争，唯欲立即发动一合作之抗日战争以代之。答：余及西北高级将领绝对拥护政府，服从领袖。信若共产党真能在政府领导下，一致对抗侵略者，此问题或可能依西南问题而和平解决之。《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54―256页。
海伦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0月9日，在天津出版的英文《华北星报》转发了这一报道。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予以刊登。10月9日出版的上海《申报》刊登了题为《读张学良将军谈话》的署名文章。文章对张学良“开始认识了民众的力量”，“明白表示了他真诚的意见”，赞扬备至，并且“祝望张将军能以决心的抗争把过去一身的垢辱完全洗刷净尽”。《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56页。
就在海伦的报道发表之后不久，进访西北苏区的埃德加？斯诺于10月12日离开保安，10月20日抵达西安。五天之后，斯诺回到了北平。11月12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斯诺的文章《毛泽东访问记》。这篇来自红星照耀下的西北苏区的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不到一年之后，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惊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又过了四个月，上海复社出版了以《西行漫记》为书名的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在张学良的谈话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时候，毛泽东却把着重点放在如何迟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所部的进攻上，以保证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的进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安)兰(州)大道于手中，以便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5―597页。
10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谈话还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5―597页。
10月1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8页。
当天，毛泽东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书。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信电达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②。
毛泽东起草的徐向前致胡宗南书全文如下：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
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上。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1―452页。
这封书信很快就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据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变追忆》中所述，蒋介石在10月22日由南京到达西安，“蒋(介石)一到西安，即对我说，有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已写好稿子，想交我润色一下。但未把稿子交我，也未说明写信的原因和稿子的内容。我猜想或是蒋(介石)对中共倡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答复。但直到蒋(介石)去洛阳，也没有把稿子交我。”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8页。
邵力子还写道，在蒋介石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后，“蒋(介石)见了我，说写给徐向前的信要过一个时期再发。事变猝起，这封信便永远成了一个不解之谜。”③对这样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函的内容，的确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在徐向前致胡宗南书于10月19日“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仅三天之后，蒋介石即将“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已写好稿子”，而要邵力子予以“润色”，其内容必然是对徐向前致胡宗南书的回应――这应该是符合情理的推测。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信中说：“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费用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彭)雪枫、(朱)理治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3页。
毛泽东在信中并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还请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和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军事书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00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由兰州联络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之后返回西安的彭雪枫，指出：急需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附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如傅(作义)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锡山)，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功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00、601页。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指苏联――引者注)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②
10月25日，毛泽东致信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锡山)、蒋(介石)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即彭雪枫――引者注)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5页。
经过叶剑英和彭雪枫的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傅作义率领的绥远军队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潘汉年出任中共谈判代表。
10月2日，潘汉年随叶剑英到达西安。随后，他们即于10月4日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在叶剑英和潘汉年等尚未离开保安之前，中共中央派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的张子华前往广州，与国民党代表进行接触。9月20日，张子华来到广州。随后即与时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进行了会谈。张子华还带来了周恩来8月31日致曾养甫的信函。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亟愿与贵方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②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5、325、331页。
张子华还向曾养甫转交了周恩来于9月1日所写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函。周恩来在信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时希望他们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②9月28日，张子华从广州来电：曾养甫再次邀请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谈判。③。
10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彭德怀，通报了同南京方面谈判的情况，电报指出：“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3、594页。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电报并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电报表示，至于周恩来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外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31页。
〔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将此电报发出日期定为11月9日，似不妥，应为10月9日――引者〕。
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和潘汉年：张子华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养甫)约(周)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③第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他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指出：草案全文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可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4、595―59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潘汉年于10月14日离开西安。就在潘汉年离开西安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电报指出：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一，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第四，在进攻未停止、周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②。
同一天，张子华回到西安，并致电周恩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