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救 亡 篇(2)
栗又文回忆说：“后来这个小册子(即《活路》――引者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奉蒋(介石)的命令进行追查。张(学良)就把担子完全推在高崇民的身上，暗地把高(崇民)送走了事。因为高(崇民)不是(西北‘剿总’)总部的职员，张(学良)就可以推卸责任了。”④《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页。
《活路》印发后，不仅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总政治部也曾翻印了这个小册子，作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第302页。
周恩来对这本小册子也很重视。栗又文回忆说：“1962年(6月)周总理来长春时还问过我：《活路》小册子现在还能找到吗？我说都销毁了。总理又问小册子写和印刷的经过，我如实讲了。总理说：那是咱们地下党搞的，还不错嘛！”④。
《活路》事件发生之后，在同年6月前后，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宋黎任委员。东北军工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9月上旬，周恩来在保安和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朱理治谈话，说：中央已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朱理治到西安工作，叶(剑英)、彭(雪枫)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朱理治为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周恩来还向朱理治介绍了东工委书记刘澜波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6页。
从此之后，东工委就通过朱理治，与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
一二？九运动之后，西安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这一形势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成立，为西安地区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于1936年2月，支部书记谢华。谢华(1895―1987)，又名谢兹山，化名仲池。湖南衡南人。1917年起，先后在湖南创办《护法报》、《湖南日报》、《民言报》。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十八团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广西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7月，以中央军委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做军运工作。先后发展了30多名党员，在杨虎城部宪兵营成立了中共支部，任书记。1933年夏离开西安。1936年2月，再次来到西安，在杨虎城所部开展统战工作。
西北特支的其他领导成员还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陆生等。徐彬如(1901―1990)，又名徐文雅。安徽萧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李木庵(1884―1959)，湖南桂阳人。1909年毕业于京师法律专门学堂完全科。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南京以开办律师事务所为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春，受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来到西安开展工作，任杨虎城部宪兵营中共支部书记。童陆生(1901―2001)，湖北黄陂人。1923年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十三团参谋长、代理团长。领导发动了鄂西公安暴动。失败后辗转武汉、桂林、柳州、上海、宜兴等地继续从事秘密联络工作。1934年春前往西安，任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议。
西北特支以第十七路军宪兵营中共支部为基础。鉴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的沉痛教训，特支受命“与地下党组织不发生关系”，“自成一个机构”。1936年6月，西北特支发起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谢华任党团书记。“西救”成立后，成为西北特支的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之后，西北特支还先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促进了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西北特支以西北文化日报社为宣传喉舌。《西北文化日报》创刊于1930年9月。1931年9月，杨虎城任命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社务工作。宋绮云(1904―1949)，江苏邳县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属黄埔军校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曾主编《南宛日报》、《西安日报》，在宋绮云的主持下，特别是在中共西北特支成立后，加强了对《西北文化日报》宣传方针的指导，使该报成为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进步报刊。
中共西北特支以蒋自明经营的莲湖食堂为联络站，负责交通联络、情报传递以及物资供应等工作。童陆生回忆说：“我们为了开展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地下活动，也借此机会，把热心爱国救亡、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蒋自明从徐州请到西安，请他把他在徐州开设的西餐馆迁来西安，名为莲湖食堂。此事经宋绮云奔走和集资，还得到杨虎城的支持，很快就在莲湖公园里开张了。蒋自明不但善于中西名菜的烹调，而且善于经营，善于设计。他把莲湖公园里的几间平房加以修缮，布置得雅致大方。开张那天，请来西安名流、各界人士，一时嘉宾云集，高朋满座，形成盛会。从此都称蒋自明为‘蒋老板’，西安市上赞赏不已，成为古都当时唯一的西餐食堂，不但西安上层军政人员前往定席宴会，外国人也去品尝美味佳肴。这个食堂办的雅俗共赏，就连一些青年学生和一般市民，假日游园后，也在那里休息吃饭。”《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70页。
以这样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为联络站，自然有闹中取静之妙，从而保证了交通联络、情报传递工作的秘密进行。
中共西北特支在组织上接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1936年为庆祝红军东征胜利而写给红军的贺信和礼品，就是由著名作家周文送到西安，由中共西北特支联络站送往陕北的。同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载了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和茅盾致红军的贺信。同年9月15日出版的中共河北省委主办的油印刊物《火线》第61期上，刊登了杨尚昆7月24日所写的《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一九三六年的“八一”》。这篇文章再次披露了鲁迅和茅盾致红军贺信的主要内容。同年10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三版以《鲁迅先生的话》为题，摘录了鲁迅和茅盾来信的部分内容：“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全国民众期待，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同年5月20日，由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张浩)、周恩来、秦邦宪等联名致张国焘、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4―325页。
鲁迅和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顺利送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西北特支交通联络工作的运转是十分有效的。尽管如此，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中共西北特支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正因为如此，直到12月19日，周恩来在西京招待所接见谢华、徐彬如等，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才会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国团体。《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中共西北特支不仅领导成立了十多个救国团体，还掌握着一支人民武装，这就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1935年12月7日至11日，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四连、九连在进步青年张子新、王展(王武林)、何继周(何振亚)等人领导下，先后在柞水县的营盘和长安县的引驾回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宣布成立了陕南游击纵队，由何振亚担任指挥。何振亚(1913―1978)，原名何继周，字子新。陕西汉阴人。1931年参加第十七路军，曾任副连长。1935年12月领导了长安县引驾回起义。陕南游击纵队成立后，先后转战于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对鄂豫陕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这支部队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为保存实力，何振亚等先后在镇安和安康，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两次改编。1936年8月，中共西北特支领导这支部队再次在安康紫荆乡(时属镇安县)举行起义，并宣布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杨江任政治委员，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沈启贤先生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4个支队及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共1000余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秦岭山区里与敌人周旋，面对着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西北特支领导成员徐彬如于12月20日在西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1936年12月21日西安《解放日报》。这个消息引起了西安各界的高度关注。1937年2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编入红十五军团序列，改编成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
“艳晚”风波。
《活路》印发后，不仅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总政治部也曾翻印了这个小册子，作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第302页。
周恩来对这本小册子也很重视。栗又文回忆说：“1962年(6月)周总理来长春时还问过我：《活路》小册子现在还能找到吗？我说都销毁了。总理又问小册子写和印刷的经过，我如实讲了。总理说：那是咱们地下党搞的，还不错嘛！”④。
《活路》事件发生之后，在同年6月前后，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宋黎任委员。东北军工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9月上旬，周恩来在保安和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朱理治谈话，说：中央已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朱理治到西安工作，叶(剑英)、彭(雪枫)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朱理治为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周恩来还向朱理治介绍了东工委书记刘澜波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26页。
从此之后，东工委就通过朱理治，与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
一二？九运动之后，西安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这一形势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成立，为西安地区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于1936年2月，支部书记谢华。谢华(1895―1987)，又名谢兹山，化名仲池。湖南衡南人。1917年起，先后在湖南创办《护法报》、《湖南日报》、《民言报》。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十八团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广西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7月，以中央军委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做军运工作。先后发展了30多名党员，在杨虎城部宪兵营成立了中共支部，任书记。1933年夏离开西安。1936年2月，再次来到西安，在杨虎城所部开展统战工作。
西北特支的其他领导成员还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陆生等。徐彬如(1901―1990)，又名徐文雅。安徽萧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李木庵(1884―1959)，湖南桂阳人。1909年毕业于京师法律专门学堂完全科。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南京以开办律师事务所为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春，受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来到西安开展工作，任杨虎城部宪兵营中共支部书记。童陆生(1901―2001)，湖北黄陂人。1923年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十三团参谋长、代理团长。领导发动了鄂西公安暴动。失败后辗转武汉、桂林、柳州、上海、宜兴等地继续从事秘密联络工作。1934年春前往西安，任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议。
西北特支以第十七路军宪兵营中共支部为基础。鉴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的沉痛教训，特支受命“与地下党组织不发生关系”，“自成一个机构”。1936年6月，西北特支发起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谢华任党团书记。“西救”成立后，成为西北特支的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之后，西北特支还先后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促进了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西北特支以西北文化日报社为宣传喉舌。《西北文化日报》创刊于1930年9月。1931年9月，杨虎城任命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社务工作。宋绮云(1904―1949)，江苏邳县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属黄埔军校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曾主编《南宛日报》、《西安日报》，在宋绮云的主持下，特别是在中共西北特支成立后，加强了对《西北文化日报》宣传方针的指导，使该报成为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进步报刊。
中共西北特支以蒋自明经营的莲湖食堂为联络站，负责交通联络、情报传递以及物资供应等工作。童陆生回忆说：“我们为了开展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地下活动，也借此机会，把热心爱国救亡、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蒋自明从徐州请到西安，请他把他在徐州开设的西餐馆迁来西安，名为莲湖食堂。此事经宋绮云奔走和集资，还得到杨虎城的支持，很快就在莲湖公园里开张了。蒋自明不但善于中西名菜的烹调，而且善于经营，善于设计。他把莲湖公园里的几间平房加以修缮，布置得雅致大方。开张那天，请来西安名流、各界人士，一时嘉宾云集，高朋满座，形成盛会。从此都称蒋自明为‘蒋老板’，西安市上赞赏不已，成为古都当时唯一的西餐食堂，不但西安上层军政人员前往定席宴会，外国人也去品尝美味佳肴。这个食堂办的雅俗共赏，就连一些青年学生和一般市民，假日游园后，也在那里休息吃饭。”《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70页。
以这样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为联络站，自然有闹中取静之妙，从而保证了交通联络、情报传递工作的秘密进行。
中共西北特支在组织上接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1936年为庆祝红军东征胜利而写给红军的贺信和礼品，就是由著名作家周文送到西安，由中共西北特支联络站送往陕北的。同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载了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和茅盾致红军的贺信。同年9月15日出版的中共河北省委主办的油印刊物《火线》第61期上，刊登了杨尚昆7月24日所写的《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一九三六年的“八一”》。这篇文章再次披露了鲁迅和茅盾致红军贺信的主要内容。同年10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三版以《鲁迅先生的话》为题，摘录了鲁迅和茅盾来信的部分内容：“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全国民众期待，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同年5月20日，由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张浩)、周恩来、秦邦宪等联名致张国焘、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4―325页。
鲁迅和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顺利送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西北特支交通联络工作的运转是十分有效的。尽管如此，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中共西北特支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正因为如此，直到12月19日，周恩来在西京招待所接见谢华、徐彬如等，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才会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国团体。《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中共西北特支不仅领导成立了十多个救国团体，还掌握着一支人民武装，这就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1935年12月7日至11日，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四连、九连在进步青年张子新、王展(王武林)、何继周(何振亚)等人领导下，先后在柞水县的营盘和长安县的引驾回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宣布成立了陕南游击纵队，由何振亚担任指挥。何振亚(1913―1978)，原名何继周，字子新。陕西汉阴人。1931年参加第十七路军，曾任副连长。1935年12月领导了长安县引驾回起义。陕南游击纵队成立后，先后转战于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对鄂豫陕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这支部队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为保存实力，何振亚等先后在镇安和安康，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两次改编。1936年8月，中共西北特支领导这支部队再次在安康紫荆乡(时属镇安县)举行起义，并宣布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杨江任政治委员，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沈启贤先生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4个支队及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共1000余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秦岭山区里与敌人周旋，面对着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西北特支领导成员徐彬如于12月20日在西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1936年12月21日西安《解放日报》。这个消息引起了西安各界的高度关注。1937年2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编入红十五军团序列，改编成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
“艳晚”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