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救 亡 篇(3)
在1935年9月西北“剿总”成立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控制，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了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仍由曾担任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党务特派员，时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的曾扩清担任。1932年3月，在复兴社成立时被蒋介石点名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从1935年10月起，即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后来，戴笠又相继成立了陕西榆林站，山西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特务组织，以加强西北“剿共”前线的特务工作。曾扩清回忆说，西北“剿总”政训处的政治训练工作，“以‘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持反共’为思想灌输的主要内容；并负责监视和调查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的思想行动。还向民众宣传：‘共产党的军队，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还要穷人的命，只有以人力物力尽量地支援剿共军队，才能剿灭共军，得到安居乐业。’但这些造谣惑众的滥调，不惟不能取信于‘剿共’地区的军民，反而遭到他们的深恶痛绝。因为在红军地区，不仅对广大劳动人民亲如一家，秋毫无犯；而且对‘剿共’的士兵，只要不存敌对行动，即互通往来；并把他们的粮秣等类，送给缺乏给养的‘剿共’前线部队。这就促醒了“剿共”军队的迷梦，明白了‘剿共’并不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是充当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牺牲品。以致战志颓丧，每战必败。因此，东北军入陕与红军作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消灭了近三个师，师、旅、团长被俘或阵亡的更所难免。而蒋介石对于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给取消了。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于东北军能否继续保存下去有所考虑，军队不能保存，还有自己的权位吗？因此，张学良对于继续进行于国无益、对己有损的‘剿共’战争，也就不得不产生动摇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18―119页。
东北军中久已蓄积的抗日救亡热情的不断显露，成为蒋系特工人员对蒋介石密报的主要内容。张学良获悉后，难免惶恐不安。1936年3月调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回忆说：“及到西安三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页。
晏道刚在题为《西安事变亲历记》的回忆文章中还抄录了张学良1936年7月20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书函，反映了张学良当时的心情，信的原文如下：
甸樵吾兄：
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页。
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由于这一天是8月29日，29日在韵目代日中被称为“艳日”，事情又发生在晚上，故被称之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的亲历者，时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宋黎回忆说：“(1936年)8月29日，特务闯进我的住处将我捕去。押解途中，我大声呼喊：‘土匪绑票！’被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骑兵巡逻队拦下。宪兵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地下党员谢晋生认识我，遂以‘无逮捕公文’为由，不让特务带我走。到西北军后，我请中共地下党员、西北(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用电话向张学良报告我被特务绑架的消息，张将军连夜派孙铭九把我接到东北军总部。张将军向我问明了情况，又得知马绍周、关时润也被捉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十分恼怒。次日凌晨，命令一？五师副师长谭海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全副武装的卫队，包围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马(绍周)、关(时润)二人，并且搜出蒋介石密令中统局逮捕刘澜波、宋黎、孙达生、栗又文等人，押解南京处置的文件。”《人物述往》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艳晚”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了张学良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的邵力子的矛盾。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1903年考中举人。1905年赴上海，先后就读于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南洋公学。后赴日本攻读新闻学，同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陕西省立高等学校和上海复旦公学。1919年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5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任上海大学副校长、代校长。1925年6月后，先后任广州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8月，经中共组织同意，脱离组织关系。1932年4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4月，任陕西省委政府主席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
张学良在“艳晚”事件后，曾致电蒋介石，对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事自请处分。当时正在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在批复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30页。
此后，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被保释出狱。“艳晚”风波遂告平息。
“艳晚”风波虽然在表面上平息了，但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曾扩清在同年9月初向蒋介石书面报告了东北军内部的种种“不稳”情况，并提出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19页。
曾扩清回忆说：“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蒋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住广州黄埔岛上)交他核阅。不料他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人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作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②
就在“艳晚”事件发生后不久，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任会长，王以哲任干事长。参加者有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卢广绩等。1936年9月，由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之职、调任西北“剿总”办公厅第四处(行政处)处长的卢广绩，在《西安事变亲历记》的回忆文章中说，抗日同志会会员“在入会时，须举行严肃的宣誓仪式。其誓词有四条，还记得的有：(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学良)副司令的命令……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多为军队中的团级干部。举行宣誓仪式时，张学良将军还亲临讲话。”《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8页。
张学良在组织抗日同志会的同时，还把一些师、团级军官调到总部，参与机密工作，以此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方式。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吕正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张学良公馆的。吕正操，辽宁省海城县人。生于1905年。1922年加入东北军。次年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5年毕业后，先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东北军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十六师参谋处处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后任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北平城防司令。1936年9月，组织“东北革命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同年10月，调西安张学良公馆，参加政治工作小组，并参加了西安事变。在此之后的1937年5月，吕正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此前后，张学良还根据刘澜波、宋黎等人的建议，成立了学兵队。学兵队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距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不过四五百米之远。
张学良公馆原属西北通济信托投资公司的合合面粉公司。张学良于1935年9月中旬调驻西安后，先住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内。9月下旬将金家巷这所院落租赁后，即迁住这里。公馆共包括东楼、中楼、西楼三幢中西结合式建筑风格的砖混结构楼房，每幢楼房均为三层。楼房以北为一排砖木结构房屋，作为承启室、传达室、接待室和汽车车库。楼房以南则是食堂和卫士居住。总建筑面积7700平方米。张学良及家人住西楼；张学良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等住中楼；东楼则是东北军驻外地军官来总部汇报工作期间的临时住所及公馆内管理函电职员的办公、住宿之所。
学兵队由康鸿泰(康博缨)任队长，于经哲、孙巨奎任副队长。下设三个分队，张哲、朱云飞、刘元铮分别担任分队长。学兵队的第一批学员大都是从北平来的进步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出生于1914年的谷牧是山东荣成人。早年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读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师范学校中共支部书记。1934年在北平参加左翼联盟工作，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1936年8月下旬来到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中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学兵队先后招收学员300余名，其中以来自北平的学生为主，另外还有西安本地的学生，以及东北军军官的子弟。学习的课程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政治训练除进行抗日救亡的形势教育外，还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课程。学兵队的举办，使东北军中士官培训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些学员中大多数人都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战场，有的还成为革命事业的中坚骨干。
9月上旬，流亡西安的东北民众还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的成立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东北民众救亡会的主任委员由著名爱国人士车向忱担任。车向忱(1898―1971)，辽宁法库人。曾参加了五四运动。后任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主任干事、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1935年10月到西安，创办东北竞存小学，并任校长。
同年10月，高崇民返回西安后，也参加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的领导工作。
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后，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发起召开了“旅陕东北民众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在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召开。会场里张贴着“团结抗日，共赴国难”、“放弃安内必攘外的政策”等标语。张学良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我张学良在千军万马中毫不畏惧，但在大家面前深感不安和惭愧。因为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86页。
会后，与会人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东北民众救亡会和此前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紧密配合与推动下，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勃勃生机。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国庆纪念日。西安各界举行了庆祝集会。张学良举行阅兵仪式，并向受阅部队发表讲话，指出：“今日外侮频仍，失地未复，吾辈身为军人者，对此奇耻大辱，实又不能时刻或忘。”《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89页。
当时应蒋介石之召前往杭州的杨虎城将军，则在当天出版的《西京日报》上发表题词手迹：“勿忘国耻”，表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
10月11日，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参谋处所办的杂志《东望》题词：“东北如何伟大，如何富饶？在我国经济上、国防上如何重要？以及关系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论，至详且备。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亦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90页所刊手迹抄录。王以哲的题词反映了东北军广大官兵收复失地的决心，也表达了西安抗日军民要求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心声。
东北军中久已蓄积的抗日救亡热情的不断显露，成为蒋系特工人员对蒋介石密报的主要内容。张学良获悉后，难免惶恐不安。1936年3月调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回忆说：“及到西安三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页。
晏道刚在题为《西安事变亲历记》的回忆文章中还抄录了张学良1936年7月20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书函，反映了张学良当时的心情，信的原文如下：
甸樵吾兄：
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页。
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张学良派兵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由于这一天是8月29日，29日在韵目代日中被称为“艳日”，事情又发生在晚上，故被称之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的亲历者，时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宋黎回忆说：“(1936年)8月29日，特务闯进我的住处将我捕去。押解途中，我大声呼喊：‘土匪绑票！’被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骑兵巡逻队拦下。宪兵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地下党员谢晋生认识我，遂以‘无逮捕公文’为由，不让特务带我走。到西北军后，我请中共地下党员、西北(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用电话向张学良报告我被特务绑架的消息，张将军连夜派孙铭九把我接到东北军总部。张将军向我问明了情况，又得知马绍周、关时润也被捉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十分恼怒。次日凌晨，命令一？五师副师长谭海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全副武装的卫队，包围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马(绍周)、关(时润)二人，并且搜出蒋介石密令中统局逮捕刘澜波、宋黎、孙达生、栗又文等人，押解南京处置的文件。”《人物述往》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艳晚”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了张学良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的邵力子的矛盾。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1903年考中举人。1905年赴上海，先后就读于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南洋公学。后赴日本攻读新闻学，同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陕西省立高等学校和上海复旦公学。1919年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5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任上海大学副校长、代校长。1925年6月后，先后任广州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8月，经中共组织同意，脱离组织关系。1932年4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4月，任陕西省委政府主席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
张学良在“艳晚”事件后，曾致电蒋介石，对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事自请处分。当时正在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在批复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30页。
此后，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被保释出狱。“艳晚”风波遂告平息。
“艳晚”风波虽然在表面上平息了，但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曾扩清在同年9月初向蒋介石书面报告了东北军内部的种种“不稳”情况，并提出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19页。
曾扩清回忆说：“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蒋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住广州黄埔岛上)交他核阅。不料他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人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作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②
就在“艳晚”事件发生后不久，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任会长，王以哲任干事长。参加者有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卢广绩等。1936年9月，由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之职、调任西北“剿总”办公厅第四处(行政处)处长的卢广绩，在《西安事变亲历记》的回忆文章中说，抗日同志会会员“在入会时，须举行严肃的宣誓仪式。其誓词有四条，还记得的有：(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学良)副司令的命令……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多为军队中的团级干部。举行宣誓仪式时，张学良将军还亲临讲话。”《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8页。
张学良在组织抗日同志会的同时，还把一些师、团级军官调到总部，参与机密工作，以此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方式。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吕正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张学良公馆的。吕正操，辽宁省海城县人。生于1905年。1922年加入东北军。次年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5年毕业后，先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东北军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十六师参谋处处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后任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北平城防司令。1936年9月，组织“东北革命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同年10月，调西安张学良公馆，参加政治工作小组，并参加了西安事变。在此之后的1937年5月，吕正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此前后，张学良还根据刘澜波、宋黎等人的建议，成立了学兵队。学兵队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距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不过四五百米之远。
张学良公馆原属西北通济信托投资公司的合合面粉公司。张学良于1935年9月中旬调驻西安后，先住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内。9月下旬将金家巷这所院落租赁后，即迁住这里。公馆共包括东楼、中楼、西楼三幢中西结合式建筑风格的砖混结构楼房，每幢楼房均为三层。楼房以北为一排砖木结构房屋，作为承启室、传达室、接待室和汽车车库。楼房以南则是食堂和卫士居住。总建筑面积7700平方米。张学良及家人住西楼；张学良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等住中楼；东楼则是东北军驻外地军官来总部汇报工作期间的临时住所及公馆内管理函电职员的办公、住宿之所。
学兵队由康鸿泰(康博缨)任队长，于经哲、孙巨奎任副队长。下设三个分队，张哲、朱云飞、刘元铮分别担任分队长。学兵队的第一批学员大都是从北平来的进步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出生于1914年的谷牧是山东荣成人。早年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读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师范学校中共支部书记。1934年在北平参加左翼联盟工作，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1936年8月下旬来到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中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学兵队先后招收学员300余名，其中以来自北平的学生为主，另外还有西安本地的学生，以及东北军军官的子弟。学习的课程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政治训练除进行抗日救亡的形势教育外，还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课程。学兵队的举办，使东北军中士官培训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些学员中大多数人都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战场，有的还成为革命事业的中坚骨干。
9月上旬，流亡西安的东北民众还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的成立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东北民众救亡会的主任委员由著名爱国人士车向忱担任。车向忱(1898―1971)，辽宁法库人。曾参加了五四运动。后任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主任干事、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1935年10月到西安，创办东北竞存小学，并任校长。
同年10月，高崇民返回西安后，也参加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的领导工作。
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后，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发起召开了“旅陕东北民众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在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召开。会场里张贴着“团结抗日，共赴国难”、“放弃安内必攘外的政策”等标语。张学良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我张学良在千军万马中毫不畏惧，但在大家面前深感不安和惭愧。因为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86页。
会后，与会人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东北民众救亡会和此前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紧密配合与推动下，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勃勃生机。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国庆纪念日。西安各界举行了庆祝集会。张学良举行阅兵仪式，并向受阅部队发表讲话，指出：“今日外侮频仍，失地未复，吾辈身为军人者，对此奇耻大辱，实又不能时刻或忘。”《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89页。
当时应蒋介石之召前往杭州的杨虎城将军，则在当天出版的《西京日报》上发表题词手迹：“勿忘国耻”，表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
10月11日，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参谋处所办的杂志《东望》题词：“东北如何伟大，如何富饶？在我国经济上、国防上如何重要？以及关系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论，至详且备。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亦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90页所刊手迹抄录。王以哲的题词反映了东北军广大官兵收复失地的决心，也表达了西安抗日军民要求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