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请 缨 篇(2)
张学良对这次洛阳之行印象很深。21年之后，他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阎锡山之字――引者注)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而我身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乎？我遂请求，图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孔祥熙之字――引者注)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②③《张学良遗稿》，第111页。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曾和杨虎城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张学良回忆说：“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计，应一往直前，不计利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②张学良回忆杨虎城的谈话，说：“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几谏，这也是我们的天职。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③关于和杨虎城的这次谈话，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于台湾高雄西子湾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说：“迨至(学)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虎城)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虎城)，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反问(学)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虎城)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张学良遗稿》，第168页。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劝蒋抗日的问题上不谋而合，无疑更增加了张学良进一步请缨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11月14日，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向绥远发动大举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11月26日，又克复德王所部盘踞的百灵庙。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度攻势作战。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在这一情况下，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将军于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示：“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38页。
12月2日，蒋介石的批复传到了西安。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批示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就在此前后，蒋介石在洛阳居间谋划，将两广事变期间南调的30万大军大部北调，屯集于(北)平汉(口)路、陇海路之间待命，准备进发西北地区。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机场，将100余架新购进的美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伺机而动。11月17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太原，对阎锡山予以安抚，策动其“剿共”。18日，蒋飞返洛阳。第二天，他又飞往济南，策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参与“剿共”，并要韩向驻守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11月28日，蒋介石又由洛阳飞往张家口，对傅作义进行慰问和安抚，并介绍了其“剿共”部署。
就在蒋介石在洛阳精心部署其“剿共”方略之际，张学良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昌的“华密”急电。
12月1日晚，刚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何成浚，招待武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何成浚曾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左路军司令官，并从1935年10月起代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之职。何成浚与张学良“私谊甚厚”。在这天晚上的招待会上，留守武汉的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也被邀请出席。王化一后来回忆说：“席散后，何(成浚)留我稍停，问我有同张(学良)联系的密电本没有？我说有。何说，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慕尹(大钧)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稿，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先到苏皖一带，然后入闽，使与共产党和杨虎城隔离等语，请急速电告汉卿，早做准备，但要守密。我当夜给张将军发了‘华密’电报。”《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61页。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的心情我们难以臆断，但就在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前往洛阳，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哈尔)绥(远)战事而动摇，则‘剿共’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78页。
就在这次洛阳之行期间，张学良见到了亲率上海民众代表团携款赴绥慰问傅作义部队的黄炎培先生。黄炎培的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内心再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张学良在1957年8月18日写成的《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一文中写道：“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但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啊！’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杨天石主编：《人物述往》下卷，第418页。
这一“刺激”，促使张学良再一次在面临“内战”与“抗日”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和前途上，最终做出正确的抉择。
蒋介石第四次来陕。
经过在洛阳30多天的精心部署，蒋介石于12月4日上午9时40分乘专列离开洛阳，于当天下午4时抵达临潼火车站。这是蒋介石在1936年内第二次来陕，也是他从1934年10月以来的第四次入陕。关于这次来陕的目的，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写道：“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奠，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12月4日由洛入关。”《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0页。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在行车途中，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恳切陈词，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晏道刚回忆说：“蒋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我在蒋未到之前对邵力子先生讲：‘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委员长对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亦同意。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页。
蒋介石到临潼后，仍设行辕于华清池，并下榻于五间厅。五间厅位于骊山北麓，坐南面北，因面阔五间而得名。蒋介石住中间三间房屋，东为办公室，中为卧室，西为会客室。东起第一间是钱大钧居室，西起第一间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乃华住室。
随蒋介石前来西安的有时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当年9月始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陈诚，时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的陆军中将卫立煌，时任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的陆军中将陈继承等军界要员。陈诚等被安置住进了落成不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位于西安城内尚仁路(今为解放路)。由中国旅行社于1936年春建成。建筑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并附属建筑有专用浴室及卫生间共12间，由于当时有将西安建为“陪都”西京之说，故被称为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的特级旅馆。
晏道刚回忆说，在蒋介石下榻华清池五间厅之后，“我个人到蒋介石住室，对蒋婉言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困苦情形，前线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张学良处境困难，内心痛苦，请勿对张督责过严，使他不能忍受。并又一次建议，最好将东北军调赴察绥一带，他们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云云。我这一番话并不能动蒋之听，蒋厉声答复我：依你的说法，然则‘共匪’不剿了吗？此刻把东北军调到察绥，再调哪个军队来接防呢？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剿匪’，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你为何不说服张汉卿，反帮他说话呢？我说：‘这不是帮他说，而是报告真实情况，以求适当的措置。’蒋仍然顽固地要‘剿共’，对于我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页。
在蒋介石到达华清池的第二天，有蒋的“布衣宰相”之称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即前来拜访。张季鸾向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介石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分歧论调。”《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1页。
就在当天，蒋介石还召见了从兰州赶到西安的时任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
从12月6日起，蒋介石在华清池依次召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驻陕西省各部的高级将领。据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召见东北军将领时，“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等等一类寒暄的话。”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8、270、128页。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曾和杨虎城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张学良回忆说：“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计，应一往直前，不计利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②张学良回忆杨虎城的谈话，说：“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几谏，这也是我们的天职。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之马首是瞻。”③关于和杨虎城的这次谈话，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于台湾高雄西子湾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说：“迨至(学)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虎城)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虎城)，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反问(学)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虎城)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张学良遗稿》，第168页。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劝蒋抗日的问题上不谋而合，无疑更增加了张学良进一步请缨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11月14日，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向绥远发动大举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11月26日，又克复德王所部盘踞的百灵庙。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度攻势作战。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在这一情况下，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将军于27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示：“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38页。
12月2日，蒋介石的批复传到了西安。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批示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就在此前后，蒋介石在洛阳居间谋划，将两广事变期间南调的30万大军大部北调，屯集于(北)平汉(口)路、陇海路之间待命，准备进发西北地区。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机场，将100余架新购进的美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伺机而动。11月17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太原，对阎锡山予以安抚，策动其“剿共”。18日，蒋飞返洛阳。第二天，他又飞往济南，策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参与“剿共”，并要韩向驻守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转达其“剿共”方针。11月28日，蒋介石又由洛阳飞往张家口，对傅作义进行慰问和安抚，并介绍了其“剿共”部署。
就在蒋介石在洛阳精心部署其“剿共”方略之际，张学良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昌的“华密”急电。
12月1日晚，刚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何成浚，招待武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何成浚曾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左路军司令官，并从1935年10月起代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之职。何成浚与张学良“私谊甚厚”。在这天晚上的招待会上，留守武汉的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也被邀请出席。王化一后来回忆说：“席散后，何(成浚)留我稍停，问我有同张(学良)联系的密电本没有？我说有。何说，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慕尹(大钧)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稿，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先到苏皖一带，然后入闽，使与共产党和杨虎城隔离等语，请急速电告汉卿，早做准备，但要守密。我当夜给张将军发了‘华密’电报。”《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61页。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的心情我们难以臆断，但就在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前往洛阳，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哈尔)绥(远)战事而动摇，则‘剿共’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78页。
就在这次洛阳之行期间，张学良见到了亲率上海民众代表团携款赴绥慰问傅作义部队的黄炎培先生。黄炎培的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内心再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张学良在1957年8月18日写成的《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一文中写道：“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但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啊！’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杨天石主编：《人物述往》下卷，第418页。
这一“刺激”，促使张学良再一次在面临“内战”与“抗日”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和前途上，最终做出正确的抉择。
蒋介石第四次来陕。
经过在洛阳30多天的精心部署，蒋介石于12月4日上午9时40分乘专列离开洛阳，于当天下午4时抵达临潼火车站。这是蒋介石在1936年内第二次来陕，也是他从1934年10月以来的第四次入陕。关于这次来陕的目的，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写道：“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奠，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12月4日由洛入关。”《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0页。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在行车途中，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恳切陈词，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晏道刚回忆说：“蒋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我在蒋未到之前对邵力子先生讲：‘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委员长对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亦同意。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页。
蒋介石到临潼后，仍设行辕于华清池，并下榻于五间厅。五间厅位于骊山北麓，坐南面北，因面阔五间而得名。蒋介石住中间三间房屋，东为办公室，中为卧室，西为会客室。东起第一间是钱大钧居室，西起第一间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乃华住室。
随蒋介石前来西安的有时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当年9月始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陈诚，时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的陆军中将卫立煌，时任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的陆军中将陈继承等军界要员。陈诚等被安置住进了落成不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位于西安城内尚仁路(今为解放路)。由中国旅行社于1936年春建成。建筑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并附属建筑有专用浴室及卫生间共12间，由于当时有将西安建为“陪都”西京之说，故被称为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的特级旅馆。
晏道刚回忆说，在蒋介石下榻华清池五间厅之后，“我个人到蒋介石住室，对蒋婉言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困苦情形，前线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张学良处境困难，内心痛苦，请勿对张督责过严，使他不能忍受。并又一次建议，最好将东北军调赴察绥一带，他们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云云。我这一番话并不能动蒋之听，蒋厉声答复我：依你的说法，然则‘共匪’不剿了吗？此刻把东北军调到察绥，再调哪个军队来接防呢？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剿匪’，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你为何不说服张汉卿，反帮他说话呢？我说：‘这不是帮他说，而是报告真实情况，以求适当的措置。’蒋仍然顽固地要‘剿共’，对于我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页。
在蒋介石到达华清池的第二天，有蒋的“布衣宰相”之称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即前来拜访。张季鸾向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介石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分歧论调。”《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1页。
就在当天，蒋介石还召见了从兰州赶到西安的时任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
从12月6日起，蒋介石在华清池依次召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驻陕西省各部的高级将领。据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召见东北军将领时，“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等等一类寒暄的话。”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8、270、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