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请 缨 篇(3)
在寒暄之后，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剿共”大计。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他在华清池“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释。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②。
12月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并发表了训话。据晏道刚回忆，“蒋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③。
就在这次训话之前，张学良曾向蒋介石“面谏”。张学良说：“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致抗日，即能统一”。张学良还说：“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不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论达两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3页。
一天之后，张学良于8日清早即来到杨虎城止园公馆，与杨虎城商议，让杨虎城再次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行“面谏”。杨虎城的“面谏”，同样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蒋对杨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我已叫邵(力子)主席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蒋介石还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67―68页。
话已至此，杨虎城只得离开华清池返回西安。
就在杨虎城向蒋介石当面陈词的这天早上，蒋介石召见了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刘多荃回忆说：“12月8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约半小时，王出来了。我们回到西安，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汇报。王说：‘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委员长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将来由他领导咱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蒋还说，王是东北军中的有希望的将领，以后要改过。张听完我们的汇报即回屋里去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65―166页。
蒋介石的态度，使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能不考虑自己和所部的前途及命运。当天中午，杨虎城返回西安后，即前往金家巷张公馆，与张学良商议对策，据王菊人回忆，“张(学良)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68―69页。
12月9日，蒋介石亲笔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函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属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21页。
此函原件在12月12日晨于临潼华清池五间厅缴获。
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邵力子是否看到了这封密函，因为在邵力子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到过这封密函，而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早晨，东北军在华清池五间厅缴获了这封密函。但是，12月12日出版的《大公报》，却以《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为题，刊发了该报驻陕记者的专电。全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人物述往》下卷，第407―408页。
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一命令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就在蒋介石致函邵力子的当天，西安学生近2万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请愿活动。张学良在劝阻学生前往临潼向蒋介石直接请愿之后，于当晚前往华清池，再次向蒋介石“面谏”，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心情，“当蒋公在华清池同(学)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12月9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张学良遗稿》，第169页。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一步步地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逼上了强行“兵谏”之路。
在蒋介石第四次入陕之后，时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蒋鼎文飞抵西安。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陆军二级上将陈调元于12月10日来到西安。时任第十五军军长的陆军中将万耀煌当时屯兵于咸阳一带，也被召集来西安。刚从美国考察回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方震则于12月11日前来西安，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这些军政大员与陈诚等一起，都被安排住在了西京招待所。一时之间，西安城内高官云集。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华清池白莲榭设宴招待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驻陕各军将领，并商议“进剿”红军计划。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杨(虎城)、于(学忠)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住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页。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觥筹交错之间，正孕育着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
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
运动一周年大请愿在全国各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援绥运动的浪潮中，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曲在古都西安不胫而走，被迅速传唱开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四卷，第214―215页。
这首由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歌曲，如泣如诉而又催人泪下，如怨如愤而又激人奋起，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倾诉着东北同胞的悲愤之情，也激励着全国人民爱国的抗日热情。
张寒晖(1902―1946)，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人。1920年毕业于设在定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省立第九中学。随后考入北京私立电气工业学校。1922年又考入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5月，张寒晖等发起成立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红色剧社五五剧社。1928年12月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1929年7月毕业。1931年2月来到西安，就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总务部主任。随后和北平大学同学刘尚达创办了话剧团体民众剧社，并创作演出了陕西方言话剧《不识字的母亲》，获得成功。1933年夏，张寒晖回到定县老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0月后，任中共定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1936年8月，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张寒晖再次来到西安，担任西安省立第二中学(今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教师。在和流落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以及广大东北军官兵的接触中，张寒晖创作了新歌《松花江上》。同年11月末的一天，张寒晖在课堂上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曲。随后，这首歌曲在西安传唱，并在东北军广大官兵中流传开来，为如火如荼的西安乃至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
蒋介石在12月4日第四次来陕后，弥漫在西安上空的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举行西安学生大游行、大示威活动。当时担任西北特支书记的谢华回忆说：“12月8日，在徐彬如家里开会，我事先和学生代表李连璧商谈，稍稍泄漏点机密，并告知他：西安军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愿打内战，不要怕。目前的关键要靠群众以行动来配合，才能表现反战力量，示威的意义非常重要。学生代表便在会上挺身而出，排除异议，才作出示威决定。”《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55―56页。
12月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并发表了训话。据晏道刚回忆，“蒋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③。
就在这次训话之前，张学良曾向蒋介石“面谏”。张学良说：“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致抗日，即能统一”。张学良还说：“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不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论达两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3页。
一天之后，张学良于8日清早即来到杨虎城止园公馆，与杨虎城商议，让杨虎城再次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行“面谏”。杨虎城的“面谏”，同样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蒋对杨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我已叫邵(力子)主席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蒋介石还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67―68页。
话已至此，杨虎城只得离开华清池返回西安。
就在杨虎城向蒋介石当面陈词的这天早上，蒋介石召见了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刘多荃回忆说：“12月8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约半小时，王出来了。我们回到西安，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汇报。王说：‘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委员长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将来由他领导咱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蒋还说，王是东北军中的有希望的将领，以后要改过。张听完我们的汇报即回屋里去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65―166页。
蒋介石的态度，使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能不考虑自己和所部的前途及命运。当天中午，杨虎城返回西安后，即前往金家巷张公馆，与张学良商议对策，据王菊人回忆，“张(学良)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68―69页。
12月9日，蒋介石亲笔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函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属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21页。
此函原件在12月12日晨于临潼华清池五间厅缴获。
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邵力子是否看到了这封密函，因为在邵力子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到过这封密函，而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早晨，东北军在华清池五间厅缴获了这封密函。但是，12月12日出版的《大公报》，却以《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为题，刊发了该报驻陕记者的专电。全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人物述往》下卷，第407―408页。
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一命令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就在蒋介石致函邵力子的当天，西安学生近2万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请愿活动。张学良在劝阻学生前往临潼向蒋介石直接请愿之后，于当晚前往华清池，再次向蒋介石“面谏”，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心情，“当蒋公在华清池同(学)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12月9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张学良遗稿》，第169页。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一步步地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逼上了强行“兵谏”之路。
在蒋介石第四次入陕之后，时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蒋鼎文飞抵西安。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陆军二级上将陈调元于12月10日来到西安。时任第十五军军长的陆军中将万耀煌当时屯兵于咸阳一带，也被召集来西安。刚从美国考察回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方震则于12月11日前来西安，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这些军政大员与陈诚等一起，都被安排住在了西京招待所。一时之间，西安城内高官云集。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华清池白莲榭设宴招待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驻陕各军将领，并商议“进剿”红军计划。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杨(虎城)、于(学忠)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住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页。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觥筹交错之间，正孕育着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
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
运动一周年大请愿在全国各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援绥运动的浪潮中，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曲在古都西安不胫而走，被迅速传唱开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四卷，第214―215页。
这首由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歌曲，如泣如诉而又催人泪下，如怨如愤而又激人奋起，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倾诉着东北同胞的悲愤之情，也激励着全国人民爱国的抗日热情。
张寒晖(1902―1946)，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人。1920年毕业于设在定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省立第九中学。随后考入北京私立电气工业学校。1922年又考入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5月，张寒晖等发起成立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红色剧社五五剧社。1928年12月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1929年7月毕业。1931年2月来到西安，就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总务部主任。随后和北平大学同学刘尚达创办了话剧团体民众剧社，并创作演出了陕西方言话剧《不识字的母亲》，获得成功。1933年夏，张寒晖回到定县老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0月后，任中共定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1936年8月，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张寒晖再次来到西安，担任西安省立第二中学(今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教师。在和流落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以及广大东北军官兵的接触中，张寒晖创作了新歌《松花江上》。同年11月末的一天，张寒晖在课堂上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曲。随后，这首歌曲在西安传唱，并在东北军广大官兵中流传开来，为如火如荼的西安乃至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
蒋介石在12月4日第四次来陕后，弥漫在西安上空的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举行西安学生大游行、大示威活动。当时担任西北特支书记的谢华回忆说：“12月8日，在徐彬如家里开会，我事先和学生代表李连璧商谈，稍稍泄漏点机密，并告知他：西安军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愿打内战，不要怕。目前的关键要靠群众以行动来配合，才能表现反战力量，示威的意义非常重要。学生代表便在会上挺身而出，排除异议，才作出示威决定。”《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