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请 缨 篇(4)
谢华这里所说的学生代表李连璧，当时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队部负责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西救”)的决定得到了由宋黎等主持的东北民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救”)的支持。
“西救”和“东救”还分别与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与东北军卫队二营取得了联系。据当时担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的宋文梅回忆说：“12月8日下午，我们得知中共和救国会决定9日大规模游行，中共方面由一位姓梁的同志和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他估计可能要受到反动军警的制止，要求我们予以支持，于是和梁详细规划，在学生进行请愿时，我们派兵帮助，表面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是起保护群众的作用。”《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6页。
宋文梅(1910―1955)，陕西富平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炮兵科学习。1933年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6年8月起，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指派该营连长张希钦承担学生请愿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任务。张希钦(1910―1998)，曾用名张锡庆，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省)人。1930年入国民党南京军官学校学习。1933年在察哈尔同盟军第十八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到西安后，任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炮兵队长。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连长。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也指派该营士兵20余人，由排长王振东带领，跟随游行队伍同行。
从12月9日凌晨6时起，西安各大学、师范学校、中学的学生就开始向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陆续汇聚。到会者有近2万人。上午9时，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开始举行。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古城的上空。
纪念大会结束后，即派出代表团向西北“剿总”总司令部递交了请愿书，并要求面见张学良。西北“剿总”派出交际处科长周某接见代表团，答称：“学生爱国热忱，本人极为钦佩。所陈各节，当一一代为转达。”《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4页。
随后，大会组织者发动学生由南院门向陕西省政府所在地北院门行进。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举着写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一二？九运动是民族解放的先声”等横幅标语，穿过位于西大街北侧的鼓楼门洞，来到北院门，向陕西省政府请愿。据亲自参加了示威游行的李木庵回忆：“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派一秘书答话，不得要领，为群众所不满，要求邵亲自答话。邵不允。群众愤慨，声言不见邵主席绝不散队。相持数小时，邵不得已，要群众举代表入见。当举代表20人入署。邵见代表，谓：你们学生不好好读书；国家年耗巨额经费，办学校，聘教员，购办图书仪器，意在培植学生学成后为国效用；在求学期中，学生只应求学，不应谈救国之事，何可干预国事，荒废学业？国家政事，自有政府负责办理，近来学生，动则开会游行，干预国政，实与国家兴办教育培植学生的本旨相违。各代表气不可抑，报以愤词，谓：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中山先生的名言；现在日寇乘我国内战时机，侵战东北四省后，近更伸入华北，侵入与我们陕北接近的绥东，整个西北，危在旦夕，华北若失，华中华南亦势必不保，全国人民沦为奴隶，读书的学生们就是读好了，做了博士，也是亡国博士，究有何用呢！各代表不满意邵之答话，一冲而出向群众报告。”《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94页。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变追忆》中写道：“(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0页。
被特务击伤者是校址位于西安南门内湘子庙街的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惨案发生后，游行者无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愤。
游行队伍随即来到新城大操场，时已为当天下午1时许。游行者要求面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杨虎城不在绥署，由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接见了学生代表。李兴中(1890―1962)，字时甫。河北宁河(今属天津市)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段祺瑞、冯玉祥等部任职。曾参加了北京政变、五原誓师、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1930年后任西北军汾阳军校校长。1933年5月参与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5年应杨虎城之邀前来西安，出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兼第十七路军参谋长之职。李兴中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军人的责任是捍卫国家，现在我们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又说：“对于上海七名救亡领袖，我是非常钦佩的，我们要请求政府赶快释放他们。”李兴中还嘉许学生的爱国热忱，并表示：“关于警察开枪打学生的事，我向杨(虎城)主任讲，一定要办他们。”《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7页。
李兴中的讲话虽然不乏诚恳之辞，但却无法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大家决定前往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遂列队而行，经东大街而至中山门(即东门)。由于中山门紧锁，游行队伍又来到中正门(今为尚德门)。中正门也被关闭。在时任第十七路军少将参谋处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根僧的暗示下，门卫打开城门门锁，请愿队伍蜂拥而出，欲由火车站乘火车前往临潼。时已为下午4时许。
李大庵回忆说：
群众直冲至铁路车站，欲乘车前进。站长及司机皆已走避一空。代表提议，步行至临潼，群众高呼赞成。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谓蒋明天进城来答复，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甚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随即放声大哭，女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全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震动山岳，道旁伫观的行人，都一齐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衷心情感，不能不随同群众的哭声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了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三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6时至午后7时未进颗粒，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像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94―195页。
张学良在东十里铺向请愿学生讲话后，即返回金家巷。他在和王以哲、刘多荃商议之后，又赶往临潼，再次面谏蒋介石。据蒋介石在12月13日日记中所述：“汉卿日前向余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筱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7、206页。
张学良向蒋介石的劝谏又一次遭到蒋的拒绝。
在西安学生游行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的保护。宋文梅回忆说：“‘一？二九’这一天，由张希钦连长担任这一任务。学生浩浩荡荡出现在街头，两旁是绥署特务营派来保护学生的武装军士，武装宪兵和警察紧紧包围在外面……”②当时担任西北“剿总”卫队一营营长的王玉瓒回忆说：“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闻此讯，大发雷霆，立刻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闹事，如学生不听，开枪打死勿论！同时一个侍从也向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住请愿学生，不准来到行辕，如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急忙乘摩托车向学生来的方向迎去，到灞桥和十里铺中间，正遇他们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开来。我一眼看到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同志，正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我当即迎上前去，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宋黎同志问我：‘我怎么办？’我对宋表示：对请愿的爱国学生，我绝不许士兵开枪。但请愿队伍开到华清池时，蒋的侍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这一点请他们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来，下车后，站在路旁土坡上，即对学生们讲话。我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听他劝说，只经过20多分钟的讲话，张副司令就把请愿的学生们劝说回城了。我也乘摩托回到华清池。”《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7―188页。
在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的保护下，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请愿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这一次游行请愿活动更加激发了西安军民团结一致，共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热情。”⑥。
“西救”和“东救”还分别与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与东北军卫队二营取得了联系。据当时担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的宋文梅回忆说：“12月8日下午，我们得知中共和救国会决定9日大规模游行，中共方面由一位姓梁的同志和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他估计可能要受到反动军警的制止，要求我们予以支持，于是和梁详细规划，在学生进行请愿时，我们派兵帮助，表面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是起保护群众的作用。”《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6页。
宋文梅(1910―1955)，陕西富平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炮兵科学习。1933年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6年8月起，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指派该营连长张希钦承担学生请愿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任务。张希钦(1910―1998)，曾用名张锡庆，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省)人。1930年入国民党南京军官学校学习。1933年在察哈尔同盟军第十八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到西安后，任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炮兵队长。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连长。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也指派该营士兵20余人，由排长王振东带领，跟随游行队伍同行。
从12月9日凌晨6时起，西安各大学、师范学校、中学的学生就开始向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陆续汇聚。到会者有近2万人。上午9时，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开始举行。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古城的上空。
纪念大会结束后，即派出代表团向西北“剿总”总司令部递交了请愿书，并要求面见张学良。西北“剿总”派出交际处科长周某接见代表团，答称：“学生爱国热忱，本人极为钦佩。所陈各节，当一一代为转达。”《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4页。
随后，大会组织者发动学生由南院门向陕西省政府所在地北院门行进。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举着写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一二？九运动是民族解放的先声”等横幅标语，穿过位于西大街北侧的鼓楼门洞，来到北院门，向陕西省政府请愿。据亲自参加了示威游行的李木庵回忆：“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派一秘书答话，不得要领，为群众所不满，要求邵亲自答话。邵不允。群众愤慨，声言不见邵主席绝不散队。相持数小时，邵不得已，要群众举代表入见。当举代表20人入署。邵见代表，谓：你们学生不好好读书；国家年耗巨额经费，办学校，聘教员，购办图书仪器，意在培植学生学成后为国效用；在求学期中，学生只应求学，不应谈救国之事，何可干预国事，荒废学业？国家政事，自有政府负责办理，近来学生，动则开会游行，干预国政，实与国家兴办教育培植学生的本旨相违。各代表气不可抑，报以愤词，谓：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中山先生的名言；现在日寇乘我国内战时机，侵战东北四省后，近更伸入华北，侵入与我们陕北接近的绥东，整个西北，危在旦夕，华北若失，华中华南亦势必不保，全国人民沦为奴隶，读书的学生们就是读好了，做了博士，也是亡国博士，究有何用呢！各代表不满意邵之答话，一冲而出向群众报告。”《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94页。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变追忆》中写道：“(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0页。
被特务击伤者是校址位于西安南门内湘子庙街的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惨案发生后，游行者无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愤。
游行队伍随即来到新城大操场，时已为当天下午1时许。游行者要求面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杨虎城不在绥署，由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接见了学生代表。李兴中(1890―1962)，字时甫。河北宁河(今属天津市)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段祺瑞、冯玉祥等部任职。曾参加了北京政变、五原誓师、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1930年后任西北军汾阳军校校长。1933年5月参与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5年应杨虎城之邀前来西安，出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兼第十七路军参谋长之职。李兴中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军人的责任是捍卫国家，现在我们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又说：“对于上海七名救亡领袖，我是非常钦佩的，我们要请求政府赶快释放他们。”李兴中还嘉许学生的爱国热忱，并表示：“关于警察开枪打学生的事，我向杨(虎城)主任讲，一定要办他们。”《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17页。
李兴中的讲话虽然不乏诚恳之辞，但却无法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大家决定前往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遂列队而行，经东大街而至中山门(即东门)。由于中山门紧锁，游行队伍又来到中正门(今为尚德门)。中正门也被关闭。在时任第十七路军少将参谋处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根僧的暗示下，门卫打开城门门锁，请愿队伍蜂拥而出，欲由火车站乘火车前往临潼。时已为下午4时许。
李大庵回忆说：
群众直冲至铁路车站，欲乘车前进。站长及司机皆已走避一空。代表提议，步行至临潼，群众高呼赞成。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谓蒋明天进城来答复，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甚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随即放声大哭，女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全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震动山岳，道旁伫观的行人，都一齐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衷心情感，不能不随同群众的哭声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了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三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6时至午后7时未进颗粒，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像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94―195页。
张学良在东十里铺向请愿学生讲话后，即返回金家巷。他在和王以哲、刘多荃商议之后，又赶往临潼，再次面谏蒋介石。据蒋介石在12月13日日记中所述：“汉卿日前向余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筱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7、206页。
张学良向蒋介石的劝谏又一次遭到蒋的拒绝。
在西安学生游行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的保护。宋文梅回忆说：“‘一？二九’这一天，由张希钦连长担任这一任务。学生浩浩荡荡出现在街头，两旁是绥署特务营派来保护学生的武装军士，武装宪兵和警察紧紧包围在外面……”②当时担任西北“剿总”卫队一营营长的王玉瓒回忆说：“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闻此讯，大发雷霆，立刻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闹事，如学生不听，开枪打死勿论！同时一个侍从也向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住请愿学生，不准来到行辕，如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急忙乘摩托车向学生来的方向迎去，到灞桥和十里铺中间，正遇他们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开来。我一眼看到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同志，正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我当即迎上前去，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宋黎同志问我：‘我怎么办？’我对宋表示：对请愿的爱国学生，我绝不许士兵开枪。但请愿队伍开到华清池时，蒋的侍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这一点请他们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来，下车后，站在路旁土坡上，即对学生们讲话。我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听他劝说，只经过20多分钟的讲话，张副司令就把请愿的学生们劝说回城了。我也乘摩托回到华清池。”《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7―188页。
在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的保护下，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请愿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这一次游行请愿活动更加激发了西安军民团结一致，共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热情。”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