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兵 谏 篇(1)
西安事变实录张学良、杨虎城调兵遣将。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8日商议决定扣留蒋介石后，即开始调兵遣将，周密部署。
12月8日当天，张学良将驻守固原的东北军骑兵军第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刘桂五用飞机接来西安。刘桂五(1902―1938)，字馨山，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朝阳市)人。曾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培训。据曾担任骑兵军第六师第十八团副团长，后任第十七团团长的汪？在 《刘桂五扣蒋纪实》一文中回忆，刘桂五对汪？叙述了他到西安后的经历：“我这次(12月)8日到达西安后，晚7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11点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下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② 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2―183、166、166页。
就在张学良将刘桂五调到西安的当天下午，王以哲向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透露了张学良计划扣留蒋介石的讯息。刘多荃回忆说：“当日下午，王以哲邀我到他家去，密告我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呆了好久，他又说：‘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虎城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我听后，感到震惊，就问王：‘副司令真的能这样做吗？’他说：‘今晚或明早副司令还会找我们谈这件事的。今晚杨主任和邵力子主席的宴会我不能去了，请你替我称病致谢。’”②刘多荃写道：“由此可见，扣蒋的消息王(以哲)是先我而知的，由于此举关系甚重，他当时的精神也是极紧张的。”③。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晚上6时多，刘多荃再一次来到张学良的公馆，刘多荃回忆说：“(张)副司令正要吃晚饭，一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张恨极了，又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号)找来。’王到后，张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66页。
刘多荃回忆中所说的蒋孝先是蒋介石的族侄，曾任宪兵第三团团长，当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而黎天才则是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原名李经天。1904年生于山东蓬莱。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7年被捕后叛变，并改名为黎天才。先后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机要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和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北方局派员说服下，同意为革命做一些工作。黎天才撰写的《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一书，发行上万册，影响较大。1934年2月后，张学良任命黎天才为机要组组长。1935年10月后，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应该说，蒋孝先的狂言更坚定了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0日上午，张学良指派副官陪同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刘桂五去临潼晋见蒋介石。刘桂五向汪？介绍了这次晋见的经过：“12月9日早，接到副司令电话，令我同师长即刻到他处有事。我们俩到时，看到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10日)8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介石从室内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方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在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副司令叫我们将在西安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留下，说：‘有事时好找你们，不要误事。’”《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3页。
张学良尽管对白凤翔和刘桂五极其信任，但他仍然没有对两人透露任何信息。
12月11日上午，张学良在和刘多荃商议后，决定由刘多荃负责在临潼战斗的全面指挥，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指挥外围战斗，由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指挥内线战斗。周福成当天被召回西安后，张学良指定他负责指挥在西安城郊的第一？五师第一旅。该旅原任旅长董之芳，在11月被张学良派赴新疆，与杜重远一起去与盛世才联系。新任旅长高福源上任不久，也被张学良派往青海，与马步芳联系。唐君尧所部当时位于甘肃平凉附近。当天中午，唐君尧接到一封“限即刻到”的特急电报，电报上只有寥寥五个字：“机到即来，良。”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72、271、271页。
下午5时，唐君尧抵达西安，随即前往张公馆。这时，张学良尚未由临潼华清池返回。唐君尧一直等到晚上10时许，才见到了张学良。
就在这一天，张学良派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前往华清池。据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述：“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②。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华清池设宴招待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驻陕高级将领。张学良前往参加。张学良到达之后，蒋介石才知道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在西安设宴招待来陕的中央军政大员，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③。
就在这一天，张学良还召见了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王玉瓒(1896―1984)，辽宁黑山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毕业。1936年春，任西北“剿总”卫队一营上校营长。同年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学习。蒋介石于本年10月和12月两次来陕，下榻华清池，均由王玉瓒所部负责行辕外围保卫之责。王玉瓒后来回忆说：
12月11日，下午4点多时，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去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了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见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我光顾着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华清)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接着又说：“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说到这里，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令我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身着草黄色军装的侍卫有所区别，等等。又说，具体事情由谭副官告知。我退出客厅，找到谭海，把情况告诉了他。谭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他令侍卫把衣服拿来，我一边换，一边想：我不能回家过夜，要是走漏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误了大事。当夜倒在谭海办公室的一张床上，但一点也不想睡，也根本睡不着。《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8页。
王玉瓒回忆中所说的时间显然有误。他在当天4点半钟见到张学良时，不应该是张学良离开华清池的时间，可能是张学良到达华清池的时间。而他是在当晚8时许张学良离开华清池时，随张学良返回西安的。张学良在离开华清池后，还前往新城绥署，与杨虎城一起，招待了来陕的中央军政要员，然后才返回金家巷。无独有偶，刘桂五所述时间也有出入。据刘桂五对汪？所述：
12月11日，我们得到副司令通知，叫我同白师长下午6时去见他。我们准时到达后，只见副司令一个人独自坐着。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个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现在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们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随从人员手枪12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白着重地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副司令微笑地说：“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接着又说：“你们现在如果有事，可以回家，晚上12时集合出发，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休息也行。”后来我和白师长都回家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3―184页。
应该说，刘桂五所述的时间是不准确的。他和白凤翔见到张学良也当在张学良当晚10时返回张公馆后，就在这天晚上，张学良分别召见了唐君尧、白凤翔和刘桂五，以及王玉瓒，并向他们当面布置了任务。张学良在当晚还召见了卫队二营上校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后来在《临潼扣蒋》的回忆中写道：
晚上8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10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4页。
张学良在加紧兵谏部署的同时，还时刻惦记着远在南京的弟弟张学思。张学思(1916―1970)，是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1933年4月，张学思在北平(今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经张学良推荐，张学思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第二总队步兵科学习。12月11日下午，从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发出一封给张学思的加急电报，要他速返西安。但是，由于张学思当时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大演习，所以未能看到电报。12日当晚，根据何应钦的手谕，军政部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了张学思。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167页。
张学良调兵遣将，杨虎城也周密部署。他派人前往临潼送信给许权中。许权中(1894―1943)，陕西临潼人。1918年加入陕西靖国军，历任中队长、绘图科长。1922年冬入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军第二军营长、团长、旅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夏回国后，在中共北方局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夏获释。1933年5月任抗日同盟军副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同盟军失败后，许权中到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1934年秋回到家乡临潼辛利村，开办民生小学。杨虎城给许权中的信件大意是：权中弟！救亡图存，在此一举，速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275页。
许权中抵达西安后，被杨虎城任命为陕西警备第二旅副旅长，协助时任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指挥部队。孔从洲(1906―1991)，字郁文、从周。陕西西安灞桥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先后在杨虎城部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起任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
孔从洲回忆说：
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先生找我去，问到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他特别强调了夜间训练的重要性。又问到西安市郊国民党军、警、宪、特分驻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警戒兵力。我就我所知做了回答，他不满意，要我更详细地了解后再向他报告。我回来后，意识到要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措施，遂立即作好准备再去向杨报告。当晚10时左右，杨来电话令我11时开始夜间演习。我急忙赶到杨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他注视着我，很严肃坚决地说：“按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叮嘱部队必须严守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根据这个指示，部队采取不同形式连续数晚进行演习。至12月11日晚9时，杨先生又叫我去，一见面就问：“情况都弄清楚了吗？”我回答：“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说着，我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一份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了国民党中央军、警、宪、特驻地、兵力和装备。他仔细看后，说：“很好。”我们坐下后，他接着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张学良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两军的分工办法：东关以东，由东北军负责。西安市内，包括火车站、西郊机场和西京招待所，解除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国民党军政大员，扣留飞机，统由你负责解决。你的意见怎么办？”我听说要捉蒋，心情极其紧张兴奋，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当时杨任绥靖公署主任)。我问：“赵寿山、孙蔚如先生刚从三原回到西安，他们是否知道此事？”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先到副官室候着。”约12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我翻了下手掌，示意要对蒋介石造反了。赵没有说什么即进入杨的住室。不久，孙蔚如也到了。《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8―249页。
当天晚上，杨虎城还派人先后将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和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接到止园住所，共商大计。
赵寿山(1894―1965)，陕西户县人。1913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7年在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任科员。1924年参加杨虎城部队，任教导营营长。后任第十七路军南阳后方留守司令、第十七路军五十一旅旅长兼汉中绥靖司令等职。1935年10月后，到北平、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1936年10月回到陕西，仍任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在1963年9月所写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这样说：“(12月)11日晚9时许，杨(虎城)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我问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38页。
值得注意的是，赵寿山和孔从洲所说到达止园杨公馆的时间出入较大。孔从洲说：“12月11日晚9时许，杨先生又叫我去。”商议后，他即到副官室等候，“约12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而赵寿山则说：“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两相比较，孔从洲先到，且向杨虎城进行了汇报，而又是孔从洲建议杨虎城派车将赵寿山接来，当以孔从洲所说赵寿山到达止园的时间是当晚“12时”较为可靠。
赵寿山继续写道：
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来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38―239页。
杨虎城和赵寿山提到的冯钦哉，时任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驻防于关中东部的大荔一带。冯钦哉(1890―1963)，原名敬桂，改名敬业，字钦哉，以字行。山西万荣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任杨虎城部第一支队三营营长。此后，冯钦哉相继在杨虎城部任团长、旅长。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一师师长。1929年年底开始，冯钦哉就开始伺机接近蒋介石。1929年4月，任新编第十四师旅长。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次年，任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1929年4月，冯玉祥起兵反对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的杨虎城揆度时局，权衡利弊，率部拥蒋，所部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杨虎城任师长。冯钦哉任该师第一旅旅长。同年12月，杨虎城部奉命进攻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的唐生智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河南驻马店。杨虎城亲率部队，两天两夜行军100多公里，冒雪对驻马店发起攻击，俘唐生智部队官兵四五千人，缴获野炮六七十门，步枪和机枪两三千支。唐生智等少部分骨干人员仅以身免。在驻马店一仗获胜后，冯钦哉即开始了接近蒋介石。据1928年冬加入杨虎城所部，后任第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的李志刚回忆：“冯钦哉为了邀功，他攻入驻马店后就用俘获的电台用明码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他率部已攻占了驻马店。蒋在汉口收到冯电后半信半疑，稍缓收到了杨的电报，才确信杨军攻占了驻马店，打垮了唐军。蒋介石原来只希望杨侧击唐军右翼，协助刘峙主力军作战。今杨竟作奇袭战法一举而解决了战争全局，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蒋除复电杨备极嘉奖并着查报有功官兵以凭奖叙外，并立即批发了奖赏十万元；接着明令把新编十四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升杨兼任第七军军长；还召见了冯钦哉，当面夸奖，闻还赏给他两万元。”③《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0、250页。
从此以后，蒋介石认识了冯钦哉，并开始逐步挑拨拉拢，成为蒋介石限制杨虎城部队发展的环节之一。1934年10月，蒋介石第一次来陕期间，冯钦哉曾多次被蒋召见，并陪同蒋出外参观和考察军事要塞。冯钦哉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彭德怀在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信中，才写有“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之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84页。
孔从洲回忆说：
在赵寿山、孙蔚如先后到达止园，并进入杨虎城的内室后，“接着，我也跟了进去。杨先生把对我说的话又大致说了一遍，强调这次捉蒋，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当征求孙、赵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要干就要干到底’。”③。
赵寿山回忆说，他和李中兴、孔从洲三人共同商定了西安方面的军事计划。赵寿山写道：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8日商议决定扣留蒋介石后，即开始调兵遣将，周密部署。
12月8日当天，张学良将驻守固原的东北军骑兵军第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刘桂五用飞机接来西安。刘桂五(1902―1938)，字馨山，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朝阳市)人。曾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培训。据曾担任骑兵军第六师第十八团副团长，后任第十七团团长的汪？在 《刘桂五扣蒋纪实》一文中回忆，刘桂五对汪？叙述了他到西安后的经历：“我这次(12月)8日到达西安后，晚7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11点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下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② 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2―183、166、166页。
就在张学良将刘桂五调到西安的当天下午，王以哲向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透露了张学良计划扣留蒋介石的讯息。刘多荃回忆说：“当日下午，王以哲邀我到他家去，密告我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呆了好久，他又说：‘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虎城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我听后，感到震惊，就问王：‘副司令真的能这样做吗？’他说：‘今晚或明早副司令还会找我们谈这件事的。今晚杨主任和邵力子主席的宴会我不能去了，请你替我称病致谢。’”②刘多荃写道：“由此可见，扣蒋的消息王(以哲)是先我而知的，由于此举关系甚重，他当时的精神也是极紧张的。”③。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晚上6时多，刘多荃再一次来到张学良的公馆，刘多荃回忆说：“(张)副司令正要吃晚饭，一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张恨极了，又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号)找来。’王到后，张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66页。
刘多荃回忆中所说的蒋孝先是蒋介石的族侄，曾任宪兵第三团团长，当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而黎天才则是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原名李经天。1904年生于山东蓬莱。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7年被捕后叛变，并改名为黎天才。先后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机要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和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北方局派员说服下，同意为革命做一些工作。黎天才撰写的《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一书，发行上万册，影响较大。1934年2月后，张学良任命黎天才为机要组组长。1935年10月后，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应该说，蒋孝先的狂言更坚定了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0日上午，张学良指派副官陪同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刘桂五去临潼晋见蒋介石。刘桂五向汪？介绍了这次晋见的经过：“12月9日早，接到副司令电话，令我同师长即刻到他处有事。我们俩到时，看到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10日)8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介石从室内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方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在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副司令叫我们将在西安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留下，说：‘有事时好找你们，不要误事。’”《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3页。
张学良尽管对白凤翔和刘桂五极其信任，但他仍然没有对两人透露任何信息。
12月11日上午，张学良在和刘多荃商议后，决定由刘多荃负责在临潼战斗的全面指挥，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指挥外围战斗，由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指挥内线战斗。周福成当天被召回西安后，张学良指定他负责指挥在西安城郊的第一？五师第一旅。该旅原任旅长董之芳，在11月被张学良派赴新疆，与杜重远一起去与盛世才联系。新任旅长高福源上任不久，也被张学良派往青海，与马步芳联系。唐君尧所部当时位于甘肃平凉附近。当天中午，唐君尧接到一封“限即刻到”的特急电报，电报上只有寥寥五个字：“机到即来，良。”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72、271、271页。
下午5时，唐君尧抵达西安，随即前往张公馆。这时，张学良尚未由临潼华清池返回。唐君尧一直等到晚上10时许，才见到了张学良。
就在这一天，张学良派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前往华清池。据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述：“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②。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华清池设宴招待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驻陕高级将领。张学良前往参加。张学良到达之后，蒋介石才知道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在西安设宴招待来陕的中央军政大员，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③。
就在这一天，张学良还召见了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王玉瓒(1896―1984)，辽宁黑山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毕业。1936年春，任西北“剿总”卫队一营上校营长。同年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学习。蒋介石于本年10月和12月两次来陕，下榻华清池，均由王玉瓒所部负责行辕外围保卫之责。王玉瓒后来回忆说：
12月11日，下午4点多时，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去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了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见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我光顾着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华清)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接着又说：“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说到这里，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令我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身着草黄色军装的侍卫有所区别，等等。又说，具体事情由谭副官告知。我退出客厅，找到谭海，把情况告诉了他。谭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他令侍卫把衣服拿来，我一边换，一边想：我不能回家过夜，要是走漏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误了大事。当夜倒在谭海办公室的一张床上，但一点也不想睡，也根本睡不着。《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8页。
王玉瓒回忆中所说的时间显然有误。他在当天4点半钟见到张学良时，不应该是张学良离开华清池的时间，可能是张学良到达华清池的时间。而他是在当晚8时许张学良离开华清池时，随张学良返回西安的。张学良在离开华清池后，还前往新城绥署，与杨虎城一起，招待了来陕的中央军政要员，然后才返回金家巷。无独有偶，刘桂五所述时间也有出入。据刘桂五对汪？所述：
12月11日，我们得到副司令通知，叫我同白师长下午6时去见他。我们准时到达后，只见副司令一个人独自坐着。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个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现在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们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随从人员手枪12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白着重地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副司令微笑地说：“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接着又说：“你们现在如果有事，可以回家，晚上12时集合出发，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休息也行。”后来我和白师长都回家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3―184页。
应该说，刘桂五所述的时间是不准确的。他和白凤翔见到张学良也当在张学良当晚10时返回张公馆后，就在这天晚上，张学良分别召见了唐君尧、白凤翔和刘桂五，以及王玉瓒，并向他们当面布置了任务。张学良在当晚还召见了卫队二营上校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后来在《临潼扣蒋》的回忆中写道：
晚上8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10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4页。
张学良在加紧兵谏部署的同时，还时刻惦记着远在南京的弟弟张学思。张学思(1916―1970)，是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1933年4月，张学思在北平(今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经张学良推荐，张学思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第二总队步兵科学习。12月11日下午，从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发出一封给张学思的加急电报，要他速返西安。但是，由于张学思当时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大演习，所以未能看到电报。12日当晚，根据何应钦的手谕，军政部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了张学思。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167页。
张学良调兵遣将，杨虎城也周密部署。他派人前往临潼送信给许权中。许权中(1894―1943)，陕西临潼人。1918年加入陕西靖国军，历任中队长、绘图科长。1922年冬入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军第二军营长、团长、旅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夏回国后，在中共北方局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次年夏获释。1933年5月任抗日同盟军副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同盟军失败后，许权中到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1934年秋回到家乡临潼辛利村，开办民生小学。杨虎城给许权中的信件大意是：权中弟！救亡图存，在此一举，速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275页。
许权中抵达西安后，被杨虎城任命为陕西警备第二旅副旅长，协助时任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指挥部队。孔从洲(1906―1991)，字郁文、从周。陕西西安灞桥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先后在杨虎城部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起任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
孔从洲回忆说：
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先生找我去，问到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他特别强调了夜间训练的重要性。又问到西安市郊国民党军、警、宪、特分驻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警戒兵力。我就我所知做了回答，他不满意，要我更详细地了解后再向他报告。我回来后，意识到要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措施，遂立即作好准备再去向杨报告。当晚10时左右，杨来电话令我11时开始夜间演习。我急忙赶到杨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他注视着我，很严肃坚决地说：“按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叮嘱部队必须严守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根据这个指示，部队采取不同形式连续数晚进行演习。至12月11日晚9时，杨先生又叫我去，一见面就问：“情况都弄清楚了吗？”我回答：“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说着，我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一份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了国民党中央军、警、宪、特驻地、兵力和装备。他仔细看后，说：“很好。”我们坐下后，他接着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张学良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两军的分工办法：东关以东，由东北军负责。西安市内，包括火车站、西郊机场和西京招待所，解除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国民党军政大员，扣留飞机，统由你负责解决。你的意见怎么办？”我听说要捉蒋，心情极其紧张兴奋，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当时杨任绥靖公署主任)。我问：“赵寿山、孙蔚如先生刚从三原回到西安，他们是否知道此事？”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先到副官室候着。”约12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我翻了下手掌，示意要对蒋介石造反了。赵没有说什么即进入杨的住室。不久，孙蔚如也到了。《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8―249页。
当天晚上，杨虎城还派人先后将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和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接到止园住所，共商大计。
赵寿山(1894―1965)，陕西户县人。1913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7年在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任科员。1924年参加杨虎城部队，任教导营营长。后任第十七路军南阳后方留守司令、第十七路军五十一旅旅长兼汉中绥靖司令等职。1935年10月后，到北平、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1936年10月回到陕西，仍任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在1963年9月所写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这样说：“(12月)11日晚9时许，杨(虎城)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我问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38页。
值得注意的是，赵寿山和孔从洲所说到达止园杨公馆的时间出入较大。孔从洲说：“12月11日晚9时许，杨先生又叫我去。”商议后，他即到副官室等候，“约12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而赵寿山则说：“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两相比较，孔从洲先到，且向杨虎城进行了汇报，而又是孔从洲建议杨虎城派车将赵寿山接来，当以孔从洲所说赵寿山到达止园的时间是当晚“12时”较为可靠。
赵寿山继续写道：
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来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38―239页。
杨虎城和赵寿山提到的冯钦哉，时任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驻防于关中东部的大荔一带。冯钦哉(1890―1963)，原名敬桂，改名敬业，字钦哉，以字行。山西万荣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任杨虎城部第一支队三营营长。此后，冯钦哉相继在杨虎城部任团长、旅长。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一师师长。1929年年底开始，冯钦哉就开始伺机接近蒋介石。1929年4月，任新编第十四师旅长。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次年，任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1929年4月，冯玉祥起兵反对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的杨虎城揆度时局，权衡利弊，率部拥蒋，所部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杨虎城任师长。冯钦哉任该师第一旅旅长。同年12月，杨虎城部奉命进攻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的唐生智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河南驻马店。杨虎城亲率部队，两天两夜行军100多公里，冒雪对驻马店发起攻击，俘唐生智部队官兵四五千人，缴获野炮六七十门，步枪和机枪两三千支。唐生智等少部分骨干人员仅以身免。在驻马店一仗获胜后，冯钦哉即开始了接近蒋介石。据1928年冬加入杨虎城所部，后任第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的李志刚回忆：“冯钦哉为了邀功，他攻入驻马店后就用俘获的电台用明码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他率部已攻占了驻马店。蒋在汉口收到冯电后半信半疑，稍缓收到了杨的电报，才确信杨军攻占了驻马店，打垮了唐军。蒋介石原来只希望杨侧击唐军右翼，协助刘峙主力军作战。今杨竟作奇袭战法一举而解决了战争全局，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蒋除复电杨备极嘉奖并着查报有功官兵以凭奖叙外，并立即批发了奖赏十万元；接着明令把新编十四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升杨兼任第七军军长；还召见了冯钦哉，当面夸奖，闻还赏给他两万元。”③《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0、250页。
从此以后，蒋介石认识了冯钦哉，并开始逐步挑拨拉拢，成为蒋介石限制杨虎城部队发展的环节之一。1934年10月，蒋介石第一次来陕期间，冯钦哉曾多次被蒋召见，并陪同蒋出外参观和考察军事要塞。冯钦哉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彭德怀在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信中，才写有“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之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84页。
孔从洲回忆说：
在赵寿山、孙蔚如先后到达止园，并进入杨虎城的内室后，“接着，我也跟了进去。杨先生把对我说的话又大致说了一遍，强调这次捉蒋，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当征求孙、赵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要干就要干到底’。”③。
赵寿山回忆说，他和李中兴、孔从洲三人共同商定了西安方面的军事计划。赵寿山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