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兵 谏 篇(2)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在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3000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国民党省党部等)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时，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39―240、250页。
赵寿山和李兴中、 孔从洲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驻地李兴中的办公室里拟定了军事计划。在他们拟定好军事计划后，杨虎城、孙蔚如也来到了新城杨虎城公馆。这是一座西阔七间，进深五间的砖木结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389平方米。这座建筑始建于1931年，四面坡流水，檐角起翘，周围有？廊环绕。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曾在这里秘密商谈，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这里又成为西安事变的总指挥所。
杨虎城在新城公馆听取了赵寿山等拟定的军事计划，表示同意，并当即任命赵寿山为西安方面战斗行动的总指挥。据孔从洲回忆：“杨虎城还决定次日成立(西安)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指示我要掌握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②。
当晚11时以后，张学良也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流，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西北“剿总”副参谋长董英斌、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行政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秘书应德田、高级参议鲍文樾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因未找到，未能到会。
据孙铭九回忆：
张学良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今天我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流在金家巷张公馆坐镇。《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4―195页。
张学良和于学忠、王以哲等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赵寿山回忆说：“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0页。
这时，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将永远铭记着这一天：公元1936年12月12日；农历丙子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战斗在清晨六时打响。
在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下，12月12日清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头在临潼和西安同时采取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是，目前所见关于这次行动的时间却众说纷纭。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所说的具体时间也较为混乱。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不能不使我们进行一番细致的梳理和比较，从而确定事变发生的具体时间。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事件当事人的回忆：
在西安事变中被杨虎城任命为西安城方面战斗总指挥的赵寿山回忆说：“12月12日清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学良)、杨(虎城)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约一连武装尚在顽抗。”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0―241、250页。
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并在事变前夜被任命为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回忆说，在12月11日晚11时左右，杨虎城和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决定部队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8时前解决战斗，恢复秩序。”②。
时任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的宋文梅回忆说：“当孙(铭九)营长奉命前往临潼时，张(学良)、杨(虎城)命我回营部，在电话机旁待命令，待孙(铭九)已到达临潼后，两地同时行动。西安的军事行动以钟楼张希钦鸣枪声为准。到4点30分，张、杨的行动命令还未下达，突然，接到张连长的电话，发现警察七八十人，全副武装已从市警察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这些警察是送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这时，张、杨的行动命令尚未到达，也来不及向张、杨请示，即令张迅速坚决地向敌人射击，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消灭敌人。这时恰巧张、杨的命令也到了，无线电台姜树德台长立即取掉国民党无线电台的一切通讯设备，席珍儒、何承安诸连长迅速解决宪兵第一团、别动支队、市警察各中队、省党部的反动武装。我和王子中、李锦铎负责逮捕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及西北饭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0页。
在华清池打响第一枪，时任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营长的王玉瓒回忆说：“12日早上2时许，我乘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金万普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参加行动。接着赶到第一连叫王连长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扣蒋事宜。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住着一些宪兵，我令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们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他枪响，再动作也赶趟。’此时，约在凌晨4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三营官兵迅速前进。该营官兵50余人由王协一连长率领，昨晚(11日)进驻灞桥镇。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9页。
据汪？在《刘桂五扣蒋纪实》中所写，刘桂五回忆说：“至夜12时，由白师长和我率领副司令的卫队乘坐汽车向临潼出发。至灞桥东边，在路旁已有预先准备的卫队营听白师长和我的指挥。当时白向卫队营说：‘使我们东北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蒋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现在他又利用红军来消灭我们。今天是大家报仇雪耻的时候了，要奋勇杀敌，为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的耻辱。’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白又问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官兵齐声说：‘能！’白说：‘很好，按照命令出发。’约3时许，到距华清池约有200多米处，遇蒋的守卫哨兵，高声喊叫口令，令汽车停止。我们没有理会，率汽车猛冲至哨兵面前，一拥即将哨兵捕获。可是因为汽车一停，人声喊叫，致使后边有所发觉，再前进时，卫兵就依据墙院开枪射击，堵击进路，战斗激烈。卫队营的士兵经过猛烈攻击后直冲蒋介石的卧室。进入后，只见蒋介石卧室空无一人，被褥仍然铺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窝尚温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内，桌上杯中尚有蒋的假牙一副，此时是4点30分。”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4、184―185页。
刘桂五回忆说，“6时许，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亦到达现场，当即用电话与副司令取得联系，报告情况。7时许，顽抗之敌被肃清。这时在外围指挥的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也到达。唐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经刘、白、唐三人研究后，决定排队搜山。到8时30分钟，山上士兵大声喊叫：‘委员长在这里呢！’唐君尧闻声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蒋介石。”②。
时任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副官的常国宾在《白凤翔临潼扣蒋》一文中回忆说：“12月11日夜间12点钟，白和我们坐了两部小汽车出发，到西安小东门口，站岗的宪兵问往哪里去，我把白师长的名片拿出来，并说有事去临潼。放行后，出小东门到了灞桥附近一个树林子里，孙铭九带着队伍早在那里等候。汽车到后，孙问是谁，我答，是白师长，随即问了他的姓名向白报告，白立即下了车，问孙铭九：‘队伍集合好了没有？’孙答：‘集合好了。’白说：‘我讲几句话。’白对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在场官兵听到这个突然消息，无比愤怒，有的都哭了。白师长接着说，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我们在赴临潼的途中，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从后面赶来，带一部小汽车、一部小三轮卡车，与白说了几句话就一道前进。我们到临潼时，约早晨四五点钟，天还未明，便直接冲到贵妃池的那个院子。白凤翔在大门洞指挥，我紧随着，枪声响了，对方阻击，我们还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79―180页。
西安事变前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回忆说：“12日早晨2时许，西安城内忽然有枪声，时疏时密。我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称不知。约半小时江来电话告诉我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我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不在家。我怀疑杨部兵变，张或避开了。电话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我随以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张对我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这番话乃是故布疑阵，好像是杨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细思虑，张即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大难将作。”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9、90―91、120页。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战斗打响的具体时间：
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回忆说：“(12月)11日晚，我参加张(学良)的宴会。12时许回到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甜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②
当时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的曾扩清回忆说：“(12月)12日黎明前，我还在睡梦中，突然有枪声，把我惊醒，以为是张、杨两军发生冲突。直到天明时，才见到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有陈诚、朱绍良等联名的通电，大意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等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发生了张、杨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变’。”③。
西安事变发生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远在北平。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对西安事变的记述主要是根据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对孙铭九的采访记录。詹姆斯？贝特兰，生于1910年，新西兰奥克兰人。曾获新西兰大学附属的奥克兰学院文学硕士。1923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毕业后，又到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学习。后在英国伦敦工作。曾前往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游历。1936年1月来到北平，任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员。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从北平前往西安，时为12月16日。与他同行的有从日本回国的苗剑秋，12月28日，贝特兰和苗剑秋到达西安。这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回南京。12月29日，贝特兰在史沫特莱和孙铭九等的陪同下，一起前往临潼华清池和骊山，详细察看了兵谏的现场。他采访了孙铭九，从一个侧面了解了扣留蒋介石的经过。
斯诺在《西行漫记》第12篇《又是白色世界》第二节《总司令被逮》中写道：到12月12日清晨6点钟，整个事件就结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在睡梦中惊起，被缴了械，逮捕起来；几乎整个参谋总部的人员都在西安宾馆的住处遭到包围，关了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但是逮捕总司令却流了血。蒋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温泉胜地临潼，把其他客人都驱赶一空。张少帅的卫队长，26岁的孙铭九上尉(校)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二百名东北军，清晨三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五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15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岗哨喝止，就开起火来。”《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364页。
从上述所引记述来看，西安事变战斗打响的时间有凌晨2时、凌晨3时、凌晨4时、凌晨4时30分、凌晨四五点钟、凌晨5时许等多种不同的说法。作为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兵谏”行动，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具体打响时间，而只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在西安事变前后一直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写《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说，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在玄风桥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确定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决定于(12月)12日上午6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9页。
在12日凌晨一直守候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的王菊人这样写道：“张(学良)到新城后，知道去临潼捉蒋部队立即出发，杨(虎城)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隐密布置，准备行动。到了12日上午6时，孔从洲电话问杨(虎城)：‘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枪。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15页。
由此可见，战斗打响的时间是12月12日清晨6时。
蒋介石当天的日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20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页。
笔者经多年的观察，西安城每年12月12日清晨天色破晓均在7时10分左右。从清晨6时至7时10分，当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解决战斗所需时间基本上可以满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战斗在清晨六时打响。
临潼扣蒋。
华清池战斗打响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孙铭九回忆说：“当王协一(卫队二营连长――引者注)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守卫岗哨的阻拦。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来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0―197页。
当孙铭九来到五间厅时，蒋介石已从五间厅东侧翻墙而过，逃上了骊山。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翻墙而出的经过：“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裕礼)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其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变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余如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看，仓促不得钥(匙)，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绝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望，见骊山下已布满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1―272页
蒋介石失踪的消息传到西安新城，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感到十分不安。王菊人回忆说：“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占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学良)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③《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15―216、216页。
张学良在和杨虎城商议后，随即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③。杨虎城也命令孔从洲所部给以配合。据孔从洲回忆说：“战斗打响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市面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我和部队刚刚回到营房，准备稍作休息的时候，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临潼方面还没有捉到蒋介石，你立即率部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临潼和蓝田之间油坊街一带布防封锁，以防蒋介石潜逃。’听说未捉到蒋，我很惊讶，立即率一个营赶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杨总部打来电话说东北军已经把蒋捉住了，我才如释重负，心情顿时轻松下来，赶回西安。”《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50页。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国民党省党部等)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时，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39―240、250页。
赵寿山和李兴中、 孔从洲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驻地李兴中的办公室里拟定了军事计划。在他们拟定好军事计划后，杨虎城、孙蔚如也来到了新城杨虎城公馆。这是一座西阔七间，进深五间的砖木结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389平方米。这座建筑始建于1931年，四面坡流水，檐角起翘，周围有？廊环绕。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曾在这里秘密商谈，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这里又成为西安事变的总指挥所。
杨虎城在新城公馆听取了赵寿山等拟定的军事计划，表示同意，并当即任命赵寿山为西安方面战斗行动的总指挥。据孔从洲回忆：“杨虎城还决定次日成立(西安)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指示我要掌握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②。
当晚11时以后，张学良也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流，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西北“剿总”副参谋长董英斌、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行政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秘书应德田、高级参议鲍文樾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因未找到，未能到会。
据孙铭九回忆：
张学良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今天我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流在金家巷张公馆坐镇。《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4―195页。
张学良和于学忠、王以哲等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赵寿山回忆说：“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0页。
这时，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将永远铭记着这一天：公元1936年12月12日；农历丙子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战斗在清晨六时打响。
在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下，12月12日清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头在临潼和西安同时采取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是，目前所见关于这次行动的时间却众说纷纭。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所说的具体时间也较为混乱。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不能不使我们进行一番细致的梳理和比较，从而确定事变发生的具体时间。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事件当事人的回忆：
在西安事变中被杨虎城任命为西安城方面战斗总指挥的赵寿山回忆说：“12月12日清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学良)、杨(虎城)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约一连武装尚在顽抗。”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0―241、250页。
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并在事变前夜被任命为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回忆说，在12月11日晚11时左右，杨虎城和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决定部队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8时前解决战斗，恢复秩序。”②。
时任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的宋文梅回忆说：“当孙(铭九)营长奉命前往临潼时，张(学良)、杨(虎城)命我回营部，在电话机旁待命令，待孙(铭九)已到达临潼后，两地同时行动。西安的军事行动以钟楼张希钦鸣枪声为准。到4点30分，张、杨的行动命令还未下达，突然，接到张连长的电话，发现警察七八十人，全副武装已从市警察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这些警察是送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这时，张、杨的行动命令尚未到达，也来不及向张、杨请示，即令张迅速坚决地向敌人射击，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消灭敌人。这时恰巧张、杨的命令也到了，无线电台姜树德台长立即取掉国民党无线电台的一切通讯设备，席珍儒、何承安诸连长迅速解决宪兵第一团、别动支队、市警察各中队、省党部的反动武装。我和王子中、李锦铎负责逮捕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及西北饭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0页。
在华清池打响第一枪，时任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营长的王玉瓒回忆说：“12日早上2时许，我乘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金万普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参加行动。接着赶到第一连叫王连长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扣蒋事宜。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住着一些宪兵，我令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们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他枪响，再动作也赶趟。’此时，约在凌晨4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三营官兵迅速前进。该营官兵50余人由王协一连长率领，昨晚(11日)进驻灞桥镇。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9页。
据汪？在《刘桂五扣蒋纪实》中所写，刘桂五回忆说：“至夜12时，由白师长和我率领副司令的卫队乘坐汽车向临潼出发。至灞桥东边，在路旁已有预先准备的卫队营听白师长和我的指挥。当时白向卫队营说：‘使我们东北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蒋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现在他又利用红军来消灭我们。今天是大家报仇雪耻的时候了，要奋勇杀敌，为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的耻辱。’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白又问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官兵齐声说：‘能！’白说：‘很好，按照命令出发。’约3时许，到距华清池约有200多米处，遇蒋的守卫哨兵，高声喊叫口令，令汽车停止。我们没有理会，率汽车猛冲至哨兵面前，一拥即将哨兵捕获。可是因为汽车一停，人声喊叫，致使后边有所发觉，再前进时，卫兵就依据墙院开枪射击，堵击进路，战斗激烈。卫队营的士兵经过猛烈攻击后直冲蒋介石的卧室。进入后，只见蒋介石卧室空无一人，被褥仍然铺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窝尚温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内，桌上杯中尚有蒋的假牙一副，此时是4点30分。”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4、184―185页。
刘桂五回忆说，“6时许，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亦到达现场，当即用电话与副司令取得联系，报告情况。7时许，顽抗之敌被肃清。这时在外围指挥的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也到达。唐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经刘、白、唐三人研究后，决定排队搜山。到8时30分钟，山上士兵大声喊叫：‘委员长在这里呢！’唐君尧闻声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蒋介石。”②。
时任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副官的常国宾在《白凤翔临潼扣蒋》一文中回忆说：“12月11日夜间12点钟，白和我们坐了两部小汽车出发，到西安小东门口，站岗的宪兵问往哪里去，我把白师长的名片拿出来，并说有事去临潼。放行后，出小东门到了灞桥附近一个树林子里，孙铭九带着队伍早在那里等候。汽车到后，孙问是谁，我答，是白师长，随即问了他的姓名向白报告，白立即下了车，问孙铭九：‘队伍集合好了没有？’孙答：‘集合好了。’白说：‘我讲几句话。’白对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在场官兵听到这个突然消息，无比愤怒，有的都哭了。白师长接着说，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我们在赴临潼的途中，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从后面赶来，带一部小汽车、一部小三轮卡车，与白说了几句话就一道前进。我们到临潼时，约早晨四五点钟，天还未明，便直接冲到贵妃池的那个院子。白凤翔在大门洞指挥，我紧随着，枪声响了，对方阻击，我们还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79―180页。
西安事变前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回忆说：“12日早晨2时许，西安城内忽然有枪声，时疏时密。我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称不知。约半小时江来电话告诉我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我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不在家。我怀疑杨部兵变，张或避开了。电话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我随以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张对我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这番话乃是故布疑阵，好像是杨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细思虑，张即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大难将作。”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9、90―91、120页。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没有战斗打响的具体时间：
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回忆说：“(12月)11日晚，我参加张(学良)的宴会。12时许回到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甜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②
当时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的曾扩清回忆说：“(12月)12日黎明前，我还在睡梦中，突然有枪声，把我惊醒，以为是张、杨两军发生冲突。直到天明时，才见到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有陈诚、朱绍良等联名的通电，大意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等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发生了张、杨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变’。”③。
西安事变发生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远在北平。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对西安事变的记述主要是根据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对孙铭九的采访记录。詹姆斯？贝特兰，生于1910年，新西兰奥克兰人。曾获新西兰大学附属的奥克兰学院文学硕士。1923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毕业后，又到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学习。后在英国伦敦工作。曾前往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游历。1936年1月来到北平，任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员。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从北平前往西安，时为12月16日。与他同行的有从日本回国的苗剑秋，12月28日，贝特兰和苗剑秋到达西安。这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回南京。12月29日，贝特兰在史沫特莱和孙铭九等的陪同下，一起前往临潼华清池和骊山，详细察看了兵谏的现场。他采访了孙铭九，从一个侧面了解了扣留蒋介石的经过。
斯诺在《西行漫记》第12篇《又是白色世界》第二节《总司令被逮》中写道：到12月12日清晨6点钟，整个事件就结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在睡梦中惊起，被缴了械，逮捕起来；几乎整个参谋总部的人员都在西安宾馆的住处遭到包围，关了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但是逮捕总司令却流了血。蒋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温泉胜地临潼，把其他客人都驱赶一空。张少帅的卫队长，26岁的孙铭九上尉(校)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二百名东北军，清晨三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五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15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岗哨喝止，就开起火来。”《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364页。
从上述所引记述来看，西安事变战斗打响的时间有凌晨2时、凌晨3时、凌晨4时、凌晨4时30分、凌晨四五点钟、凌晨5时许等多种不同的说法。作为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兵谏”行动，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具体打响时间，而只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在西安事变前后一直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写《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说，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在玄风桥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确定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决定于(12月)12日上午6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9页。
在12日凌晨一直守候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的王菊人这样写道：“张(学良)到新城后，知道去临潼捉蒋部队立即出发，杨(虎城)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隐密布置，准备行动。到了12日上午6时，孔从洲电话问杨(虎城)：‘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枪。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15页。
由此可见，战斗打响的时间是12月12日清晨6时。
蒋介石当天的日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20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页。
笔者经多年的观察，西安城每年12月12日清晨天色破晓均在7时10分左右。从清晨6时至7时10分，当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解决战斗所需时间基本上可以满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战斗在清晨六时打响。
临潼扣蒋。
华清池战斗打响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孙铭九回忆说：“当王协一(卫队二营连长――引者注)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守卫岗哨的阻拦。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来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0―197页。
当孙铭九来到五间厅时，蒋介石已从五间厅东侧翻墙而过，逃上了骊山。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翻墙而出的经过：“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裕礼)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其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变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余如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看，仓促不得钥(匙)，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绝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望，见骊山下已布满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1―272页
蒋介石失踪的消息传到西安新城，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感到十分不安。王菊人回忆说：“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占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学良)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③《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15―216、216页。
张学良在和杨虎城商议后，随即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③。杨虎城也命令孔从洲所部给以配合。据孔从洲回忆说：“战斗打响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市面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我和部队刚刚回到营房，准备稍作休息的时候，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临潼方面还没有捉到蒋介石，你立即率部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临潼和蓝田之间油坊街一带布防封锁，以防蒋介石潜逃。’听说未捉到蒋，我很惊讶，立即率一个营赶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杨总部打来电话说东北军已经把蒋捉住了，我才如释重负，心情顿时轻松下来，赶回西安。”《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