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兵 谏 篇(4)
张学良和杨虎城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他们除利用由杨虎城控制的《西北文化日报》印发号外，进行宣传外，还于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接收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机关报《西京日报》，创办《解放日报》，并于当天出版了《解放日报》第一期。解放日报从12月14日起，由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具体领导。报社社址在西安小南门内的五味什字。总编先后为丛德滋和张兆鳞，陕西地下党组织派遣魏文伯、韩进等共产党员担任编辑。1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第二期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两则重要启事。一则是西京日报社启事：“本社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停刊。所有本社一切社务及债权等，均完全负责交由解放日报接收。特此通知。”另一则是解放日报社启事：“由(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所有西京日报社一切社务及债权等，均由本社完全接收。特此通知。”《解放日报》从1936年12月13日创刊，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版55期。
为了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于12月14日在西安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这一讲话的要点是：(一)整个中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蒋介石仍胶执内战式的“剿匪”主张，逮捕大批爱国分子，查禁救国刊物，以武力弹压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其主张的希望，不得不实行兵谏，望蒋能有最大的反省；(二)绝不是反对蒋介石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三)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四)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共同抗日救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8页。
就在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撤销西北“剿总”，改设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董英斌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临时军委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宣传委员会主任郭维城。临时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洪舫、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宣传委员会主任郭维城。临时军委会下设有参谋处(处长邓玉琢)、党务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处长应德田)、交通处(处长陈先舟)、军警督察处(处长孙铭九)、粮秣处(处长张政枋)等机构。
临时西北军委会成立后，即于当天决定重组陕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时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任命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任命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并任命杜斌丞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随后向陕西省政府职员发表了讲话，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经过及重要意义。临时西北军委会还于成立的当天，即12月14日，决定成立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等五人组织成立。民运指导委员会在当天召开第一次会议，推荐王炳南为召集人(主任)，苏资深为组织部部长、敖明远任训练部部长、王子安任宣传部部长，宋黎任民众武装部部长。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日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两位将军率先垂范，于13日即发布手谕，将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和陕西省各级法院，及其他各军事政治机关所押之政治犯，一律开释。《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7页。
三天之后，即12月16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出《释放政治犯的通令》，要求释放政治犯，《通令》全文如下：
查年来爱国志士青年，因激于救亡热忱，思想言行歧异之故，致身遭缧？、坐陷囹圄者，不可胜数。略迹原情，殊深痛惜。现值外侮日亟，国亡无日，自应容纳各党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兹特规定释放政治人犯办法于下：
(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释放，但有叛国行为之汉奸，不在此限。
(二)政治犯兼犯有其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办理。
(三)凡应予释放之政治犯，未经发觉，或曾被通缉，未经缉获者，一律免予追缉；已经获案者，不论已否起诉，与已否判决，经讯明后，概予开释。
(四)凡经缓刑、假释、保外候讯，或送院反省之政治犯，一律予以开释。
(五)关于开释政治犯，应由原侦查或审判机关办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时，即由现在之羁押机关或监所办理。
(六)关于开释政治犯，如有疑义，应呈由本会核示。
(七)各机关、部队、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统限于令到十日内，办理完竣，并列表具报本会备查。合亟令仰该□□遵照办理，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并仰将奉文日期具报备查为要。此令。抄录自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张学良、杨虎城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通令》下发后，一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被释放。其中有曾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赵伯平，出狱后他担任了重新建立的中共陕西省委下属的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兼省委党员训练班主任。曾任中共三原县武字区委组织委员的包森出狱后，任杨虎城部特务营第二连指导员。四年后，包森在冀东地区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时，与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威震敌胆。在国内几乎无人不知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就主要是以包森的事迹为原型而塑造的。
经张学良、杨虎城通令释放的共产党员，仅西安一地，就达180余人。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53页。
12月16日，为了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发起的西安各界民众大会，在革命公园召开。会场的主席台上方，醒目的悬挂着写有八项救国主张的横幅，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北文化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宋绮云主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会后，又组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布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锡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志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临时西北军委会并将这一决定通电全国。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沸腾，反应不一。为了说明真相，张学良于12月19日从西安向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发出一份声明。张学良并且希望弗雷泽将这份声明散发给其他外国驻华记者。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张学良转引自《西行漫记》，第378页。
遗憾的是，张学良发给弗雷泽的这一声明，却被南京政府的新闻检察官员无理扣压，无法和公众见面。前文所引的声明，是出自张学良交给端纳的一份抄件，又由端纳交给斯诺的。但是，当这份声明的英文本与读者见面时，却是在10个月之后的1937年10月。又过了三个月，这份声明的中文本才随着《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的出版而呈现在国内读者的面前。
12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书》(以下简称《告将士书》)。《告将士书》开章明义地指出：“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告将士书》坦荡磊落地表示：“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告将士书》旗帜鲜明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发出号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才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的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8―450页。
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使事变发生后的西安迅速稳定了局势。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下组织，也为西安局势的迅速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党政处科长、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宋黎出任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武装部部长；担任东北军学兵队中共党总支委员的任志远则在事变发生后，带领学兵队学员前往西京招待所了解被扣留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情况。
在事变期间为指挥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共地下党员许权中，在事变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与许权中一起被派赴独立旅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方仲如。方仲如（1901―1983），陕西咸阳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任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第五路军政治处处长。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同年12月被捕入狱。1936年出狱后返回西安。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方仲如于西安事变发生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独立旅政训处处长。
曾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后，更感到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提出让曾在第十七路军和陕西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回西安工作的愿望。当时，南汉宸正在天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12月23日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9页。
接到指示后，南汉宸于12月25日离开天津，启程赶往西安。到西安后，他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他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的重要助手。
国际国内“舆论沸腾”。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个发出消息的外国记者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局长杜本重治。杜本重治在12月12日下午从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处得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即于当晚向东京发回报道。第二天，日本报纸即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这一“上海特讯”。《朝日新闻》以《支那政局全面陷入混乱》为题刊发了“号外”，并以《蒋介石氏突然被监禁》为主标题，以《张学良氏指挥兵变》，《对日宣战，并通电宣布容共》为副标题发出报道。《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37页。
日本《日日新闻》更是耸人听闻地宣称，张学良“组织了一个得到苏联支持的自治政府”，“已与苏联订立了一个攻守同盟”。 ③杨瑞广、雷云峰著：《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40页。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以《中国发生事变》为题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事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③苏联《消息报》12月15日发表的社论则称：“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此类要求，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夫反日本阵线，乃系与南京合作之阵线。”《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55―156页。
国际舆论沸沸扬扬，国内各界也反应强烈。
张学良在12日发给阎锡山的电报中称：“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证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萁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学良敬盼得到阎公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胡全福著：《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00页。
第二天，张学良又致电阎锡山：“西安12日之变，数电报告，谅以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7页。
在张学良连电催促之下，阎锡山于14日复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报中称：“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不保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擅自图之。”②《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第305页、第306页。
阎锡山隔岸观火的态度，使张学良、杨虎城不免有些失望。15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致电阎锡山，义正辞严地表示：“日伪攻寇绥东，举国愤慨，各将士在阎公、傅主席指导之下，效命前线，为国忠勤，曷胜佩仰。此间文日(12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各将士爱国心切，当荷同情，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利赖。”②
针对阎锡山14日来电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学良与杨虎城于17日致电阎锡山，逐一回答说：
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绝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对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
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的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意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
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
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7页。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电报中表示：“总之，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各方面须求彻底。若狃于没有准备，或一时妥协之见，必至立国精神与实力两俱沦丧，万劫不复，故欲死里求生，似不得不采用较异寻常之办法。”“良等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鲁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第307页。
时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龙云在12月14日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对西安事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电报称：“迩来事变，自属谋国，具有苦衷；略迹原心，亦所深谅。惟是对外国策，所关至大。既经多数负责当事，熟筹利害，审慎决定，自难率尔变更。尊处此举，影响国家前途，至深且巨；言念前途，实堪忧虑。务盼再假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1―462页。
12月16日，桂系军阀首领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联名发出通电，通电的要点是：(一)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0页。
在南京政府于12月16日明令讨伐张学良之后，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和任湘鄂川黔边区“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的何键公开表态，拥护国民政府“讨伐”张学良。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省保安司令的韩复榘则表示，南京政府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称：“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对于当前的局势，我们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援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我们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帝国主义！”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9页。
第二天，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将士，继续抗战，而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②。
在国民党当局的操纵下，国内大多数媒体对西安事变发出谴责之声。《中央日报》12月16日发表了傅斯年的署名文章《论张学良之叛乱》。《大公报》则于12月18日刊登了张季鸾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随后，又于12月20日刊发了胡适署名的评论《张学良的叛国》。中联社和14个省、市的报纸、新闻的机构在12月16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的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第293页。
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谴责之声多于颂扬之声，这也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始料不及的。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曾用了10个字来形容当时全国各界的反响：“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这种局势的形成，固然有蒋介石个人威望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却是由于国民党当局蒙蔽视听、混淆是非造成的。美国记者斯诺曾记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情形：“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宣言都被检察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西行漫记》，第368页。
为了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于12月14日在西安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这一讲话的要点是：(一)整个中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蒋介石仍胶执内战式的“剿匪”主张，逮捕大批爱国分子，查禁救国刊物，以武力弹压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其主张的希望，不得不实行兵谏，望蒋能有最大的反省；(二)绝不是反对蒋介石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三)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四)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共同抗日救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8页。
就在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撤销西北“剿总”，改设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董英斌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临时军委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宣传委员会主任郭维城。临时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洪舫、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宣传委员会主任郭维城。临时军委会下设有参谋处(处长邓玉琢)、党务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处长应德田)、交通处(处长陈先舟)、军警督察处(处长孙铭九)、粮秣处(处长张政枋)等机构。
临时西北军委会成立后，即于当天决定重组陕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时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任命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任命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并任命杜斌丞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随后向陕西省政府职员发表了讲话，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经过及重要意义。临时西北军委会还于成立的当天，即12月14日，决定成立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等五人组织成立。民运指导委员会在当天召开第一次会议，推荐王炳南为召集人(主任)，苏资深为组织部部长、敖明远任训练部部长、王子安任宣传部部长，宋黎任民众武装部部长。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日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两位将军率先垂范，于13日即发布手谕，将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和陕西省各级法院，及其他各军事政治机关所押之政治犯，一律开释。《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7页。
三天之后，即12月16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出《释放政治犯的通令》，要求释放政治犯，《通令》全文如下：
查年来爱国志士青年，因激于救亡热忱，思想言行歧异之故，致身遭缧？、坐陷囹圄者，不可胜数。略迹原情，殊深痛惜。现值外侮日亟，国亡无日，自应容纳各党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兹特规定释放政治人犯办法于下：
(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释放，但有叛国行为之汉奸，不在此限。
(二)政治犯兼犯有其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办理。
(三)凡应予释放之政治犯，未经发觉，或曾被通缉，未经缉获者，一律免予追缉；已经获案者，不论已否起诉，与已否判决，经讯明后，概予开释。
(四)凡经缓刑、假释、保外候讯，或送院反省之政治犯，一律予以开释。
(五)关于开释政治犯，应由原侦查或审判机关办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时，即由现在之羁押机关或监所办理。
(六)关于开释政治犯，如有疑义，应呈由本会核示。
(七)各机关、部队、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统限于令到十日内，办理完竣，并列表具报本会备查。合亟令仰该□□遵照办理，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并仰将奉文日期具报备查为要。此令。抄录自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张学良、杨虎城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通令》下发后，一大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被释放。其中有曾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赵伯平，出狱后他担任了重新建立的中共陕西省委下属的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兼省委党员训练班主任。曾任中共三原县武字区委组织委员的包森出狱后，任杨虎城部特务营第二连指导员。四年后，包森在冀东地区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时，与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威震敌胆。在国内几乎无人不知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就主要是以包森的事迹为原型而塑造的。
经张学良、杨虎城通令释放的共产党员，仅西安一地，就达180余人。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53页。
12月16日，为了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发起的西安各界民众大会，在革命公园召开。会场的主席台上方，醒目的悬挂着写有八项救国主张的横幅，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北文化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宋绮云主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会后，又组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布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锡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志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临时西北军委会并将这一决定通电全国。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沸腾，反应不一。为了说明真相，张学良于12月19日从西安向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发出一份声明。张学良并且希望弗雷泽将这份声明散发给其他外国驻华记者。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张学良转引自《西行漫记》，第378页。
遗憾的是，张学良发给弗雷泽的这一声明，却被南京政府的新闻检察官员无理扣压，无法和公众见面。前文所引的声明，是出自张学良交给端纳的一份抄件，又由端纳交给斯诺的。但是，当这份声明的英文本与读者见面时，却是在10个月之后的1937年10月。又过了三个月，这份声明的中文本才随着《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的出版而呈现在国内读者的面前。
12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书》(以下简称《告将士书》)。《告将士书》开章明义地指出：“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告将士书》坦荡磊落地表示：“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告将士书》旗帜鲜明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发出号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才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的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8―450页。
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使事变发生后的西安迅速稳定了局势。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下组织，也为西安局势的迅速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党政处科长、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宋黎出任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武装部部长；担任东北军学兵队中共党总支委员的任志远则在事变发生后，带领学兵队学员前往西京招待所了解被扣留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情况。
在事变期间为指挥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共地下党员许权中，在事变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与许权中一起被派赴独立旅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方仲如。方仲如（1901―1983），陕西咸阳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任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第五路军政治处处长。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同年12月被捕入狱。1936年出狱后返回西安。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方仲如于西安事变发生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独立旅政训处处长。
曾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后，更感到需要共产党员的帮助。他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提出让曾在第十七路军和陕西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回西安工作的愿望。当时，南汉宸正在天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12月23日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城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9页。
接到指示后，南汉宸于12月25日离开天津，启程赶往西安。到西安后，他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他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的重要助手。
国际国内“舆论沸腾”。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个发出消息的外国记者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局长杜本重治。杜本重治在12月12日下午从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处得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即于当晚向东京发回报道。第二天，日本报纸即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这一“上海特讯”。《朝日新闻》以《支那政局全面陷入混乱》为题刊发了“号外”，并以《蒋介石氏突然被监禁》为主标题，以《张学良氏指挥兵变》，《对日宣战，并通电宣布容共》为副标题发出报道。《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37页。
日本《日日新闻》更是耸人听闻地宣称，张学良“组织了一个得到苏联支持的自治政府”，“已与苏联订立了一个攻守同盟”。 ③杨瑞广、雷云峰著：《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40页。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以《中国发生事变》为题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事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③苏联《消息报》12月15日发表的社论则称：“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此类要求，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夫反日本阵线，乃系与南京合作之阵线。”《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55―156页。
国际舆论沸沸扬扬，国内各界也反应强烈。
张学良在12日发给阎锡山的电报中称：“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证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萁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学良敬盼得到阎公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胡全福著：《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00页。
第二天，张学良又致电阎锡山：“西安12日之变，数电报告，谅以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7页。
在张学良连电催促之下，阎锡山于14日复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报中称：“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不保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擅自图之。”②《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第305页、第306页。
阎锡山隔岸观火的态度，使张学良、杨虎城不免有些失望。15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致电阎锡山，义正辞严地表示：“日伪攻寇绥东，举国愤慨，各将士在阎公、傅主席指导之下，效命前线，为国忠勤，曷胜佩仰。此间文日(12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各将士爱国心切，当荷同情，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利赖。”②
针对阎锡山14日来电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学良与杨虎城于17日致电阎锡山，逐一回答说：
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绝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对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
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的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意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
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
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7页。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电报中表示：“总之，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各方面须求彻底。若狃于没有准备，或一时妥协之见，必至立国精神与实力两俱沦丧，万劫不复，故欲死里求生，似不得不采用较异寻常之办法。”“良等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鲁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第307页。
时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二级上将龙云在12月14日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对西安事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电报称：“迩来事变，自属谋国，具有苦衷；略迹原心，亦所深谅。惟是对外国策，所关至大。既经多数负责当事，熟筹利害，审慎决定，自难率尔变更。尊处此举，影响国家前途，至深且巨；言念前途，实堪忧虑。务盼再假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1―462页。
12月16日，桂系军阀首领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联名发出通电，通电的要点是：(一)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0页。
在南京政府于12月16日明令讨伐张学良之后，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和任湘鄂川黔边区“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的何键公开表态，拥护国民政府“讨伐”张学良。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省保安司令的韩复榘则表示，南京政府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称：“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对于当前的局势，我们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援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我们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帝国主义！”②《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9页。
第二天，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将士，继续抗战，而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②。
在国民党当局的操纵下，国内大多数媒体对西安事变发出谴责之声。《中央日报》12月16日发表了傅斯年的署名文章《论张学良之叛乱》。《大公报》则于12月18日刊登了张季鸾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随后，又于12月20日刊发了胡适署名的评论《张学良的叛国》。中联社和14个省、市的报纸、新闻的机构在12月16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的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第293页。
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谴责之声多于颂扬之声，这也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始料不及的。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曾用了10个字来形容当时全国各界的反响：“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这种局势的形成，固然有蒋介石个人威望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却是由于国民党当局蒙蔽视听、混淆是非造成的。美国记者斯诺曾记述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情形：“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宣言都被检察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西行漫记》，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