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决 策 篇(1)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是何时得到这一消息的？一些权威著作对此记载颇不相同。杨瑞广、雷云峰合著的《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中这样记述说：“中共中央是在12日晨得到西安兵谏消息的。”《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141页。
这一说法的根据是童小鹏所著《风雨四十年》中的记述。查2006年1月出版的童小鹏所著《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当时在中革军委机要科工作的童小鹏记述说：“12日凌晨，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高级军官。译电员朱志良立即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子龙)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童小鹏著：《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华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页。
这一记述有名有姓，似乎言之凿凿。但我们来看一看刘鼎本人的回忆，就能对其中的误记看个清清楚楚。刘鼎回忆说：“12月12日零时，张学良告诉我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都不敢耽误，赶快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介石)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4页。
关于蒋介石被抓的具体时间，前文已述及，兹不赘述。那么刘鼎本人所说发报的时间是在抓到蒋介石之后，又从何而来保安能在当天凌晨收到刘鼎电报一事呢？
许多研究者从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中落款时间为“文寅”而推测，电报当在12日晨3时至5时发出。其实这也是靠不住的。试想，12日晨3至5时之间，临潼和西安的战斗并未打响，张学良又怎么会向保安发出“文寅”之电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12日凌晨寅时许，电文已拟好，但未发出。待到把蒋介石抓到后，才将此电发出，但落款时间没有改动。因此之故，才为后世史学家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关于张学良“文寅”电报发到保安的时间，张国焘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近午，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介石)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0页。
李德也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毛(泽东)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李德著：《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29页。
张学良在发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④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5页。
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④。
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后，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等立即聚集在毛泽东住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具体处理办法。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主力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页。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建议张学良：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③张士义著：《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0―151页。
从当天中午至午夜，中共中央还三次致电共产国际。在午夜24时发出的电报中，中共中央说明：“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西安”，“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③电报还报告了中共中央初步议定的应变计划：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政府暂由林森、孙科、孔祥熙、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陈立夫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止亲日派勾结日军进犯沪宁；争取蒋军全部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国民党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电报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三)苏联用大力援助中国。”张士义著：《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1页。
李德回忆说：“这一天(12月12日)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举行了一个大会，实际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区所有党员、部队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的公开集会，几乎看不到老百姓，因为在保安可以说没有什么老百姓。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中国纪事》，第230页。
关于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斯诺的记载中得到映证。斯诺在1957年所写的《红色中华散记》第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中，以《保安寄来的明信片》为题，记述说：“总司令(蒋介石――译注)于1936年12月被张学良逮捕监禁不久，我接到从延安付邮来自陕西保安的一张明信片。它通过正常的邮路送到北京我的手中，写信人是我迄未获准披露其姓名的某医生。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领导工作。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并满怀激情地记述了在收到关于蒋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来的消息之后，保安立即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页。
斯诺所说的“某医生”，就是1936年7月和他一起进入西北苏区，并留在苏区工作的乔治？海德姆，他当时已改名为马海德。斯诺继续写道：“这位医生在信中说，毛泽东等人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把蒋介石作为叛国贼交付‘群众公审’。当时全城欣喜若狂。我手头已经没有这张明信片，但我想是在总司令还在扣押或者刚刚获释的时候收到的。”《红色中华散记》，第1页。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据当时参加会议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在1996年12月回忆，会议是在张闻天居住的石窑洞里召开的。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叛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页。
张闻天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关于对事变的方针问题，他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他还特别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为最高旗帜。”“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对这一突发事件造成的复杂形势，他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在“新的矛盾”面前，“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4―395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9页。
张国焘发言说：“我只说关于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见。”“在西安事件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5页。
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622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如下：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潘)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叛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8―109、107页。
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在二版头条，以《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坚决的革命行动》为题，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篇消息全文如下：
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张学良、杨虎臣已将祸国罪魁蒋介石及蒋鼎文、陈诚、陈继承、万耀煌、卫立煌、钱大钧等七人拘留。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意图反抗，当被枪决。
张学良已提出呼号全国抗日的通电，各方及全国民众正纷起赞助此革命的起义。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苏区抗日民众们：紧急动员起来！联合全国所有抗日力量，誓死为收复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当天凌晨2时，中华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各部队发出电报，通报了西安事变的详情，并要求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②
12月14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10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电报全文如下：
(甲)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谨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臣(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臣(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宗南)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恩伯)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叛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0―112页。
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2页。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天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良。”“日本方面更公开宣传张(学良)之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在此情况下，“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电报指示：“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议、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必须多方面的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锡山、傅作义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此电速转上海。”《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5―396页。
当天，张闻天还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12月15日早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等离开保安，踏上了经延安前往西安的路程。就在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伯渠、 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电报全文如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是何时得到这一消息的？一些权威著作对此记载颇不相同。杨瑞广、雷云峰合著的《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中这样记述说：“中共中央是在12日晨得到西安兵谏消息的。”《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141页。
这一说法的根据是童小鹏所著《风雨四十年》中的记述。查2006年1月出版的童小鹏所著《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当时在中革军委机要科工作的童小鹏记述说：“12日凌晨，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高级军官。译电员朱志良立即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子龙)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童小鹏著：《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华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页。
这一记述有名有姓，似乎言之凿凿。但我们来看一看刘鼎本人的回忆，就能对其中的误记看个清清楚楚。刘鼎回忆说：“12月12日零时，张学良告诉我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都不敢耽误，赶快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介石)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4页。
关于蒋介石被抓的具体时间，前文已述及，兹不赘述。那么刘鼎本人所说发报的时间是在抓到蒋介石之后，又从何而来保安能在当天凌晨收到刘鼎电报一事呢？
许多研究者从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中落款时间为“文寅”而推测，电报当在12日晨3时至5时发出。其实这也是靠不住的。试想，12日晨3至5时之间，临潼和西安的战斗并未打响，张学良又怎么会向保安发出“文寅”之电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12日凌晨寅时许，电文已拟好，但未发出。待到把蒋介石抓到后，才将此电发出，但落款时间没有改动。因此之故，才为后世史学家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关于张学良“文寅”电报发到保安的时间，张国焘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近午，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介石)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0页。
李德也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毛(泽东)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李德著：《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29页。
张学良在发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④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5页。
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④。
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后，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等立即聚集在毛泽东住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具体处理办法。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主力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页。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建议张学良：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③张士义著：《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0―151页。
从当天中午至午夜，中共中央还三次致电共产国际。在午夜24时发出的电报中，中共中央说明：“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西安”，“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③电报还报告了中共中央初步议定的应变计划：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政府暂由林森、孙科、孔祥熙、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陈立夫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止亲日派勾结日军进犯沪宁；争取蒋军全部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国民党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电报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三)苏联用大力援助中国。”张士义著：《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1页。
李德回忆说：“这一天(12月12日)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举行了一个大会，实际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区所有党员、部队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的公开集会，几乎看不到老百姓，因为在保安可以说没有什么老百姓。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中国纪事》，第230页。
关于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斯诺的记载中得到映证。斯诺在1957年所写的《红色中华散记》第一篇《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中，以《保安寄来的明信片》为题，记述说：“总司令(蒋介石――译注)于1936年12月被张学良逮捕监禁不久，我接到从延安付邮来自陕西保安的一张明信片。它通过正常的邮路送到北京我的手中，写信人是我迄未获准披露其姓名的某医生。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领导工作。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并满怀激情地记述了在收到关于蒋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来的消息之后，保安立即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斯诺著：《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页。
斯诺所说的“某医生”，就是1936年7月和他一起进入西北苏区，并留在苏区工作的乔治？海德姆，他当时已改名为马海德。斯诺继续写道：“这位医生在信中说，毛泽东等人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把蒋介石作为叛国贼交付‘群众公审’。当时全城欣喜若狂。我手头已经没有这张明信片，但我想是在总司令还在扣押或者刚刚获释的时候收到的。”《红色中华散记》，第1页。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据当时参加会议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在1996年12月回忆，会议是在张闻天居住的石窑洞里召开的。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叛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页。
张闻天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关于对事变的方针问题，他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他还特别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为最高旗帜。”“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对这一突发事件造成的复杂形势，他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在“新的矛盾”面前，“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4―395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9页。
张国焘发言说：“我只说关于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见。”“在西安事件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5页。
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622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如下：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潘)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叛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8―109、107页。
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在二版头条，以《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坚决的革命行动》为题，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篇消息全文如下：
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张学良、杨虎臣已将祸国罪魁蒋介石及蒋鼎文、陈诚、陈继承、万耀煌、卫立煌、钱大钧等七人拘留。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意图反抗，当被枪决。
张学良已提出呼号全国抗日的通电，各方及全国民众正纷起赞助此革命的起义。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苏区抗日民众们：紧急动员起来！联合全国所有抗日力量，誓死为收复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当天凌晨2时，中华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各部队发出电报，通报了西安事变的详情，并要求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②
12月14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10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电报全文如下：
(甲)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谨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臣(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臣(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宗南)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恩伯)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叛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0―112页。
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2页。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天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良。”“日本方面更公开宣传张(学良)之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在此情况下，“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电报指示：“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议、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必须多方面的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锡山、傅作义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此电速转上海。”《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5―396页。
当天，张闻天还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12月15日早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等离开保安，踏上了经延安前往西安的路程。就在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伯渠、 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电报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