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决 策 篇(2)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叛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68―469页。
这封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发出后，南京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区别对待”的方针，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山城保安审时度势，思考着如何将西安事变妥善处理的最佳方针。
周恩来奔赴西安。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离开保安，向延安方向前进。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有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红军大学一科党支部书记杜理卿(后改名许建国)，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西北办事处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吴德峰、中革军委通信局副局长曾三和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家保、邱南章及警卫战士等17人。童小鹏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等“每人骑一匹马，就像一支骑兵支队那样，在寒风中离开保安城，向肤施(即延安)方向前进。保安到肤施170多华里，因为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走快，当天只走了80华里，在安塞西边一个小村子的窑洞里宿营。”《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第19―20页。
第二天傍晚，周恩来一行来到延安城北的杨家湾村。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位于延河东岸，南距延安城不到5公里。在这里，周恩来见到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和副部长王世泰。钟赤兵和王世泰汇报说，当天中午曾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周，又飞走了。周恩来焦急地说：“糟糕，我们来迟一步，这正是来接我们去西安的飞机，因为没有发现约定的标志――白色十字，没有降落。飞机会不会再来就很难说了。”王世泰著：《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3―224页。
为了迅速赶到西安，周恩来决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让占领延安飞机场的部队在17日上午用白布摆好十字形标志，加强机场的警戒，另一方面准备骑马赶到西安。钟赤兵和王世泰随即命令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尽快赶到西安。周恩来虑事周密，他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对土生土长的王世泰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②《王世泰回忆录》，第224页。
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②。
当天晚上，周恩来一行宿营于杨家湾村。
12月17日早饭后，周恩来等离开杨家湾，经延安城北的大砭沟(今名文化沟)翻山来到延安城西南的杜甫川，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了。童小鹏回忆说：“我们准备继续沿公路向甘泉走。这时忽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周恩来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不久，飞机就降落了。周恩来同张子华商量，要他以‘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着周恩来写的字条进城去找县长，说明飞机是西安张学良副司令派来接中共代表团的，要求让我们经过南门外绕到东门过延河到飞机场去。经过交涉，县长高仲谦(此处误记，当时肤施县县长为高锦尚――引者注)表示同意。不久我们就顺利涉过延河赶到了东郊机场。”《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第20页。
张学良派刘鼎乘坐自己的专机前来延安机场接周恩来一行。由于飞机搭乘人数所限，周恩来和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陈有才、邱南章、龙飞虎、杨家保一行共九人乘飞机前往西安。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天正下着雪。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听取了刘鼎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以及事变以后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对刘鼎说：这次是军事的突然行动，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1页。
周恩来一行抵达西安时，已是黄昏时分，前往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张学良公馆。在进入张学良公馆前，周恩来在位于张学良公馆不远处的涂作潮家里，剃掉了胡须。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到来，自然是如大旱之望云霓。他在20年后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说：“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相商。”《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在让周恩来一行下榻于张学良公馆东楼并用餐之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于当晚24时发出，电报全文如下：
毛并中央。
(甲)我率罗(瑞卿)、杜(理卿)等九人乘机抵达西安，即与张(学良)面谈，并住张公馆。
(乙)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
(丙)刘峙已以五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虎城)部控西安，东北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
(丁)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师需一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已开动，王以哲只三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十三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十七路(军)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肤施)、甘(泉)，准备胡(宗南)北退后，我以主力军出渭水北下游，侧击蒋敌。
(戊)我与张商定红军主力军仍先开庆(阳)、环(县)，便机动，胡(宗南)退可继进，请至少以一军去肤(施)、甘(泉)、便南下策应。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虎城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虎城)。冯(钦哉)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红军加入。余续告。
恩来。
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3―114页。
天空的雪花仍在纷纷扬扬地洒落着。夜幕下的古都西安已经进入了梦乡。面临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周恩来仍然在思考着明天的日程。中共中央决定：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周恩来尚在由安塞县赶往延安的旅途上艰辛跋涉之时，毛泽东于12月16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出：“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页。
当天在保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以《西安抗日起义，正式组织抗日联军，各地纷纷响应》为题，报道了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情况。该报二版则以《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叛国，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裁判！》为题，刊载了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文章。这一情况说明，截至该报付印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放弃将蒋介石予以公审、交给人民裁判的设想。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时局应和平解决”的主张。阎锡山(1883―1960)，字百(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02年考入山西省武备学堂。1904年7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初入振武军事学校，结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此期间，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毕业后回到山西，先后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同年10月，获赏陆军步科举人，并授协军校。次年春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教练官和标统。武昌起义爆发后，阎锡山参加了在山西的起义，并被公推为大都督。此后，他依附袁世凯，被委任为山西都督。袁世凯死后，即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门下。1927年6月5日，阎锡山电告南京政府，表示“服从节制”，并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年7月，阎锡山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京津卫戍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理主任及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30年5月，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发动中原大战，反对蒋介石，并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失败后，他通电下野，潜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被恢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1932年2月，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红军东征山西后，阎锡山一面令部队拼命阻击，一面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从此结束了中央军难以进入山西境内的“自立”局面。从1936年7月起，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准备进攻绥远，阎锡山不得不提出“守土抗战”口号。9月，阎锡山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自任会长。随后又邀请著名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从当年5月起，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数次致信阎锡山，并派彭雪枫前往联络，促使阎锡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毛泽东在12月16日致阎锡山的电报中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624页。
12月18日凌晨，中共中央收到周恩来发来的关于他同张学良会谈情况汇报的电报。随后，中共中央又收到了周恩来于当天上午9时发来的关于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来电。这两份电报为中共中央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提供了关键性的决策依据。当天，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西安事变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全文如下：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及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锡山、傅作义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致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荛，尚希明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8―119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何克全、林伯渠、林彪、罗荣桓、周兴、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伍修权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使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件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5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我们上次开会至现在已有六天。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接着发言在分析事变发展前途的基础上阐述了党的方针问题，他说：“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发言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发言批评了“审蒋”的口号，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发言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进行和平调解”，同时军事上“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8页。
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的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5―626页。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两份文件。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是一份党内文件。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产生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及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指示全文如下：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1)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2)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也被迫跟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3)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1)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2)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1)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2)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1)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这封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发出后，南京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区别对待”的方针，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山城保安审时度势，思考着如何将西安事变妥善处理的最佳方针。
周恩来奔赴西安。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离开保安，向延安方向前进。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有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红军大学一科党支部书记杜理卿(后改名许建国)，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西北办事处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吴德峰、中革军委通信局副局长曾三和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家保、邱南章及警卫战士等17人。童小鹏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等“每人骑一匹马，就像一支骑兵支队那样，在寒风中离开保安城，向肤施(即延安)方向前进。保安到肤施170多华里，因为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走快，当天只走了80华里，在安塞西边一个小村子的窑洞里宿营。”《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第19―20页。
第二天傍晚，周恩来一行来到延安城北的杨家湾村。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位于延河东岸，南距延安城不到5公里。在这里，周恩来见到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和副部长王世泰。钟赤兵和王世泰汇报说，当天中午曾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周，又飞走了。周恩来焦急地说：“糟糕，我们来迟一步，这正是来接我们去西安的飞机，因为没有发现约定的标志――白色十字，没有降落。飞机会不会再来就很难说了。”王世泰著：《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3―224页。
为了迅速赶到西安，周恩来决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让占领延安飞机场的部队在17日上午用白布摆好十字形标志，加强机场的警戒，另一方面准备骑马赶到西安。钟赤兵和王世泰随即命令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的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尽快赶到西安。周恩来虑事周密，他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对土生土长的王世泰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②《王世泰回忆录》，第224页。
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②。
当天晚上，周恩来一行宿营于杨家湾村。
12月17日早饭后，周恩来等离开杨家湾，经延安城北的大砭沟(今名文化沟)翻山来到延安城西南的杜甫川，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了。童小鹏回忆说：“我们准备继续沿公路向甘泉走。这时忽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周恩来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不久，飞机就降落了。周恩来同张子华商量，要他以‘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着周恩来写的字条进城去找县长，说明飞机是西安张学良副司令派来接中共代表团的，要求让我们经过南门外绕到东门过延河到飞机场去。经过交涉，县长高仲谦(此处误记，当时肤施县县长为高锦尚――引者注)表示同意。不久我们就顺利涉过延河赶到了东郊机场。”《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第20页。
张学良派刘鼎乘坐自己的专机前来延安机场接周恩来一行。由于飞机搭乘人数所限，周恩来和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陈有才、邱南章、龙飞虎、杨家保一行共九人乘飞机前往西安。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天正下着雪。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听取了刘鼎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以及事变以后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对刘鼎说：这次是军事的突然行动，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1页。
周恩来一行抵达西安时，已是黄昏时分，前往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张学良公馆。在进入张学良公馆前，周恩来在位于张学良公馆不远处的涂作潮家里，剃掉了胡须。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到来，自然是如大旱之望云霓。他在20年后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说：“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相商。”《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在让周恩来一行下榻于张学良公馆东楼并用餐之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于当晚24时发出，电报全文如下：
毛并中央。
(甲)我率罗(瑞卿)、杜(理卿)等九人乘机抵达西安，即与张(学良)面谈，并住张公馆。
(乙)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
(丙)刘峙已以五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虎城)部控西安，东北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
(丁)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师需一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已开动，王以哲只三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十三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十七路(军)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肤施)、甘(泉)，准备胡(宗南)北退后，我以主力军出渭水北下游，侧击蒋敌。
(戊)我与张商定红军主力军仍先开庆(阳)、环(县)，便机动，胡(宗南)退可继进，请至少以一军去肤(施)、甘(泉)、便南下策应。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虎城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虎城)。冯(钦哉)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红军加入。余续告。
恩来。
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3―114页。
天空的雪花仍在纷纷扬扬地洒落着。夜幕下的古都西安已经进入了梦乡。面临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周恩来仍然在思考着明天的日程。中共中央决定：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周恩来尚在由安塞县赶往延安的旅途上艰辛跋涉之时，毛泽东于12月16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出：“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页。
当天在保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以《西安抗日起义，正式组织抗日联军，各地纷纷响应》为题，报道了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情况。该报二版则以《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叛国，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裁判！》为题，刊载了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文章。这一情况说明，截至该报付印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放弃将蒋介石予以公审、交给人民裁判的设想。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时局应和平解决”的主张。阎锡山(1883―1960)，字百(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02年考入山西省武备学堂。1904年7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初入振武军事学校，结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此期间，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毕业后回到山西，先后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同年10月，获赏陆军步科举人，并授协军校。次年春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教练官和标统。武昌起义爆发后，阎锡山参加了在山西的起义，并被公推为大都督。此后，他依附袁世凯，被委任为山西都督。袁世凯死后，即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门下。1927年6月5日，阎锡山电告南京政府，表示“服从节制”，并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年7月，阎锡山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京津卫戍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理主任及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30年5月，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发动中原大战，反对蒋介石，并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失败后，他通电下野，潜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被恢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1932年2月，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红军东征山西后，阎锡山一面令部队拼命阻击，一面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从此结束了中央军难以进入山西境内的“自立”局面。从1936年7月起，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准备进攻绥远，阎锡山不得不提出“守土抗战”口号。9月，阎锡山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自任会长。随后又邀请著名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从当年5月起，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数次致信阎锡山，并派彭雪枫前往联络，促使阎锡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毛泽东在12月16日致阎锡山的电报中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624页。
12月18日凌晨，中共中央收到周恩来发来的关于他同张学良会谈情况汇报的电报。随后，中共中央又收到了周恩来于当天上午9时发来的关于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来电。这两份电报为中共中央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提供了关键性的决策依据。当天，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西安事变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全文如下：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及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锡山、傅作义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致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荛，尚希明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8―119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何克全、林伯渠、林彪、罗荣桓、周兴、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伍修权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使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件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5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我们上次开会至现在已有六天。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接着发言在分析事变发展前途的基础上阐述了党的方针问题，他说：“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发言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发言批评了“审蒋”的口号，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发言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进行和平调解”，同时军事上“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8页。
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的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5―626页。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两份文件。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是一份党内文件。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产生的形势，西安事变的意义及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指示全文如下：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1)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2)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也被迫跟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3)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1)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2)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1)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2)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1)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