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决 策 篇(3)
(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0―122页。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是发给南京方面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立夫等及南京政府诸先生，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孙蔚如及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诸先生的公开通电，其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继。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3―124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起草并发出10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电报就达11份。这些电报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需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6页。
毛泽东在当天还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②。
潘汉年接到电报后，从上海乘火车抵达南京，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亲日派的干扰与阻拦，他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车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宋子文家中。就在19日这一天，宋子文经西安事变当局允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当天下午，宋子文乘飞机离开南京，于下午5时抵达洛阳。吴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潘汉年到达南京后，向宋美龄陈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亡国惨祸”的主张。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来电。这一来电是共产国际在12月16日发出的。但因“电码错乱”，中共中央无法译读，要求共产国际重发，至此日始收到并译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内称：“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1页。
在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本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6―627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数次致电周恩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③毛泽东在本日另外两份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于仓促误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6―627页。
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的当天，也就是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何克全、林伯渠、李克农、冯文彬、罗荣桓、彭加伦、谭政、毛齐华、罗华生、周兴、郭洪涛等。何克全作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今天也只是讨论一些原则，它将对我们过去的政治工作是一个辩证的扬弃。在这次进驻友军地区的行动中间，要特别注意实现我们的抗日纲领。这次工作与上次去山西时完全不同，不是赤化；另一方面，过去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我们今天也不能完全重复，而是应该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的政治机关应灵活地来运用这些原则，同时要使每个连队都能了解。对旧政权我们开始应尊重，但是能改造的还是要改造，这应经过相当的阶段来实现。对于蒋区的群众团体则可以尽量扩大，逐渐地做到把领导权拿在我们手里。对于商人应保护，旧纸票子收回，明令加以禁止，并做到统一纸币。我们的募捐应由红军的师一级担任，打土豪只没收汉奸叛国贼的，不应广泛的来弄。对群众生活应注意改善，取消苛捐杂税应成为群众的斗争，我们只是应该很好地领导，而不是由我们包办。关于民团，能够改编的改编，能够拆散的拆散，一定要把它弄到我们手里。对于扩红，应尽量地扩，我们这次出去应扩大几倍。宣传要突出抗日援绥，发动抗日斗争。争取友军的工作，应特别谨慎。我们自己的队伍，则要加强纪律教育。最后，所到之处，要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发展党员要经过慎重挑选，防止投机分子混入。要做到在任何不利条件下都能够保存。这一点大革命时候的教训应记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9―400页。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共中央于当天发出《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
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的五项条件。电文全文如下：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71―472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随后会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五项条件。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第三集团军第十八纵队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承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7―628页。
同一天，张闻天还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即陈立夫、陈果夫)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5―126页。
中国共产党面对西安事变之后急速变化着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迅速而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各项决策，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周恩来为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而奔波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从红都保安抵达西安，立即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从十年内战烽烟燃起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周恩来的肩上，担起了一副千斤重担。
从12月18日起，周恩来即对随行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并且在和张学良协商后，为随行人员确定了公开身份：罗瑞卿为周恩来的联络副官，公开身份为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杜理卿化名“杜智文”，负责中共代表团驻地保卫工作，公开身份为张学良警卫团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张子华为周恩来的秘书，其公开身份是抗日联军总部参谋。童小鹏、陈有才、邱南章、龙飞虎、杨家保等同志也分别承担了不同工作。
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安全也十分重视，除张公馆原有的警卫力量外，专门指派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贾陶负责保卫中共代表团驻地安全。贾陶(1909―1976)，辽宁省开原县人。原名贾国辅。1928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先后任连长、东北迫击炮厂研究委员会委员，武汉行营中校参谋等职。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军事委员。同年6月，参加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干部连学习。后参加张学良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任常务委员。12月初，被任命为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
12月18日上午9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反应国内各派对事变的反应。电文如下：
情况，(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止内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
(二)晋阎〔锡山〕向张〔学良〕提议，将蒋送山西，冯〔此处原注为冯钦哉，综观全部电文，似不妥，当指冯玉祥――引者注〕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学良〕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汉谋〕、何〔键〕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介石〕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学良〕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学良〕处理之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5页。
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来17日24时和18日9时两份电报后，对国内各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基本态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遂于18日当天，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18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派驻第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园拜会杨虎城。周恩来在同杨虎城的会谈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虎城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但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并怕蒋介石报复。周恩来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在和杨虎城会谈之后，周恩来于当天中午立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文中说：“(一)宜(指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共产)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共产)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有日本及汉奸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线，并连接到抗战上去。(二)杨(虎城)认(为)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肃)为后方，但对持久战则无把握。杨(虎城)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现须多下功夫。(三)(共产)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7页。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群众运动另电告。”②。
12月19日，周恩来在西京招待所二楼客厅接见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周恩来随即电告中共中央，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国团体。④《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343页。
周恩来抵达西安后，还听取了在东北军从事统战工作的朱理治和在第十七路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汪锋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④周恩来并指派汪锋前往驻渭南的第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协助担任团长的共产党员阎揆要指挥部队，建立和巩固党组织。周恩来指示担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主张。并指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3页。
周恩来还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进行接触，希望他们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杨明轩(1891―1967)，陕西户县人。曾就读于陕西法政学堂、三秦公学。1913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1915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陕西从事教育事业。1923年赴上海大学任教 。次年7月，回陕西后任教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1925年与共产党员魏野畴等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旋即组成国民党临时支部，任常务委员兼陕北23县的党务特派员，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并任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长。1927年被免职和开除国民党党籍。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1929年出狱后，先后任教于上海立达学园、西安女子师范学校、西安中山中学。1936年7月，杨明轩由上海回到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交际部部长和农民训练班主任。在周恩来的教导影响下，杨明轩于1937年1月出任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主席。
周恩来还会见了黄埔军校毕业生、原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曾扩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陕西)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争取他(蒋介石)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恩来)先生的讲话给予我伟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1、121、122页。
曾扩清在此之后，曾向全国民众发表广播讲话，并致函黄埔军校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希望“文说”，不要“武争”，并引用了“奔车之上无仲尼”的古话，劝他们借此以保蒋介石“平安回京”。曾扩清还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希望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以慰“群伦喁喁”之望。②曾扩清的表现，自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在曾扩清于西安事变解决后回到南京时，被蒋介石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的一道手谕，送进看守所内。直至南京沦陷前夕，始被“保释而出”。③。
周恩来还会见了自己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时任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等二三十人。在这些频繁的接触和谈话中，周恩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计前嫌的磊落品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红军主力开向关中。
山城堡战役胜利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章学新主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5页。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主力集中于洪德城和盐池一带，准备择机再次对胡宗南部给以打击。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彭德怀和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提请擢升关向应为红二方面军政委，邓小平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均清明令发表”。《任弼时年谱》，第309页。
彭德怀回忆说：“12月12日深夜，我和任弼时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彭德怀自述》，第218页。
这封电报是中革军委主席团于12月13日凌晨2时发出的，电文如下：
(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是发给南京方面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立夫等及南京政府诸先生，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孙蔚如及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诸先生的公开通电，其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继。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3―124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起草并发出10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电报就达11份。这些电报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需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6页。
毛泽东在当天还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②。
潘汉年接到电报后，从上海乘火车抵达南京，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亲日派的干扰与阻拦，他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车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宋子文家中。就在19日这一天，宋子文经西安事变当局允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当天下午，宋子文乘飞机离开南京，于下午5时抵达洛阳。吴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17页。
潘汉年到达南京后，向宋美龄陈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亡国惨祸”的主张。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来电。这一来电是共产国际在12月16日发出的。但因“电码错乱”，中共中央无法译读，要求共产国际重发，至此日始收到并译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内称：“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1页。
在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本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6―627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数次致电周恩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③毛泽东在本日另外两份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于仓促误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6―627页。
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的当天，也就是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何克全、林伯渠、李克农、冯文彬、罗荣桓、彭加伦、谭政、毛齐华、罗华生、周兴、郭洪涛等。何克全作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今天也只是讨论一些原则，它将对我们过去的政治工作是一个辩证的扬弃。在这次进驻友军地区的行动中间，要特别注意实现我们的抗日纲领。这次工作与上次去山西时完全不同，不是赤化；另一方面，过去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我们今天也不能完全重复，而是应该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的政治机关应灵活地来运用这些原则，同时要使每个连队都能了解。对旧政权我们开始应尊重，但是能改造的还是要改造，这应经过相当的阶段来实现。对于蒋区的群众团体则可以尽量扩大，逐渐地做到把领导权拿在我们手里。对于商人应保护，旧纸票子收回，明令加以禁止，并做到统一纸币。我们的募捐应由红军的师一级担任，打土豪只没收汉奸叛国贼的，不应广泛的来弄。对群众生活应注意改善，取消苛捐杂税应成为群众的斗争，我们只是应该很好地领导，而不是由我们包办。关于民团，能够改编的改编，能够拆散的拆散，一定要把它弄到我们手里。对于扩红，应尽量地扩，我们这次出去应扩大几倍。宣传要突出抗日援绥，发动抗日斗争。争取友军的工作，应特别谨慎。我们自己的队伍，则要加强纪律教育。最后，所到之处，要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发展党员要经过慎重挑选，防止投机分子混入。要做到在任何不利条件下都能够保存。这一点大革命时候的教训应记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9―400页。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共中央于当天发出《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
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的五项条件。电文全文如下：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71―472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随后会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五项条件。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第三集团军第十八纵队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承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7―628页。
同一天，张闻天还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即陈立夫、陈果夫)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5―126页。
中国共产党面对西安事变之后急速变化着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迅速而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各项决策，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周恩来为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而奔波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从红都保安抵达西安，立即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从十年内战烽烟燃起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周恩来的肩上，担起了一副千斤重担。
从12月18日起，周恩来即对随行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并且在和张学良协商后，为随行人员确定了公开身份：罗瑞卿为周恩来的联络副官，公开身份为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杜理卿化名“杜智文”，负责中共代表团驻地保卫工作，公开身份为张学良警卫团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张子华为周恩来的秘书，其公开身份是抗日联军总部参谋。童小鹏、陈有才、邱南章、龙飞虎、杨家保等同志也分别承担了不同工作。
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安全也十分重视，除张公馆原有的警卫力量外，专门指派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贾陶负责保卫中共代表团驻地安全。贾陶(1909―1976)，辽宁省开原县人。原名贾国辅。1928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先后任连长、东北迫击炮厂研究委员会委员，武汉行营中校参谋等职。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军事委员。同年6月，参加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干部连学习。后参加张学良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任常务委员。12月初，被任命为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
12月18日上午9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反应国内各派对事变的反应。电文如下：
情况，(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止内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
(二)晋阎〔锡山〕向张〔学良〕提议，将蒋送山西，冯〔此处原注为冯钦哉，综观全部电文，似不妥，当指冯玉祥――引者注〕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学良〕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汉谋〕、何〔键〕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介石〕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学良〕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学良〕处理之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5页。
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来17日24时和18日9时两份电报后，对国内各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基本态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遂于18日当天，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18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派驻第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园拜会杨虎城。周恩来在同杨虎城的会谈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虎城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但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并怕蒋介石报复。周恩来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在和杨虎城会谈之后，周恩来于当天中午立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文中说：“(一)宜(指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共产)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共产)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有日本及汉奸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线，并连接到抗战上去。(二)杨(虎城)认(为)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肃)为后方，但对持久战则无把握。杨(虎城)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现须多下功夫。(三)(共产)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7页。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群众运动另电告。”②。
12月19日，周恩来在西京招待所二楼客厅接见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周恩来随即电告中共中央，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国团体。④《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343页。
周恩来抵达西安后，还听取了在东北军从事统战工作的朱理治和在第十七路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汪锋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④周恩来并指派汪锋前往驻渭南的第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协助担任团长的共产党员阎揆要指挥部队，建立和巩固党组织。周恩来指示担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主张。并指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3页。
周恩来还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进行接触，希望他们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杨明轩(1891―1967)，陕西户县人。曾就读于陕西法政学堂、三秦公学。1913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1915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陕西从事教育事业。1923年赴上海大学任教 。次年7月，回陕西后任教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1925年与共产党员魏野畴等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旋即组成国民党临时支部，任常务委员兼陕北23县的党务特派员，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并任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长。1927年被免职和开除国民党党籍。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1929年出狱后，先后任教于上海立达学园、西安女子师范学校、西安中山中学。1936年7月，杨明轩由上海回到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交际部部长和农民训练班主任。在周恩来的教导影响下，杨明轩于1937年1月出任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主席。
周恩来还会见了黄埔军校毕业生、原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曾扩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陕西)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争取他(蒋介石)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恩来)先生的讲话给予我伟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1、121、122页。
曾扩清在此之后，曾向全国民众发表广播讲话，并致函黄埔军校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希望“文说”，不要“武争”，并引用了“奔车之上无仲尼”的古话，劝他们借此以保蒋介石“平安回京”。曾扩清还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希望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以慰“群伦喁喁”之望。②曾扩清的表现，自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在曾扩清于西安事变解决后回到南京时，被蒋介石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的一道手谕，送进看守所内。直至南京沦陷前夕，始被“保释而出”。③。
周恩来还会见了自己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时任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等二三十人。在这些频繁的接触和谈话中，周恩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计前嫌的磊落品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红军主力开向关中。
山城堡战役胜利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章学新主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5页。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主力集中于洪德城和盐池一带，准备择机再次对胡宗南部给以打击。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彭德怀和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提请擢升关向应为红二方面军政委，邓小平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均清明令发表”。《任弼时年谱》，第309页。
彭德怀回忆说：“12月12日深夜，我和任弼时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彭德怀自述》，第218页。
这封电报是中革军委主席团于12月13日凌晨2时发出的，电文如下：
(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