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决 策 篇(4)
12日6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20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
(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7、108页。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其中在军事部署方面提出：“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③。
在13日当天，中华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已下令免去张学良职务，樊菘甫进兵潼关，万耀煌师在咸阳，何应钦到郑州指挥。令野战军除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外，全部在本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至延安、甘泉集中，以迂回至敌主力之后的郑州等地。②③④《任弼时年谱》，第309、310、310、310页。
彭德怀、任弼时在当天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军事行动的建议：(一)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巩固和发展对毛炳文、曾万钟两军的统战工作，以援助张学良、杨虎城，推动全国抗日怒潮。(二)如胡(宗南)部退宁夏与关麟征、汤恩伯联络，于我们将来不利，应早为准备，破坏其可能企图。(三)东北军王以哲部应迅速集中固原，隔离朱绍良、何柱国等关系，刘多荃主力速集西安巩固阵地。董英斌部速集中平凉、泾川、咸阳。(四)于学忠部集中兰州、会宁。②彭德怀、任弼时还于当天致电左权、聂荣臻，要求他们：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二十八军，于14日清晨以追击姿势逼近大水坑，乘胡(宗南)退守时，在运动中截击猛追，求得消灭敌一二个师，促成联合战线。③与此同时，彭德怀、任弼时还命令红二、红四方面军原地不动，而以第三十二军进至保牛堡、逼近甜水堡；以第八十一师接替豫旺堡东北军防务，威胁胡(宗南)敌侧背。④
12月14日，毛泽东就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一、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学良)、杨(虎城)，主力由潼关开进。二、张(学良)、杨(虎城)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府拉杨(虎城)打张(学良)，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三、靠近张(学良)、杨(虎城)，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四、西峰镇靠近王以哲，仍可打胡(宗南)。五、在现地不动，无仗可打，对张(学良)、杨(虎城)危急又不能救。根据这一情况，我野战军第一步应开至西峰镇。《彭德怀年谱》，第166―167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任弼时发布《野战军命令》，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为第一梯队，从15日开始南移，到西峰镇附近集结；红二方面军为第二梯队，16日开始出动，到庆阳以南地域集结，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第三梯队，16日开始出动，到达庆阳附近集结。三个梯队均限七天到达指定地点待命。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骑兵第一团仍在现地区监视胡(宗南)敌，掩护主力南移。前总及直属队随第二梯队15日开始向庆阳、西峰镇前进。《野战军命令》还命令各部要加紧政治动员，严格军政纪律，与友军建立亲密的联系，加紧扩红与征集资材等。《任弼时年谱》，第311页。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25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介石)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23页。
就在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诸先生的当天，彭德怀、任弼时在发现胡宗南部的孔令恂、周祥初两师有经惠安、金积向宁夏撤退的迹象，遂命令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一方面军仍归左权、聂荣臻指挥，暂不南进，抓紧大水坑之敌，乘其撤退时坚决消灭之，并向惠安堡尾追，后再行待命南进。③《任弼时年谱》，第311、312页。
与此同时，彭德怀、任弼时还另电报告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追击胜利后，由第二十八军、骑兵一团接替其担任追击。红一、红十五军团集结，准备南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及前总，则于“明晨向南出动。”毛泽东接到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后，于15日和16日四次电示彭德怀、任弼时，要他们放弃打击胡宗南的计划，要求红军主力“仍应向西峰方向行动”。并指出，目前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无论军事、政治方面“均须击破敌之要害。”③毛泽东在16日凌晨2时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示：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10天至12天到达。”⑤《任弼时年谱》，第312页。
16日1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主力秘密东移，切勿暴露；能八天赶到延安最佳。”③④《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71页。
彭德怀、任弼时于16日19时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③同时，又电令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战略改变，野战军本月20日集中肤施(即延安)、甘泉待命。”④。
12月17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任弼时：延安有民团守城，须打开筹粮，并将延安飞机场占领。⑤就在当天下午，周恩来经延安城外到达延安飞机场，并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当天晚上，驻守延安城的民团弃城逃跑。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于次日早晨进入延安城。
从西安事变爆发至1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任弼时虽然多次用电报提出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动时间问题，但主力部队仍集结于陕北定边、宁夏盐池和甘肃环县一带。
12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了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一军团直属队即于当天，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组成的右纵队第一梯队，向庆阳以西前进。红一军团主力为左纵队第二梯队，向庆阳以东前进。⑦《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94―195、195页。
12月20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主席团；提请刘伯承来前敌总指挥部任参谋长。电报并建议红军主力南出后，西线各部“统归军委直接指挥为宜”。③④⑤《任弼时年谱》，第313页。
当天，彭德怀、任弼时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定边一带开始南下。③。
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红军主力在环县、庆阳集中。如敌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等南下，红军应和在固原、西峰、平凉的东北军王以哲部配合消灭之，并以一部开甘泉、延安，钳制敌汤恩伯部。④22日，彭德怀、任弼时和红军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各部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信》，要求各兵团首长“必须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扩红，争取1937年2月底扩大一倍”。⑤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抵洛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天晚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要求“野战军仍速开咸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当天，左权、聂荣臻分别率领红一军团直属队和军团主力，到达庆阳地区。⑦。
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经停洛阳，飞抵南京后，东北军将领认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于26日致电红军前敌指挥部：奉张副司令面谕，与周恩来同志商妥，红军进入庆阳，停止南进。②《任弼时传》，第474页。
彭德怀、任弼时接到电报后，即向毛泽东致电请示，指出：“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等部向会宁、静宁转移，有向平凉、扶风进攻可能，为此红军决向扶风、岐山前进，占领要点，以便随时协同抗日友军从敌外翼击该地(域)，或威胁该敌退出陕甘境域，巩固后方。”②彭德怀和任弼时还提出建议：以第四师骑兵团本日赶占宁县，并相机攻占？邑(今旬邑)；一军团主力则仍按前电继续南进，红二方面军进占合水，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十五军团暂在庆阳地区。④《任弼时年谱》，第314、313页。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即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即所谓“讨逆军”由顾祝同指挥的西集团)与潼关集团(即所谓“讨逆军”由刘峙指挥的东集团)之间，东北军、西北军之外侧。④电报还指出：“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彭德怀、任弼时随即发布继续南进的命令，要求各兵团27日分三路出动：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开到兴平和武功、扶风地域；红四方面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中央纵队，进到麟游、岐山间地域，总部直属队到扶风东北的天度镇；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进到乾县地域。命令还要求部队每日行军70里左右，不驻城，均驻乡村，沿途努力做扩红工作。部队给养靠购买，不打土豪。④《任弼时年谱》，第314、315页。
毛泽东在复电彭德怀、任弼时的同时，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就红军驻地问题与杨虎城交涉。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以为张学良将很快返回西安，便希望待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再确定红军驻地。周恩来和秦邦宪遂复电毛泽东：“张(学良)两日后回再商量我军驻地。”《任弼时传》，第475页。
12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蒋介石军队开始向潼关以东退。“似此，野战军可暂在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域休息待命。”④当天，毛泽东还电报指示彭德怀、任弼时：“目前暂在庆阳、宁县、？邑(旬邑)地区休息扩红，尔后一步驻地与永久驻地，须待张(学良)回商决。”《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95页。
就在当天，左权、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继续南进，红四师取捷径占领宁县，随后又占领了？邑。28日，红一军团直属队经西峰镇进至宁县。④《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95页。
12月28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各兵团明日(29日)移至下述地区，在驻地休整扩红，待张(学良)回陕后，再定较久驻地。一军团在宁县、？邑地区与关东苏区联系；十五军团移驻孟坝、三岔、马渠镇、毛古堆一带；三十一军在赤城镇东北；第四军在庆阳南集结，休息训练。指示还要求各兵团首长严格部队纪律，切实执行关于红军在抗日友军区域的指示。《彭德怀年谱》，第167―168页。
指示还指出：前总在庆阳，各兵团后方联络线以庆阳、悦乐、元城镇、吴起镇之线沿线设立兵站。《任弼时年谱》，第315页。
根据这一指示，红军主力部队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带休整待命。12月30日，左权和聂荣臻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红一军团现在分布在宁县、正宁、？邑等县之宫和镇、早胜镇、良平镇、向吉镇、山河镇、太峪镇、张洪镇、土桥镇、通润镇各地开展工作。电报中还指出：“宁县、正宁、？邑三县均不大繁盛，但市镇多，村大烟密，粮食生产丰富，如能充分发动群众斗争，扩红有望。”④。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于12月30日向全军发出祝贺1937年新年的电报，指出，新的一年抗日战线将更加扩大，并将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战斗。贺电还号召全军指战员努力学习，提高政治和军事技术水平，猛烈扩大自己，“坚决完成在三月底扩大一倍的任务，”“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的核心和模范。”《任弼时年谱》，第316页。
红军奇兵北出秦岭。
西安事变期间，在秦岭山中活跃着一支红军部队，这就是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前往陕甘革命根据地去会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主力红军。同时决定由郑位三、陈先瑞领导游击武装，坚持鄂豫陕地区的革命斗争。
在红二十军主力于次日经户县、周至县境，向西挺进之后，只留下主力一个连和一批干部及伤病员200余人，坚持斗争。9月9日，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商南县的梁家坟成立，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郑位三(1902―1975)，湖北红安人。1922年毕业于武昌工业学校机械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中共湖北省黄安县委委员、代书记、书记，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委员、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候补委员、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司令，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2月起，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
10月6日，在中共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宣告成立，师长由陈先瑞担任。陈先瑞(1913―1996)，安徽金寨人。1929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二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1934年12月起任鄂陕游击师师长。次年春起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员。七十四师政委由中共鄂豫陕特委常委李隆贵担任，特委常委方升普和曾？分别担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当时部队共有第一营、第二营、手枪连、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共700余人。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在中共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主动向外发展，扩大游击范围，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从1935年底到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红七十四师进行了三次“围剿”，均被粉碎。到1936年2月，红七十四师已发展为3个团，共1300多人。在艰苦的斗争中，红七十四师浴血奋战，不仅挽救了危局，而且壮大了队伍，使燃烧在秦岭山中的革命斗争烈火不熄，红旗不倒。1936年11月中旬，红七十四师东进河南，攻打豫西西平未克，遂回到商南县富水关休整。适逢国民党中央军公秉藩所部别动队一个大队和商南县保安团共1000余人来犯，红七十四师即集中力量进行反击。据1936年11月2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报道，这次战斗共毙伤敌近百人，俘中校军官一人，缴获机枪7挺、步枪数10支、二十响盒子枪50支。随后，红七十四师又在商南县官坡歼灭河南卢氏县保安团一个加强连，歼敌170余人，缴获步枪130余支、机枪两挺。
12月初，红七十四师主动出击，先后歼灭洛南县灵峪口、石家坡民团和蓝田县许家庙民团，共歼敌12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随后，红七十四师沿着秦岭北麓向东进击，活动范围一直到达华阴县的华山脚下。红七十四师的军事行动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后来，毛泽东曾十分高兴地对红七十四师的领导同志说：“你们搞得很好，你们东闹华山，配合得很好。”房成祥著：《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148页。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红七十四师主力正位于秦岭北麓的蓝田县灞龙庙一带。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到西安。第二天，他即致函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令他率部东出豫西卢氏，威胁中央军左侧，配合东北军作战。《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周恩来的信件由李涛携带，赶往红七十四师驻地。李涛(1905―1970)，湖南汝城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起任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部宣传大队宣传员、汝城县工运特派员。次年春任汝城县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9月起，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一团一营党代表。后历任红六军第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红七师政治委员、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任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二局政治委员，军委纵队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西北军委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1月起任红一方面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对敌工作部部长。1936年冬被派到十七路军从事统战工作。李涛到蓝田后，还向部队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并带来一部电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七十四师进行了整编，成立了由郑位三任主席，李涛任副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红七十四师对内仍保留原名称，对外则改编为南路抗日第二军，陈先瑞任军长。此后，红七十四师成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配合友军，起到了牵制南京中央军部队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主力红军尚未进入关中，红七十四师的作用就愈显突出。1937年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要求红十五军团出陕南，“与陈先瑞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页。
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在商议三方联合作战方案时，曾提出在东线渭南东北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其中决定由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的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中央军第八纵队(李默庵为指挥官)正向商县方向发起的进攻，以保障西安的右翼安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0页。
随后，红七十四师东进至潼关和河南灵宝一线，对进攻关中和陕南的中央军予以有力的牵制。1月22日，红七十四师奉命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主力合师。时任红七十四师师长的陈先瑞后来回忆说：“1937年1月，我们东进灵宝、潼关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这时红七十四师发展到2000余人，编为三个战斗团。不久，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电令，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1月22日，我们和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胜利会师。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对我们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有你们的份儿，你们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为取得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树军、新民、解昌编：《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51页。
2月下旬，在红十五军团主力离开商洛，回师西北根据地后，红七十四师从商洛移师镇安、柞水一带，依托秦岭山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当年4月，红七十四师到达长安县境内的大峪口整训时，全师发展到2100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七十四师由长安开拔到三原县，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陈先瑞任留守处主任，部队改编为炮兵营、辎重营，驻守潼关、三原、耀县、同官(今铜川)、洛川一线，担任八路军由延安总部到山西前线的运输任务。此后，到当年10月，这支部队又改编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
红七十四师这支曾被国民党军队称之为“是一支奇怪的部队”的革命武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越战越强，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7、108页。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其中在军事部署方面提出：“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③。
在13日当天，中华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已下令免去张学良职务，樊菘甫进兵潼关，万耀煌师在咸阳，何应钦到郑州指挥。令野战军除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外，全部在本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至延安、甘泉集中，以迂回至敌主力之后的郑州等地。②③④《任弼时年谱》，第309、310、310、310页。
彭德怀、任弼时在当天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军事行动的建议：(一)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巩固和发展对毛炳文、曾万钟两军的统战工作，以援助张学良、杨虎城，推动全国抗日怒潮。(二)如胡(宗南)部退宁夏与关麟征、汤恩伯联络，于我们将来不利，应早为准备，破坏其可能企图。(三)东北军王以哲部应迅速集中固原，隔离朱绍良、何柱国等关系，刘多荃主力速集西安巩固阵地。董英斌部速集中平凉、泾川、咸阳。(四)于学忠部集中兰州、会宁。②彭德怀、任弼时还于当天致电左权、聂荣臻，要求他们：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二十八军，于14日清晨以追击姿势逼近大水坑，乘胡(宗南)退守时，在运动中截击猛追，求得消灭敌一二个师，促成联合战线。③与此同时，彭德怀、任弼时还命令红二、红四方面军原地不动，而以第三十二军进至保牛堡、逼近甜水堡；以第八十一师接替豫旺堡东北军防务，威胁胡(宗南)敌侧背。④
12月14日，毛泽东就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一、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学良)、杨(虎城)，主力由潼关开进。二、张(学良)、杨(虎城)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府拉杨(虎城)打张(学良)，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三、靠近张(学良)、杨(虎城)，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四、西峰镇靠近王以哲，仍可打胡(宗南)。五、在现地不动，无仗可打，对张(学良)、杨(虎城)危急又不能救。根据这一情况，我野战军第一步应开至西峰镇。《彭德怀年谱》，第166―167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任弼时发布《野战军命令》，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为第一梯队，从15日开始南移，到西峰镇附近集结；红二方面军为第二梯队，16日开始出动，到庆阳以南地域集结，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第三梯队，16日开始出动，到达庆阳附近集结。三个梯队均限七天到达指定地点待命。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骑兵第一团仍在现地区监视胡(宗南)敌，掩护主力南移。前总及直属队随第二梯队15日开始向庆阳、西峰镇前进。《野战军命令》还命令各部要加紧政治动员，严格军政纪律，与友军建立亲密的联系，加紧扩红与征集资材等。《任弼时年谱》，第311页。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25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介石)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23页。
就在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诸先生的当天，彭德怀、任弼时在发现胡宗南部的孔令恂、周祥初两师有经惠安、金积向宁夏撤退的迹象，遂命令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一方面军仍归左权、聂荣臻指挥，暂不南进，抓紧大水坑之敌，乘其撤退时坚决消灭之，并向惠安堡尾追，后再行待命南进。③《任弼时年谱》，第311、312页。
与此同时，彭德怀、任弼时还另电报告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追击胜利后，由第二十八军、骑兵一团接替其担任追击。红一、红十五军团集结，准备南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及前总，则于“明晨向南出动。”毛泽东接到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后，于15日和16日四次电示彭德怀、任弼时，要他们放弃打击胡宗南的计划，要求红军主力“仍应向西峰方向行动”。并指出，目前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无论军事、政治方面“均须击破敌之要害。”③毛泽东在16日凌晨2时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示：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10天至12天到达。”⑤《任弼时年谱》，第312页。
16日1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主力秘密东移，切勿暴露；能八天赶到延安最佳。”③④《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71页。
彭德怀、任弼时于16日19时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③同时，又电令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战略改变，野战军本月20日集中肤施(即延安)、甘泉待命。”④。
12月17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任弼时：延安有民团守城，须打开筹粮，并将延安飞机场占领。⑤就在当天下午，周恩来经延安城外到达延安飞机场，并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当天晚上，驻守延安城的民团弃城逃跑。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于次日早晨进入延安城。
从西安事变爆发至1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任弼时虽然多次用电报提出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动时间问题，但主力部队仍集结于陕北定边、宁夏盐池和甘肃环县一带。
12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了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一军团直属队即于当天，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组成的右纵队第一梯队，向庆阳以西前进。红一军团主力为左纵队第二梯队，向庆阳以东前进。⑦《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94―195、195页。
12月20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主席团；提请刘伯承来前敌总指挥部任参谋长。电报并建议红军主力南出后，西线各部“统归军委直接指挥为宜”。③④⑤《任弼时年谱》，第313页。
当天，彭德怀、任弼时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定边一带开始南下。③。
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红军主力在环县、庆阳集中。如敌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等南下，红军应和在固原、西峰、平凉的东北军王以哲部配合消灭之，并以一部开甘泉、延安，钳制敌汤恩伯部。④22日，彭德怀、任弼时和红军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各部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信》，要求各兵团首长“必须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扩红，争取1937年2月底扩大一倍”。⑤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抵洛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天晚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要求“野战军仍速开咸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当天，左权、聂荣臻分别率领红一军团直属队和军团主力，到达庆阳地区。⑦。
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经停洛阳，飞抵南京后，东北军将领认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于26日致电红军前敌指挥部：奉张副司令面谕，与周恩来同志商妥，红军进入庆阳，停止南进。②《任弼时传》，第474页。
彭德怀、任弼时接到电报后，即向毛泽东致电请示，指出：“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等部向会宁、静宁转移，有向平凉、扶风进攻可能，为此红军决向扶风、岐山前进，占领要点，以便随时协同抗日友军从敌外翼击该地(域)，或威胁该敌退出陕甘境域，巩固后方。”②彭德怀和任弼时还提出建议：以第四师骑兵团本日赶占宁县，并相机攻占？邑(今旬邑)；一军团主力则仍按前电继续南进，红二方面军进占合水，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十五军团暂在庆阳地区。④《任弼时年谱》，第314、313页。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即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即所谓“讨逆军”由顾祝同指挥的西集团)与潼关集团(即所谓“讨逆军”由刘峙指挥的东集团)之间，东北军、西北军之外侧。④电报还指出：“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彭德怀、任弼时随即发布继续南进的命令，要求各兵团27日分三路出动：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开到兴平和武功、扶风地域；红四方面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中央纵队，进到麟游、岐山间地域，总部直属队到扶风东北的天度镇；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进到乾县地域。命令还要求部队每日行军70里左右，不驻城，均驻乡村，沿途努力做扩红工作。部队给养靠购买，不打土豪。④《任弼时年谱》，第314、315页。
毛泽东在复电彭德怀、任弼时的同时，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就红军驻地问题与杨虎城交涉。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以为张学良将很快返回西安，便希望待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再确定红军驻地。周恩来和秦邦宪遂复电毛泽东：“张(学良)两日后回再商量我军驻地。”《任弼时传》，第475页。
12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蒋介石军队开始向潼关以东退。“似此，野战军可暂在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域休息待命。”④当天，毛泽东还电报指示彭德怀、任弼时：“目前暂在庆阳、宁县、？邑(旬邑)地区休息扩红，尔后一步驻地与永久驻地，须待张(学良)回商决。”《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95页。
就在当天，左权、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继续南进，红四师取捷径占领宁县，随后又占领了？邑。28日，红一军团直属队经西峰镇进至宁县。④《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95页。
12月28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各兵团明日(29日)移至下述地区，在驻地休整扩红，待张(学良)回陕后，再定较久驻地。一军团在宁县、？邑地区与关东苏区联系；十五军团移驻孟坝、三岔、马渠镇、毛古堆一带；三十一军在赤城镇东北；第四军在庆阳南集结，休息训练。指示还要求各兵团首长严格部队纪律，切实执行关于红军在抗日友军区域的指示。《彭德怀年谱》，第167―168页。
指示还指出：前总在庆阳，各兵团后方联络线以庆阳、悦乐、元城镇、吴起镇之线沿线设立兵站。《任弼时年谱》，第315页。
根据这一指示，红军主力部队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带休整待命。12月30日，左权和聂荣臻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红一军团现在分布在宁县、正宁、？邑等县之宫和镇、早胜镇、良平镇、向吉镇、山河镇、太峪镇、张洪镇、土桥镇、通润镇各地开展工作。电报中还指出：“宁县、正宁、？邑三县均不大繁盛，但市镇多，村大烟密，粮食生产丰富，如能充分发动群众斗争，扩红有望。”④。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于12月30日向全军发出祝贺1937年新年的电报，指出，新的一年抗日战线将更加扩大，并将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战斗。贺电还号召全军指战员努力学习，提高政治和军事技术水平，猛烈扩大自己，“坚决完成在三月底扩大一倍的任务，”“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的核心和模范。”《任弼时年谱》，第316页。
红军奇兵北出秦岭。
西安事变期间，在秦岭山中活跃着一支红军部队，这就是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前往陕甘革命根据地去会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主力红军。同时决定由郑位三、陈先瑞领导游击武装，坚持鄂豫陕地区的革命斗争。
在红二十军主力于次日经户县、周至县境，向西挺进之后，只留下主力一个连和一批干部及伤病员200余人，坚持斗争。9月9日，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商南县的梁家坟成立，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郑位三(1902―1975)，湖北红安人。1922年毕业于武昌工业学校机械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中共湖北省黄安县委委员、代书记、书记，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委员、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候补委员、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司令，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2月起，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
10月6日，在中共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宣告成立，师长由陈先瑞担任。陈先瑞(1913―1996)，安徽金寨人。1929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二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1934年12月起任鄂陕游击师师长。次年春起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员。七十四师政委由中共鄂豫陕特委常委李隆贵担任，特委常委方升普和曾？分别担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当时部队共有第一营、第二营、手枪连、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共700余人。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在中共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主动向外发展，扩大游击范围，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从1935年底到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红七十四师进行了三次“围剿”，均被粉碎。到1936年2月，红七十四师已发展为3个团，共1300多人。在艰苦的斗争中，红七十四师浴血奋战，不仅挽救了危局，而且壮大了队伍，使燃烧在秦岭山中的革命斗争烈火不熄，红旗不倒。1936年11月中旬，红七十四师东进河南，攻打豫西西平未克，遂回到商南县富水关休整。适逢国民党中央军公秉藩所部别动队一个大队和商南县保安团共1000余人来犯，红七十四师即集中力量进行反击。据1936年11月2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报道，这次战斗共毙伤敌近百人，俘中校军官一人，缴获机枪7挺、步枪数10支、二十响盒子枪50支。随后，红七十四师又在商南县官坡歼灭河南卢氏县保安团一个加强连，歼敌170余人，缴获步枪130余支、机枪两挺。
12月初，红七十四师主动出击，先后歼灭洛南县灵峪口、石家坡民团和蓝田县许家庙民团，共歼敌12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随后，红七十四师沿着秦岭北麓向东进击，活动范围一直到达华阴县的华山脚下。红七十四师的军事行动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后来，毛泽东曾十分高兴地对红七十四师的领导同志说：“你们搞得很好，你们东闹华山，配合得很好。”房成祥著：《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148页。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红七十四师主力正位于秦岭北麓的蓝田县灞龙庙一带。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到西安。第二天，他即致函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令他率部东出豫西卢氏，威胁中央军左侧，配合东北军作战。《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周恩来的信件由李涛携带，赶往红七十四师驻地。李涛(1905―1970)，湖南汝城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起任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部宣传大队宣传员、汝城县工运特派员。次年春任汝城县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9月起，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一团一营党代表。后历任红六军第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红七师政治委员、红十三军第三十九师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任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二局政治委员，军委纵队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西北军委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1月起任红一方面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对敌工作部部长。1936年冬被派到十七路军从事统战工作。李涛到蓝田后，还向部队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并带来一部电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七十四师进行了整编，成立了由郑位三任主席，李涛任副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红七十四师对内仍保留原名称，对外则改编为南路抗日第二军，陈先瑞任军长。此后，红七十四师成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配合友军，起到了牵制南京中央军部队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主力红军尚未进入关中，红七十四师的作用就愈显突出。1937年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要求红十五军团出陕南，“与陈先瑞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页。
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在商议三方联合作战方案时，曾提出在东线渭南东北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其中决定由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的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中央军第八纵队(李默庵为指挥官)正向商县方向发起的进攻，以保障西安的右翼安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0页。
随后，红七十四师东进至潼关和河南灵宝一线，对进攻关中和陕南的中央军予以有力的牵制。1月22日，红七十四师奉命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主力合师。时任红七十四师师长的陈先瑞后来回忆说：“1937年1月，我们东进灵宝、潼关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这时红七十四师发展到2000余人，编为三个战斗团。不久，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电令，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1月22日，我们和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胜利会师。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对我们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有你们的份儿，你们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为取得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树军、新民、解昌编：《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51页。
2月下旬，在红十五军团主力离开商洛，回师西北根据地后，红七十四师从商洛移师镇安、柞水一带，依托秦岭山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当年4月，红七十四师到达长安县境内的大峪口整训时，全师发展到2100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七十四师由长安开拔到三原县，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陈先瑞任留守处主任，部队改编为炮兵营、辎重营，驻守潼关、三原、耀县、同官(今铜川)、洛川一线，担任八路军由延安总部到山西前线的运输任务。此后，到当年10月，这支部队又改编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
红七十四师这支曾被国民党军队称之为“是一支奇怪的部队”的革命武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越战越强，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