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和”“战”篇(2)
从16日上午起，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同时，国民党中央军与杨虎城所部在华县也处于对峙状态中。当天晚上，张学良偕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的蒋方震来见蒋介石。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宁人。1901年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后升入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学习。1905年以步兵科第三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次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南苑禁卫军管带、东三省总督督练公署总参议。辛亥起义后，出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12月，蒋方震被袁世凯任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次年6月，因对学校前途感到担忧而自戕殉职，后经抢救而脱离生命危险。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2月，蒋方震由北京秘密到达上海。后又前往广州，任两广护国军司令部出师计划股股长。此后，蒋方震曾先后供职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吴佩孚所部。1927年4月，蒋方震多次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出任军职的要求。1929年10月，又因参与唐生智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软禁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孤岛上。后被解往南京，关押狱中达20个月之久。1935年，蒋方震出任国民政府高等军事顾问。同年冬赴欧洲考察。1936年12月11日，由美国考察返回的蒋方震来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次日晨被扣留于西京招待所。
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和蒋方震的谈话内容。蒋介石写道：蒋方震“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3、284页。
12月17日上午，张学良约蒋方震再次来见蒋介石。蒋方震对蒋介石说：“张(学良)意即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山携函飞洛阳。”②。
蒋介石遂向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见：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3页所刊手迹抄录。
当天中午，蒋介石将停战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即12月15日所写之信)，交给蒋鼎文。蒋鼎文，(1895―1974)，字铭山(三)，浙江诸暨人。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1年5月起，先后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广东军政府兵站总监部参谋等职。1924年后，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任学生队中尉区队长、教官、教导营副营长。后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陇海西段警备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35年4月，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并在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蒋鼎文离开西安后，于当天下午飞抵洛阳。次日上午飞抵南京。在此形势下，何应钦的“讨伐”行动被迫中止。
宋氏兄妹竭力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宋美龄正在上海。据宋美龄在1937年2月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述：“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电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79页。
宋美龄和孔祥熙于当晚乘火车离开上海，13日早晨7时到达南京，与宋美龄同行的还有端纳。端纳(1875―1947)，其先祖为苏格兰后裔，出生在澳大利亚。1903年中学毕业后经香港进入中国。结识孙中山，同情中国革命，并参与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参与谋杀张勋的活动。后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后出任张学良的外籍顾问。曾随张学良赴欧考察。张学良回国后，将端纳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端纳遂成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顾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曾这样记述自己和端纳的关系：“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②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评价端纳等外国朋友时，曾这样写道：“他们对我是相当的认识，我也引为他们是知己，这里也许是有个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们相似。”《张学良遗稿》，第115页。
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均与端纳有着良好的私人交情，端纳便成为宋美龄首选的赴西安使者。宋美龄在返回南京后，初步了解了南京当局诸要人对事变的措置后，即于当天早晨8时前，“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也同时去电，盼其即复。”《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1页。
宋美龄回忆说：“是日(13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祥熙)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端纳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30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其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如得释然矣。”《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2页。
与端纳一起前往西安的黄仁霖是南京励志社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会总干事。
12月14日上午，端纳从洛阳飞抵西安。张学良派自己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爱尔德前往机场迎接。当天下午5时，端纳随张学良前往新城，见到了蒋介石。端纳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了蒋介石。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美龄(签字)。
廾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7页所刊信件手迹抄录。
端纳来到西安，使蒋介石从被扣之时起就已形成的与张学良紧张、敌视的关系得到缓解。宋美龄回忆说：“12月14日(星期一)，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5页。
端纳来到西安，也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毛泽东于12月15日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页。
端纳于15日下午由西安飞抵洛阳，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宋美龄回忆说：“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6页。
端纳于12月16日由洛阳飞抵西安，再次入陕。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子文正在香港。12月13日上午，正当宋子文欲由香港启程飞回上海前，收到了一封上海来电，告诉他“西安发生了兵变，(蒋)委员长生死未卜。”《西安事变日志》，见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89页。
宋子文返回上海后，见到了张学良的西安来电，这封电报系发给宋子文、孔祥熙并转王晓籁、钱新元、林康侯、陈光甫、贝淞荪等人的。电文称：“日寇深入，凛念覆亡，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加抗战力量，绝非从事内争。”电文中还提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请公关切邦国，尤其金融界之众望，希力予维持，并转向金融界同人详切说明此间举动，决无肇启纠纷之意。务使安定照常，不稍恐慌。诚恐外问谣传，不明真相，特电奉达。”②《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第317页。
12月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西安事变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宋子文表示：“如有任何可能之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宋子文还宣称：“本人受孔(祥熙)财长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②次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刊发了宋子文的这一谈话。
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和蒋方震的谈话内容。蒋介石写道：蒋方震“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3、284页。
12月17日上午，张学良约蒋方震再次来见蒋介石。蒋方震对蒋介石说：“张(学良)意即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山携函飞洛阳。”②。
蒋介石遂向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见：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3页所刊手迹抄录。
当天中午，蒋介石将停战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即12月15日所写之信)，交给蒋鼎文。蒋鼎文，(1895―1974)，字铭山(三)，浙江诸暨人。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1年5月起，先后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广东军政府兵站总监部参谋等职。1924年后，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任学生队中尉区队长、教官、教导营副营长。后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陇海西段警备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35年4月，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并在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蒋鼎文离开西安后，于当天下午飞抵洛阳。次日上午飞抵南京。在此形势下，何应钦的“讨伐”行动被迫中止。
宋氏兄妹竭力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宋美龄正在上海。据宋美龄在1937年2月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述：“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电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79页。
宋美龄和孔祥熙于当晚乘火车离开上海，13日早晨7时到达南京，与宋美龄同行的还有端纳。端纳(1875―1947)，其先祖为苏格兰后裔，出生在澳大利亚。1903年中学毕业后经香港进入中国。结识孙中山，同情中国革命，并参与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参与谋杀张勋的活动。后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后出任张学良的外籍顾问。曾随张学良赴欧考察。张学良回国后，将端纳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端纳遂成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顾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曾这样记述自己和端纳的关系：“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②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评价端纳等外国朋友时，曾这样写道：“他们对我是相当的认识，我也引为他们是知己，这里也许是有个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们相似。”《张学良遗稿》，第115页。
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均与端纳有着良好的私人交情，端纳便成为宋美龄首选的赴西安使者。宋美龄在返回南京后，初步了解了南京当局诸要人对事变的措置后，即于当天早晨8时前，“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也同时去电，盼其即复。”《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1页。
宋美龄回忆说：“是日(13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祥熙)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端纳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30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其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如得释然矣。”《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2页。
与端纳一起前往西安的黄仁霖是南京励志社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会总干事。
12月14日上午，端纳从洛阳飞抵西安。张学良派自己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爱尔德前往机场迎接。当天下午5时，端纳随张学良前往新城，见到了蒋介石。端纳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了蒋介石。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美龄(签字)。
廾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7页所刊信件手迹抄录。
端纳来到西安，使蒋介石从被扣之时起就已形成的与张学良紧张、敌视的关系得到缓解。宋美龄回忆说：“12月14日(星期一)，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5页。
端纳来到西安，也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毛泽东于12月15日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页。
端纳于15日下午由西安飞抵洛阳，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宋美龄回忆说：“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6页。
端纳于12月16日由洛阳飞抵西安，再次入陕。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子文正在香港。12月13日上午，正当宋子文欲由香港启程飞回上海前，收到了一封上海来电，告诉他“西安发生了兵变，(蒋)委员长生死未卜。”《西安事变日志》，见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89页。
宋子文返回上海后，见到了张学良的西安来电，这封电报系发给宋子文、孔祥熙并转王晓籁、钱新元、林康侯、陈光甫、贝淞荪等人的。电文称：“日寇深入，凛念覆亡，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加抗战力量，绝非从事内争。”电文中还提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请公关切邦国，尤其金融界之众望，希力予维持，并转向金融界同人详切说明此间举动，决无肇启纠纷之意。务使安定照常，不稍恐慌。诚恐外问谣传，不明真相，特电奉达。”②《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第317页。
12月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西安事变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宋子文表示：“如有任何可能之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宋子文还宣称：“本人受孔(祥熙)财长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②次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刊发了宋子文的这一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