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和”“战”篇(3)
12月17日，宋子文由上海飞抵南京。第二天，蒋鼎文携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的停战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飞抵南京。何应钦不得不下令在19日(星期六)下午6时前暂停轰炸。在此情况下，宋美龄建议由宋子文赴西安，以调停与张学良的关系。宋美龄回忆说：“委员长被监禁以后一星期，12月19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最后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9页。
12月19日，宋子文离开南京，前往洛阳。与宋子文同行的还有正在南京的第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增恺与杨虎城“私交甚深”，西安事变前被南京当局扣留。据随宋子文同机前往洛阳的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西安事变日志》中所记：“下午2点30分，我们乘容克号飞机往洛阳。乘员有：宋博士、郭增恺、陈凤？、陈康齐、张洪、沈德上校及两名卫兵。沈上校和卫兵乘另一架福特飞机与我们会合。下午5点，我们到达洛阳。我们在军校内过夜。天非常寒冷，宋博士接了几个南京来的电话，南京方面力劝，如果认为此行过于凶险，他就不要前往。”《史事探幽》上卷，第89页。
宋子文于12月20日上午10时30分由洛阳飞抵西安。宋子文下飞机后，即被接往高桂滋公馆，与蒋介石相见。其随员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
被监禁之中的蒋介石见到宋子文，情绪当异常激动。蒋介石在当天下午的日记中写道：“上午，闻上空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料)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用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问劳，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若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竟不禁泣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5页。
。
12月21日上午，宋子文不顾三秦大地雪花飞舞，仍然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举行会面，从而了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目的，并得到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息。当天中午12时30分，宋子文即乘飞机离开西安，于当天下午5时飞返南京。在宋子文飞返南京的前一天，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欲飞南京。但由于飞机发生机械故障。被迫在黄河岸边迫降。在宋子文返回南京前，端纳乘坐的飞机已在南京机场降落。
12月22日上午11时，宋子文、宋美龄乘坐的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下午2时抵达洛阳机场。在作短暂停留后，又重新登机，于下午5时到达西安机场此处所记时间据《西安事变日记》，见《史事探幽》上卷，第91页。
张学良和杨虎城前往机场迎接。
和宋子文、宋美龄同行的有蒋鼎文、戴笠、端纳、郭增恺和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 、陈康齐，以及宋美龄的一名女佣。
蒋介石见到宋美龄，自然喜出望外。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宋)子文劝妻万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6页。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②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到来，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和南京当局代表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了现实。
何应钦力主“讨伐”。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时，曾对潼关以东的军事行动作出过部署。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12月10日晚，张学良曾前往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虎城就兵谏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估计和安排。其中提出：“驻洛阳的东北军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2页。
12月12日凌晨，在扣蒋行动已部署完毕，即将启动之际，张学良密电驻在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上将，要他率部迅速南下，切断陇海铁路，阻止国民党中央军部队的西进行动。张学良还密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少将，要他指挥该旅及驻洛阳的所有东北军部队，“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谜》，第290页。
万福麟接到张学良的密电后，并未执行，但也未向南京方面告密，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至14日，他才致电任军事参议副院长的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请其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转达他“拥护中央”的立场。同一天，万福麟还致电张学良，要他“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效忠蒋介石。
王树常(1885―1960)，字霆午、庭五。辽宁省辽中县人。190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11年秋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4月，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两年后毕业回国。1921年起，先后任东北军的师参谋长、旅长，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议。1926年，升任黑龙江东督军参谋长兼第十六军军长。1928年12月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奉天省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平津卫戍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935年8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副院长。王树常在接到万福麟的电报后，即向何应钦作了汇报。东北军内部的分裂，使何应钦更坚定了“讨伐”张学良的信心。
黄永安收到张学良的密电是在12日凌晨5时许。他在震惊和犹豫之后，权衡利害，将这封密电转交给了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主任，并兼任巩洛警备司令及豫西清乡长官的祝绍周中将，祝绍周随即面约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要他将潼关以东陇海线上所有空着的列车车厢，全部西开备用。随后，祝绍周又和第四十六军军长樊菘甫面议，让其所部迅速西开，向潼关方向前进。13日凌晨，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在师长董钊率领下到达潼关。樊菘甫也于当晚抵达潼关。
祝绍周随后又与原任中央航校洛阳分校主任，时任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当时正在洛阳的王叔铭电话联系，并商定由中央航校洛阳分校飞行组长蔡锡昌中尉，驾驶一架教练机，飞往临潼侦察情况。飞机上并预备了一套飞行员服装，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蒋介石由临潼接至洛阳。当天上午，蔡锡昌驾驶的教练机在临潼城外的公路上迫降成功，但随即被第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
黄永安在向祝绍周密报后，于12月13日将炮兵十二团“自动”缴械，将该团所有大炮、枪弹和马匹送给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19日，黄永安又与重炮团团长叶筱泉联名发表通电，公布了自己未受张学良“乱命”的经过。据《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294―296页。
黄永安的“告密”使南京政府在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宣言》发表之前，就获悉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府委员召开临时联席紧急会议。会议由丁惟汾任主席。在13日凌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五项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五至七人，何应钦、程潜、朱培德、李烈钧、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委。(三)军委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委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委、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五)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会直接指挥。《中华民国实录》第二卷《内战烽烟》，第1946页。
会议通过的决议，使时任行政院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有了军队调动的权利。何应钦(1889―1987)，字敬之。贵州省兴义县人。1909年秋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何应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并先后任沪军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江苏陆军第七师营长等职。1913年秋，何应钦再度赴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回国后，出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后又任黔军第五旅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处长、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21年底，何应钦出任滇军总司令部高等军事顾问。1924年6月，出任黄埔军校总教官。1925年兼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代理处长。同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次年3月起，任黄埔军校教育长。7月，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1928年2月，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年10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训练总监部总监。次年3月，何应钦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之后，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相继调任开封、郑州、武汉行营主任。1930年12月，任行政院军政部部长。1933年3月，何应钦继张学良之任，兼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何应钦仍任军政部部长，并回南京主持军政部事务。
何应钦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曾于当天下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座谈会。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39页。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议，使力主“讨伐”的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有了用武之地。
在南京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3日以《西安昨日发生重大事变》为题，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的副标题分别是《张学良所统率部队突然异动》、《中央各领袖深夜开紧急会议》、《国府命令张学良着褫职严办》《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陇海路西行车开至潼关止，西安电报不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还决定电召正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回国。当天，南京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随即下令驻陕西、甘肃、宁夏、绥远、河南各省的中央军作战略移动，对西安采取包围态势。
12月19日，宋子文离开南京，前往洛阳。与宋子文同行的还有正在南京的第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增恺与杨虎城“私交甚深”，西安事变前被南京当局扣留。据随宋子文同机前往洛阳的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西安事变日志》中所记：“下午2点30分，我们乘容克号飞机往洛阳。乘员有：宋博士、郭增恺、陈凤？、陈康齐、张洪、沈德上校及两名卫兵。沈上校和卫兵乘另一架福特飞机与我们会合。下午5点，我们到达洛阳。我们在军校内过夜。天非常寒冷，宋博士接了几个南京来的电话，南京方面力劝，如果认为此行过于凶险，他就不要前往。”《史事探幽》上卷，第89页。
宋子文于12月20日上午10时30分由洛阳飞抵西安。宋子文下飞机后，即被接往高桂滋公馆，与蒋介石相见。其随员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
被监禁之中的蒋介石见到宋子文，情绪当异常激动。蒋介石在当天下午的日记中写道：“上午，闻上空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料)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用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问劳，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若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竟不禁泣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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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上午，宋子文不顾三秦大地雪花飞舞，仍然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举行会面，从而了解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目的，并得到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息。当天中午12时30分，宋子文即乘飞机离开西安，于当天下午5时飞返南京。在宋子文飞返南京的前一天，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欲飞南京。但由于飞机发生机械故障。被迫在黄河岸边迫降。在宋子文返回南京前，端纳乘坐的飞机已在南京机场降落。
12月22日上午11时，宋子文、宋美龄乘坐的飞机从南京机场起飞，下午2时抵达洛阳机场。在作短暂停留后，又重新登机，于下午5时到达西安机场此处所记时间据《西安事变日记》，见《史事探幽》上卷，第91页。
张学良和杨虎城前往机场迎接。
和宋子文、宋美龄同行的有蒋鼎文、戴笠、端纳、郭增恺和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 、陈康齐，以及宋美龄的一名女佣。
蒋介石见到宋美龄，自然喜出望外。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宋)子文劝妻万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6页。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②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到来，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和南京当局代表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了现实。
何应钦力主“讨伐”。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时，曾对潼关以东的军事行动作出过部署。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12月10日晚，张学良曾前往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虎城就兵谏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估计和安排。其中提出：“驻洛阳的东北军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2页。
12月12日凌晨，在扣蒋行动已部署完毕，即将启动之际，张学良密电驻在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上将，要他率部迅速南下，切断陇海铁路，阻止国民党中央军部队的西进行动。张学良还密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少将，要他指挥该旅及驻洛阳的所有东北军部队，“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谜》，第290页。
万福麟接到张学良的密电后，并未执行，但也未向南京方面告密，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至14日，他才致电任军事参议副院长的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请其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转达他“拥护中央”的立场。同一天，万福麟还致电张学良，要他“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效忠蒋介石。
王树常(1885―1960)，字霆午、庭五。辽宁省辽中县人。190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11年秋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4月，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两年后毕业回国。1921年起，先后任东北军的师参谋长、旅长，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议。1926年，升任黑龙江东督军参谋长兼第十六军军长。1928年12月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奉天省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平津卫戍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935年8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副院长。王树常在接到万福麟的电报后，即向何应钦作了汇报。东北军内部的分裂，使何应钦更坚定了“讨伐”张学良的信心。
黄永安收到张学良的密电是在12日凌晨5时许。他在震惊和犹豫之后，权衡利害，将这封密电转交给了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主任，并兼任巩洛警备司令及豫西清乡长官的祝绍周中将，祝绍周随即面约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要他将潼关以东陇海线上所有空着的列车车厢，全部西开备用。随后，祝绍周又和第四十六军军长樊菘甫面议，让其所部迅速西开，向潼关方向前进。13日凌晨，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在师长董钊率领下到达潼关。樊菘甫也于当晚抵达潼关。
祝绍周随后又与原任中央航校洛阳分校主任，时任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当时正在洛阳的王叔铭电话联系，并商定由中央航校洛阳分校飞行组长蔡锡昌中尉，驾驶一架教练机，飞往临潼侦察情况。飞机上并预备了一套飞行员服装，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蒋介石由临潼接至洛阳。当天上午，蔡锡昌驾驶的教练机在临潼城外的公路上迫降成功，但随即被第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
黄永安在向祝绍周密报后，于12月13日将炮兵十二团“自动”缴械，将该团所有大炮、枪弹和马匹送给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19日，黄永安又与重炮团团长叶筱泉联名发表通电，公布了自己未受张学良“乱命”的经过。据《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294―296页。
黄永安的“告密”使南京政府在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宣言》发表之前，就获悉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府委员召开临时联席紧急会议。会议由丁惟汾任主席。在13日凌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五项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五至七人，何应钦、程潜、朱培德、李烈钧、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委。(三)军委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委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委、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五)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会直接指挥。《中华民国实录》第二卷《内战烽烟》，第1946页。
会议通过的决议，使时任行政院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有了军队调动的权利。何应钦(1889―1987)，字敬之。贵州省兴义县人。1909年秋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何应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并先后任沪军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江苏陆军第七师营长等职。1913年秋，何应钦再度赴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回国后，出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后又任黔军第五旅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处长、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21年底，何应钦出任滇军总司令部高等军事顾问。1924年6月，出任黄埔军校总教官。1925年兼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代理处长。同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次年3月起，任黄埔军校教育长。7月，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1928年2月，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年10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训练总监部总监。次年3月，何应钦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之后，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相继调任开封、郑州、武汉行营主任。1930年12月，任行政院军政部部长。1933年3月，何应钦继张学良之任，兼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何应钦仍任军政部部长，并回南京主持军政部事务。
何应钦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曾于当天下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座谈会。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39页。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议，使力主“讨伐”的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有了用武之地。
在南京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3日以《西安昨日发生重大事变》为题，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报道的副标题分别是《张学良所统率部队突然异动》、《中央各领袖深夜开紧急会议》、《国府命令张学良着褫职严办》《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陇海路西行车开至潼关止，西安电报不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还决定电召正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回国。当天，南京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随即下令驻陕西、甘肃、宁夏、绥远、河南各省的中央军作战略移动，对西安采取包围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