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和”“战”篇(4)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描写了自己13日清晨抵达南京后的“紧张迫切之状况”：“南京虽为首都，其中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委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中央官吏多人。”《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91页。
宋美龄对南京政府在蒋介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即做出“讨伐”之决定大为不满。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和平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谕。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1、296、296页。
12月15日下午，宋美龄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蒋介石“并未受苛刻待遇”，②自然“惊喜若狂”。③就在此情况下，力主“讨伐”的何应钦仍坚持进行武力“讨伐”。在何应钦的竭力主张下，第二天早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刻下令“讨伐”张学良；(三)推于右任“宣慰”西北军民。《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6页。
国民政府遂于当天下达“讨伐”张学良命令，称：“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悟，束身待命，反将所部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6―1947页。
何应钦于当天即发布命令，以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兼通信兵监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以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以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同时，何应钦命令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
何应钦的军事“讨伐”行动，在蒋介石12月17日所写的停战手令于18日上午由蒋鼎文送达南京后，才被迫暂时停止。
于右任被推“宣慰”西北。
在12月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除做出以武力“讨逆”的决定外，还根据张继的提议，决定由于右任出任赴陕宣慰使，“宣慰”西北军民。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1906年4月赴日本考察，结识孙中山。同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委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盟务。1907年4月以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汇报》，进行反清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部长。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后曾任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1928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历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杨虎城在公谊私交方面，均有着良好的关系。国民党中央显然企图以在西北有崇高声望的于右任先生，来分化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参加赴陕宣慰团的成员还有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的张钫；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王陆一；曾任陕西靖国军左翼总司令、第三路司令的曹世英；曾任陕西警备师师长，后背离杨虎城，被派任平汉铁路局警务署署长的马青苑；曾任陕西警备师团长的毕梅轩等。这些参加者大多与杨虎城有过密切的交往，在陕西也有一定的影响。
于右任一行于12月17日乘火车离开南京，于19日早晨抵达潼关车站。当时奉杨虎城之命前往潼关拦挡于右任西行的马文彦后来回忆说，于右任“一到潼关就给杨虎城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虎城)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从那里来的？’我说：‘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右任)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份前来。’于(右任)愤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里，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登上汽车返回大荔。”《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62―263页。
当于右任于21日获悉宋子文在20日到达西安后，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接待后，即打电话给杨虎城，问他为何“迎宋而拒于？”杨虎城答曰：“宋(子文)来西安，是以私人资格探视蒋(介石)的，没有担负任何使命，你是奉命来宣慰的，我们劝你回南京，不要来西安。”杨虎城还说：“如果你这次来陕，是想去三原扫墓、探亲，或者赞成我们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共同抗日，我们是竭诚欢迎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1页。
于右任奉命“宣慰”，东临潼关，遭到了西安事变当局的冷漠，也激起了西安各界的义愤。12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刊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于右任电，要他“自审进退”。电报说：“闻先生以‘宣慰’头衔，奋勇西来，此间民众，极为骇怪。”电报指出：“兹为先生告：如果赞成此间《八大救国主张》，请先通电全国，表明个人心迹。倘不此之图，昧然莅此，我西北民众，不特不愿意见尊容，且群愤所激，恐有不便明言者。行止进退，祈自审之。”
西安当局及各界的态度，使于右任进退维谷，只得盘桓于潼关。直到得悉蒋介石于12月25日下午抵达洛阳后，于右任一行在26日清晨7时许，始乘火车离开潼关，27日下午返回南京。
汪精卫称：“不问中央。
有电否，我必归”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傍晚，留在南京的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获悉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生死不明的消息。当晚9时，陈璧君即密电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第二天凌晨4时30分，陈璧君又密电汪精卫，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②③④程舒伟、郑瑞峰著：《汪精卫与陈璧君》，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80―181、181、181、181页。
12月14日，已来到德国科隆的汪精卫致电陈璧君，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顾)孟余、(陈)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指陈璧君)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盼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②当天，汪精卫还致电陈璧君，让她转交发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复电：“文(12日)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启程，谨复。”③汪精卫当天还致电宋美龄，电文称：“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吉人天相，介(石)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④就在这一天，汪精卫让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他预定12月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启程的波茨坦号轮船票。
22日，汪精卫在离热那亚启程前发表书面谈话：“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的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痛，数日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定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81页。
汪精卫在热那亚散发这份中文书面谈话的同时，还于当天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了这份书面谈话。
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邮轮上接到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心腹干将褚民谊的电报，获悉蒋介石已回到南京。第二天，褚民谊再电汪精卫，电文称：“今晨访蒋(介石)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蒋)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指汪精卫、陈璧君)否？答已照电。(蒋)问兄(指汪精卫)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2)日抵香港，寒(14)日抵上海；(蒋)问弟(指褚民谊)愿赴香港接季兄否？(褚)答留上海待之。弟问(蒋)，报载先生(指蒋介石)派罗卓英赴香港迎季兄有否？(蒋)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蒋)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②《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82页、第184页。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对踌躇满志的汪精卫无疑成为当头一棒，使他取蒋而代之的企图成为梦想。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1月14日，回到上海。
1月18日，南京雨雪纷飞。当天下午，汪精卫由上海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机场迎接。随后，国民党中央在中央礼堂“欢慰”汪精卫。汪精卫在致词中重弹反共老调。汪精卫称：“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②。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前后后，汪精卫的表演成为一幕历史的闹剧。
宋美龄对南京政府在蒋介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即做出“讨伐”之决定大为不满。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和平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谕。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1、296、296页。
12月15日下午，宋美龄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蒋介石“并未受苛刻待遇”，②自然“惊喜若狂”。③就在此情况下，力主“讨伐”的何应钦仍坚持进行武力“讨伐”。在何应钦的竭力主张下，第二天早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刻下令“讨伐”张学良；(三)推于右任“宣慰”西北军民。《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6页。
国民政府遂于当天下达“讨伐”张学良命令，称：“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悟，束身待命，反将所部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6―1947页。
何应钦于当天即发布命令，以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兼通信兵监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以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以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命令前方各军立即发动进攻。同时，何应钦命令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
何应钦的军事“讨伐”行动，在蒋介石12月17日所写的停战手令于18日上午由蒋鼎文送达南京后，才被迫暂时停止。
于右任被推“宣慰”西北。
在12月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除做出以武力“讨逆”的决定外，还根据张继的提议，决定由于右任出任赴陕宣慰使，“宣慰”西北军民。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1906年4月赴日本考察，结识孙中山。同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委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盟务。1907年4月以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汇报》，进行反清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部长。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后曾任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1928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历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杨虎城在公谊私交方面，均有着良好的关系。国民党中央显然企图以在西北有崇高声望的于右任先生，来分化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参加赴陕宣慰团的成员还有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的张钫；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王陆一；曾任陕西靖国军左翼总司令、第三路司令的曹世英；曾任陕西警备师师长，后背离杨虎城，被派任平汉铁路局警务署署长的马青苑；曾任陕西警备师团长的毕梅轩等。这些参加者大多与杨虎城有过密切的交往，在陕西也有一定的影响。
于右任一行于12月17日乘火车离开南京，于19日早晨抵达潼关车站。当时奉杨虎城之命前往潼关拦挡于右任西行的马文彦后来回忆说，于右任“一到潼关就给杨虎城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虎城)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从那里来的？’我说：‘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右任)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份前来。’于(右任)愤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里，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登上汽车返回大荔。”《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62―263页。
当于右任于21日获悉宋子文在20日到达西安后，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接待后，即打电话给杨虎城，问他为何“迎宋而拒于？”杨虎城答曰：“宋(子文)来西安，是以私人资格探视蒋(介石)的，没有担负任何使命，你是奉命来宣慰的，我们劝你回南京，不要来西安。”杨虎城还说：“如果你这次来陕，是想去三原扫墓、探亲，或者赞成我们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共同抗日，我们是竭诚欢迎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1页。
于右任奉命“宣慰”，东临潼关，遭到了西安事变当局的冷漠，也激起了西安各界的义愤。12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刊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于右任电，要他“自审进退”。电报说：“闻先生以‘宣慰’头衔，奋勇西来，此间民众，极为骇怪。”电报指出：“兹为先生告：如果赞成此间《八大救国主张》，请先通电全国，表明个人心迹。倘不此之图，昧然莅此，我西北民众，不特不愿意见尊容，且群愤所激，恐有不便明言者。行止进退，祈自审之。”
西安当局及各界的态度，使于右任进退维谷，只得盘桓于潼关。直到得悉蒋介石于12月25日下午抵达洛阳后，于右任一行在26日清晨7时许，始乘火车离开潼关，27日下午返回南京。
汪精卫称：“不问中央。
有电否，我必归”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傍晚，留在南京的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获悉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生死不明的消息。当晚9时，陈璧君即密电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第二天凌晨4时30分，陈璧君又密电汪精卫，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②③④程舒伟、郑瑞峰著：《汪精卫与陈璧君》，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80―181、181、181、181页。
12月14日，已来到德国科隆的汪精卫致电陈璧君，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顾)孟余、(陈)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指陈璧君)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盼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②当天，汪精卫还致电陈璧君，让她转交发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复电：“文(12日)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启程，谨复。”③汪精卫当天还致电宋美龄，电文称：“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吉人天相，介(石)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④就在这一天，汪精卫让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他预定12月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启程的波茨坦号轮船票。
22日，汪精卫在离热那亚启程前发表书面谈话：“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的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痛，数日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定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81页。
汪精卫在热那亚散发这份中文书面谈话的同时，还于当天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了这份书面谈话。
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邮轮上接到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心腹干将褚民谊的电报，获悉蒋介石已回到南京。第二天，褚民谊再电汪精卫，电文称：“今晨访蒋(介石)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蒋)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指汪精卫、陈璧君)否？答已照电。(蒋)问兄(指汪精卫)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2)日抵香港，寒(14)日抵上海；(蒋)问弟(指褚民谊)愿赴香港接季兄否？(褚)答留上海待之。弟问(蒋)，报载先生(指蒋介石)派罗卓英赴香港迎季兄有否？(蒋)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蒋)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②《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82页、第184页。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对踌躇满志的汪精卫无疑成为当头一棒，使他取蒋而代之的企图成为梦想。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1月14日，回到上海。
1月18日，南京雨雪纷飞。当天下午，汪精卫由上海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机场迎接。随后，国民党中央在中央礼堂“欢慰”汪精卫。汪精卫在致词中重弹反共老调。汪精卫称：“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②。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前后后，汪精卫的表演成为一幕历史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