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善 后 篇(2)
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地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介石)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今日中国人心之向背，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寇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全国人民团体与舆论机关，各武装部队，尤其是蒋先生及当权之国民党诸公与大多数党员，亟宜一本救国志诚，起而制裁亲日分子，化内战为抗战，此其时矣。《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4页。
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作战必须注意一般地应避免在同一战场作战，红军宜担任单独的一方面；在不违背(抗日)联军战略意图下保持红军的单独指挥系统；红军仍用红旗，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用国民党旗帜，但番号统称抗日联军。《任弼时年谱》，第320页。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平)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第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0页。
1月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抵达泾阳县安吴堡，红二方面军总部则抵达泾阳县云阳镇。
1月11日上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安吴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专程从西安赶来的秦邦宪在会上作西安事变前后的经过及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内容包括：(一)西安事变的产生；(二)事变中我党的路线方针及胜利；(三)放蒋后国内政治上的变动及趋向；(四)我们当前任务。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25―226页。
当天下午，彭德怀召集军以上干部召开谈话会，部署军事训练、管理及军风纪等问题。秦邦宪在会上补充介绍了西安的内部情形。《贺龙年谱》，第225―226页。
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和彭德怀、贺龙同杨虎城在西安进行会谈。次日，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②《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2、362页。
1月16日，周恩来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召开三方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和平方针；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②会后，周恩来、秦邦宪以“万万火急”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西安当时的情况。电报说：“此间左派坚主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电报还说，三方会谈商定，要“加紧政治解释、作战准备，并应计算到西安不守时的作战计划。”电报还提出建议：“请中央电告津沪并转晋、绥、直(隶)、鲁、川、桂，进行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案运动，提案内容请拟一大纲电告，一致步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3―154页。
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北路的蒲城，中路的蓝田，“两处防御应特别增强”，以防陈诚向富平、耀州和西安进攻。红军“在准备作战中心任务下，一方面军主要注重扩大，二、四方面军主要整理与转变作风”《任弼时年谱》，第321页。
。就在当天，彭德怀和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并告周恩来、秦邦宪：红军主力自去年12月下旬南下以来，已扩大二千人。现地区窄小，兵源不多。拟将红二方面军移至富平地区，红一军团移至蓝田或咸阳地区扩红。《任弼时年谱》，第321页。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水(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虎城)同意让出各该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7页。
此后，由咸阳南越秦岭进入商洛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在商县和红七十四师胜利会师。1月25日，红二方面军总部进驻富平县西北的庄里镇，该部则移驻富平至蒲城间地区，以“威胁渭河、洛河间敌人，巩固友军”《贺龙年谱》，第226页。
。1月2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泾阳县安吴堡移驻该县的云阳镇。
而在此之前的1月中旬，彭德怀和任弼时还亲自前往三原县，在驻防这里的第十七路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处，做赵寿山的思想工作。赵寿山在彭德怀和任弼时的启发教导下，认识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解除了疑虑，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彭德怀年谱》，第170页。
赵寿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一文中写道：“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对南京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奇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150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3页。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彭德怀和任弼时驰骋沙场，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结成三角联盟，以军事行动保障着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政治谈判的进行，使西安事变之后的善后行动得以稳步进行。
中共代表团力挽狂澜。
在南京方面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内部出现了不稳的迹象。作为西安事变当局者请来的客人，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压力。进入1937年以后，周恩来等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并将西安的情况随时电告中共中央，以采取正确的果断的方针，妥善处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善后事宜，从而实现了全民族万众一心，团结抗日的伟大目标。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就同即将前来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谈判时的原则问题作出指示，要求向张冲作出以下表示：“(甲)南京在蒋(介石)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即1936年12月24日，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引者注)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介石)、宋(子文)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639页。
1月9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提出了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电报指示：“(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介石)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学良)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介石)注意此点。(丙)撤兵组(织政)府，请蒋(介石)另主持，不为旁人。(丁)周(恩来)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介石)。(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介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1页。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我们应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1页。
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周恩来：“(甲) 力主和平，拉拢蒋(介石)、宋(子文)，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乙)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虎城)部一团固守。十五军团仍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2页。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方针，继续通过各种途径，逼迫蒋介石实践他所作出的抗日救国的承诺。
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身陷不自由之境的张学良将军，信中写道：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好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44―145页。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希望他实现其承诺，完成和平、统一、撤兵，并释放张学良将军。信的全文如下：
蒋先生：
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学良)、宋(子文)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伫候回教，并颂
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46―147页。
就在此时，由中共中央指定，即将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潘汉年秘密来到西安，周恩来当面向他布置了谈判事宜。而在此前，蒋介石和张学良指派的王化一、吴瀚涛也到了西安，并提出了和谈的甲乙两案。周恩来也和他们进行了会谈。1月12日上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报说：“我已面见南京派来之吴(瀚涛)、王(化一)，告其有和平希望，即再来。”“(潘)汉年已面，各事均妥告。”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84页。
根据毛泽东1月8日在致周恩来、秦邦宪电报中指出的解放社昨日(即1月7日――引者注)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学良)，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0―641页。
的指示，以及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关于要“改正其‘左’的宣传”的指示，周恩来在电报中汇报说：“宣传工作仍未统一，且时出乱子，正纠正中。”③电报还表示：“来电所述方针正努力执行，惟因两方一怕蒋，一缺政治斗争经验，故不敢放手做，同时了解差，且欠活泼，致外强内荏的事常见。”④。
在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已于1月16日宣布就职和国民党决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张闻天于1月18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精卫)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就职，应与要求张(学良)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4―415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在竭力稳定西安局势的同时，还努力促进与国民党的直接谈判。1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介石)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介石)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4页。
电报还指出：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走廊的)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介石)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潘汉年，要他向蒋介石提出：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邑(今旬邑)、淳化、中部(今黄陵)、洛川、甘泉、肤施(今延安)、清涧、宜川、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安边(今属定边)、豫旺(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等县镇。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4页。
电报还指示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于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②。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善后工作在艰难和曲折当中向前推进，从而也进一步稳定了西安方面的局势。
杨虎城撑持危局。
面对着国民党中央军向西安方向逐步逼近的危难局面，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流、刘多荃这九名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于1月5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抗议南京当局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因5日以韵目代日为“歌日”，故此电被称为“歌电”。气壮如山的“歌电”开章明义地指出：“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7―458页。
“歌电”指出：“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②“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8页。
1月6日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第1版以《在潼关、华县一带中央军积极作挑战行动》为主标题、以《西北将领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如中央再事压迫先发战端决与周旋》为副标题，刊登了杨虎城等人的“歌电”全文。两天之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126名军官联名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拥护杨虎城等在“歌电”中所表示的决心和立场。
杨虎城在领衔发出“歌电”的当天，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返陕，电文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爱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为国惜才，仁言利溥，(虎)城等闻之，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赦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始殆法令尚有所拘，因牵制钧座爱才之本意，尚恳钧座始终爱护，续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之公权。……务恳促令早日返陕，主持一切。”《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134页。
在杨虎城等发出“歌电”的同一天，南京政府行政院议定了陕甘善后办法，决定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并将冯钦哉所部另编为第二十七路军，由冯钦哉任总指挥。自此之后，冯钦哉部第七军脱离了第十七路军系统。就在此前后，南京方面对第十七路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据王菊人回忆说：“杨渠统(子恒)运动王劲哉(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的部队叛变，张鸿远运动沈玺亭、唐得楹两团(此两团为警备二旅所属――引者注)投蒋，还有人运动宋文梅(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曾在新城黄楼负责看守蒋介石――引者注)脱离十七路军，并运动警一旅王俊、教导团李振西、独立旅韩子文团等，对十七路军杨(虎城)以下的高级将领，蒋(介石)以脱离杨(虎城)为条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进行离间拉拢。”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5页。
王菊人还回忆说：“在东北军方面，于学忠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不能指挥全军。其他某些军、师长，在张(学良)被扣后，据报分别派代表向蒋(介石)输诚。内部新旧之间，也在营救张回陕与其他个人利害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矛盾。”②。
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仍然努力撑持着局势，对南京当局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
1月7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义正辞严地提出：“此间主张，自始至终，惟在积极抗日。张副司令前所以不辞鲁莽而留委座者，在抗日，继所以不避罪刑而送委座者，亦在抗日。委座在陕确曾容纳积极抗日之主张，知者甚多，绝非虚语。抗日主张，一日不实现，虎城等即一日不放弃其要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军委会歌电所示人事办法及部队部署，首云为准备对外起见，然考其内容，远非委座在陕容纳抗日主张之本意，且有陷委座于不信不义之嫌。以此而言抗日，直不啻南辕而北辙。兄试平心一想，或亦为然。此间全体官兵，以(张)汉(卿)公被留、军队进迫，均已愤激万分。中央如始终不肯开诚，则此间亦殊难为中央维持威信也。”转引自《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3页所刊杨虎城致龙云电文。
龙云在1月8日致杨虎城并转于学忠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的电文中对中央军重兵入陕之事，尚存疑惑，以至有“至兵压西安一层，恐系传闻失实。中央必不为此，可以断定”之语。《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4―465页。
针对龙云的这一疑惑，杨虎城于次日复电龙云，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军“大军西进，挑拨内战”的兵力调动情况：“综合近日中央军行动如下：一、华县附近有第二十八师、第二十三师及教导总队及炮兵一团；二、在华县以东华阴之间到有第六十一师及第二师；三、渭河北岸有第六、第十四、第七十九各师；四、第十师有向洛南前进模样，第九十五师在商南、西平一带有进攻商县之说；五、第八十三、新编第五师及第五十八师亦将开进临潼。”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4―465页。
电文中还表示：“此间将士对于以上各军压迫挑战之行动，实深愤慨。现已部署妥协，严阵以待。如对方实行进攻时，决起而自卫，并予以打击，以求抗日救国主张之贯彻。”②。
在杨虎城致电何应钦的当天，也就是1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从浙江奉化致函尚被幽禁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的张学良，信中写道：“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正)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张学良遗稿》，第157页。
蒋介石给张学良的信于1月8日由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交给张学良。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②③《张学良遗稿》，第290、128、132页。
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信落款为“(一月)七日”。信中写道：“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也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寰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争，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②。
在致函杨虎城的同时，张学良还致函于学忠及东北军其他将领，信中写道：“中央之处置已见公令，委座为兄丧去奉化，七日由奉化来书，已见另函。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难处，弟已在此设法运用，使勿生战事，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先锋。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者，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过急，兄等务安静一时，使弟有机运用，一本我等救国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终，而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对得起国人也。”③。
张学良还复函蒋介石，落款仍为“(一月)七日”。信中写道：“雨农同志交来手示，已遵嘱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俯乞鉴宥。职蒙下问，愿述其详。”《张学良遗稿》，第158页。
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信及给予学忠等东北军将领的信，由王化一和吴瀚涛带往西安，面交杨虎城等。同时，王化一和吴瀚涛还携带着一封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信。王化一、吴瀚涛于1月9日由南京飞抵西安。随后，他们由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拜见了杨虎城，并面交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给他的信。第二天，王化一和吴瀚涛再次面见了杨虎城。王化一回忆说：“(1月)10日早晨，我同吴瀚涛再见杨虎城将军。杨谈蒋的信要杨和各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以改编后的种种优越待遇。张的信主要讲应以抗日救国为前提，为了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认为引起内战，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日力量。杨说：‘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过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杨并表示：个人去留毫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他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可以出国考察云云。”《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67页。
1月11日上午，王化一和吴瀚涛离开西安，飞返南京。在王化一等1月9日由南京飞西安前已征得戴笠同意的情况下，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赵一荻小姐同机前往南京。杨虎城还让王化一转交他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在王化一、吴翰涛由南京飞抵西安的当天，也就是1月9日，由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发起，西安10余万军民在革命公园举行全市农、工、商、学、兵大会。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为大会拟定了20条标语口号，其中包括“为和平而抗战”、“欢迎南京军共同抗日”、“用武力保障张(学良)主任委员安全返陕主持抗日大计”、“拥护杨(虎城)主任委员领导抗日”等。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武装游行示威活动。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反映了西安军民反对南京当局挑动新的内战，坚决要求联合抗日的坚定信念。
1月13日，张学良由米春霖陪同，于上午11时由南京起飞，下午13时到达浙江奉化。宋子文在机场迎接。张学良是在12日晚接到蒋介石邀请他去奉化的信函后，飞往奉化的。但是，张学良当天并没有见到蒋介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先生不爽，(戴)雨农代会”，“谈有数策，亦皆认非十分妙策，呈委座(即蒋介石――引者注)，由委座定有两条，由米春霖带交西安。蒋先生亲书一函，余加一函”。②③《张学良遗稿》，第294、294、133页。
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这两种方案：“一、东北军驻甘(肃)，杨(虎城)可留若干(部队)驻西安，或驻三原。中央军驻潼关、西安、咸阳。二、杨(虎城)驻甘，东北军驻皖、豫。于(学忠)调皖绥(靖公署主任)，皖(省政府)主(席)由余推荐人(选)。”②。
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作战必须注意一般地应避免在同一战场作战，红军宜担任单独的一方面；在不违背(抗日)联军战略意图下保持红军的单独指挥系统；红军仍用红旗，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用国民党旗帜，但番号统称抗日联军。《任弼时年谱》，第320页。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平)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第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0页。
1月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抵达泾阳县安吴堡，红二方面军总部则抵达泾阳县云阳镇。
1月11日上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安吴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专程从西安赶来的秦邦宪在会上作西安事变前后的经过及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内容包括：(一)西安事变的产生；(二)事变中我党的路线方针及胜利；(三)放蒋后国内政治上的变动及趋向；(四)我们当前任务。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25―226页。
当天下午，彭德怀召集军以上干部召开谈话会，部署军事训练、管理及军风纪等问题。秦邦宪在会上补充介绍了西安的内部情形。《贺龙年谱》，第225―226页。
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和彭德怀、贺龙同杨虎城在西安进行会谈。次日，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②《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2、362页。
1月16日，周恩来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召开三方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和平方针；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②会后，周恩来、秦邦宪以“万万火急”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西安当时的情况。电报说：“此间左派坚主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电报还说，三方会谈商定，要“加紧政治解释、作战准备，并应计算到西安不守时的作战计划。”电报还提出建议：“请中央电告津沪并转晋、绥、直(隶)、鲁、川、桂，进行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案运动，提案内容请拟一大纲电告，一致步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3―154页。
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北路的蒲城，中路的蓝田，“两处防御应特别增强”，以防陈诚向富平、耀州和西安进攻。红军“在准备作战中心任务下，一方面军主要注重扩大，二、四方面军主要整理与转变作风”《任弼时年谱》，第321页。
。就在当天，彭德怀和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并告周恩来、秦邦宪：红军主力自去年12月下旬南下以来，已扩大二千人。现地区窄小，兵源不多。拟将红二方面军移至富平地区，红一军团移至蓝田或咸阳地区扩红。《任弼时年谱》，第321页。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水(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虎城)同意让出各该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7页。
此后，由咸阳南越秦岭进入商洛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在商县和红七十四师胜利会师。1月25日，红二方面军总部进驻富平县西北的庄里镇，该部则移驻富平至蒲城间地区，以“威胁渭河、洛河间敌人，巩固友军”《贺龙年谱》，第226页。
。1月2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泾阳县安吴堡移驻该县的云阳镇。
而在此之前的1月中旬，彭德怀和任弼时还亲自前往三原县，在驻防这里的第十七路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处，做赵寿山的思想工作。赵寿山在彭德怀和任弼时的启发教导下，认识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解除了疑虑，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彭德怀年谱》，第170页。
赵寿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一文中写道：“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对南京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奇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150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3页。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彭德怀和任弼时驰骋沙场，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结成三角联盟，以军事行动保障着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政治谈判的进行，使西安事变之后的善后行动得以稳步进行。
中共代表团力挽狂澜。
在南京方面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内部出现了不稳的迹象。作为西安事变当局者请来的客人，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压力。进入1937年以后，周恩来等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并将西安的情况随时电告中共中央，以采取正确的果断的方针，妥善处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善后事宜，从而实现了全民族万众一心，团结抗日的伟大目标。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就同即将前来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谈判时的原则问题作出指示，要求向张冲作出以下表示：“(甲)南京在蒋(介石)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即1936年12月24日，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引者注)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介石)、宋(子文)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639页。
1月9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提出了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电报指示：“(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介石)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学良)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介石)注意此点。(丙)撤兵组(织政)府，请蒋(介石)另主持，不为旁人。(丁)周(恩来)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介石)。(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介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1页。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我们应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1页。
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周恩来：“(甲) 力主和平，拉拢蒋(介石)、宋(子文)，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乙)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虎城)部一团固守。十五军团仍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2页。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方针，继续通过各种途径，逼迫蒋介石实践他所作出的抗日救国的承诺。
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身陷不自由之境的张学良将军，信中写道：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好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44―145页。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希望他实现其承诺，完成和平、统一、撤兵，并释放张学良将军。信的全文如下：
蒋先生：
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学良)、宋(子文)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伫候回教，并颂
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46―147页。
就在此时，由中共中央指定，即将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潘汉年秘密来到西安，周恩来当面向他布置了谈判事宜。而在此前，蒋介石和张学良指派的王化一、吴瀚涛也到了西安，并提出了和谈的甲乙两案。周恩来也和他们进行了会谈。1月12日上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报说：“我已面见南京派来之吴(瀚涛)、王(化一)，告其有和平希望，即再来。”“(潘)汉年已面，各事均妥告。”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84页。
根据毛泽东1月8日在致周恩来、秦邦宪电报中指出的解放社昨日(即1月7日――引者注)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学良)，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0―641页。
的指示，以及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关于要“改正其‘左’的宣传”的指示，周恩来在电报中汇报说：“宣传工作仍未统一，且时出乱子，正纠正中。”③电报还表示：“来电所述方针正努力执行，惟因两方一怕蒋，一缺政治斗争经验，故不敢放手做，同时了解差，且欠活泼，致外强内荏的事常见。”④。
在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已于1月16日宣布就职和国民党决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张闻天于1月18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精卫)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就职，应与要求张(学良)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4―415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在竭力稳定西安局势的同时，还努力促进与国民党的直接谈判。1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介石)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介石)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4页。
电报还指出：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走廊的)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介石)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潘汉年，要他向蒋介石提出：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邑(今旬邑)、淳化、中部(今黄陵)、洛川、甘泉、肤施(今延安)、清涧、宜川、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安边(今属定边)、豫旺(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等县镇。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4页。
电报还指示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于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②。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善后工作在艰难和曲折当中向前推进，从而也进一步稳定了西安方面的局势。
杨虎城撑持危局。
面对着国民党中央军向西安方向逐步逼近的危难局面，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流、刘多荃这九名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于1月5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抗议南京当局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因5日以韵目代日为“歌日”，故此电被称为“歌电”。气壮如山的“歌电”开章明义地指出：“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7―458页。
“歌电”指出：“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②“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58页。
1月6日出版的西安《解放日报》第1版以《在潼关、华县一带中央军积极作挑战行动》为主标题、以《西北将领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如中央再事压迫先发战端决与周旋》为副标题，刊登了杨虎城等人的“歌电”全文。两天之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126名军官联名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拥护杨虎城等在“歌电”中所表示的决心和立场。
杨虎城在领衔发出“歌电”的当天，还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其返陕，电文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爱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为国惜才，仁言利溥，(虎)城等闻之，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赦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始殆法令尚有所拘，因牵制钧座爱才之本意，尚恳钧座始终爱护，续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之公权。……务恳促令早日返陕，主持一切。”《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134页。
在杨虎城等发出“歌电”的同一天，南京政府行政院议定了陕甘善后办法，决定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并将冯钦哉所部另编为第二十七路军，由冯钦哉任总指挥。自此之后，冯钦哉部第七军脱离了第十七路军系统。就在此前后，南京方面对第十七路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据王菊人回忆说：“杨渠统(子恒)运动王劲哉(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的部队叛变，张鸿远运动沈玺亭、唐得楹两团(此两团为警备二旅所属――引者注)投蒋，还有人运动宋文梅(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曾在新城黄楼负责看守蒋介石――引者注)脱离十七路军，并运动警一旅王俊、教导团李振西、独立旅韩子文团等，对十七路军杨(虎城)以下的高级将领，蒋(介石)以脱离杨(虎城)为条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进行离间拉拢。”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5页。
王菊人还回忆说：“在东北军方面，于学忠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不能指挥全军。其他某些军、师长，在张(学良)被扣后，据报分别派代表向蒋(介石)输诚。内部新旧之间，也在营救张回陕与其他个人利害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矛盾。”②。
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仍然努力撑持着局势，对南京当局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
1月7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义正辞严地提出：“此间主张，自始至终，惟在积极抗日。张副司令前所以不辞鲁莽而留委座者，在抗日，继所以不避罪刑而送委座者，亦在抗日。委座在陕确曾容纳积极抗日之主张，知者甚多，绝非虚语。抗日主张，一日不实现，虎城等即一日不放弃其要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军委会歌电所示人事办法及部队部署，首云为准备对外起见，然考其内容，远非委座在陕容纳抗日主张之本意，且有陷委座于不信不义之嫌。以此而言抗日，直不啻南辕而北辙。兄试平心一想，或亦为然。此间全体官兵，以(张)汉(卿)公被留、军队进迫，均已愤激万分。中央如始终不肯开诚，则此间亦殊难为中央维持威信也。”转引自《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3页所刊杨虎城致龙云电文。
龙云在1月8日致杨虎城并转于学忠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的电文中对中央军重兵入陕之事，尚存疑惑，以至有“至兵压西安一层，恐系传闻失实。中央必不为此，可以断定”之语。《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4―465页。
针对龙云的这一疑惑，杨虎城于次日复电龙云，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军“大军西进，挑拨内战”的兵力调动情况：“综合近日中央军行动如下：一、华县附近有第二十八师、第二十三师及教导总队及炮兵一团；二、在华县以东华阴之间到有第六十一师及第二师；三、渭河北岸有第六、第十四、第七十九各师；四、第十师有向洛南前进模样，第九十五师在商南、西平一带有进攻商县之说；五、第八十三、新编第五师及第五十八师亦将开进临潼。”②《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4―465页。
电文中还表示：“此间将士对于以上各军压迫挑战之行动，实深愤慨。现已部署妥协，严阵以待。如对方实行进攻时，决起而自卫，并予以打击，以求抗日救国主张之贯彻。”②。
在杨虎城致电何应钦的当天，也就是1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从浙江奉化致函尚被幽禁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的张学良，信中写道：“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正)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张学良遗稿》，第157页。
蒋介石给张学良的信于1月8日由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交给张学良。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②③《张学良遗稿》，第290、128、132页。
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信落款为“(一月)七日”。信中写道：“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也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寰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争，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②。
在致函杨虎城的同时，张学良还致函于学忠及东北军其他将领，信中写道：“中央之处置已见公令，委座为兄丧去奉化，七日由奉化来书，已见另函。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难处，弟已在此设法运用，使勿生战事，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先锋。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者，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过急，兄等务安静一时，使弟有机运用，一本我等救国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终，而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对得起国人也。”③。
张学良还复函蒋介石，落款仍为“(一月)七日”。信中写道：“雨农同志交来手示，已遵嘱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俯乞鉴宥。职蒙下问，愿述其详。”《张学良遗稿》，第158页。
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信及给予学忠等东北军将领的信，由王化一和吴瀚涛带往西安，面交杨虎城等。同时，王化一和吴瀚涛还携带着一封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信。王化一、吴瀚涛于1月9日由南京飞抵西安。随后，他们由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拜见了杨虎城，并面交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给他的信。第二天，王化一和吴瀚涛再次面见了杨虎城。王化一回忆说：“(1月)10日早晨，我同吴瀚涛再见杨虎城将军。杨谈蒋的信要杨和各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以改编后的种种优越待遇。张的信主要讲应以抗日救国为前提，为了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认为引起内战，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日力量。杨说：‘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过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杨并表示：个人去留毫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他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可以出国考察云云。”《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67页。
1月11日上午，王化一和吴瀚涛离开西安，飞返南京。在王化一等1月9日由南京飞西安前已征得戴笠同意的情况下，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赵一荻小姐同机前往南京。杨虎城还让王化一转交他给张学良的一封信。
在王化一、吴翰涛由南京飞抵西安的当天，也就是1月9日，由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发起，西安10余万军民在革命公园举行全市农、工、商、学、兵大会。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为大会拟定了20条标语口号，其中包括“为和平而抗战”、“欢迎南京军共同抗日”、“用武力保障张(学良)主任委员安全返陕主持抗日大计”、“拥护杨(虎城)主任委员领导抗日”等。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武装游行示威活动。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反映了西安军民反对南京当局挑动新的内战，坚决要求联合抗日的坚定信念。
1月13日，张学良由米春霖陪同，于上午11时由南京起飞，下午13时到达浙江奉化。宋子文在机场迎接。张学良是在12日晚接到蒋介石邀请他去奉化的信函后，飞往奉化的。但是，张学良当天并没有见到蒋介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先生不爽，(戴)雨农代会”，“谈有数策，亦皆认非十分妙策，呈委座(即蒋介石――引者注)，由委座定有两条，由米春霖带交西安。蒋先生亲书一函，余加一函”。②③《张学良遗稿》，第294、294、133页。
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这两种方案：“一、东北军驻甘(肃)，杨(虎城)可留若干(部队)驻西安，或驻三原。中央军驻潼关、西安、咸阳。二、杨(虎城)驻甘，东北军驻皖、豫。于(学忠)调皖绥(靖公署主任)，皖(省政府)主(席)由余推荐人(选)。”②。
